的“斗争哲学”；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忽视人的地位，否认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类不断增长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而搞“为生产而生产”；在历史学领域，历史的主体——“人”，一部分被“神化”，一部分被“鬼化”，如此“研究”，往往违背了起码的历史真实性；在文学艺术领域，大批人性论，把本来有血有肉、有丰富情感的人，变成纯理性的“高、大、全”，从而把艺术变成理念的传声筒。此外，还有社会学、心理学等科学，统统被视为资产阶级学说，从社会科学中清除出去。回首这些令人痛心的情况，使我想起马克思引用大诗人海涅的一句话：“我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210。这话确实值得我们深思啊。
其次，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也存在着过于政治化的偏颇。如割裂信仰与科学的关系，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供人顶礼膜拜的宗教教义和必须绝对服从的法律条文；否认科学的交融性，把马克思主义视为只能批判别的学说，否认与任何学说存在交融关系的自我封闭式的绝对真理体系；坚持“唯我独优”的思维定式，把马克思主义与其他科学的关系，看作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在马克思主义面前，只有俯首听命的义务，而没有独立思考的权利，等等。这样做的结果，不仅扼杀了马克思主义的生机，使马克思主义日益变为枯萎僵化的教条，也使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之路越走越窄。
马克思主义既是无产阶级的信仰和指导思想，又是一门科学的理论学说，如何看待阶级的意识形态与科学学说两者之间的关系呢？“文革”以后的“第三次思想解放”高潮中，理论界曾就这个问题进行过讨论。当时有四种看法：
第一种看法，认为马克思主义是纯粹的社会意识形态。阶级性是其根本特征，它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根本任务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持这种观点的人往往把马克思主义和现实中的党的方针、政策直接联系起来，认为马克思主义就体现在党的领导人的具体言行之中。
第二种看法，把马克思主义视为无懈可击的绝对真理体系，只有马克思恩格斯等人的原著，才是真正的地地道道的马克思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就要回到马克思主义的原著中去。
第三种看法，把马克思主义当作纯科学的学术流派之一。他们反对把马克思主义神化为“无产阶级的圣经”，主张恢复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地位。
第四种看法，视马克思主义为科学与意识形态的统一，它既是无产阶级的先进的思想理论，又代表了人类先进思想的主流，是与人类命运息息相关的科学的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完美无缺、最终完成了的封闭的绝对真理体系，它将在社会实践斗争中不断完善、丰富和发展，不断开辟进一步认识真理的道路211。
时过境迁，持第一、二种看法的人，至少在学术界不多了，第三种看法也只是少数，多数人似乎趋于第四种认识。然而第四种认识，即“科学与意识形态的统一”之说，并没有真正解决“科学与意识形态”两者的关系问题。我认为，要正确把握马克思主义既是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又是一种科学学说，首先必须把信仰、意识形态建立在科学的理性的基础上。“科学”是什么？科学是老老实实、实事求是。它既不是令人顶礼膜拜的神灵，也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圣物，而是随时随地在接受实践的检验，接受理性的审视；科学不是凝固不变的绝对真理的化身，而是与时俱进、发展变化的。“信仰”必须以理性为基础，而不能凭自发的朴素的感情。列宁说工人阶级自发的只能产生工联主义。而农民自发的信仰只能是空想主义，政治上只能是盲从迷信和个人崇拜，经济上只能是平均主义。其次，必须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信仰和作为一种科学的学说加以区别。作为信仰，无产阶级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坚持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然而作为一种科学的学说，则必须符合科学存在与发展的基本规律。一是多样性，在科学的百花园里，每一种科学的理论，每一个科学流派，都有自己存在的权利。各种学说、各种学术流派，争相斗艳，才能促进科学的发展与繁荣。二是平等性，在科学学术领域，任何一种科学理论都不具有凌驾于其他科学理论之上的特殊权利，历史证明，任何“册封”、“加冕”都是徒劳的，而且是有害的。汉王朝曾搞“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孔子学说被册封为显学上千年，其作用不仅妨碍了整个学术事业的发展，而且也使儒学自身走进死胡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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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的曲折与社会科学的误区（4）
2、“康生现象”解析
“康生现象”，是我国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至70年代上半期意识形态领域和学术界出现的一种十分奇特的现象。康生本人被称为没有任何著作的理论家，甚至连一个实实在在的理论工作者的经历也不曾有过。然而凭借种种原因而获得意识形态和学术领域的政治领导地位，出任“中央理论小组组长”，于是在这一领域声价百倍，俨然成为理论权威。死后还被戴上“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桂冠。“康生现象”，是我国在一个较长时期中，存在的意识形态和社会科学畸形状态的一个集中反映。
康生本来是保卫干部出身，在苏联学习期间，学习了苏联肃反运动的错误经验，并把这些经验搬到中国党内来，抗日战争时期在延安，他就曾以“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副主任”的身份在青年知识分子中大搞“抢救运动”，通过逼、供、信手段，把一大批革命者打成特务、间谍、托派分子。建国以后的几年中，康生郁郁不得志，默默无闻，没有见过他有什么理论建树，或发表过什么理论文章。1957年3月出任中共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后又兼任中央理论小组组长。1959年3月，中央决定成立《毛泽东选集》编委会，康生被任命为副主任。下半年，受中央委托兼管党校工作。由于管理论宣传和文化教育工作，自然要时不时的讲些“理论”方面的话，下达些理论工作方面的指示，渐渐竟以“理论权威”自居起来，别人也渐渐把他视为“理论权威”了。
说康生完全没有“理论”，那也不尽符合事实。他可以称为“不学有术的理论家”，是左倾思潮的产物，又是鼓吹左倾思潮的急先锋。早在30年代，康生就是对领袖搞个人崇拜的鼓吹者，他在庆祝中国共产党诞生15周年纪念会上，带头高呼：“祝福王明同志健康”、“王明同志万岁！”。50年代，康生到处鼓吹：“所谓反对个人崇拜的这一口号是不妥当的、不科学的，甚至是错误的”，“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批评一些赞同反对个人崇拜的党员、干部、知识分子，是“没有改造”、“没有改变他的世界观”，是政治上“表现动摇”212。他比林彪还早的鼓吹形而上学的“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顶峰”论；违反列宁的以经济划分阶级的科学标准，宣传以政治思想划分阶级；抛弃历史唯物论的基本观点，大批“唯生产力论”，说：“这本身就是修正主义的东西”；“大跃进”时代，康生鼓吹：“现在工人、农民写心得，马雅可夫斯基、普希金那能写出？超过他们千百倍”。他全盘否定哲学和经济研究所专家们的工作，认为他们比工人、农民还不如，要求专家们“跟着工人、农民学习”搞科学研究213。更为离奇的是，居然到自然科学中去找阶级斗争的理论根据，说：“我们要用自然科学来证明马克思列宁的阶级斗争的理论”214。
康生是意识形态和社会科学领域“不学有术”的政客，甚至动用种种阴谋手段，千方百计的把学术问题引向政治问题，然后置学术工作者于死地而后快。最典型的事例就是由康生直接指挥的对哲学家、中央高级党校校长杨献珍的批判。在毛泽东主席提出“一分为二”的观点以后，哲学家杨献珍从理论角度提出，事物之间的关系不仅是“一分为二”的斗争关系，还有“合二而一”的互相融合的关系。康生看到“捍卫马克思主义纯洁性”的机会来了，于是一方面连忙向毛主席报告，得到毛主席肯定“‘一分为二’是辩证法，‘合二而一’恐怕是修正主义，阶级调和论吧”的尚方宝剑以后，一步一步把这场学术观点的争论引向###，最后发展到《红旗》杂志等刊物点名对杨献珍进行政治批判，给杨献珍扣上“反党”、“反毛泽东思想”、“修正主义者”一大堆帽子，杨本人也被撤职查办。1966年11月5日，康生回顾这段历史时，不无得意的说：“1964年‘合二而一’的斗争，这个问题更加公开化了。开始好象是学术斗争，我们有意识地搞一下，是引起大家讲话。以后点了杨献珍的名，提到政治方面了，这个斗争一来，杨献珍就垮了”215。
社会主义的曲折与社会科学的误区（5）
康生的“不学有术”，在学术界掀起一股极其恶劣的“学阀作风”，他完全违背了实事求是、依据事实进行分析，以平等态度待人，以理服人，对事不对人等，有关开展学术争论的科学态度和科学作法，而是凭主观意志，强加于人；攻其一点，不计其余；望文生义，断章取义；以引用经典个别字句代替事实的分析，甚至采取移花接木，上挂下连，无中生有，上纲上线，欲加之罪何患无词等种种手法，兴起一股历史上少有的“革命大批判”文风。让我们重温一下康生是怎样“批判”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的：
“批判”之一：“关于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修养》问题首先请同志们打开语录204页，把第24页的标题‘思想意识修养’改为‘纠正错误思想’。……为什么把标题改了？这是刘少奇的语言，是不通的，不科学的，在毛主席著作中，从来不用思想意识这个词。……看来，刘少奇这个‘马克思主义’是不通的”。——这种以语录的简单对比代替具体分析，从个别字和词的不同上纲到反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大批判方法，在“文革”中乃至“文革”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影响颇大。
“批判”之二：刘少奇“他在讲到忠诚坦白时，要能‘无事不可对人言’，照他这样说，党的机密也可以告诉蒋介石的。刘少奇还说：要‘有最高尚的自尊心、自爱心’。请同志们注意，他的所谓自爱心是‘保护自己的生命和健康’，这是赫鲁晓夫的活命哲学。这就可以理解，他为什么叫安子文、薄一波去自首，这是他的所谓‘修养’”。——康生一伙正是靠着这种颠倒黑白、移花接木、无限上纲等手法，把对书的批判转向对人的攻击和人身陷害，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批判”之三：“《修养》的许多地方含沙射影地攻击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比如他谈到学习马克思、列宁的时候，说什么没有偶像崇拜，实际上是影射毛主席的，应当说，这个黑《修养》，是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一株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这种说张三好就是贬低和反对李四，不仅违背了起码的形式逻辑常识，更为重要的是，从中可以看出康生维护个人崇拜，千方百计献媚取宠的丑恶灵魂。
“批判”之四：“黑《修养》最大的问题是不敢接触政权问题，因为革命的最根本的问题是政权问题”，“《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正是这种攻其一点不计其余的形而上学猖獗，使得全党全国在一个很长时期形成一股八股风，不管讲什么具体问题，口头一定要讲一大堆“高
举”、“突出”、“坚持”之类的大话、空话、套话，惟恐被上级怪罪216。
“康生现象”的形成与猖獗，不是偶然的。在中###的发展史上，有一种不好的倾向，谁有权就自以为有真理。陈独秀如此。他身居党的总书记，就自以为有绝对真理权。大革命时期，共青团中央郑重其事的向他提出书面意见。陈独秀连看也不看当众撕碎扔到脚下。李立三如此。他身为党中央实际负责人，常常标榜自己的意见“是绝对正确”的，借口“军事时期”，禁止党内的任何批评与建议，更不允许有反对意见。王明更是如此。他以“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自居，只要是和他不同的意见，一律宣布为“右倾机会主义”。即使同一句话，如“争取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李立三说出来就是“极端机会主义的”，由王明的嘴说出来就是“马克思主义”。正是在这种“谁有权，谁就自以为有真理”的错误倾向下，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意见长期受到压制，并被扣上“狭隘经验论”、“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右倾机会主义”、“富农路线”等帽子，遭到不公正的批判。遵义会议以后，这一错误倾向得到纠正。在毛泽东的倡导下，党内逐渐形成有利于理论健康发展的良好风气，使得我们党在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和建国初期，出现理论蓬勃发展的局面。1957年以后，由于我们党已经是执掌全国政权的党，再加上革命事业的巨大胜利与顺利发展，党内产生了骄傲情绪。“谁有权就自以为有真理”的错误倾向，在一部分干部中再度出现。领导干部的话不仅是真理，而且是法律，甚至大于法律。康生成为“理论权威”，正是这种不好风气的典型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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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的曲折与社会科学的误区（6）
康生成为“理论权威”的另一个原因，是和我们党的理论工作过分依赖于现实的政治活动有关。长期以来有一种颇为流行的说法：理论要服从现实的政治，理论工作要为现实斗争服务。这一说法对党的理论工作，乃至理论本身的发展，影响甚大。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无产阶级的科学世界观，是科学的方法论。马克思主义理论当然是要为无产阶级服务的，这种服务主要表现为对无产阶级实践活动，提供正确的指导。马克思主义理论也需要在革命实践活动中不断受到检验，不断修正，不断丰富，不断发展，但绝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认为理论与政治的关系是“服从”。正确阐述和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理论工作的重要任务。然而理论工作还肩负着另一更为重要的任务，这就是，理论工作要以革命实践为中心，为宏观战略和具体方针政策的制定进行理论论证，以对现实的系统调查研究和科学分析，为战略、策略、方针、政策的形成提供正确的依据，并在其执行过程中及时提供修正性意见。
一个时期内，由于我们对理论与政治的关系做了片面的解释，以致形成理论始终围绕现实活动转，理论工作成为现行政策的合理性解释者，发展了实用主义倾向。在这种情况下，“了解上头精神”，成为进行理论工作的关键问题。谁能及时了解“上头精神”，谁就在理论上最有发言权，谁就可以成为“理论权威”。长期走红的理论家陈伯达就是这样做的。陈伯达的秘书说，陈“最关心的，是摸主席的动态。毛主席的一句话，一个主意，一个动作，他都很注意。他总是在揣摩毛泽东的心思，千方百计迎合毛泽东。看风向，摸气候，是他的本领”。康生更是如此。他身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有着其他理论工作者所没有的特殊条件，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