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怎样贯彻执行党的决议呢？有三种态度：一是对中央或上级的指示、决议，合乎自己口味的就执行，不合口味的就不执行，甚至置中央和上级的指示与决议于不顾，在重大问题上各行其是。这叫闹独立性，是不能允许的；二是形式的理解“保持一致”，对中央或上级的一切指示和决议，不问行得通与否，既不认真研究指示和决议的精神实质，又不认真研究实际情况，盲目地机械地执行，这也是不可取的；三是既认真研究指示和决议精神，又认真研究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情况，行得通的坚决贯彻执行，行不通的及时向上级反映情况，提出意见，说明行不通的理由，请求改变指示和决议，这叫自觉地主动地贯彻执行，这才是共产党员应有的正确态度。对此，党的“七大”《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有一段非常深刻而又精彩的论述：
“领导机关的决议与指示，常常不能照顾到一切区域的一切情况，
而只能是带着一般性的。因此，决议和指示，就常有在一般地区行得
通，而在某些特殊地区行不通的情形。领导机关的决议与指示中有错
误，在实际行不通的事情，也常有的。在这种时候，我们就不是提倡
盲目的执行与服从，而提倡自觉的认真的执行。这就是说，要认真地
研究情况与研究决议、指示，如果发现决议、指示有错误，或者与本
地情况不合，就应勇于提出意见，请求上级收回或修改；而不是闭着
眼睛，硬要执行，以致劳民伤财，脱离群众。下级这样做，并不是反
抗上级，也不是闹独立性，而是以认真的精神去执行决议与指示。只
有这样的党员，才是最好的党员，他不只是能够独立思考问题，而且
能够帮助上级纠正错误、缺点。这是应该特别奖励的”226。
写到这里，建国初期发生的一件事值得提起。那时，党的一些决议和文件对于领导阶级的提法是：“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贫农）。”如1948年2月，毛泽东在修改《中共中央土地改革中各阶级的划分及其待遇的规定》时，使用了“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贫农）为人民革命和新民主主义国家政权的领导阶级，而无产阶级则是主要的领导阶级”。1951年3月——4月，中共中央《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决议》等文件，也使用了同样的提法。
对于这个涉及重大战略的原则问题，许多下级机关提出不同意见，反映到中央。毛泽东和安子文、刘少奇等商量，觉得下面提的意见有道理。1951年12月15日，毛泽东给刘少奇写信说：“像河北党校阴一刚等来信那样表示不同意半工人阶级也是领导阶级的人，尚有许多，许多地方整党中都提出了这个问题，而这种提议是有理由的，现在不能不改正整党决议草案中的那种提法。”1951年12月，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中国革命领导阶级问题的修正指示》，指出：“关于中国革命的领导问题，无论过去或今后，均应只提工人阶级（通过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不应再把半工人阶级包括在内”。
这个事例说明，对于党的决议和文件，即使涉及重大政治原则问题，下级机关和党的干部也是可以提出不同意见或反对意见的，而且这些意见往往对弥补中央决议、文件的疏漏，促使中央领导认识深化，起着积极的作用。试想，如果把在重大政治原则问题上提出与中央不同的意见，一律看做“与中央政治上不一致”，当做党员政治上有问题，中央的某些疏漏或不正确的决定，怎样才能得到修正和完善呢？领导人认识上的某些失误，怎样才能得到纠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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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文革重知识 冲破凡是搞平反（1）
“十年浩劫”名曰“文化大革命”，自然促使人们从文化视角对“文革”进行反思。长期以来，由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上的左倾错误数度泛滥成灾，特别是经历“文革”，对知识分子的 迫害和对文化事业的破坏，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当我们国家走出“文革”，打开窗子面向世界时，惊愕的发现，我们在许多方面大大落后了。
首先是知识分子奇缺，1979年只有在校大学生102万人，平均每万人中仅有人，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例举的141个国家和地区相比较，我国居于第113位，落后于蒙古（每万人中大学生平均人）、印度（每万人中大学生平均人）、泰国（每万人中大学生平均人）。1978年工业部门每百名职工中，仅有工程技术人员人（当时苏联为18人），电子工业部门每百名职工中，工程技术人员12人（日本为40人），农业人口每万人中，农业技术人员4人（日本为40人）。反映在科学技术和生产上，更是比世界其他国家落后了几十年。美国于1965—1966年开始研制每秒几千万到几亿次电子计算机，而我国在1976年，才着手研究每秒二百万次的集成电路计算机。国外一个2000人的半导体工厂竟比我们全国的生产还要多好几倍。美国一个农业人口生产粮食十几万斤，而我国才二千斤上下，相差几十倍。
即使是最引我们自豪的社会科学，自认为有马克思主义最先进的思想武器，不可能比资本主义社会科学落后，现在也受到挑战。1979年3月16日《参考消息》刊登的一篇题为《中共的社会科学也要急起直追》的文章，列举了我国社会科学方面的诸多弊病，如：“要求社会科学书籍十全十美，审稿的关卡多，各种清规戒律窒息了社会科学的发展”；要求著作“都按长官的意志编写、修改，哪里还谈得上发挥下面的积极性！更谈不上百家争鸣！”；写书赶形势，与某国关系好时尽写友好史，一旦关系变恶马上修改为交恶史，“这种不实事求是的态度，也严重地阻碍了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涉及现代和当代的人物、事件、历史、哲学观点，等等，更是人们不能触及的”；“社会学在世界各国有了发展，中共由于过去批判了社会学是资产阶级的东西，致使人们望而生畏。至今，社会学还是一个空白点”；“中共的研究手段还处于落后状态，图书资料还是靠手抄油印，有些图书资料不允许借出图书馆使用”，等等。
面对世界的变化和我国的落后状况，中央决定首先从抓“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入手，作好思想认识上的拨乱反正工作。1977年5月24日，邓小平语重心长的提到，“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科学技术和教育整整落后了二十年。科研人员美国有一百二十万，苏联九十万，我们只有二十多万，还包括老弱病残，真正顶用的不很多”227，他后来又讲：“同发达国家相比较，经济上的差距不止是十年了，可能是二十年、三十年，有的地方可能是五十年”228。他提出：“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因此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什么叫“尊重”，就是“要承认这些人是劳动者”229。1977年8月8日，邓小平在科学和教育座谈会上又讲：“老九并不坏”，“知识分子的名誉要恢复”230。
时任中央领导工作的胡耀邦，也多次讲到对知识和知识分子的认识问题。1980年2月，他在剧本创作座谈会上说：“长期以来我们对知识分子的看法不对头。对这一部分劳动人民看错了，歪曲了他们的形象。……现在我们在纠正过去的错误看法和由此产生的错误做法，纠正得好有成绩。但遗留的问题还不少，还要继续纠正，彻底纠正过来才罢休”231。1980年3月23日，胡耀邦在另一次讲话中，对知识分子不信任的思想提出批评：“我们党内不少同志对有知识的人，仍然不大信任，往往把他们不盲从、爱动脑筋、爱提意见的优点看成骄傲自大。我们必须认真地解决这个问题”232。1980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普及小学教育若干问题的决定》中，对轻视知识、轻视知识分子的根源做了进一步的分析。指出上面（领导）的根源是左倾思想，下面（群众）的根源是“小生产观念的束缚，存在着许多模糊、片面以至错误的认识”233。1982年1月30日，《中共中央关于检查一次知识分子工作的通知》，从历史上给知识分子平了反。“通知”说：“历史证明，我国广大知识分子是热爱祖国、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的，他们同工人、农民一道在革命和建设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不可缺少的重要依靠力量”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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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文革重知识 冲破凡是搞平反（2）
中央有关部门在实际工作中，冲破重重阻力，着重抓了平反知识分子的冤假错案。1957年反右斗争中，共划了55万余“右派分子”，是建国以来涉及知识分子的面最大、影响最深远的案件。1978年4月5日，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统战部和公安部《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决定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6月14日，有关部门拟订出《贯彻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规定“右派分子”摘帽以后，恢复政治名誉，分配适当工作，恢复原来的工资待遇等。至1980年底，共改正错划右派54万多人。此后又陆续对若干“右派分子”平反，如1980年8月16日，新华社报导，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的著名的“六教授”曾昭抡、费孝通、黄药眠、陶大镛、钱伟长、吴景超，全部得到纠正。据有关资料，被定为右派分子的552877人中，只有90余人不予平反，其余全部摘掉右派帽子。
建国初期的“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也是在知识分子中产生深远影响的大事。胡风由于“唯心主义”文艺思想和在私人通信中查出“反革命言论”为依据，被诬为“反革命分子”，判处有期徒刑14年，剥夺政治权利6年。和胡风有来往的27位著名学者、文艺家，被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如作家阿垅、学者贾植芳，被判有期徒刑12年，其余给予撤职降级另外安置工作处理。这种不仅以言定罪，而且是以私人信件定罪的作法，使许多知识分子产生了极大的恐惧感，有些人从此不敢再写东西，甚至连通信和日记也不敢再写了。“文革”以后，这一案件经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认真复查，中共中央作出“胡风不是反革命分子；也不存在一个以胡风为首的反革命集团。胡风反革命集团一案应属错案错判”的结论，1988年6月又发出《关于为胡风同志进一步平反的通知》，认为：“在我国革命文学阵营的发展史上，的确存在过宗派的问题。因而妨碍了革命文艺界的团结。形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好复杂，时间长，涉及的人员也较多，不同历史阶段的矛盾还有不同的状态和变化。从胡风同志参加革命文艺活动以后的全部历史看，总的说来，他在政治上是拥护党中央的”。《通知》取消了对胡风文艺思想和宗派活动等问题的严厉指责，并为胡风及其受牵连者，彻底的恢复了政治名誉。
这一时期，党中央还对发生在抗日战争时期的 王实味案件进行了认真的复查。1982年2月，对与王实味有牵连的四位知识分子平反，《关于潘芳、宗静、陈传纲、王汝琪等四同志所谓“五人反党集团”问题的平反决定》指出：不存在“五人反党集团问题”，“予以正式平反”，“恢复名誉”。1991年2月7日，中央作出《关于对王实味同志托派问题的复查决定》：“经复查，王实味同志1930年在沪期间与原北大同学王凡西、陈清晨（均系托派分子）的来往中，接受和同情他们的某些托派观点，帮助翻译过托派的文章。王对参加托派组织的事反反复复。在复查中没有查出王实味同志参加托派组织的材料。因此，1946年定为‘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的结论予以纠正，王在战争环境中被错误处决给予平反昭雪”。
王实味平反的意义在于，不仅不再把文艺和学术思想问题视为政治问题，即使参加过某些不同政治派别的活动，也不再作为严重的政治问题。这里，还应该补充说明的是，后来，对托派的认识和态度也有了改变，不再视为敌人，而是党内的一个不同政治派别。《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注释校订本》对于托派的注释，由“完全是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反对人民的卑污工具”、“与日本特务机关合作，领取日寇津贴”，修改为“在一九二七年中国革命遭受失败之后，中国也出现了少数的托洛茨基分子，他们与陈独秀等相结合，认为中国资产阶级对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已经取得了胜利，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结。中国无产阶级只有待到将来再去举行社会主义革命，在当时就只能进行所谓的‘国民会议’为中心口号的合法运动，而取消革命运动。因此他们又被称为‘托陈取消派’”235。该书另一注释又增加了如下内容：“抗日战争时期，托派在实践上主张抗日，但是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把托派与汉奸相提并论，是由于当时在共产国际内流行着中国托派与日本帝国主义间谍组织有关的错误论断所造成的”236。
反思文革重知识 冲破凡是搞平反（3）
在“文革”刚刚结束的政治气候和大环境中，大张旗鼓的为知识分子平反冤假错案，是需要极大的勇气和气派的，要承担很大的风险，承受巨大的压力。有些人从“两个凡是”出发，认为：“只可以单纯摘帽，不能平反”，“如果几十万右派都改正过来，全党不就乱套了吗？”。有些人主张：“每个地方，每个部门总得留下点样板，作为反面教材，进行教育么！”。甚至有些人指责：“平反冤假错案，势必搞乱局势，制造新的不稳定”，“改正右派是‘右倾’，为右派翻案”，“你们自找麻烦，将自食其果”237。当时具体负责这项工作的胡耀邦同志等，针对“两个凡是”提出“两个不管”，即：“不管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哪一级组织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针对有人说：“这样改，太多了！”，胡耀邦回答：“当年猛抓右派的时候为什么就不嫌多！”。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一批党的领导人和老革命，带头反省自己，承担责任。邓小平说：“1957年反右派，我们是积极分子，反右派扩大化我就有责任，我是总书记呀”238。另一位老革命家李维汉也说：“我当时担任中央统战部部长，对反右是积极的，错误多大，我都有一份重要责任，对于一切被误伤的同志和朋友，我至今仍然感到深深的歉意”239。李维汉最先提出“决定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是“不解决问题”的，“主张对错划为右派分子的人要复查平反”，并且提出为历史上王实味的冤案平反问题，他说：“我是当事人之一，为了向党和同志负责，有责任提出我的意见”240。这一时期负责复查平反工作的胡耀邦，1982年12月25日主动给中组部写信，建议为团中央被错误处理的干部项南平反，他说：“当时我是团中央第一书记，理应负不可推卸的主要责任”，并一再表示：“这一案件办不好，我心中是很不安的”241。中央领导人和老革命家们的这种认真负责、光明磊落、无私无畏的精神，在全国人民心目中，也在广大知识分子心目中，留下极深的印象。
回顾这段历史，尽管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知识分子（主要是“右派分子”）的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