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有的思维方式偏颇。对于这种复杂的情况，一定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决不能统统视为阶级斗争现象。解决的办法要靠长期的综合治理，即通过发展经济、改革社会政治体制、提高文化教育水平，加强科学思想宣传，全面提高人的素质，才能逐步有所改观。决不能采取“大批判”的办法，企图在一个早晨就把非马克思主义、错误思想统统排挤出“阵地”，这是不可能的。
关于“代表先进文化”的若干思考（2）
这种“占领论”也违背了人类认识发展的规律，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极为不利。正如毛泽东所说：“没有假、恶、丑就没有真、善、美”，“任何时候，总会有错误的东西存在，总会有丑恶的 现象存在”，“有比较才能鉴别。有鉴别，有斗争，才能发展”257。马克思主义正是在与各种思想文化的互相碰撞、互相斗争，互相竞争又互相交融中，显示其勃勃生机的。那种企图以“大批判”的办法，一个早晨把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非唯物主义思想、非马克思主义思想统统排挤出“思想阵地”，实现水晶般纯而又纯的思想文化环境，其结果只能是窒息了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发展。
这里，我还要讲讲对我国社会科学发展影响很大，特别是对党史、历史科学发展影响很大的“两个决议”问题。党的历史上曾有两个著名的“决议”，一个是1945年4月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一个是1981年6月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一个决议对科学的总结民主革命时期的经验教训，起了重要作用。它纠正了以往要么肯定一切、要么否定一切的形而上学态度，以科学的实事求是的精神对待历史问题；它克服了以往简单的追究个人责任，搞惩办主义的作法，采取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弄清思想，团结同志”的正确方针。然而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决议”也存在着不少缺陷。毛泽东主席当时就说：“决议现在还有缺点，……整个历史叙述是否完全正确，那是不一定的。如果二三十年后看来，还是功大过小，就很好了”258。参加“决议”起草工作的胡乔木也讲：“《决议》在党的政治生活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这个《决议》也不是没有缺陷的”259。第二个《决议》，在刚刚结束“文革”的历史条件下，总结了建国以来三十二年党的基本经验，实事求是的评价了一系列的重大历史事件，在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同时，公正的评价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阐述了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和国家拨乱反正、继往开来的一个重要文件。它对全党、全国人民统一思想，继续前进，起了重要作用。然而这个文件，也只是重新认识和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一个新的开始，而不是终结。如对我国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等问题，后来的发展，远远超出《决议》的认识和结论。
时至今日，所谓“以两个决议为依据”的说法，仍然成为一切社会科学，特别是党史、历史研究与写作，必须遵循的一条戒律，这与中央提倡的“与时俱进”的精神，很不协调，值得重新考虑。党的历史上的一些重要决议和文献，是全党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对各个时期历史经验的重要总结，为后来人认识历史，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另一方面我们还要看到这些决议与文献，只是反映了党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一定时期内的认识，总是带有某些历史的局限性。人类对社会的认识，总是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的，怎么能够要求后来人永远以某个决议与文献的眼光，来认识和对待历史上的一切问题呢？从认识论角度说，即使是最完美的决议，也只是对历史的一种认识，怎么能以一种认识，作为人们认识和研究历史的依据呢？这显然违背了起码的唯物论。人们认识和研究历史依据，只能是事实本身，而不是对事实的某一种认识。
怎样看待文化开放与文化交流问题？20几年前的对外开放伊始，就有人担心外国文化的“入侵”会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安全带来威胁。前几年讨论如何建设先进文化，又有人提出类似的看法：“文化安全是维系国家安全的重要支撑点。没有文化安全，就谈不上建设先进文化”260。文化开放和文化交流中有没有涉及国家安全和社会健康发展的问题呢？有。如对外交流中有关国家机密的资料要受到限制，国外的色情、凶杀、恐怖主义以及赤裸裸的反动政治宣传等，进入我们国家当然也要受到严格的限制。问题在于，解决文化开放、文化交流与文化安全的关系时，谁应该放到第一位？所谓“没有文化安全，就谈不上建设新文化”，恰恰把关系颠倒了。诸多的历史事实表明，拒绝对外交流，自我封闭的条件下，是很难建设先进文化的。相反，在与外来文化互相碰撞、互相融合中发展起来的民族文化，才有更强的生命力，也才更安全。
关于“代表先进文化”的若干思考（3）
问题的实质在于，如何实事求是的看待西方文化？如何实事求是的看待我们的民族文化？如何看待东西方文化交流对建设先进文化的重大意义？这里，我引用著名的物理学家钱三强的一段谈话，会对这些问题的解决有所帮助。他说：
“什么是西方文化？说到底，就是一个民主、自由。民主自由的
中心内容，就是个人的权利，个人的自尊，个人的解放，个人的物质
享受。这些内容，在反封建斗争中起过积极的作用，是一种进步。现
在已经进入20世纪90年代，也应该承认这些观点仍然有一定的道理。
因为它反映了人的自然天性，具有不可忽视的科学性。但把这些内容
强调到过分的程度，这就违反了科学。这就相对地削弱了作为人对社
会、对人类、对国家的责任感。削弱了人类对精神世界的崇高追求”。
“东方文化，从孔夫子算起，就提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
下’。现在的社会主义，强调国家、民族、社会，强调集体主义、献
身精神。关于个人的权利，个人的物质享受，相对来说就比较模糊。
在现实生活中出现过这样的弊端：过分地强调集中，过分地强调服
从，忽视个人的权利，甚至‘以革命的名义’，侵犯个人的合法权
利；权力过分集中，又容易出现个别人说了算，出现家长制，削弱了
法律的庄严和公正，造成人为的灾难。如反右扩大化，十年浩劫，生
产发展停滞20年，都是典型的事例。对这些问题，国家领导人已经
引起了重视。小平同志带头批判家长制，对极‘左’的错误思想和不
正之风，已经开始采取措施”。
“总之，东西方文化，应当说各有优点，应该来一个互补”，“我
们要有信心，不要认为什么都是西方的好，同时也应该认识到，我们
自己也有一定的弱点。自认为完美无缺，高人一等，那不仅是可笑的，
而且是一种没落的象征”261。
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对于建设先进文化，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总结历史的经验与教训，我认为对“双百方针”的认识，应当有所深化。过去总是把实现“双百方针”视为通过百家争鸣分清鲜花与毒草，铲除毒草，培植鲜花，达到马克思主义一统天下的目的。也就是说，提倡“百”，是为了实现“一”。近些年，曾长期担任我们党和国家意识形态和文化工作的领导人陆定一、周扬等，反思历史，提出一些新的见解，值得引起重视。周扬认为，多样性是精神生产的一个特点，“市场供应要求越多越好，精神生活也希望越丰富越好。……所谓贯彻‘百花齐放’也就是满足人民多样的精神需要”，因此，“‘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实现学术、艺术多样化的方针”，多样化是学术、艺术发展最根本的要求，是“双百”方针的核心问题262。这样说，是不是放弃马克思主义，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呢？不是。陆定一讲的一段话，回答了这一质疑：
“由于立场、观点和方法的不同，学者们在学术的研究过程中，
会存在真科学、伪科学及唯心论、唯物论之争，这是必然的。但是，
我们要给他们创造一个辩论、争鸣的学术环境，而不是###的环
境。这两种‘环境’是不同的”。
“真伪科学的发生、发展和消亡，有它自身的规律，就象市场经
济中的若干经济手段和若干理论，它在市场竞争的环境中，会被‘优
胜劣汰’、‘自然淘汰’一样，真伪科学应当在学术研究、竞争、争论
的环境中，以及政治社会的实践和应用中，被优胜劣汰，被自然选择。
就是说，科学和学术的生成、发展和消亡，有它自身的规律性。这是
关于“代表先进文化”的若干思考（4）
远比用政治干预来‘揠苗助长’作用大得多，而副作用小得多的自身
规律。我们应重视研究的，是这种自身规律，而不是只重视政治干预”
263。
近些年，由于中共中央的倡导和大环境决定，学术研究的环境和状况，有了很大的改进。但是由于体制弊病和习惯性思维模式的影响，领导干部和行政部门过多的干预，为学术研究造成重重困难的事例，仍然屡见不鲜。这方面，笔者就有深切体会。领导干部和行政部门，遇到有不同意见、见解，首先想到的是“不保持一致”，会给本单位带来麻烦。在多数情况下，不是鼓励不同的意见、有创建的看法，而是千方百计阻挠和压制。90年代初，我写过一本书，书名是《从陈独秀到毛泽东——中共六任领袖新视角》。领导得知，立即宣布“未经批准，个人无权写领袖”。我据理以争，认为“宪法”规定35岁以上公民都有被选为主席的权利，现在连研究领袖人物的权利都没有了，符合宪法吗？接着，又因书名引起纠纷。有人说：一听书名就有问题，怎么能把陈独秀和毛泽东放在一起？后来，干脆动用行政权力，把我的书稿从出版社索回，扣压了近两年，硬是不许出版。最后，实在压不住了，又规定只许交×××出版社出版，不许送其他出版社。结果还算不错，由于几位老同志和有关部门的支持，书最终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并被中央属某刊物列为当年党史类畅销书。这种长达两年的折腾，使我消耗的精力以及对身体造成的损害，甚至大于写书的付出，身心一度面临崩溃的险境。因此，我很赞成陆定一、周扬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意见，为了创造先进文化，在新的历史时期贯彻“双百”方针，更应着重鼓励不同意见。只有通过求异思维，才能产生新的创造性学术成果。否则，天天只是照本宣科的念经，既使如歌星一般，又能对学术思想和文化发展起什么作用呢？
2003年7月14日 全书初稿写成。
① 《新技术革命讲话》，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5月出版，第2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74页。
③ 《新技术革命讲话》，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5月出版，第2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74页。
⑤ 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66年5月18日）。
⑥ 《复辟资本主义的纲领——批判刘少奇一类骗子的“民富国强”论》（李学文），《解放军报》1972年4月5日。
⑦ 《西方四大政治名著》，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2月版，第396页。
⑧ 《西方四大政治名著》，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2月版，第403页。
⑨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156页。
⑩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21—124页，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1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204页。
12 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I，第377页。
1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124页。
1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237页。
1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I，第443页。
1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I，第443页。
1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487页。
18 以上材料引自林文照：《中国科学社的建立及其对我国现代科学发展的作用》，《近代史研究》1982年第3期。
19 任鸿雋：《中国科学社社史简述》，《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五辑，1961年3月出版。
20 刘咸：《科学史上之最近二十年》，载于刘咸主编《中国科学二十年》。
21 林文照：《中国科学社的建立及其对我国现代科学发展的作用》，《近代史研究》1982年第3期。
22 杨浪明 沈其益：《中华自然科学社简史》，《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四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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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代表先进文化”的若干思考（5）
23 以上引文均转引自杨浪明 沈其益：《中华自然科学社简史》，《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四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63年出版。
24 以上历年年会情况均引自茅以升著：《中国工程师学会简史》，《文史资料选辑》第100期，1985年1月出版。
25 茅以升著：《中国工程师学会简史》，《文史资料选辑》第100期，1985年1月出版。
26 转引自陈调甫：《范旭东与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文史资料选辑》第八十期，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出版。
27 马祥林：《侯德榜——民族化工业先驱》，《北京青年报》2002年10月25日。
28 转引自《新中国第一代部长卷》下，第10页。该主编为文辉抗、叶健君，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
29 转引自《新中国第一代部长卷》下，第12页。该主编为文辉抗、叶健君，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
30 转引自《新中国第一代部长卷》下，第20页，该主编为文辉抗、叶健君，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
31 《文史资料选辑》第八十期，第24页。
32 胡适：《丁文江传》，第54页。海南出版社，1993年7月出版。
33 胡适：《丁文江传》，第53页。海南出版社，1993年7月出版。
34 1923年3月《努力》杂志发表的陶尔和文章，转引自胡适：《丁文江传》，第59页。
35 陈独秀：《“科学与人生观”序》，1923年11月13日。
36 胡适：《丁文江传》，第96页。海南出版社，1993年7月出版。
37 朱庭祜：《我所知道的丁文江》，《文史资料选辑》第八十期，第22页。
38 翁文灏：《回顾往事》，《文史资料选辑》第八十期，1982年出版。
39 《翁文灏：曾经是战犯的爱国学者》（鲍学谦），《作家文摘》1997年10月31日。
40 翁文灏：《回顾往事》，《文史资料选辑》，第八十辑，1982年2月出版。
41 《詹天佑和中国铁路》（徐启恒、李希泌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出版，第84页。
42 ＇美＇爱尔文·古德纳著：《知识分子的未来和新阶级的兴起》，江苏人民出版社，第60页。
43《关于1905年革命的报告》（1917年1月），《列宁全集》第23卷第254页。
44《关于1905年革命的报告》（1917年1月），《列宁全集》第23卷第249页。
45《革命青年的任务》（1903年9月），《列宁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