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梁启超这段话，有的学者把它概括为“现代化”内容的三个阶梯：“第一步，科技进步；第二步，科技进步＋政治改革；第三步，科技进步＋政治改革＋思想解放” 。它大体上表明了中国近代历史前期（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发展过程，也表明了中国近代知识分子早期对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认识过程，应该成为我们认识和评价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以及他们在历史发展中的角色和作用的较为客观的坐标。
近代知识分子与洋学堂的功过是非（1）
中国要富强，必须“改科举，兴西学”。1840年鸦片战争前后，清王朝内部危机日益尖锐，外部又遭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加紧入侵，社会处于急剧动荡中。一部分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和较为开明的官僚，要求革除弊政，抵御外来侵略，实行一定的改革措施。
他们把矛头首先指向禁锢思想、遏制人才的科举制度和占统治地位的程、朱理学。
科举制度本来对培养人才、选拔官吏起过积极的作用，但到明、清两代，把八股文与科举制结合起来，从而走进了死胡同。考试内容限制极严，只许围绕经书，“代圣贤立言”，甚至必须模仿孔、孟、程、朱等先贤的口气，不许有任何个人的思想发挥，写作形式规定极死，必须按八股文的“启、承、转、合”等框框行文，不得越雷池一步。久而久之，一大批知识分子的生活情趣、知识结构，乃至人生价值取向，都被禁锢在科举与八股范围内，扼杀了思想的生机和人才的成长。据书载，清道光年间，广东三水县有个叫陆云的书生，从儿时考科举，直到103岁才以举人身份入京应试，人的一生精力和追求，包括喜怒哀乐，都消耗在科举考场上。
针对科举弊病，早在清初，著名思想家顾炎武就曾指出，科举制度胜过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才，有甚于咸阳之郊”（《日知录》卷十六“拟题”）。晚清思想家冯桂芬也表示：科举制“禁锢人生之心思才力”，“意在败坏天下之人才”。另一位思想家郑观应认为，中国要富强，必须“改科举”、“采西学”。维新派主要思想领袖康有为，甚至激昂慷慨地说：“中国之割地败兵也，非他为之，而八股致之也”，“推求本质，皆由科第不变致之也”。维新派另一位著名人物梁启超则具体指出科举制度的危害：“八股取士为中国锢蔽文明之一大根源，行之千年使学者坠聪塞明，不通古今，不知五洲”。
再从学术风气方面看，清朝乾隆、嘉庆时代（1736—1820）考据之学风行于世，并形成盛极一时的考据学派。许多文人在清朝政府屡兴文字狱的高压和利诱下，不问世事，纷纷到古书中寻章摘句，从事训诂、校勘、辨伪、辑佚等工作。“终日在书本之内下功夫，使学术完全脱离了实际生活，眼光窄隘，思想闭塞，排挤了一切进步思想的发展” 。在内忧外患、国将不国的危难中，一些富于忧患意识的知识分子，对舍本求末、烦琐、空疏的考据学风，越来越不满，并给予愤怒的抨击，代之兴起了经世致用之学。著名知识分子龚自珍、魏源就是倡导者和代表人物。经世致用的主张者们认为，考据学“考证于不必考证之地”，使得“学术衰而人才坏”，“术愈精而人愈无用” 。主张“经世致用”，即学术要和经邦治国、治理世事联系起来，“贯经术、政事、文章于一体” 。梁启超在其《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对经世致用做了更加通俗的解释：“抛弃###见性的空谈，专讲经世致用的实务。他们不是为做学问而做学问，而是为政治而做学问”。引导人们正视现实，揭露时弊，并建议朝廷“广贤路”、“整戎政”，强化清政府的政治和军事力量。
对科举制度、考据学风弊病的揭露与批判，经世致用之学的兴起，为改革教育制度、开办新式学校，做了思想和舆论准备。
到19世纪60年代，封建统治阶级中一部分较为开明的官僚，如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为维持清政府的统治，发起“自强”、“求富”的洋务运动，曾国藩于1862年6月的一篇日记中写道：“欲求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李鸿章也认为，要想改变中国积弱积贫的状况，“造就人才”，“实为中国自强根本”，“当务之急”。他还对中国的某些状况，如“中国士大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武夫悍卒，又多粗蠢而不加细心。以致所用非所学，所学非所用”，视外国科学技术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不能学”等提出批评。左宗棠也指出传统文化遗产的弱点是“中国之睿智运于虚，外国之聪明寄于实”。他们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指导下，主张学习“西学”，并创办了一批新式学校，俗称“洋学堂”。
近代知识分子与洋学堂的功过是非（2）
首先是外语学校。1862年开设京师同文馆。初只有英文馆，后逐渐增加法文馆、德文馆、俄文馆、东文馆（日文）、算学馆，内容也从只学习外语，增设天文、算学等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教师由中国人和外国人共同担任。1863年开设上海方言馆，1864年开设广州同文馆，随上述各馆的成立，教学内容也不断增加，如数学、物理、化学、地理、国际法、政治经济学等，到1872年1月，还由外国医生开设了解剖学和生理学。学员招收14—15岁的满蒙汉等各族青少年，学习3—5年或8年，毕业后分配工作。
另一类是工业技术学校。1866年开设福建船政学堂，为马尾造船厂附设学校。第一期招收一百多名14岁以下的学生，大多数是没落地主绅士家的子弟，许诺毕业以后可到绿营水师任官职，或出国留学深造。学习课程也比外语学校大为增加，除外语、解析几何、微积分、物理学、机械学等基本理论外，还有蒸汽机原理、轮船制造、轮船设计、航海理论（地理、平面和球面三角以及航海天文等），并要求学生用少许时间到工厂协助装配机器零件等实习活动。此外还必须学习《圣谕广训》、《孝经》和策论等政治思想道德课程。1874年中日益格报告说，法文班的七名毕业生已经“能够在兵工厂指导轮机（安装）工作”，另有二十一人预料可在一年半以后具备同样的能力；八名学生有最终胜任“设计室主任”的希望；九名毕业生证明他们能够“计算木制轮船的数据……绘制船身和船帆设计图，在模厂做出粗样及监督施工” 。后来成为著名思想家、翻译过对中国知识界影响极大的《天演论》的严复；也是这个学校的毕业生。此外，1867年又开办上海机器学堂，1879年开办天津电报学堂，1882年开办上海电报学堂，1892年开办湖北矿物局附设矿业学堂，1894年开办天津医学堂，等等。培养出一批工程师、医生和技术人才。
还有一类是军事学校。1881年成立天津水师学堂，又称北洋水师学堂，是我国最早的海军学校。分驾驶与管轮两科，用英文教学，招收13—17岁“良家子弟”，5年毕业，学习课程有英语、几何、代数、平弧三角、重学（力学）、天文、地舆、测量等。1888年已有学生120人。“晚清和民国初期，中国海军不少将领，都曾在该校毕业” 。1885年成立天津武备学堂，为我国最早的一所近代陆军军官学校。开始有学生100余人，第二年学生增至280人。分设马队、步队、炮队各科，学习课程“一方面研究西洋作战指挥、营务管理、枪炮使用、工事构筑及布阵分合攻守等各种实用战术理论，另一方面到部队实习，演示枪炮阵势及构筑工事，操练马步炮队的各种技术和战术” ，学制一年，先后共开办了15年。1886年成立江南水师学堂，“在校学生，不但中西文武课兼习，还得升桅泅水，习风涛施放枪炮、水雷”，“汉文教习则讲授《春秋左传》、《战国策》、《孙吴兵法》、《读史兵略》诸书” 。此外，还先后成立了广东水陆师学堂（1889年）、北洋旅顺口鱼雷学堂（1890年）、威海海军学堂（1890年）、江南陆师学堂（1895年）、直隶武备学堂（1896年）、湖北武备学堂（1896年），以及浙江、贵州、陕西、安徽、山西等各省纷纷成立武备学堂，各种军事学校的开办，培养了一批军事指挥和技术人才，包括后来的无产阶级革命军事将领，如朱德，就是二十世纪初毕业于这类军事学校——云南陆军讲武堂。
中日甲午战争失败以后，洋务派领袖人物进一步建议，在全国范围内开设三级学堂，即州府县学、省学、京师大学。1898年清政府筹办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1901年通令全国将书院改为学堂。省城书院改为大学堂，府属书院改为中学堂，州县书院改为小学堂。此外，还设立初级师范学堂和中等实业学堂，优等师范学堂和高等实业学堂等。据统计，1907年全国各类公立学校学生总数约一百零二万四千人；1909年学堂为五万二千三百四十八所，学生总数为一百五十六万零二百七十人；1912年增至二百九十三万三千人；1915年达四百二十九万四千余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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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知识分子与洋学堂的功过是非（3）
此外，还分批外派留学生。1872年8月，有30名学童赴美学习，为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一批由政府向国外派的留学生，我国杰出的铁路工程师詹天佑，就是这批留学生中的一员。1873年和1875年又派两批人留学美国，每批30人。最初的留学生活动遭到顽固派的反对，他们攻击留学生“效尤美人”，“入各种秘密社会，……有为宗教者，有为政治者，要皆有不正当之行为”，使清政府赴留美学生一度中断，到1918年，留美学生为1124人 。19世纪70年代又开始向欧洲派遣留学生，1876年派7名青年军官赴法国学习军事，1877年派12人赴英国学习轮船驾驶，14人赴法国学习制造。直到辛亥革命前，留学欧洲各国的学生平均每年500人左右。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学生，如罗丰禄、严复等人，到欧洲以后放弃学航海，改攻读政治和化学。洋务派青年幕僚马建忠，到巴黎专门学习法律和政治。严复、马建忠等人，后来都成为著名的学者和思想家。19世纪末，又开始向日本派留学生，到1905年底，留日学生增至8000—10000人，1906年估计人数为6000—20000人。其中仅弘文学院前后就接收7192名中国留学生，其中包括后来成为思想家、革命家、作家的黄兴、鲁迅、陈独秀等。留学日本的郭沫若，20世纪50年代曾说：“我们通过日本学习西方文化……在学习日本以打破封建因袭的同时，这种学习还有助于推动中国走向现代化” 。
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中国教育史简编》（毛礼锐主编），总结这一时期外派留学生的历史，有一段颇有见地的话：“洋务派派遣留学生的目的，是培养办洋务的人才，用以巩固清朝的统治。但出乎封建统治者意料，除出现少数洋奴外，大多数成为爱国的知识分子”，并且使中国有了一批科学技术人才、企业管理人才、海军人才、外交人才 。我认为应该补充的是，这批留学生中还涌现出一批著名的学者、思想家、革命家、军事家。
进入19世纪90年代，一些维新派思想家认为：“国势之强弱，系乎人才；人才之消长，在乎学校”，他们和各地士绅也努力开办了一批民办新式学校。其中最著名的当属万木草堂和时务学堂。
万木草堂，1891年由维新派思想家康有为在广州创办。其办学宗旨是：“激励气节，发扬精神，广求智慧”，聘著名学者讲授“中西之学”、“救中国之法”。课程设置也是融儒、佛、西学于一体，有哲学思想、史地学、数理化学、政治学、语言文字学，以及体育、音乐等。如政治学中，既学习和研究中国政治沿革得失，也学习和研究万国政治沿革得失。教学方法生动活泼，贯彻讨论、辨证和批评精神，每月初一、十五，举行学术讨论会，康有为鼓励学生“古今言论，以理为准，不以圣贤为主”（《实理公法》）。这一套教学内容和方法，很受学生欢迎，曾在该校学习和工作过的梁启超说：“于学术稍有所知，皆先生之赐也”。另一位著名人物张元济作诗《追述戊戌变法杂咏》，赞扬万木草堂：“南洲讲学开新派，万木森森一草堂，谁识书生能报国，晚清人物数康梁”。万木草堂从成立到停办，共六年多，其中康有为亲自领导并讲学，有四年零八个月。学生最初不足20人，后来发展到“徒侣云集”，“动至数百千人”，为维新运动培养了一大批骨干，如梁启超、麦孟华、陈千秋、欧榘甲、韩文举等。
1897年4月（一说秋天），维新派人士和湖南地方绅士黄遵宪、谭嗣同、江标、陈宝箴等，在长沙又创办另一所新式学校——时务学堂。由梁启超任总教习，唐才常为助教。教学贯彻“经世致用”精神，课程内容中学与西学并重，“西学占突出地位”。包括自然科学、历史、法律学、政治学，同时也有大量的儒家经典和中国传统文化课程。梁启超亲自讲民权学说，他指出，国家非一人一姓之私产，乃“国民之公器”，要复兴国家，必须提倡民权，“能兴民权者，断无可亡之理” 。后来反对袁世凯称帝的著名将军蔡锷以及李炳寰、林圭等，都是该校的高才生。
近代知识分子与洋学堂的功过是非（4）
1894年严复在北京创办通艺学堂，1897年谭嗣同等创办浏阳算学馆。与此同时，一批中产阶级革命家也开始筹建民办学校，如1897年在日本横滨成立华侨子弟学校（后改名中西学校、大同学校），徐树兰等在绍兴创办绍郡中西学堂（后改名绍兴府学堂，由蔡元培任校监督、总理），1898年，陈芝昌等捐款创办广州时敏学堂，1902年，蔡元培、章炳麟、黄宗仰、蒋智由等在上海创办中国教学会，主要任务之一是设立学堂。1905年，陶成章、徐锡麟等在绍兴创办大通学堂（后改名大通师范学堂），1906年春，革命派又在上海成立中国公学，吴雪涛在贵州设立三所鼓吹革命的小学，如此等等。维新派和革命派办的这批新式学校，为维新运动和辛亥革命做了思想舆论准备，也培养出一大批近代知识分子，成为改革与革命的骨干力量。
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产生，还和外国教会势力的入侵有着直接关系，他们于19世纪40年代在中国开办了最早的新式学校。教会学校的具体目的，是为培养牧师和教会学校教师，更深层的目的在于给“学生以智慧和
道德训练，使其能成为社会上及在教会中有势力的人物，成为一般人民的导师和领袖”，“成为中国未来的领袖和指挥者”，“用基督教和科学来教育他们，使他们能胜过中国的旧士大夫，因而取得旧士大夫阶级所占的统治地位” 。
1842年，“马礼逊学堂”由澳门迁至香港，最初只有学生6人，我国近代第一批留美学生容闳就毕业于该校，当时学习的课程有：中文、英文、算术、代数、几何、生理学、地理、历史等。1844年英国人在宁波成立女子学校，学习课程有圣经、国文、算术等，还有缝纫、刺绣。1845年，美国人在宁波创办崇信义塾，后迁至杭州，改名育英书院，为之江大学前身。1850年，美国长老会在上海创办清心书院，英人创办英华书院，法人创办徐家汇公学。1853年，美国公理会在福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