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公为人富于热情，亦就不免多欲。有些时天真烂漫，不失其
赤子之心。其可爱在此，其伟大在此。然而缺乏定力，不够沉着，一
生逐多失败”。
“总论任公先生一生成就，不在学术，不在事功，独在他迎接新
世运，开出新潮流，振动全国人心，达成历史上中国社会应有之一段
转变” 。
梁漱溟的这几段文字，扼要而全面地介绍了梁启超的一生，评价也是中肯而富有启示性的。梁启超（1873—1929年），字卓如，号任公，广东新会人。早年受过传统的封建儒家教育，1890年进入广州万木草堂学习，接受了康有为的变法维新思想和学术影响，成为康的得意门生之一。1895年，梁启超和康有为一起发动会试举子提出有名的《公车上书》，开始了变法维新的政治活动。1896年任上海《时务报》主笔，撰写出大量宣传变法维新的政论文章，1897年在湖南任时务学堂总教习，并创办《湘学新报》和《湘报》，提倡新学，鼓吹变法。梁启超大声疾呼：“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 ，“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 。他反对顽固派敌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以农立国”的口号，不同意某些维新派人士“以商立国”的口号，明确提出“以工立国”的主张，也就是实现资本主义工业化 。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以后，梁启超逃亡日本，在民主革命浪潮兴起的冲击下，思想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他在横滨创办《清议报》，批评清政府，宣传民族革命，并与孙中山的革命派研究合派组党计划，拟推孙中山为会长，梁启超为副会长。梁启超还联合唐才常、韩文举等13人致信康有为，沥陈革命理由：“国事败坏至此，非庶政公开，履行共和政体，不能挽救危局”，并表示：“吾师春秋已高，大可息影林泉，自娱晚景，启超等自光继往开来，以报师恩”。在日本期间，梁启超写了不少介绍西方哲学、社会政治学说、经济学说的文章，如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说，达尔文的进化论，以及斯宾诺莎、培根、笛卡尔、康德等人的哲学思想。梁启超的转变遭到康有为等人的严厉谴责，在康的影响下，态度再度转变，远离孙中山的革命派，逐渐走向革命的对立面。1899年与康有为等人一起组织保皇会，打出立宪保皇的旗号。1902年梁启超创办《新民丛报》作为喉舌，进行了一系列的反对民主革命运动的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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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康有为看近代知识分子的悲剧命运（3）
1912年，袁世凯筹划复辟称帝，邀梁启超赴京。梁不顾别人的劝阻，执意进北京出任司法总长。随着事态的发展，梁启超感到袁世凯“不但不听他的话，而且不大敷衍他了，他就辞了职，退了下来” ，并和他的学生蔡锷一起策划反袁斗争。“维新—拥护共和—保皇—拥袁—反袁”的曲折经历和政治上的屡屡失意，使梁启超对政治感到厌倦，并且萌生了一层浓厚的悲观情绪。他50岁生日那一天，颇为感慨地说：“我从少年时代起，就立志要改造中国，中间奋斗了几十年，成了今天的我，但中国还是这么乱，这么落后，既不富，也不强。为了改造中国这个理想，我不知道付出了多少代价，是人所共知的，难道说我不努力吗！可是，到了今天，50岁的今天，我已认识到这个改造中国的大任，已不可能在我有生之年及身完成了，这就是我的天命观” 。他不再搞政治活动而走向学术王国，以求安身立命之所。
3、从弘扬新学到依皈旧学的思想家严复。
毛泽东把严复和洪秀全、康有为、孙中山并列为“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严复（1853—1921），福建侯官县（今福州）人，他的父亲是个普通的中医，丧父后家境贫苦。14岁考入福州船政学堂学习海军。1877—1879年被派赴英国学习，他很注意研究西方学术著作并考察英国的政治制度、社会情况。回国以后担任天津水师学堂总教司（教务长）和总办（校长）达20年之久。其间，他把主要精力用于翻译和宣传西方学术文化，被称为“中国近代头一个大规模翻译西方社会科学书籍的人”。他所翻译的《天演论》，其中“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思想，唤起和振奋了一代中国人，成为维新派以及革命派知识分子发愤图强，从中世纪走向现代化的基本思想武器。
中日甲午战争失败以后，严复受到民族危亡的刺激，于1895年在天津《直报》上连续发表文章，激烈地批判封建专制主义。他指出：君主和官吏都不过是人民的“公仆”，“君不能为民锄其强梗防其患害则废，臣不能行其锄强梗防患害之令则诛” 。他大力宣传“斯民也，固斯天下之真主也” ，“民主自由，天之所畀也”的民主自由思想，提出“主权在民”的主张。严复还对中国的旧学给予否定，指出旧学分三个部分，即“宋学义理”（唯心主义理学）、“汉学考据”（烦琐的章句笺注）、“辞章”（拘泥形式的文字游戏）都是些“无实”、“无用”的东西。他为科举制度列了三大罪状：“锢智慧、坏心术、滋游手”，提倡建立新式学校，讲授西学（新学），培养人才。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严复的经济思想，《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指出：“严复对农业和工商业的关系，对生产、积累和消费之间的关系，都曾做过一些理论上的分析，提出了某些合乎科学的论断；对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利润率和利息率的关系，他也有过个别的较为正确的见解，在十九世纪末期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中，他还是最先对西方国家的垄断压迫、财富集中现象提出若干批评和非议的人” 。如他认为，国家要富强，就必须给个人经济活动的自由，即：“然政欲利民，必自民各能自利始；民各能自利，又必自皆得自由始” ；他指出，“重本抑末”的传统经济思想（即只重视农业，反对发展工商业），导致“闭关锁国之说”；他一方面接受古代经济思想中“崇俭”的提法，认为俭是美德，另一方面又主张，“俭”并不是目的，应把节省下来的财富用于扩大再生产，即：“所贵乎俭者，俭将以有所养，俭将以有所生也。使不养不生，……乌能有富国足民之效乎？” 。
严复思想激进，但政治态度比较软弱，戊戌变法失败以后，由于思想认识上的某些偏执，再加上反动势力的威胁，逐渐丧失了锐气，转入消极，他片面强调教育和知识可以促使社会进化，主张渐变，反对突变，主张改良，反对革命，如说：“民之可化，至于无穷，惟不可期之以骤” ，因此对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活动持反对态度。辛亥革命以后，袁世凯大搞复辟帝制阴谋活动，1915年成立“筹安会”，为复辟做准备，严复成为筹安会的发起人之一。这一时期，严复在学术思想上，也变为复古主义者。1912年被袁世凯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以后提出把文科变为“完全讲治旧学之区，用以保持吾国四五千载圣圣相传之纲纪彝伦道德文章于不坠”，并且对学习和吸收新学（西学）给予否定，如说：“向所谓合一炉而治之，徒虚言也；为之不已，其终且至于两亡。故今立斯科窃欲尽从吾旧而勿杂以新” 。严复到晚年，曾慨叹：“鄙人年将七十（1917年时65岁），暮年观道，十###殆与南海（即康有为）相同，以为吾国旧法断断不可厚非。……即他日中国果存，其所以存亦恃数千百旧有之教化，决不在今日之新机” ，竟然主张用孔孟之道做为解决中国问题的灵丹妙药：“中国目前危难，全由人心之非，而异日一线命根，仍是数千年来先王教化之泽” 。
从康有为看近代知识分子的悲剧命运（4）
我们不能简单地把严复的依皈旧学倾向完全视为倒退，其中，也包含他对几十年来改良与革命现实的反思，认识上的某些深化，以及思想上的矛盾困惑，等等。如严复早年引进西方新文化，以为很快可以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经过几十年的历史沧桑，终于发现旧文化有几千年之根基，很难撼动，陷入悲观情绪。他说：“其结果也，数十万年之牵变，必不败数千载之遗传。……吾国虽有百华盛顿，千拿破仑，万亿卢梭以为之革命巨子，犹将无益于存亡之数。呜呼，蔑古之徒，可以反矣” 。严复早年曾尖锐批判传统的以农为本的思想，宣传工业救国。经过几十年实践，感到中国的工业化问题还离不开农业国这个现实，他说：“夫中国，农国也，乃今耻为农，而必以工业与天下争衡者，震于外洋之物质文明，以为必如是而后可致富故也，而熟意不然。夫工业必以资于原料，而原料，农业之所出也” 。严复早年做为有抱负的知识分子，血气方刚，大有“包打天下”舍我其谁的气概。过了不惑之年，认识到知识分子与非知识分子，学者与政治家，各有所长，各有所短。他说：“天下之人，强弱刚柔，千殊万异，治学之材与治事之材，恒不能相兼。尝有观理极深，虑事极审，宏通渊粹，通贯万物之人，授之以事，未必即胜任而愉快。而被任事之人，崛起草莱，乘时设施，往往合道，不必皆由于学。使强奈端（外国人名）以带兵，不必能及拿破仑；使毕士马（政治家）以治学，未必及达尔文也” 。
4、撤离战场、退守书斋的国学大师章太炎。
1936年夏，章太炎给国学讲习所的学员们讲完《尚书》，随即病重。他不顾别人劝阻，坚持继续讲课，并说：“饭可以不吃，书仍然要讲”。终于卧床不起，于6月14日与世长辞。章太炎去世以后，鲁迅曾写《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一文纪念这位国学大师：“太炎先生虽先前也是以革命家现身，后来却退居于宁静的学者，用自己所手造的和别人所制造的墙，和时代隔绝了”，“先生遂身衣学术的华衮，粹然成为儒宗”。鲁迅认为“这也不过白圭之玷，并非晚节不终”，仍然高度褒扬了章太炎当年的革命精神：“考其生平，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模”。
章太炎，名炳麟，1869年1月生于浙江余杭县一个书香门第。青少年时拜汉学大家俞樾为师，系统学习研究古典七年之久，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一套学术思想体系。他把老师的告诫：“精研故训，博考事实”作为座右铭，制定了自己的治学门经六条：“一、审名实，二、重左证，三、戒妄牵，四、守凡例，五、断感情，六、汰华辞”，即用客观的态度，切切实实，仔仔细细的研究学问，力戒大而化之，主观臆测的浮躁作风。后来，又发展为：“学术无短长，要以胸府独见为贵” 。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失败以后，知识分子掀起维新改良运动，章太炎也被卷了进来。他参加康有为、梁启超等成立的“强学会”，并为《时务报》撰写文章，积极宣传“发愤图强”、“修内政”、“行新制度”的主张。戊戌变法失败，章太炎的名字也上了清政府的黑名单，为逃避追捕，渡海到台湾，后又去日本。在台湾、日本期间，他看了许多介绍西方政治文化的书报刊物，进一步接触了西方资产阶级文明。在日本，又开始结识孙中山，接受革命思想影响。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章太炎愤然剪去辫发，同改良派决裂，走上反清革命道路。
1901年，发表《正仇满论》，批驳梁启超的保皇论。1903年，又发表著名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针对康有为的“革命恐怖论”，以日本明治维新为例，指出“立宪可不以兵刃得之耶？”也不行，“革命非天雄大黄之猛剂，而实补泻兼备之良药矣”。他针对康有为的“民智未开”、不配革命的谬论，指出民众的觉醒离不开实际的革命运动，“今日之民智，不必恃他事以开之，而但恃革命以开之”，“民主之兴，实由实势迫之，而亦由竞争以生智慧者也”。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成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代的一篇重要的历史文献。同年，革命家邹容发表《革命军》，高呼：“我中国欲独立，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长存于二十世纪新世界上，不可不革命”；“革命者，世界之公理也；革命者，争存争亡过渡时代之要义也；革命者，顺乎天而应乎人者也；革命者，去腐败而存良善者也；革命者，由野蛮而进文明者也；革命者，除奴隶而为主人者也”。章太炎“诵之犹当流汗祗悔，以是为义师先声”，遂为之作序，击节鸣鼓，呐喊助威。《革命军》和《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的发表，哄动了整个社会，邹容和章太炎一时成为举世瞩目的人物。
从康有为看近代知识分子的悲剧命运（5）
《苏报》由于屡屡发表章太炎、邹容等人文章，鼓吹革命，而遭查禁，章太炎也随即被捕。据章太炎自述：“自戊戌年以后，已有七次查拿，六次都拿不到，到第七次才拿，……后来四次，却都为逐满独立的事。但兄弟（自称）在这艰难困苦的盘涡头里，并没有一丝一毫的懊悔” 。章太炎在狱中三年，英勇不屈，曾绝食七天表示抗议。1904年，章太炎的朋友蔡元培等在上海成立“光复会”，章虽在狱中，也做为重要发起人之一，并被该会视为领袖人物。出狱后，章太炎东渡日本，被委任为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主编。他在该报发表了一系列充满革命激情的文章，如《讨满洲檄》、《中华民国解》、《排满平议》、《革命道德说》等。
辛亥革命以后，这位“有学问的革命家”在政治上却显得很天真。他认为推翻清政府，革命大告成功，于是高喊起“革命军兴，革命党消”的口号，要求解散中国革命同盟会。这在革命刚刚取得初步胜利，袁世凯等各种复辟势力觊觎革命果实的艰难复杂情况下，无异于为虎作伥，自我瓦解革命势力。章太炎的主张受到袁世凯的欢迎，袁委任章为总统府高等顾问和“东三省筹边使”。章太炎目睹袁世凯日益反动，在忏悔心情下开始与袁斗争。先是辞掉“东三省筹边使”职务，后又决定偷偷逃离北京。为了争取人身自由，章太炎手持羽扇，把袁世凯授予的大勋章作扇坠，经直到新华门总统府找袁世凯算帐，怒砸总统府招待室。被袁世凯软禁以后，又宣布绝食，以示抗议。护法军反袁胜利，章太炎一度出任护法军政府秘书长。他看到护法军政府中也是派系斗争不断，产生失望情绪。特别是南北军阀在议和的名义下讨价还价，召开分赃会议，更是使章太炎伤心至极，于是愤然闭门谢客，不再过问国事
在学术和文化思想方面，章太炎也逐渐转向提倡“国粹”和建立新宗教。希望人们在乱世中，从国粹和新宗教中净化灵魂，并找到精神支柱。他说，提倡“国粹”并不是“要人尊信孔教，只是要人爱惜我们汉种的历史”；宗教“要以上不失真，下有益生民之道德，为其准” 。为了远离政治，他在修订自己的文集《章氏丛书》时，把许多革命性强的文章删掉，把自己的名著《訄书》改名为《检论》，力图抹去革命锋芒，把自己打扮成一位好好先生。退守书斋以后的章太炎，专心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