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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认识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初登历史舞台所发生的角色转换现象呢？那种传统的贴标签式的“阶级分析”，对此一律冠以“知识分子的软弱性、摇摆性、妥协性、不彻底性”；近些年则又有一种颇为时髦的说法，认为这是“知识分子缺乏独立人格和自我意识”、“自我堕落”的表现。两种看法，在方法论上是一样的，都是从抽象的人性出发，缺乏对具体问题的具体分析。从内容方面说，前者实质上鼓吹，读书是“四性”（软弱性、摇摆性、妥协性、不彻底性）的根源。知识分子多读了几本书不仅无用，简直就是罪恶。而后者把知识、文化与人格、自我意识等同起来，从而以人格和自我意识取代了知识与文化因素的作用，仍然是一种否定知识与文化的思想表现。历史舞台上角色转换现象的出现，有客观条件的变化，主观方面的适应性，以及是否具有及时调整主观与客观矛盾的个性品格等多方面的复杂因素。我以为，就知识分子这个社会群体而言，文化因素是至关重要的，离开文化因素谈论这一历史现象，就不能抓住知识分子的特点，从而进行中肯的分析。
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与前辈“士大夫”的不同之点在于，后者既有深厚的传统文化素养，又学习和吸收了西方先进的思想文化。由于西方思想文化和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产生于不同的历史条件，不同的民族传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怎样科学评价中国的传统文化，怎样正确的对待西方文化，如何处理好两者的关系并把两者有机的融合起来，是十分艰难而又长期未能得到很好解决的问题，这对刚刚产生的近代知识分子，就显得尤其突出。思想家严复对这个问题有着切身的感受，他对这种感受做过如下表述：“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贵一道而同风，而西人喜党居而异处；中国多忌讳，而西人众饥评。其于财用也，中国重节流，而西人重开源；中国追淳朴，而西人求欢虞。其接物也，中国美谦屈，而西人务发舒；中国尚节文，而西人乐简易。其于为学也，中国夸多识，而西人尊新知。其于灾祸也，中国委无数，而西人恃人力” 。康有为、严复等人想“在中国的文明中寻找西方的进步理想，以便使历史和价值相协调，使他们的中国与西方的真正普遍的历史原理相协调” ，然而“康无法轻而易举地把西方的解释用于中国历史”，成为“困惑的一代” 。可以这样说，中西文化的矛盾与不调，成为刚刚走上历史舞台的中国近代知识分子，难于摆脱悲剧命运的致命性弱点。
五四新文化运动“新”在那里？（1）
“自由的思想，不过表明自由竞争在知识的领域里占统治地位
罢了。”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对于任何革命，无论是社会主义革命或是民主主义革命，自由
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口号。”
——列宁：《关于用自由平等口号欺骗人民》
“禁止思想自由的，断断没有一点的效果。你要禁止他，他的力
量便跟着你的禁止越发强大。”
——李大钊：《危险思想与言论自由》
“法律只是约束人民的行为，不应拘束人民的言论。……言论若
是没有‘违背法律的自由’，那便只能保守现在的文明，现在的法律，
绝不能够创造比现在更好的文明，比现在更好的法律。”
——陈独秀：《法律与言论自由》
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在探索为“国富民强”而实现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几经挫折，如洋务运动的失败，维新变法的流产，以及辛亥革命仅仅革掉了一块“皇帝万岁万万岁的龙牌”（鲁迅语）的现状，使许多人由兴奋到失望、彷徨，进而为新的追求而呐喊，于是产生了五四新文化运动。
新文化运动，首先“新”在知识分子的思想与精神状态有了新的变化。从最初的“器物上感觉不足”，到“从制度上感觉不足”，进而“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认识到不清算旧的传统文化中的弊端，不打开束缚人们几千年的精神枷锁，解放思想，促进全社会民众的觉醒，任何器物的改良和政治的改革，都是无法实现的，“打倒孔家店”的呼声应运而生。有些急进的知识分子如李大钊，五四运动前就向社会呼吁：“要想把现代的新文明，从根底输到社会里面，非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片不可” 。
其次，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高举起“科学”与“民主”这两面大旗。陈独秀于1915年9月发表的《敬告青年》一文，提出：“国人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据此提出新人的六条标准：“（一）自由的而非奴隶的”；“（二）进步的而非保守的”；“（三）进取的而非退隐的”；“（四）世界的而非锁国的”；“（五）实利的而非虚文的”；“（六）科学的而非想象的”。1919年1月，陈独秀又在《“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中进一步表示：“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德先生即民主，赛先生即科学），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治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科学”与“民主”，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最重要的口号，成为五四精神的最重要的内容。
第三，在中国学术界第一次提出并实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方针，1919年3月，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在《致函并附答林琴南君函》中明确宣布，北京大学“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这一方针反映了解放思想、繁荣学术的要求，受到启蒙者的欢迎，并且推动了思想启蒙运动的发展。
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曾多次高度评价五四新文化运动，如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指出：“五四运动时期，一班新人物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反对旧教条，提倡科学与民主，这些都是很对的。……是五四时期的一个极大的功绩”。他又说：五四以后“一部分人继承了五四运动的科学和民主精神，并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加以改造，这就是共产党人和若干党外马克思主义者所做的工作”。可是在建国以后，我们学习和继承五四运动精神，却只是强调学生运动的爱国主义，而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张扬的“民主、自由、平等”思想很少涉及，甚至加以否定。这是为什么呢？一个基本理由是，它们属于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已经成为社会主义革命对象。
五四新文化运动“新”在那里？（2）
“科学、民主、自由、平等”作为思想体系，确实有其具体的阶级内容。它产生于14—16世纪的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兴旺于17—18世纪资产阶级大革命时代。它是资产阶级向封建主义斗争的重要思想武器，充分代表了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体现了新兴资产阶级的思想要求。然而“科学、民主、自由、平等”口号除去阶级内容的一方面外，还有它历史内涵的另一方面。作为一个思想体系，它还反映了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并与之相适应。马克思曾讲过：“交换价值的交换正是一切平等和自由在生产上面的真实基础。作为纯粹的思想，平等和自由不过是交换价值理想化的表现” 。商品经济的发展，需要自己做主的意识，需要贸易自由，公平竞争，保护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等等。“民主、自由、平等”正是体现了商品经济的这些需要，从而保护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不错，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在他们的许多著作中提到“民主、自由、平等”时，都曾采取批判和否定的态度。这是因为他们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认为，商品经济只能是形式上的平等而实际上不平等，要实现真正的平等，不仅要打倒资产阶级，还要彻底消灭商品生产。今天，人们已经懂得了商品经济并不为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社会所独有，它也是社会主义发展经济的主要形式。社会主义需要商品经济，所以与商品经济相适应的“民主、自由、平等”思想体系，还有其存在的基础和需要。
列宁讲过：“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相比，是在‘自由’、‘平等’、‘民主’、‘文明’的道路上向前迈进了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一步” 。无产阶级只有认真地对待，科学的分析，批判地继承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创造的高度文明，才能成为人类先进文化的代表。对于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创造的“自由、平等、民主”等思想遗产，采取简单地否定和排斥态度，曾使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在精神文明的某些方面，难于摆脱封建主义羁绊的历史教训，值得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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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容并包”与思想自由（1）
从辛亥革命前后到五四运动，是中国社会急剧变化的年代。特别突出的有两点，一是冲破封建迷信思想，科学逐渐为人们所认识，如李大钊所说：“二十年以前，洋海始通，西学输入，缙绅先生尚持天动地静之说，而以为奇技淫巧焉。今地球环绕太阳之理，声光化电之学，虽在童呆亦粗知其义矣” 。二是有了维新变法失败的教训以后，革命的呼声日益高涨，1907年5月出版的《新民丛报》，有一篇文章说：“数年以来，革命论盛行于国中，今则得法理论、政治论以为之羽翼，其旗帜益鲜明，其壁垒益森严，其势力益磅礴而郁积，下至贩夫走卒，莫不口谈革命，而身行破坏”，“数年以前，民间无敢倡言之者，近则政府宣布预备立宪，民间公然鼓吹立宪。然革命党指政府为集权，詈立宪为卖国，而人士之怀疑不决者，不敢党与立宪” 。正是在生活急剧变化的推动下，一大批知识分子为解决中国的出路问题，掀起向西方学习真理的新的热潮。
从国际环境看，20世纪初，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进入帝国主义阶段，日益暴露出制度方面难以克服的矛盾，以及其思想武器方面的缺陷。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年）的爆发，更增加了人们的怀疑和不满。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以及形形色色的“主义”、“学说”，进一步引起人们的关注，从而使向西方寻求真理的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眼界进一步扩大了，触及的内容也大大的丰富了。从国内环境看，辛亥革命有力地打击了封建专制制度，同时也形成了南北对峙、军阀林立、各霸一方的局面，客观上造成了有利于各种学说传播，不同学术思想碰撞的空隙和空间。从而使中国再度出现类似春秋战国时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
1、蔡元培提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方针
北京大学创办于1898年，原名京师大学堂，初办时所收的学生，都是京官，所以学生被称为“老爷”， 监督及教员被称为中堂或大人。后来一段时间内，不少学生还是把毕业做为获取功名的手段，更有一小部分学生并不读书，而是混文凭，以得到做官的资格。对于有学术研究水平的教员，他们并不见得就欢迎，甚至点名认真一点，考试严格一点，都要遭到反对。当时的“八大胡同”（妓院所聚的地方）有“两院一堂”之说。即逛八大胡同的以众议院和参议院的国会议员与大学生为最多 。1917年蔡元培任校长后，提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方针，并对学校组织和教员队伍实施了若干整顿改革措施，风气为之一变。在时代潮流的推动和蔡元培的倡导下，北京大学遂成为各种学术思想和政治主张最为活跃的场所。正如20世纪20年代曾为北大学生的千家驹所说：“北大是中国的缩影，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有多少党派，北大学生中便有多少党派。所有的政党，无论是进步的、保守的、反动的，都可以在北大师生中找到他的信徒，都有它们公开或秘密的组织，这怕是任何大学都不会有的” 。在20世纪一、二十年代的中国，北京大学正是学术林立、百花齐放时代的一个缩影。
在教员聘用上，蔡元培说：“本校教员中，有拖长辫而持复辟论者，以其所授为英国文字，与政治无涉，则听之。筹安会之发起人，清议所指为罪人者也，本校教员中有其人，以其所授为古代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嫖、赌、娶亲等事，本校进德会所戒也，教员中间有喜作侧艳之诗词，以纳妾，押妓为韵事，以赌为消遣者，苟其功课不荒，并不诱学生而与之堕落，则姑听之。夫人才至为难得。若求全责备，则学校殆难成立” 。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当时的北京大学会聚了一大批不同学术流派的大师级学者。如辜鸿铭、刘师培、黄侃、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钱玄同、鲁迅（兼职）、周作人、吴虞、马寅初、沈尹默、陈启修、章士钊、马叙伦、陶孟和、陈汉章、张竞生、梁漱溟等。各种学术思想的互相交汇，互相碰撞，大大扩展了北大师生的眼界，繁荣了北大的学术，促进了北大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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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容并包”与思想自由（2）
兼容并包之例一：“怪人”辜鸿铭。
辜鸿铭这个名字，许多谈及北京大学历史或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的文章著述，都会提到，他被称为“国宝级怪人”。说辜鸿铭怪，也确实怪。他是教英国文学的教员，却头戴红顶瓜皮小帽，身穿长袍马褂，脚登双梁中式鞋；“辜鸿铭当初是最先剪辫子的人”，辛亥革命以后反而蓄发留辫，整个一位“前清遗民”；他精通10余种外语，发音之纯正，连该语种国人也感到惊讶，他还从19世纪60年代起，花了20年时间，把中国古典十三经中的十部翻译成英文，然而平时讲课和谈话，张口就是“子曰诗云”；他喝洋墨水最多，1870年前后，即13岁就出国留学，1885年正式回国，自称是“中国受过欧洲教育的人中资格最老的一个”，然而回国以后却变为思想最“守旧”的卫道士，他反对五四时期的“文学革命”，力主尊孔读经，公然说：“现在社会大乱，主要的原因是没有君主”；他十分熟悉西方文明，然而却从中得出结论：“欧洲人所热切希望并极力去实现的民主主义文明，就是我们中国人两千多年来一直保持的东西”，他狂热的赞美中国封建社会落后丑恶的东西，如一夫多妻制、纳妾现象、女人缠足，十分欣赏清人方洵专为缠足写的一本叫《香莲品藻》的书，并且说：“小脚女人，神秘美妙”。
如何认识和评价辜鸿铭？有的歌颂他的“怪”，有的欣赏他的“狂”，有的称赞他“意避流俗，求古求奇”，有的说“他只是一个天生的叛逆人物”。我认为，对于辜鸿铭的怪异性格和矛盾行为，仅仅停留在个性品格分析是不够的，它还相当深刻地反映了一个特定时代的社会内容和近代知识分子的某些代表性特征。
辜鸿铭出身于华侨家庭，祖籍福建，儿时生活在东南亚的马来半岛。13岁赴西方留学，成年以后回到祖国大陆，面对东方热土上对西方文明的一片赞扬之声，做为一个十分熟悉西方社会和文化的东方人，辜鸿铭对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却有着自己独特的看法。特别是回国以后，系统的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