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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办？粟裕选择了绕河前进。因为渡河没有船，花费时间太长。绕河虽远五公里，但只要加快行军速度，天亮前还是可以赶到官陡门的。行军中即使被头道桥的敌人发觉也不要紧，走快些，猛冲过去就是了。于是部队开始加速跑步前进。这样，战士们足足跑了十公里，地上虽是铺满寒霜，天又刮着寒风，但是战士们跑得却是满身大汗。
到四点钟光景，越过头道桥，赶到了距离官陡门约两公里的地方，这时大家才放下心来，粟裕也长出了一口气。
稍事休息，部队便按原先的部署，各自开始行动。粟裕率主力过桥后，沿河西岸北进，然后绕向西方，从芜湖方向的道路打过去。另一部则沿河东岸北进，但需待河西岸先开始攻击后，方能出击，不能被敌人过早发现。
部队悄然前进，只距敌人一里了。越过倾斜的堤埂，离敌据点只半里了。
粟裕轻声命令“停止前进”大家蹲下来，肃静得连战士的心跳声都能听得见。
“上！”粟裕一挥手，突击队员摸上前去。据点的外围有三层铁丝网，其后面是地堡工事，地堡工事前面站着两个穿着大衣、戴着风帽的敌哨兵。
突击队静静地贴着地面向前爬进；二梯队紧紧跟随。靠近铁丝网，正想拉开障碍时，敌人的警钟尖鸣起来，敌哨兵惊恐地问：“哪一个？”
这句活像一团火扔到了爆竹店，突击队员用手中所有的武器一齐向敌人开火，手榴弹的爆炸声与枪声连成一片，火光把半个天空照得亮如白昼。
这时，东岸的机枪也响了。不一会儿，西岸的战士们就冲破了铁丝网，地堡工事前的两个敌哨兵被打得像肉泥一样瘫在地上。哨兵后面约十公尺的掩蔽部里的一排敌人，听到枪声后动作快的钻了出来，一到外面就中弹跌倒了，有的半个身于躺在洞里，半个身子躺在洞外，刚好塞住了洞口。动作稍慢的，就永远躺在了地堡里了。
地堡和街口的敌人还未完全解决。二梯队的战士就猛地冲进街中，顺利地夺下小木桥，沟通了河两岸的联系，紧接着后续部队通过小木桥，向河东伪军营部驻地刘培田家冲去。此时河东岸北进的部队，也冲破了敌人的铁丝网，对敌人形成东西夹击之势。密集的枪声和手榴弹声响过一阵之后，枪声渐渐稀疏下来。
东方已经发白。官陡门街上，横七竖八地躺着敌人的死尸和伤兵，满地杂乱地堆着军用品和用具。老百姓领着胜利的新四军战士肃清残敌，并送茶送水慰劳军队。东边牵一串，西边押一群的俘虏、在南边街口的坪里集合。
这次战斗从开始攻击，到解决战斗，只用了八分钟，再加上清扫战场，也不过二十分钟。但收获不少，共缴获步枪六七十支，短枪十多支，机枪四挺，手榴弹、子弹等军用品，一时无法统计。击毙、击伤的敌人也来不及清查，仅活捉的就有五十七人。
部队经过一夜急行军和一场激战，战士们虽然已十分疲劳，脸色略现苍白，但是胜利的喜悦压倒了疲劳，带来了力量。大家兴高采烈地谈着：“可惜了，那个狗司令，在芜湖没有回来！”
“哼，这样好的地形，四面都是水，只要有子弹，我们守一个月……”
“站队，站队！准备走了！”值班排长呼唤着大家。
“按规定的次序返回，大家距离远一些，注意防空。”粟裕大声地嘱咐着。
部队在凯旋的路上没走多久，敌机果然不出粟司令所料嗡嗡嗡嗡地赶来了。但是早有准备的新四军战士，已经隐蔽得不露一点痕迹。一圈、两圈、三圈，敌机什么也没有发现，只好无精打采地飞走了。
奇袭官陡门，狠狠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使粟裕在江南威名大振，江南人民称赞粟裕及其部队为“天兵天将”。
奇袭官陡门之后，粟裕又率新四军第二支队进行了秣陵关战斗，并袭击了南京的麒麟门和雨化台，与陈毅领导的战斗在茅山地区的第一支队相互呼应，威震江南。粟裕的名字响遍江南大地。1939年11月，新四军第一、第二支队领导机关奉命合并，成立新四军江南指挥部，由陈毅任指挥，粟裕任副指挥。
粟裕一向很欣赏宋人苏洵的名言：为将者“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江南指挥部成立不久的一次小战例，体现了他临危不乱的大将风度。
1939年的残冬，江南指挥部驻在溧阳水西村。
一天，侦察员获悉，沿溧（阳）武（进）公路有大批日寇在集结，正向我指挥部移动，准备突然袭击我指挥部。粟裕在指挥部里踱来踱去，紧张地思索着：敌人距指挥部不过几十里，陆路有军车运送，水路有轮船载运，而新四军主力部队离指挥部太远，调动、靠扰都来不及。眼前只有驻在竹箦桥附近休整的新成立不久的“江抗”①二团的一部。这支部队人员新，骨干少，成立以后仅和敌人打过几次小仗，靠他们能顶住日寇的正面进攻和突袭包围吗？
对，就用他们，置之死地而生。粟裕暗自下决心。
消息传来，指挥部机关人员都有些担忧。但当他们看到由于工作繁忙，日渐消瘦的粟裕，有条不紊，不紧不慢地向“江抗”二团作着部署；看着他把机关人员迅速妥当地组织起来；看着他军帽下闪动着平静而又深邃的目光；看着他那沉着冷静还带着笑意的面孔；听着他那平稳而又自信的声音，①“江抗”：江南人民抗日义勇军的简称。
人们的担忧心情消失了。
粟裕部署完毕后，从墙上摘下一顶钢盔，带上两个警卫员，径直向“江抗”二团的前沿阵地走去。
这时，战斗已经打响。炮弹在阵地前沿爆炸，掀起一股尘土。透过硝烟，很快可以看见日寇冲锋时挥动的闪闪发光的刺刀和那一副副狰狞的面孔。
粟裕旁若无人地从阵地一端走到另一端。他不断提醒指战员们节省子弹，沉着应战，要大家准备充足的手榴弹迎击日寇的冲锋，子弹从他耳边呼啸而过，他视若不见。石块、泥土砸在他身上，他顺手轻轻地掸一掸，继续指挥。
“粟司令来了！”“粟司令在我们阵地上！”指战员们顿时精神百倍，越战越勇。
就在这支由新战士和机关勤杂人员防守的阵地前，日寇虽多次冲锋，但始终无可奈何，除了留下一具具死尸外，未能前进。夜暮降临后，鬼子被迫撤退了，这时粟裕才指挥部队安全转移。
到新驻地后，同志们顾不上休息，兴高采烈地谈论着这次战斗。可粟裕就像役经过这场恶战一样，仍然着装整齐、深谋熟虑地在那里看着地图，研究着敌情。
几天后，陈毅亲手写了一副对联，送给粟裕贴在水西祠堂里。这幅对联是：食少事繁诸葛公轻裘缓带羊叔子新成立的新四军江南指挥部，面临着三少，即人少、枪少、干部少。人少，不要紧，参军热潮正一浪高一浪；枪少，也不要紧，组织起来从敌人手中夺取；唯有干部少，一时难以解决。
粟裕决定狠抓干部培训工作。他是副指挥兼参谋长，既要掌握敌情、部署部队、指挥作战，又要组织后勤保障，每天忙到深夜。但他对训练丝毫不胄放松，可以说事必躬亲。
早上，天刚麻麻亮，江南水乡还飘忽着一片片迷漾的雾气，粟裕便一个人悄悄起来，走到高处去沐浴晨风，思考一天的工作。当指挥部的机关人员随着哨声到达训练场地时，粟裕精神抖擞地已站在小土坡上多时了。他仔细地看着战士们训练，只要谁的动作不准确，或是军容不整齐，他就不声不响地走过去，指出错误或亲自示范。
战士们奇怪的是：早上天还没大亮，光线不好，训练场上的人又那么多，粟裕到底是怎样看得如此清楚呢？
在一次射击练习中，几个刚来不久的青年学生自以为已经达到了要求，互相检查后，便悄悄聊起天来。突然，粟裕来到他们面前。他一声不吭地从口袋里掏出一枚铜元，放在一个学生的枪上，命令“击发！”随着扳机声，铜元掉到了地上。粟裕拿过枪，一个卧姿趴下，让那个学生给他放好铜元，几次击发，铜元纹丝不动。他站起来走了。这件事，前后不过几分钟，除了一个口令，他没说一句话。可是，此时无声胜有声，那几个学生红着脸从中明白了许多。
江南水乡，桥多路窄，在水网地带作战，许多指战员尤其是干部不适应。
很多战士不会游泳，害怕过独木桥，粟裕就带上门板作保险，亲自教战士游泳，骑着自行车过很窄的木板桥。首长的模范行为成为无声的命令，部队很快适应了水网地带，提高了战斗力。
粟裕在抓部队训练的同时，执行中央向北发展方针，协同陈毅组织部队准备渡江北上，挺进苏北。
第六章 布奇兵巧周旋 黄桥大决战
苏北，人口稠密，物产富饶，河网交叉，公路纵横。
在抗日战争中，苏北具有特定的战略地位。它不仅是盛产粮、棉、盐等战略物资的重要基地，而且是控制日寇沿江进出的重要地区，也是新四军与八路军联系的重要纽带。
苏北抗日局面一旦打开，向南可以与江南抗日根据地相呼应，扼制长江下游，直接威胁设在南京的日本侵略军总部和汪精卫伪政府；向北向西发展，可以与山东、淮南、淮北抗日根据地连接，直通华北和中原。因此，苏北，是日、顽、我必争之地。
新四军向苏北发展，是党中央早就确定了的方针。1938年春，毛泽东对江南新四军的发展方向有过明确的指示：“目前最有利的发展地区是茅山山脉。”5月4日又指示：“在茅山根据地大体建立起来之后，应分兵一部进入苏州、镇江、吴淞三角地区，再分一部分渡江，进入江北地区。”
这个任务的提出，是对蒋介石的险恶意图作了充分的估计。自主力红军长征，蒋介石便想彻底消灭我南方的红军游击队，但是未能得逞；抗日战争开始，蒋介石迫于形势，不得不同意将我坚持在南方八省十三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编成新四军，开赴抗日前线，但却将新四军主要力量限制在面临长江天险和日寇侵华心脏的南京附近，企图借日寇之手消灭新四军于这一狭窄地区。1939年，蒋介石在庐山训练团说：“我让新四军到那里去，是为了让日本人消灭它！”然而，事情的发展恰恰与蒋介石的险恶居心相反。党中央、毛泽东采取了将计就计的方针，要求各部迅速深入敌后。新四军一开到敌后，便深入到人民群众当中，如鱼得水，不但没有被消灭，而且迅速发展壮大，形成了燎原之势。
时任东南局书记、新四军军分会书记的项英，由于受右倾机会主义影响，以“江南的特殊性”为理由，没有积极贯彻执行党中央要求新四军“东进苏南，直逼京沪，渡江北上，联接华北”的战略方针，而困守皖南，把已经东迸苏南的主力一团、三团先后调回皖南，致使前线的力量大为削弱，因而使新四军的发展受到严重影响。
年2月下旬，周恩来亲自到皖南做项英的工作，提出新四军发展华中的三条原则，即：哪个地方空虚，我们就向那个地方发展；哪个地方危险，我们就到那个地方去创造新的活动地区；哪个地方有敌人伪军，友党友军较不注意且没有去活动，我们就向那里发展。依据这些原则，周恩来同项英商定了新四军“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意见。但此后，项英却迟迟不见行动，拒不执行这些合理的方针。
当时，蒋介石、顾祝同划定新四军第一、第二支队的防区非常狭窄。粟裕率领的第二支队的防区，被划在南京、天云寺、秣陵关三角地带，最长距离不过三十公里。为了发动群众，抗击日寇，粟裕不断冲破蒋介石的所谓的“界限”，打到防区以外去。向南打到高淳、郎溪，向西南打到芜湖，向东北打到镇江、金坛一带。每次打击日寇的行动，不但得不到国民党军队的支持配合，反而遭到顾祝同的追查、警告。项英不仅没有理直气状地予以反击，反而责难粟裕“破坏统一战线”。
尽管如此，粟裕仍坚持执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制订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原则，不断挫败顽固派的反共阴谋。
寒暑交替，冬去春来。
1940年春天，抗战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正面战场上，日军停止了对国民党的进攻，采取了诱降政策。在南京，汪精卫成立了伪政府，大叫“蒋汪合作”、“和平反共”。蒋介石的假抗日真面目也日益暴露了，他主张什么“曲线救国”，同时暗地里偷偷下发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以主要力量对付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
国民党顽固派将磨擦中心由华北移向华中，准备对华中各根据地发动三路进攻：冷欣进攻苏南，韩德勤进攻皖东，李品仙进攻皖中。
党中央、毛泽东同志鉴于国、共第一次合作时血的教训，及时地要求全党同志提高警惕，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全力巩固我们的党，巩固党领导的军队和政权，以准备对付可能发生的突然事变，并作出了大力发展华中的战略部署。党中央明确提出：鉴于日寇大量增兵，华北敌占区日益扩大，我方斗争日益艰苦，以及国民党可能的公开反共和投降，全国性突然事变可能到来，我军决不能限死在黄河以北不入中原，故“华中是我最重要的生命线”。“整个苏北、皖东、淮北为我必争之地。凡扬子江以北，淮南路以东，淮河以北，开封以东，陇海路以南，大海以西，统须在一年以内造成民主的抗日根据地。”
根据这一战略方针，党中央令八路军主力两万余人由冀鲁豫分路南下，会同新四军第四、第五、第六支队以及江南指挥部已到达苏北的挺进纵队和苏皖支队共同完成发展华中的任务。
1940年3月，顾祝同调集五个师、一个旅，连同地方保安团约十八个团的兵力，主要部署在贵池、青阳、绩溪、宁国、宣城、繁昌、南陵、泾县一带，还加强了溧水、高淳、郎溪、广德、宣城之线，企图切断新四军皖南，苏南之联系，造成围歼皖南、威逼苏南之势。同时，在大兵压境的态势下，勒令新四军将江北第四、第五支队和叶、陶部南调。
皖南地处敌后，在国民党三战区包围圈中。苏南是新四军对日作战和向东向北发展的基地。以当时新四军的兵力来看，暂难在皖南、苏南两处作战。
为此，陈毅、粟裕建议皖南军部应向苏南靠拢。
4月26日，中央复电陈、粟，同意他们的建议，指示“皖南军部速移苏南为宜。”但项英又动摇起来，以种种借口拒绝北移，反而再三要求中央批准将叶、陶部调回皖南。
党中央断然拒绝了项英的要求，于1940年5月4日发出《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的重要指示（简称“五四”指示）。“五四”
指示强调指出：在国民党反共顽固派坚决地执行其防共、限共、反共政策，并以此为投降作准备的时候，我们应强调斗争，不应该强调统一。如果不斗争，就将再犯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