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支队伍，编制不足，名为一个师，实际相当于一个大团。武器不足，全军团仅有长短枪一千二三百支，一部分轻重机枪和六门迫击炮。许多战士背的是梭镖。
抗日先遣队保持军团体制，寻淮洲为军团长，乐少华为军团政治委员，曾洪易为随军中央代表。上述三人组成红七军团军事委员会，决断一切政治军事问题。刘英为军团政治部主任，粟裕为军团参谋长，他俩不是军团军事委员会成员。
在部队领导集体中，寻淮洲参加过秋收起义，是在革命战争中锻炼成长起来的一位优秀的青年军事指挥员。他艰苦朴素，联系群众，作战勇敢，机智灵活。但是，当时“左”倾宗派主义的领导者对红军中原来的干部不信任，寻淮洲虽是军团长，却没有实权，难以有所作为。红七军团的领导权实际上由曾洪易、乐少华两人掌握。
中央代表曾洪易曾在闽浙赣苏区任中央代表和省委书记，积极推行“左”
倾错误政策，造成了极大危害。到了抗日先遣队，面对险恶的斗争环境，他悲观动摇，后来终于投敌叛变了。
军团政委乐少华也是“左”倾错误的坚决执行者。他曾到莫斯科留学，回国后很快升任红七军团政治委员。他既无实际斗争经验，又很蛮横霸道，动辄拍桌子骂娘，以“反政治委员制度”的大帽子打击、压制干部，并滥用所谓“政治委员最后决定权”，进行瞎指挥。
抗日先遣队任务艰巨，环境险恶；当时的中共中央实行“左”倾错误指导方针，军团本身的领导权掌握在曾洪易、乐少华这样的人手中，其前途之艰险可想而知。
红七军团从瑞金出发，经长汀、连城、永安县境，打下大田县城，经尤溪以东，进到闽中地区。在罗炳辉所部红九军团掩护和配合下，打下了樟湖坂，从樟湖坂渡过闽江，完全进入了白区。
按原定计划，先遣队应从此经古田、庆元、遂昌直接北上浙西，然后去皖南。但此时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突然改变计划，电令红七军由谷口东进，占领水口，威胁并相机袭取福州。
先遣队于是转兵向东。
国民党水口守军闻风而逃。8月1日，先遣队占领水口，先遣队之一部占领了古田县城。
在水口，先遣队召开大会庆祝“八一”南昌起义。在这次会上，军团首长向部队正式宣布：对外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名义活动，对内仍称红七军团。军团首长动员将士们英勇北上，攻打福州。部队情绪高涨，斗志昂扬。
福州是福建省的省会，有较好的防御工事，城内外驻有国民党第八十七师的一个团和一个宪兵团，此外还有炮兵、工兵、海军陆战队，城郊有国民党军用飞机场。
从水口到福州的交通要道在国民党军队的严密控制之下。先遣队绕道进军，但出水口就遭国民党飞机轰炸，因为缺少防空经验，死伤七八十人。
敌人发现了红军，福州城加强了戒备。
先遣队开到福州城下，在对敌军的实力和防御工事没有充分侦察的情况下，就对敌人展开了进攻。虽然红军战士情绪高涨、作战勇敢，但攻城进展很慢。强攻一昼夜，攻占了敌军一些阵地和城北关的主要街道。当时红军不善于近迫作业，又缺乏攻城手段，也没有内应，很难打进城区。指挥员们估计到，即使打进城，也不容易解决敌人。于是主动撤退，准备向闽东转移。
转移途中，在北石岭，桃源地区，国民党的一个团追上来。两军激战一昼夜，国民党的援军越来越多，先遣队再次撤退。
这一仗，红军战果不少，损失不小。毙伤不少敌军，缴获大量武器。但红军伤亡也不小，其中还有几个师、团干部。
遵照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指示打福州，给先遣队造成了许多被动。
先遣队刚过闽江的时候，声势很大，敌人不知虚实，不敢造次，先遣队占有主动权。福州一战，暴露了先遣队只是一支不怎么大的牵制力量，国民党军队于是疯狂追击，咬住不放。
先遣队向闽东转移，正值8月中旬的炎热天气，总计六千人的队伍有七八百号伤病员。在国民党统治区行动，民夫难找，大部分伤病员由干部战士抬着走，部队行军异常困难。
经过努力、先遣队与闽东游击区的领导人叶飞、阮英平、范式人取得了联系。
进入游击区，在地区党和群众的协助下、伤病员得到妥善安置，情况有所好转。
根据游击区同志的意见，先遣队决定攻打罗源县城。
在当地党和群众的配合下，先遣队采用突然袭击的打法，一举攻克了罗源县城，活捉了国民党的罗源县长和守军营长。群精为之振奋。
罗源战役之后，不到半个月连续打了三个胜仗，先遣队声威大振。
9月初，先遣队进人闽北游击区。这里有苏区根据地。先遣队出征以来，艰难转战，到了闽北苏区，很需要进行休整，并利用苏区作依托，给穷追不舍的国民党军队来一个迎头痛击。可是，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随即来电批评先遣队“拟于闽北边区休息，这恰合敌人的企图，因敌人阻止你们北进。”
于是，先遣队不敢怠慢，继续向北进发。
粟裕认为，急于要先遣队离开闽东、闽北，这是继攻打福州之后，中革军委在战略指导上的又一次重大失误。从当时红军斗争的全局来看，中央既知道皖南暴动已经失败，就不必机械地限定先遣队必须到皖南去。如果让先遣队留在闽东、闽北地区活动，帮助地方党扩大武装斗争，打几个胜仗，更大规模地发动群众，把闽东、闽北连成一片，再同浙南联系起来，创造较大的局面，然后向浙西和皖南发展，倒是可以吸引和调动更多一些敌人。
当时，不仅中革军委的遥控指挥不切合先遣队的实际，先遣队指挥中枢内部也出现了严重困难。军团主要领导成员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起来。
乐少华一味盲目地执行中革军委的命令，拒绝结合实际的积极建议，而且专横无忌，对寻淮洲极不尊重，一开会就吵架，天天如此，几乎造成指挥上的瘫痪。
曾洪易的恐慌动摇愈益严重。先遣队在水口遭到敌军袭击时，他吓得脸色发青，嘴唇颤抖，一到闽北就提出要到闽赣浙大苏区去，并直接发电报要闽浙赣军区派部队来接。他的主张遭到寻淮洲和大部分将士的反对，中革军委也在回电中对他进行批驳，以后他由恐慌动摇而变为消极对抗，竟要求离开部队。
粟裕说，军团领导中这些极不正常的状况，从根本上说，是“左”倾宗派主义的必然恶果。它给抗日先遣队带来了难以言喻的困难。
根据中革军委的指示，先遣队从闽北挺进浙西。到了浙西，中革军委又相继下达了一系列叫人困惑不解的指示。就在这时候，国民党以数倍于红军的兵力对先遣队进行追剿。
先遣队面临全军覆没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先遣队的指挥员们只得不顾中革军委的一再指责，转向皖赣边行动。
9月底，先遣队到达皖赣边的段莘地区。这里距原定的目的地皖南已不远。到了这里，先遣队才得知皖南几个县的暴动早已失败。
根据中革军委的指示，先遣队于10月下旬进入闽浙赣苏区的重溪地区。
至此，先遣队已转战闽、浙、赣、皖四省的几十个县、镇，历时近四个月，行程三千多华里。这时的队伍大约还有三千人。
闽浙赣苏区的刨建者是中国革命史上英名远播的方志敏。
方志敏亲切地看望先遣队的将士们。苏区的人民热情欢迎先遣队的将土们。
根据中革军委的命令，抗日先遣队同闽浙赣苏区的红十军及新升级的地方武装合编，成立红军第十军团。七军团改编为第十九师，红十军和新升级的地方武装分别为第二十师和二十一师。原闽浙赣军区司令员刘畴西为军团长，乐少华为军团政委，寻淮洲任十九师师长，刘英任政治部主任。
粟裕被调到闽浙赣军区任参谋长。军区司令员是方志敏，政委是曾洪易。
这时，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已率中央红军主力转移，中央苏区成立了以项英为首的中央分局和中央军区。
十九师的任务是出动到浙皖赣边，打击追剿之敌，发展新苏区。二十师、二十一师的任务是留守闽浙赣苏区，打击围剿之敌，保卫老苏区。
此后不久，根据中央军区指示，二十师和二十一师与十九师会合，创造皖浙赣边新苏区。为了统一十军团的领导，决定以方志敏、刘畴西、乐少华、聂洪钧和刘英五人组成军政委员会，方志敏任主席。
粟裕改任十军团参谋长。
12月中旬，红十军团与国民党三个团的兵力在黄山东麓谭家桥地区接火。
红军沿路设伏，扼守险要地势。
12月14日，国民党部队进入包围圈，红军发起攻击。但红军在当时毕竟不善于正规作战，加之三个师之间配合不佳，以致阵地被敌人冲垮。
寻淮洲亲自带领一支部队夺取制高点。在战斗中，他身负重伤，在转移途中牺牲。
形势对红军很不利，于是决定撤出战斗。在组织掩护撤退的战斗中，刘英和乐少华又先后负伤。
谭家桥战斗是红十军团全部转向外线作战后的第一个战役。
初战失利，红十军团陷入被动。
谭家桥战斗之后，国民党纠集了近二十个团的兵力，对红十军团围追堵截。
红十军团在粟裕和方志敏率领下，于1935年1月中旬转战到化婺德苏区。
1月16日，方志敏和粟裕商定：敌情紧急，部队立即行动，先头部队先走。
部队正要出发，刘畴西派人通知，说大部队虽已齐集，但人员疲劳，当晚不能再走。
粟裕认为情况紧急，不能再迟延了，必须当晚全部通过敌人的封锁线。
方志敏完全同意粟裕的意见。他担心刘畴西犹豫迟疑，便决定留下来同主力部队一起行动。先头部队由粟裕带领立即前进。
先头部队沿中路斩关夺隘，在粟裕率领下于上半夜通过了国民党的封锁线，安全到达闽浙赣苏区的大小坪、黄石田一带。粟裕一边同省委和省军区联系，一边等待主力部队的到来。
第二天没有来。
第三天没有来。
第四天还没有来。
粟裕派出大批干部组织便衣队去联络接应，均未能联系上。
起初隐隐约约听到山那边有炮声，以后就沉寂了。
大约过了一个星期，中共闽浙赣省委通知粟裕：从截获敌人无线电通讯中得知，先是搜山的敌军报告“清剿”已基本结束，要求休整；以后蒋介石下令，说方志敏、刘畴西等仍在山上，在搜到以前，凡要求撤出休整的“杀勿赦”，再以后就是方志敏、刘畴西被捕的消息。
后来，少数突围的将士辗转找到了先头部队，粟裕才较为详细地了解到红十军团在怀玉山陷入敌人的重围，由于众寡悬殊，又兼红十军团指挥失当，除一小部分突围，大多数将士在战斗中牺牲了。
粟裕在回忆录中写道：红军北上抗日光遣队的进军虽然失败了，然而由方志敏、寻淮洲等同志领导的广大指战员和烈士们的可歌可泣的战斗业绩，已成为红军斗争史中英勇悲壮的一页，将永垂青吏！①1935年1月，中国共产党在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是中共在政治上成熟的标志。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在党内的领导地位，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内的统治。粟裕的感想是：历史再次有力地表明，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在暴风雨般斗争实践中锻炼成长的我们的党，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最终克服和纠正各种错误思潮及倾向。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②遵照中共中央指示，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以胜利突围的部队为基础，组成了中国工农红军挺迸师。粟裕被任命为师长，刘英为政治委员。
粟裕和刘英率挺迸师向浙南进军。根据形势的变化，吸取过去斗争失败的教训，结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粟裕率挺进师开辟了浙南游击区，包括浙西南、浙南（含浙东南）、浙东几块游击根据地。其中心区先是在浙西南地区，后移至浙南。
挺进师的游击区域遍及浙赣铁路义乌至江山段和天台山以南的浙江省南半部和闽东北边缘。
浙南游击战争，从1935年初开始，到1937年9月中旬与国民党军政当局签署和平协议才告一段落。
浙南游击区，是在第五次反“围剿”遭到失败，军阀之间的战争已经基本停止，在革命低潮时节，由一支红军主力部队进入国民党统治腹地发展起来的。
粟裕对当时的形势作了分析。他认为，浙江是国民党统治的腹心地区，是蒋介石的老巢，反动势力强大，大部分地区的中共组织被破坏，没有红色根据地和游击区作依托。但是浙江的工农劳苦大众有革命传统，浙江有些地区的地形对挺进师开展游击战争有利。从全局来看，当时中央苏区虽已丧失，但是国民党的主力正被主力红军吸引在北上途中。长征路上是主战场，相对而言，浙江的国民党力量比较空虚。并且还有几个在南方坚持战斗的老苏区，可以和挺进师相互支援。先遣队在浙江没能站住脚跟，主要是由于当时没有分散打游击的认识和决心。挺进师接受先遣队的教训，自觉地把正规军变成游击队，不打正规战而打游击战，来一个决定性的转变，就可以在浙江站稳脚根，完成党交给的任务。
粟裕还分析了浙江的地理位置和地形，选定以仙霞岭为中心的浙西南地区作为刨建游击根据地的第一个目标。粟裕的根据是：其一，仙霞岭在闽浙赣三省交界处，挺进师可以与其他两省的根据地互为犄角，互相支援，又可以利用三省之间国民党的矛盾；其二，仙霞岭一带群众基础比较好，红十三军革命暴动的影响为挺进师的游击战争创造了群众条件，当地有一个青帮组织，其首领与国民党积恨已久且与挺进师已有联系，可以成为挺进师的初步依托；其三，这里大部分地区山岭连绵，森林茂密，道路曲折，便于挺进师隐蔽和机动。
粟裕率领的挺进师共有四百多人，主要是怀玉山突围的一个迫击炮连、一个机关枪连（已没有炮弹和枪弹）和二十一师的第五连。此外还有一些康复后的伤病员，以及政治部、供给部、保卫局的工作人员。在这四百多人之外，闽浙赣省委将闽浙赣独立师第一团一百多人编入挺进师。
挺进师下设三个支队和一个师直属队。支队的规模相当于连，但都是团级干部担任领导。
挺进师的参谋长是王蕴瑞，政治部主任是黄富武。
粟裕率挺进师由闽浙赣根据地南下，先到闽北根据地，和闽北党组织联系后，再去浙江。
挺进师南下，首先必须通过国民党布置在信江以北的几道封锁线。部队在粟裕率领下，经过充分准备，以一天七十公里的急行军，巧妙地通过了封锁线，胜利到达闽赣边境。
挺进师进入福建边境，突然遭到国民党地方保安团的伏击。这次战斗，挺进师仅有的一部电台被保安团打坏了。从此，挺进师同中共中央及上级党组织失去了联系。
挺进师从闽浙赣根据地出发前，曾向闽北党组织通报，请他们派人接应。
但当粟裕打垮拦路袭击的敌人进入闽北根据地时，却到处碰到敌人，找了几天，不但没找到闽北党组织的负责人，反而发现了署名“李德胜”的劝降告示。粟裕明白了，原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