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剑- 第1部分

关于
本故事纯属虚构，如果有雷同实属巧合

第一节
2008年7月底的一天深夜，澳大利亚墨尔本郊外的一所普通住房里，37岁的韦学文靠在躺椅上睡着了。这是一座墨尔本郊区典型的平民住宅，花园很小，车库只有一个。韦学文就靠在车库小门边的躺椅上，方便等人来了后立即上车。

　　半夜一点左右，崔西终于来了。她把车停在路边，快步走进房子，对醒过来的韦学文说“马上走，他们已经在悉尼准备好了”。韦学文起身，把身边的包扔到霍顿SUV的后箱，想上驾驶座，崔西说“我来开，你明天要办正事”。韦学文打个哈哈“嘿，现在也是正事啊”。

　　开了一夜的车，早上7点过时在高速路边停车加油，麦当劳买两个汉堡吃早饭。崔西一直有点心不在焉，韦学文问“怎么了？”崔西犹豫了好一会儿，小声说“文哥，我听到点消息……有人在搞你”。韦学文愣了一下，点点头，慢慢说“我知道，家里边也透了点风声出来”。

　　崔西是墨尔本这边的情报员，公开身份是维多利亚州某大报社的记者，用的英语名字是Tracy（崔西）。韦学文在10年前就认识她，当时这女孩子还是上海一个大学的大四学生。这批人进来的时候上面突然决定给他们增加更多的特侦培训，让韦学文来给他们讲了半个月的课。崔西当时是培训班上成绩最好的。韦学文模糊记得她真名好像姓鲁，但来澳洲后一直没有问过。纪律不允许。

　　下午两点过到了悉尼郊区一个轻轨站旁边，韦学文拿好包，下车。崔西隔着车窗玻璃想说什么，后来又忍住了，冲韦学文点点头，倒车开走了。

　　
　　韦学文独自一人上了地铁，在Burwood下车，出站后望了望，走向街边一个白色的丰田佳美。高原和丁晓婷在车上等他。

　　这次的任务是要消灭掉一个外逃贪官。本来这种人一般不会去管，原因很简单，一是行动资源很有限，外逃贪官遍布全世界，组织所具备的行动力量根本没法去一一追查；二是这些外逃分子往往一出国门就像换了个人，老实得不行，到了目的地改名换姓深居简出，隐藏的很深，查起来太费事。所以除非必须要查，否则一般不管。

　　当然只要一查，就没有查不出的。曾经有某不法巨商外逃美国，因为牵涉到国内大案，公安系统某领导借用了组织的资源，竟然直接把电话打到了这人在拉斯维加斯酒店房间的座机上“我是XXX，我给你讲，你最好还是回来”。吓死，乖乖回来配合调查。

　　这次任务要消灭的人，本来只是一个金融系统的普通贪官，级别不高，贪的也不算多。但他到澳洲后竟然被某国情报部门收买，开始利用他以前在国内金融系统的关系做一些秘密工作。这已经超出了普通刑事犯罪的范畴。他必须被消灭。

　　高原和丁晓婷是韦学文这次任务的两个队员。他们都跟了韦学文好几年。丁晓婷是武警特警出身，高原是系统高校毕业。这一男一女两个年轻人做事谨慎，胆大心细。韦学文相当信任他们，每次重要任务必定带他俩。

　　晚上九点在目标外围集合，是一片独立屋居住区的街道转角。十点左右房子附近的同伴传来信号“人进屋了，只有他一人”。韦学文立即带着高原丁晓婷从房子背后的一条小便道悄悄摸了过去。

　　目标坐在沙发上看电视，丁晓婷悄无声息的出现在他身后，突然将一条毛巾塞进他嘴里，然后反手把他两只手臂扣了起来。高原从小吧台后面绕过来，仔细看了看，点头。丁晓婷抓住目标脑袋使劲一扭，脖子断，搞定。

　　韦学文一直站在客厅通花园的小门口阴影里，看着高原和丁晓婷手脚麻利的将尸体装进一条麻袋“打包”。他走进屋内四处看了看，压低声音说“检查现场，不要丢任何东西，注意看下有没有开着的电子设备”……两分钟后检查结束。韦学文说“撤！”

　　这时客厅旁边一扇小门突然打开，一个年轻女孩子穿着睡袍走出来，看见他们立即愣住了。

　　高原眼疾手快，一个健步上去按住女孩子蒙住嘴巴。丁晓婷马上起身，掏出加了消音器的手枪顶住女孩子脑袋。韦学文仔细打量了下这女孩，16、7岁年纪，头发乱糟糟的，可能才睡醒。她应该是被吓蒙了，先开始睁大眼睛一动不动，后来看见了地上的麻袋，大概猜出了点什么，嘴巴从高原的手指缝间憋出了一声“爸……”

　　高原把女孩子死死压在地板上。丁晓婷拿枪的手稍微有点抖，她下不了手，毕竟这女孩是无辜的，而且才十多岁。

　　韦学文掏出自己的枪，拧上消音器，对着女孩子后脑勺开了一枪。然后面无表情的对两个手下说“十分钟清理现场”

　　
　　一个多小时后他们开车到了悉尼西边Springwood附近的荒林里，另外一组人已经挖好了深坑等他们。韦学文一看见另外组的组长就骂“我操你们怎么搞的？怎么他女儿也在？”，对方很吃惊“他女儿？他女儿在布里斯班啊……我操！多半是昨天就回来过周末，一整天都没出屋。我们今天上午才开始监控的，所以没发现”。韦学文轻轻摇头，没说什么。

　　其他人把装着两具尸体的麻袋推下深坑，铲土掩埋。快搞完时，高原突然对韦学文说“文哥，你马上要去香港，家里让我和晓婷陪你一直到香港”。韦学文有点奇怪，他上周就得到通知，完成这个任务后马上去香港，没说具体什么事，只说“碰头会”。但为啥要高原和丁晓婷陪着自己？他有点不太好的预感。

　　回市区的车上丁晓婷一直情绪低落。她虽然也算是有相当经验的老队员了，但消灭掉无辜的旁人，尤其是一个16、7岁的少女，让她有点不好受。韦学文扭头看了她一会儿，慢慢说“多想想常驻的同志，他们的工作比我们危险的多，不能给他们留下任何麻烦”。

　　好些年前，韦学文并不是如此冷血。在温哥华的一次行动他甚至放过了和这次这个女孩子一模一样的一个女孩，他认为对方是无辜的，而且并不认识他们，不会有什么威胁。但就是他的这次心软造成最后时刻的暴露。他的搭档，也是当时他最好的朋友之一，刘健身负重伤；温哥华当地的一名老情报员，资历甚至比韦学文要老整整一个级别，在第二天去机场的高速路上驾驶座位下的炸弹剧烈爆炸，警察后来收集到的遗骸堆到一起还没有20斤……事情已经过去很多年，韦学文至今一想起这位老情报员就愧疚不已，无法原谅自己。

　　曾仲英说“你的一举一动，都是其他人努力多年的结果，要对的起同志们的心血付出，要用党性保证用心去做！”

　　
　　两天后到了香港。从下飞机到组织在香港的点，一路上高原和丁晓婷都紧紧跟着韦学文。虽然预感到了什么，但韦学文什么也没说，也没表露任何不满。

　　他们俩是自己一手带出来的，他们也有苦衷。

　　一走进开会的房间，韦学文就感到一股压抑的气氛扑面而来，虽然电视里在放TVB记者在北京采访奥运门票销售的实况，整个房间却一点也没被电视里闹哄哄的场面影响，安静得出奇。在坐的几个人都不认识，只见过郭铮。韦学文刚想开口喊“郭大姐”，郭铮冷冷的看着他，一字一句的说“韦学文同志，我受部党组指派向你宣布，从现在开始对你进行内部隔离审查”，旁边的一人上前一步，摊开手“请交出你的随身武器！”

　　韦学文面色很平静，这是预料中的最坏情况，现在，只不过真发生了而已。他转过头去看高原和丁晓婷，两人神色尴尬，一个把头扭在一边，一个低头静静的看着自己的脚。韦学文举起双手“身上没带武器”。

　　回北京的飞机上左右都是郭铮的人，紧紧贴着韦学文。飞了半小时，他突然发现前舱有个中年人连着转过头来看了他几眼。过了会儿，这人起身上卫生间。韦学文也马上起身告诉看管他的人要撒尿。

　　在卫生间通道上和空姐的推车堵在一起，停了几秒钟。就这么几秒，那人假装低头帮空姐捡东西，轻轻的自言自语了一句“曾部长让你说老实话”。韦学文不露声色，微微点了下头，侧身走了过去。

　　“曾部长”就是曾仲英，韦学文的老领导，三年前已经退休。这个带话的人应该是她派来的。现在韦学文可以得出三点结论：1。有人要办自己，至于原因嘛，多半因为他是“曾系”的台柱子，曾仲英三年前被停职，挂了个副部的级别退二线，有人就说157要走背运了。　2。自己目前的处境还不算太坏，因为曾仲英已经知道这事，而且怎么应对都准备好了，就是让自己老实说，有啥说啥。　3。　在境外五年，终于可以回来了，不过没想到是以这样的方式回来，有点黑色幽默，很无奈。

　　
　　曾仲英的父亲是红岩烈士之一，母亲在镇反运动中因为被国民党潜伏特务诬陷为出卖其丈夫的叛徒，遭错误枪毙，后来*。曾仲英从小被原重庆市某常委（也是其父原在川东特委的战友）收养。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养父因为反对当时的四川省主要领导将大量粮食外运而被打成重庆反党集团成员之一，受尽*。到*一开始，这个家庭几乎已经支离破碎。为了保住一点火种，养父让秘书偷偷带了封信给还在上高中的曾仲英，让她揣着信一个人连夜上北京，找解放战争时期曾经直接领导过川东地下党斗争的一位老领导，托付其两件事：1。希望能进言给当时川籍的几位领导人，做最后的努力　2。如果不行，就把曾仲英留在北京妥善照顾，给自己和仲英的生父留下唯一的火种。

　　该老领导并非川籍，而且工作经历大多在隐蔽战线，职位虽高，但和官场瓜葛却不多。他通过一些人侧面了解了下几位川籍领导人的立场，权衡再三后无奈决定：只能办第二件事。

　　几个月后，养父母在四川涪陵含冤去世。

　　曾仲英从此就留在了北京，住在老领导家里，在家附近的北大附中继续读中学。同学都是红卫兵，她从来不参加，理由很充分：老领导的这个系统和军队一样，是少数几个至少在形式上可以不受冲击的地方，她是这个系统家属院的孩子，同学“干革命”她就背书包回家。后来也没下乡，因为老领导给她想办法混过去了。

　　副统帅摔死在蒙古后，政治气氛有了点变化。曾仲英已经20岁出头，老领导问她有什么打算，她想了很久才说“我不想去部队，如果有可能。。。。。。我想干这行”。老领导说“这行并不适合女孩儿，这行很危险”，曾仲英点点头“是很危险，但我不怕。我见过太多生死，生父和养父都曾经是地下党，我干这行再合适不过”。

　　当时的组织里面女同志很少（有*的原因）。老领导考虑到仲英和自己的关系，怕影响不好，也担心她没有什么基层工作经验难以在机关里呆的踏实，就找人把她安排在北京一个区公安分局的刑警队锻炼。干了几年后，*结束，马上以组织的名义把她调到外事口的一个部委，在法国和日本驻外了好几年。这段时期曾仲英和一个单位领导介绍的同事老林在日本结了婚，生了孩子。老林并不知道曾仲英在这个部委的驻外单位仅仅是掩护身份（曾只告诉他是红岩烈士后代，没有说老领导的关系和自己最终是要回原组织的）；曾仲英也不知道老林是他大伯父……一个著名的开国上将的继儿子（*刚结束的那段时期，很多受过严重*的家庭都会对外人封锁自己的亲属关系，老林只说了自己老家在青岛农村，父母早逝，北外毕业后进外事口工作）。要是当时他们互相都露了底的话，以那时的情况看，根本不可能结婚。

　　三中全会后老干部开始*，老林家逐渐起来了。但大伯父没多久就去世，家里只剩下婶娘。81年老林调回国，开始在部委混机关。他是一个没有什么抱负的人，*中又亲眼目睹大伯父被红卫兵打到骨折，所以人到中年后完全没有任何雄心壮志了，就打算在部委里混着，平时就和一帮老干部的子弟吃吃喝喝，乐得过不操心的太平日子。

　　曾仲英也和老林一起回了国。这时老领导已经去世，组织把她要了回去，放到颐和园的学校去学习了一阵。一年以后，因为她是刑警出身，又有驻外经验，组织上开始让她独立执行一些任务。这段时间曾仲英频繁的出国，因为80年代中国社会在经历巨变，很多平时不为人知的隐蔽战线都面临着很多改变。曾仲英是这段历史的亲历者，甚至可以说是很多东西的创造者。不过真正让她在组织里声名鹊起的，就是80年代后期那次跨国锄奸。

　　80年代中期某重要人物叛逃美国。因为其工作秘级很高，所以叛逃后给整个隐蔽战线造成了巨大损失，甚至可以说是建国后最严重的一次失败。必须要将其消灭，否则造成的影响后患无穷。

　　那次任务完成的相当好，无任何人员伤亡，无美国本地情报员暴露，干净利落。只是很多人都没想到，带队的竟然是位女同志：刚满40岁的曾仲英。

第二节
因为这次的特殊表现，90年代初组织决定成立专门的对外秘密行动机构时，曾仲英毫无悬念的成了组织者和创建者。这个内部代号叫157的单位隐藏在北京西边一个没有门牌号的偏僻角落，前后左右都是部队大院和军工研究所。一堆堆的平房和灰色矮楼包围着这个毫不起眼的院子，外边看起来像是家国营招待所。

　　所以他们对外的称呼就叫某某招待所。某某是旁边一个部队单位的番号。

　　韦学文和刘健、马俊波是第一批被曾仲英选来的。刘健当时是警官大学刚本科毕业一年的年轻老师，马俊波是解放军某部的一个少尉，业务尖子。韦学文年龄比他们都小，当时才刚满19岁，还是大学一年级的新生。

　　这三个人后来都成了157的骨干。被人起了个“三剑客”的外号。

　　三人里面，韦学文和刘健的关系最好。这两人的性格完全是反的，韦学文不太喜欢说话，刘健因为是大学教师，所以当时特别喜欢说教，随便什么东西都能给你讲一堆道理出来。

　　马俊波和韦学文的关系也不错。但刘健不是很喜欢马俊波，他认为马俊波太骄傲。“太骄傲的人总有一天会出事”。韦学文对此不以为然，他认为骄傲并不是啥坏事。

　　他们见面的第一天，马俊波就“骄傲”了一下。

　　韦学文至今都记得90年代初那个大雪纷飞的北京冬天夜晚，20多个人笔直的列队站在157的会议室里，曾仲英在他们面前不露声色的说“干上这行，这100多斤就给了党，给了国家，不再有任何东西属于你们个人”。语调很慢，声音也很轻，但里面透露出来的威严和肃穆让这些年轻人表情非常凝重。大家都在心下忐忑时，站韦学文右边的马俊波突然大声喊“绝不辜负领导期望！坚决完成领导指示！”

　　大家愣了好一阵。韦学文实在忍不住想笑，站他左边的刘健使劲了掐了他一下。

　　曾仲英倒是没什么反应，只是笑笑“小马，这里不是部队。放松一点，啊，不要太紧张”。

　　
　　到了2005年，韦学文和刘健马俊波已经是157的三个重要骨干。曾仲英在这一年的9月份被提成副部级，过了一周又突然宣布退二线。当时韦学文在迪拜，并不清楚家里发生的很多事情，等他年底在香港见到郭铮时才知道157发生了巨大变动。

　　曾仲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