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买西。夫妻俩琴瑟和谐，比翼双飞。
生了孩子，苏谨芬不再飞国际航班，在航空公司搞财务，挽着一丝不苟的发髻，穿着大方得体的套装，做着一个贤妻良母版的现代职业女性，也就是所谓的“五要”女人——一要做好妻子，二要做好母亲，三要做好儿媳，四要工作出人头地，而且，最大的困难在于，第五，她还要尽力使自己不致因双倍或数倍的劳累、而失去女性容貌上的光辉和娇柔，尤其当人们还习惯性地把你当一个空姐看时，你更要维持自己外在的精致形象。
难呐！
而白瑞明，跟大多男性一样，潜意识中有把繁琐的细节放在一边、留下夫妻关系中最原始的需要的倾向，因此，在行动上，往往表现得不敏感、不体贴，懒散成性，还不时唠叨什么她没有了往日小鸟依人的妩媚，让她心烦心躁，免不了要跟他吵吵闹闹。
一般的家庭，男人累一点，女人苦一点，倒也“相得益彰”，可这男人说话也不嫌闪着了舌头，你又累又苦的，公平吗？
白瑞明从一开始的逃避家庭责任，发展到后来的外出打麻将彻夜不归，接着发展到三天两头跟苏谨芬打架，再发展到跟五彩缤纷的女人打情骂俏，变化之快，如同一辆下坡时刹不住的汽车，转眼间就栽到了谷底。
他跟一个比妻子更年轻更漂亮的女同事筱勾搭上了。
一次，两人一块出差，住在僻远的乡镇招待所。一个大房隔成两间，一板之隔的孤男寡女，辗转反侧至深夜，结果还是筱熬不住了，轻敲隔板：“我这儿有只老鼠。你过来帮我好吗？”
他立马就过去“帮”她了，直“帮”得精疲力竭，至晨光灿烂。
从此，两人一发不可收拾，在10几人的办公室，筱常在纸条上写些“我要你”之类的基本汉语递过去，白瑞明也写些“我亲爱的小黄瓜”之类的鸟言鸟语回应。他一看完，就把纸条儿撕掉了，而她的问题显然严重些，不仅把纸条儿宝贝似的一一珍藏在抽屉里，回家躺在床上，还偏要夜夜呓语情人之名。
筱的丈夫非常自卑，又爱妻如命，带着疑惑和愤怒，开始了一系列侦察活动。某日午后，他眼睁睁瞧见妻子领情人进了一家出租屋，却哆嗦着没有勇气冲进去。为了弄清情敌是谁，当夜他爬窗进了妻子的办公室，打着手电像间谍寻找绝密文件一样，当翻出那把“我亲爱的小黄瓜”时，他甚至有一种成就感。他终于找到了阴暗心理的契机，这是他离婚事业很坚实的一部分。
第二天，筱和白瑞明偷情之事，在单位上被闹得天翻地覆。筱当即被丈夫一脚端出了家门，外加一只破皮箱。白瑞明在筱的逼迫下，不得已向妻子提出分手。
苏谨芬震惊不已，难言悲愁。她全力维系的这个家，眼看就要四分五裂，她如何轻言放弃了事？她的一个朋友，现身说法，也口口声声劝她宽恕白瑞明，他暂时是一只“迷途的羔羊”罢了，而女人，归根结底，却是“婚姻的囚徒”，认命吧。
数年前，苏谨芬的这个朋友，曾勇敢地因为性问题跟丈夫离异，可是再婚传了“龙种”之后，婚姻又步入死亡怪圈。
这一回，她不仅找不到当年勇敢的影子，连站立的力气也没有了。男方建议和平分手，遭到她泪雨倾盆式的拒绝。于是这位一度潇洒的“女权战士”，成了死亡婚姻的俘虏，自选的永久囚徒。
苏谨芬觉得她说得很有道理，于是拒绝离婚；白瑞明也很清楚，苏谨芬这样的妻子打灯笼也难找，于是真真假假地拖着。筱哪肯善罢甘休？于是在领导面前闹，来白瑞明家里吵，用砖头砸窗玻璃，威胁苏谨芬：“你死皮赖脸的，看我怎么收拾你！”
此外，还公然堵在她上下班的必经路口，骂尽难听的话，甚至还有大打出手之势。
苏谨芬忍无可忍，向法院递交了一份状告“第三者”破坏他人家庭、并名誉侵权的民事诉状。然而，法院不予受理，因为现行《婚姻法》中没有此类法律依据。
那就离婚吧，法院总可以受理了是不是。
因女儿不满3岁，法庭判给苏谨芬，所住房子自然也归女方带孩子拥有。白瑞明毫无怨言，那房子本来就是苏谨芬买的，当他拎着自己的东西出门时，回头一望，有点惆怅，手心即被前妻塞过一点东西。一看，是一张存折，1万元。
“我不要。”他说。
她笑了那么一笑，把门关上了。
白瑞明跟筱并未结婚，只是同居，或者不如说是试婚。这是筱提出来的，她紧逼白瑞明离婚，很大程度上是找一种心理平衡和情绪发泄，真要她嫁给他，由红杏出墙的浪漫型转为婚姻实惠型，她骨子里还很不愿意呢，因为他穷。
他们的试婚，除了“老鼠之夜”还剩下一点悉悉卒卒的温情和生理上的充足理由，似乎并没有什么允诺的意义，两人之间的关系好比微调，调不好就拉倒。
男女之间，为色易为爱难。
不到两个月，筱就被来自汕头的某五旬富商，以香车席卷而去，留给白瑞明的连一丝浮尘也没有。
玩了一把，输了个精光，白瑞明自然又想到前妻的种种好处；而苏谨芬，离婚时尽管表现得很平静，但内心有极深的挫折感。缘于孩子这条纽带，彼此仍不时见面，两人外表上的变化也颇有意思——苏谨芬特别注意精心修饰自己了，穿上从前做空姐时也不曾穿过的新潮衣裙，又剪短了头发，看起来更亮丽活泼。这样做是为了向前夫传达一种含义：瞧。我生活得很不错。我是不是很有魅力？你放弃我是不是很可惜？
与她恰成对照的是白瑞明的颓废，从前的整洁荡然无存，一身皱巴巴的穿着，一副皱巴巴的心态，无疑在传达着这样的信息：瞧。我错了，真是自讨苦吃。我感到内疚。难道你一点也不同情我吗？莫非你没有一点责任？
夫妻间的恩怨纠葛恐怕是天底下最复杂、旁人最难弄得清的东西，即使离婚了，这些恩怨纠葛还会在无形中持续下来。苏谨芬自省还是放不下白瑞明，否则，你不会刻意为他打扮自己，这表明你还把注意力放在他身上，你还没有真正开始自己的生活。
生活总是幸福和痛苦互相纠缠。尤其是苏谨芬这样的离婚女人，经济虽能独立，但要承受相当大的自我逼窄的心理压力——她总想追求一个完整的、原来的家，应了一句话：女人的一半是男人。
再说，冲进过围城的男女，往往就难再坦然地在围城外生活。
不久，苏谨芬便跟白瑞明复了婚，不管别人如何提醒，复婚比第一次结婚更要慎重，结婚——离婚——复婚，并不是红本——蓝本——红本的简单更换；也不管别人如何针对她的为了孩子这条理由进行的反驳——维持破碎实质上是在扩大废墟的范围。大人的虚伪通常是会传染给孩子幼小的心灵的。在不正常婚姻家庭中成长的孩子，不可避免地提早接触到双重的价值标准，双重的人格特征。
“我敢说，你还会离婚的。你是在跟一架风车作战。”忠告者说。
苏谨芬坚决一笑，不信。
还把这些话原原本本告诉了白瑞明。后者也一笑，良久，心不在焉地骂了一句：“我操！”
时值官场班子大调整，白瑞明四处活动，离开了市委机关，在某炙手可热的职能部门谋得科长一职，喜不自胜对苏谨芬说：“我终于也有了一个小小的码头，船靠岸不太难了吧。”
苏谨芬不大听得懂他话里的意思，只说了一句：“你别太得意。”
直到有一天，白瑞明开回一辆暂新的“皇冠”，才让苏谨芬察觉不对，他当科长不足8个月，哪来这么多钱购车？
“男人的事，一个女人他妈问这问那干什么？”白瑞明跷着二郎腿，一颤一颤地抽烟，“你以为老子还是那个坐机关的穷公务员呀？没长进。”
她并不计较他的鄙俗，递给他一杯茶，小心翼翼说：“你注意点儿。我可不希望你的钱不干不净……”她的话还没说完，他一巴掌扫掉茶杯，气冲冲走了，两天两夜不归。
她已习惯了他的粗暴，习惯了他在家庭中的缺席。她是一个性格内倾的人，能够忍受过度的刺激和刺激的缺乏，保持其自身的存在，但同时她又是一个情感非常细腻的女人，常常以某种无言的抒情姿态，像黄昏里一只低飞的鸟，为他、为自己的弱点感到悲伤，并只能独自消化这悲伤……1993年4月27日，当科长不到13个月的白瑞明，因经济犯罪被立案侦查。
苏谨芬急了，尽管她预感到白瑞明迟早会罪有应得，但她仍然要尽妻子的义务去救他，托关系找了很多人，很多人都无能为力，其中一个无能为力的人指点她：××局副局长神通广大，也许能帮她一把。
副局长不到4O岁，长相英武，但是个矮锉儿，望着亭亭玉立、天生丽质的苏谨芬，含糊其辞。她好话说尽，起身告辞时，没忘记把一个“信封”放在茶几上。副局长严肃地把“信封”递回给她：“我试试看吧。把你家的电话留给我就行了。”
苏谨芬不胜感激，虔诚地写电话号码时，手甚至有点微微颤抖，并一再恳请副局长收下“信封”。后者突然一笑，干脆把“信封”塞进她裙襟处的双乳之间，并挑逗地说：“你可别让我犯错误埃”她一脸羞赦，落荒而逃。
几天过去了，没有副局长的消息，苏谨芬按捺不住，直接找到他的办公室。他说：“这里不好谈，去你家吧。”
她不好拒绝，从此引狼入室。
“目前正在风头上，轻判白瑞明可能比较难。”副局长手捧茶杯，在苏谨芬的住处，主人似的踱来踱去，说到此处，顿了一顿，盯着她，慢条斯理地加了一句：“不过，这一切可能取决于你。”
“我……我不明白。”苏谨芬嗫嚅道。其实她十分明白。
“只要咱俩真情合作……”他搁下茶杯，轻车熟路地伸手揽住了她的腰。
她挣扎着，想给他一耳光。又不敢，苦苦哀求：“除了这件事，我什么都答应你。”
“除了这件事，你还有什么可以答应我的呢？”他反问一句，又绅士一般幽了一默：“看起来，我要站在一条小凳子上，才能心安理得地吻着你。”
连苏谨芬自己也不知道，这个厚颜无耻的家伙他彬彬有礼的话儿，在她心中引起了何种反应，她竟然不无怜悯地俯瞰着他，浑然不觉把自己的红唇奉献给了他满嘴的口臭……就这样，她成了副局长泄欲的工具。
几个月后，白瑞明被判4年徒刑。苏谨芬获准探监，带着强烈的负罪感，失贞的隐痛像锥子一样刺着她的心，所以面对丈夫既有几分伤感又有几分迷惘。白瑞明满怀悔恨地说了一番话，表示要好好改造，重新做人。苏谨芬什么也没有说，只是流泪。
她决心摆脱那个副局长。
一天，他又大摇大摆闯进门来，苏谨芬义正严辞地让他别再来纠缠，他双手一摊：“你怎么能过河拆桥呢是不是？”
“你想得到的东西，都得到了。你我两讫了。我一看见你就恶心。”
“怎么会两讫呢？”副局长残酷地一笑，“是的。我想得到的东西已经得到了。而你得到了什么呢？告诉你吧，你丈夫的事，我连问都没问。”
苏谨芬当即眼前发黑，颓然跌坐沙发里，然后又“霍”地跳起来，歇斯底里大叫：“畜生，你给我滚出去！”
“恐怕我做不到。”他相当温和，以几乎带点忠诚的口吻说，“我觉得我欠了你很多，我必须补偿。而且……而且我认为自己有点爱上你了。这很奇怪。跟我玩过的女人挺多，我从来没有这种感觉，像吃了感冒药似的。喏。今天，我给你送一个‘信封’，希望你给点面子，别从窗口扔出去好吗？”
说罢，副局长离去。
苏谨芬还真想把那个“信封”扔了，但它的分量显然足够制约一个人的随心所欲，她一抖，便抖得满地都是极端的沮丧和无奈，仿佛脆弱的红花绿叶，遭遇寒风便纷纷凋谢了。
过了两个星期，副局长打电话请苏谨芬出去吃饭。她没理睬。不料午夜时分，他喝得醉醺醺的，嘴里嘀嘀咕咕，把她的门敲了个惊天动地，吓得她赶紧开门纳入之，扶他躺下，而且像细心的妻子一般，做了不少处理醉酒的善后工作，直至他沉沉入睡。
第二天早晨，他有点惭愧地说：“你不赴约，我就很孤独呐，一孤独就容易喝醉。这怪谁呢？”
“照你的意思，我是你的冤家罗。”她的话并未准确地表达她的内心，甚至，已经南辕北辙，带点打情骂俏的味道。
整整一天，她在单位上班时，都琢磨着自己的这句话。她渐渐觉悟到，作为一个漂亮的少妇，尤其是一个复婚的女人，丈夫又不在身边，自己骨子里已克服了所有的禁忌，情欲发展事实上也达到了饱和点，她需要而且有权利得到性的满足。
更何况，如今道德相对主义早就论证了道德的相对性了，你拒绝一个男人的要求反而是一件麻烦的事儿。也许你的内心或多或少会感到焦虑，为了避免焦虑，顶不济，你把事情弄得平淡无奇、了无意义和满不在乎就是了。
当夜，苏谨芬便主动邀副局长来吃晚饭，吃毕即上床运作。
也含有对白瑞明跟筱偷情的报复因素。
1997年初夏，白瑞明出狱时，苏谨芬已给那个矮锉儿副局长做了整整4年的情妇，人也变得尖酸冷漠、妖冶风流，再次跟白瑞明离了婚，并且把孩子也扔给了他，过起了纵情享乐的生活。
大众道德所鄙视的，恰恰是人类潜意识所崇拜的。女人尤其要警惕这一点。
某日，苏谨芬在一家旋转餐厅，跟那个曾经忠告她不要轻易复婚的人不期而遇，一定要请昔日朋友喝酒，半醉半醒之际，怆然泪下：“跟婚姻这架风车作战，我输得一塌糊涂……奇怪，你怎么没输呢？”
“很简单，”对方晃了晃酒杯，“我不是堂·吉诃德。”
这位忠告者，就是我。
悲剧的对称有一次，在大街上，我跟一位曾在某社交场合见过面的女记者边走边聊，她告诉我中午要赶回去为两个孩子做饭，瞧她青春洋溢的面容，我怎么也想象不出她居然有两个上学的孩子。我非常吃惊地望着她，并充满赞美之意：“你显得好年轻。”
话音落地，我知道我错了，因为她留给我一个莫名其妙的笑容。我心里想：不妙。赶快转移话题。
这位女记者跟我的一个好友甚熟，后来好友告诉我：那两个孩子是她再婚丈夫的一子一女。尽管一般情况下，孩子问题是再婚的最大障碍，而且经历过父母离异的孩子，极有可能变得孤僻、怯懦、抑郁、焦急，甚至神经质，但那个家庭好像压根儿不存在这些问题，孩子们健康活泼，跟后妈的关系很好，一家四口其乐陶陶，和睦美满。
为女记者的重组之家祝福、欣慰之余，我翻开手头沉重的采访笔记，又不禁百感交集、忧从中来：家庭破碎，废墟几何？废墟上的呐喊，往往是孩子的声音……她16岁，随母姓段名青霞，有一种异国情调，尽管在劳教所，未施脂粉，脸色略显苍白疲惫，但青春丽质仍像早晨八九点的太阳一样。
她向我诉说了父亲（在她的自述里，除了开始时她使用了一次“父亲”的称呼，其余全部用“这个人”或“他”指代）跟母亲离异之后，她悲剧性的人生境遇。
我是个很没劲的人，因为我是个被父亲强奸的人，所以我是个破罐子破摔的人。但我说不上怎么恨他，只是不想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