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心情十分激动，像那年省港罢工委员会委员长苏兆征同志约他见面时的心情一样。两个人上了楼，走到他刚才在那里喝凉开水的地方，张太雷站在窗前等候他们。他看张太雷同志，约莫三十岁的年纪，脸孔长得又英俊、又严肃。身上穿着草黄色呢子的中山装，戴着没有框子的眼镜，又黑、又亮的头发从左边分开。宽阔的前额下面，有一双深沉而明亮的眼睛。鼻子和嘴唇的线条，都刻画出这个人的性格是多么的端正、热情和刚强。周炳不知道应该怎样行礼，就把步枪放在地上，做了一个立正的姿势，直挺挺地站在他的面前。张太雷走到他身边，对他醇厚地微笑着，说：
“哦，一个人背了两根枪，不累么？——很好，工人家庭出身，高中学生，身体很棒，很好，很好！——你能不能够谈一谈，你为什么要参加暴动？”
他这几句话是用广州话说的。他的广州话说得很不错，就是稍微带一点上海话的口音。周炳觉着自己很喜欢这个人，就使唤不很熟练，但也还听得懂的“国语”回答道：
“我么？我没有别的路子可走！”
张太雷扭回头，坚持说着广州话，对孟才师傅说：
“你看国民党做得多绝！把这样一个好后生逼得无路可走！”然后又转过来对周炳说：“好了，从今天起，全世界的路都让你自由自在地走，你喜欢怎样走就怎样走！现在，你临时给这里帮帮忙。这里缺一个忠实可靠的通讯员，你就来做这个事情，怎么样？不要以为这不是直接的战斗，不要以为这是无关轻重的工作，相反，这是一个重要的岗位。革命者的特性，是什么地方需要他，他就到什么地方去。你会骑自行车么？”
周炳点头答应道：“我很高兴做这个工作。我很高兴做不论什么工作，张太雷同志！”
张太雷说：“这就好，这就好。等一下也许调你去做别的工作，你也应该同样高兴。这才是世界主人翁的态度。”说完就走了出去。这里周炳和孟才师傅两个人立刻就动手搬开那张绿绒面子的大写字台，把它从窗子前面搬到一个墙角落里。刚搬好，张太雷和一大群人从外面走了进来。这些人里面，有教导团团长叶剑英，红军总司令叶挺，赤卫队总指挥周文雍，领导警卫团起义的蔡申熙和陶铸，广州市的市委书记吴毅，还有苏维埃政府的肃反委员杨殷，司法委员陈郁，秘书长恽代英等等，有许多都是周炳不认识的。张太雷看见他两个把写字台搬到墙角落里，就问道：“这是什么意思？”周炳回答道：“那里不好。那里有流弹。”张太雷回顾众人，心情爽朗地大笑着，说：“你们看咱这个通讯员多么有意思！敌人的枪口哪一天不对着咱们的胸膛？如今咱们倒躲起流弹来了！”叶剑英同志走到周炳身旁，仔细看了他一会儿，拍拍他的肩膀说：
“会动脑筋。好材料！你这么年轻就参加革命，比我们幸福多了！”
张太雷说：“周炳，你到楼下会议厅去收拾收拾。咱们得开一个会。”
周炳和孟才师傅下了楼。孟才接过了周炳的两支步枪，不知道上哪儿去给他弄来了一支驳壳枪，说：“把这个挂上。这才像一个通讯员呢！”周炳挂上了驳壳枪，就动手收拾会议厅。他首先洒了水，拿扫帚和畚箕把整个宽敞的大厅扫了，把那张躺倒在地上的长方桌子扶起来。桌子很大，很重，他花了很大的劲儿才把它扶起来。做完这件事，他已经累得满头大汗。他一面拿袖子擦汗，一面自己对自己说：“哦，好热的冬天！心里面都冒出火来了！”随后，他就动手去摆好那十来把东倒西歪的圈手藤椅，又用衣袖去把那些铺满灰尘的藤椅子擦得干净明亮。张太雷叫人拿了一张很大的广州地图来给他，他就跑到从前一个什么科的办公室里，找出许多图画钉子，把那幅半间房子大的地图钉在墙上。这回把他热得连蓝布夹袄都脱了下来，甚至连里面的背心都湿透了。做完了这些，已经没有什么可收拾的。他看看这会议厅，摇摇头，觉着不得样子，觉着不论怎么说，也表示不出这是一个广州工农民主政府的会议厅。于是他又跑到从前另外一个什么科的办公室里，找出一块很大的白台布，和一些江西制造的瓷壶、瓷杯，在长桌子上摆设起来。那块白台布揉得到处都是皱纹，他嫌不对眼儿，又用手掌在台布上使劲地压，打算把它熨平。他想这里马上就要开始讨论极其重大、极其庄严的事情，讨论关系到每一个人的幸福的事情，讨论到世世代代的人的幸福的事情，于是他就用创造一个艺术品的虔诚而兴奋的心情，来收拾这个宽敞的会议厅，任何最琐碎、最平凡的事情这时候都显得极其有意义。收拾完了，他就重新穿起厚蓝布夹袄，挂起驳壳枪，然后又扎起红领带，把大厅里所有的电灯都扭亮了，才到厨房去烧开水去。等到他把开水烧好送来，太阳已经照到会议桌上，会议是早就开始了。他看见张太雷、杨殷、周文雍、陈郁、恽代英这些人围着长桌，坐在圈手藤椅上；叶挺、叶剑英、陶铸这几个人站在地图旁边。他悄悄地把盛满开水的大马口铁水壶放下，就从大厅里退了出来。恰好碰上警卫班长带着几个值勤的警卫员布置岗哨，他就和他们四处跑了一转。回来之后，看见会议还没有散，他就着手把会议厅旁边的那些办公室，一个一个地收拾起来，不让自己空闲着，他把那些歪歪倒倒的柜子、架子、桌子、椅子都扶了起来，把满地的公文、印鉴、文具、纸张都拾起来，整理成一堆堆、一叠叠，然后又扫掉那些破烂的玻璃、瓷器，揩净到处泼洒的浆糊、墨水。快把四间办公室都收拾完了，忽然听见有人高声喊道：
“通讯员！通讯员！”
他迟疑了一会儿，才想起是喊自己，连忙答应着，扔下抹布，跑到会议厅门口。原来是恽代英秘书长要他到学宫街广州工人代表大会去送一封信。这以后的三个钟头，他就骑在自行车上，满城地跑，东边到了东山，南边到了长堤，西边到了黄沙，北边到了观音山。他什么也不看，什么也不想，只是精力饱满地跑着，不停地跑着。原来想着当武装起义成功以后要办的许多事儿，现在都记不得了，好像都没有什么重要性了。看见他这种两眼发愣，横冲直撞的样子，每一个人都要发笑。——这种笑里面，包含着惊讶、赞叹、疼爱、戏弄种种复杂的意思。有一次，海员出身的中队长简发和交通队长何添，张太雷同志的汽车司机陈能，正站在工农民主政府的大门口抽烟。简发跟何添运了许多步枪回来，刚刚卸完车；陈能驾驶的那部敞篷汽车出了点小毛病，也刚刚修理好。周炳骑着自行车从里面冲出来，几乎连人带车，撞在他们三个人身上。自行车摔倒了，周炳飞身跳在一旁，却被陈能一把逮住，拿手上的黑渍往他脸上涂抹。周炳央求道：“大哥，对不起。让我走吧，我这就要赶到‘普兴印刷厂’去呢！”陈能还是不放手，说：“普兴印刷厂有多远？来得及！”何添也凑趣儿说：“要放你容易，只要你演一出戏给咱们看！”周炳答应了演戏，陈能才把他放走了。他走了之后，陈能赞叹地说：“唉，说实在的，你在一万个人之中，也找不到一个这样雄壮，又这样漂亮的男人！”简发向他提议道：“我跟你两个人来编一出戏好不好，陈能？我们就编何添从前怎样在医院里把周文雍抢救出来的故事，你看怎么样？”何添说：“那有什么好编的？倒不如编你自己去‘大安’酒米铺子运手榴弹的故事，更惊险得多了！”陈能说：“编哪个故事都好，也得枪声停了才成！”正说着，观音山那边传来了紧密的枪声，像烧爆仗一样。长堤那边又传来了国民党军舰的大炮声。炮声过后，南关的什么地方起火了，火烟冲上半空中，久久不散。
周炳赶到普兴印刷厂，那里正忙着一边赶印《红旗日报》，一边赶印工农民主政府的布告、宣言和传单。周炳看着那种紧张忙乱的景象，看得发了呆，心中十分欢喜。但是令他更加欢喜的，是他在这里无意中却碰见了他二哥周榕。他一把抓住周榕，说：“二哥，我从公安局的监牢里放出了一个人，他叫做金端。他还问起你呢！”周榕也高兴极了，说：“你放了金端，那太好了。他是一个很有本事的革命家。你要是再看见他，告诉他我在这里。”正说着，从周榕的后面走来了四个人，为首的是省港罢工工人，后来在普兴印刷厂做工的古滔，跟着的是在南关当印刷工人的关杰，最后是南关区家的两个表弟，区细和区卓。周炳问关杰道：“你怎么也跑到这儿来了？”关杰诚恳谨慎地说：“他们说要找人帮忙，古大叔就把我叫来了。”周炳又问区细和区卓道：“你两个小把戏，怎么不呆在家里，却到处乱蹦？”区细反唇相讥道：“我十八岁，他十三岁，我们比你小了多少？你到处跑得，我们跑不得！”区卓也说：“我作了临时工，还摇印刷机呢！你气死？”这几个人正在高兴，想不到从周炳身后，又走进来了一男一女两个人。大家和他们打招呼，周炳回身一看，原来男的是他的表哥杨承辉，女的是一个十八、九岁的女孩子，却不认得。不等别人问，杨承辉却先说了：“你们都在这里，好极了！我也来搞宣传工作，加入你们一伙儿。这位是宣传队的小队长：傅翠华。她是橡胶厂的女工，今年春天被敌人抓进监牢，刚才恢复了自由，爹娘都找不到，无家可归了！”傅翠华听到“无家可归”四个字，眼圈又红了起来。大家和她相见过了，又安慰了她一番。周炳忽然拍着手掌，又兴奋、又激动地说：
“美妙呀美妙！自己人都碰到一块儿了！这个世界该是咱们的了！”
周榕告诫他道：“世界倒是咱们的。只是要美妙，还得下大工夫呢！”
周炳把带来的文件交给印刷厂，又把一些另外的文件带回去。走到工农民主政府门口，马路上又是东西、又是人，挤得水泄不通，他只好跳下来，推着自行车走。这时候，大门口的马路两旁和对面人行道上，都站满了徒手的工人，等候领枪。那身躯矮胖的周文雍和身材高大的司法委员陈郁，在工人当中穿来穿去地走着。在马路当中，摆满了汽车、大炮和马匹。枪声在很远的地方忽紧忽慢、断断续续地响着，时不时有一两颗子弹在天空中吱吱地飞过。工农红军正在南关、西村和长堤一带消灭残余的敌人。周炳挤挤撞撞地设法挨近周文雍的身边，问他道：“周同志，我有几个做工时候的好朋友，我叫他们也来领枪好不好？”周文雍郑重其事地回答道：“赤卫队的人越多越好！怎么不好呢？你叫他们到工人代表大会去登记吧。登记好了之后，一道上这里来领枪。”周炳高高兴兴地回到工农民主政府里面，向恽代英秘书长交了差，就打算到南关去找他那几个好朋友，动员他们来参加赤卫队。恰好这时候恽代英秘书长又交给他一个新任务，要他去搞一些吃的东西，于是他又骑上自行车，发出滋滋的声音，飞快地冲出大门口。这回在大门口，他却碰上他的表姐区苏，正在和一个年纪比她大些，约莫有二十六、七岁的女同志谈话。区苏那白净瘦削的脸上，如今也叫红领带映照得通红，显得很健康。那位女同志是一个临时的护士，周炳认得她，名字叫做梁俊芳。她原来是香港的糖厂女工，在北伐军里当过护士，今天从监牢里出来之后，才知道太夫已经在三个月前被国民党杀害，她的一个四岁的女儿和一个两岁的儿子都不知下落了，当时周炳的自行车一直铲到区苏的身边，突然煞住。区苏吓得往旁边跳，到看出是他，就骂道：“我道是谁，原来是你这冒失鬼！”梁俊芳不管这些，一直拽住她的袖子，问她要米，说伤员要喝米汤，没有米不行。周炳调皮道：“区苏表姐是管穿皮鞋的，你怎么问她要米？区苏表姐，恭喜你当了解粮官！我也当了解粮官呢，我跟你比赛吧！”说完就跳上自行车，拼命按着铃，冲出大门外去了。
他先到南关一家蒸粉店找到马有，打听清楚哪家字号有米，哪家字号有面，就又去找清道夫陶华和裁缝师傅邵煜，最后去找手车修理工人丘照。丘照的父亲是个人力车工人，在今天清晨起义的时候牺牲了，他正在十分悲痛，听大家说是要参加赤卫队，脱下木屐，换上布鞋就走，周炳领着马有、陶华、邵煜、丘照四个人，拉上一辆大板车，装满了白米，浩浩荡荡地投奔工农民主政府，要去参加赤卫队。周炳还一路走，一路想法子动员了很多的饼干、面包、鸡蛋糕之类的东西，准备拿回去送给在工农民主政府里和在红军总司令部担当责任的人们。
34 巡逻队
那天天刚亮，几点钟之前还在当着国民党公安局长的朱辉日从公安局跳墙走出来之后，乘坐了一只英国海军的小摩托艇，逃到河南第五军军长李福林那里。原来国民党广东省政府主席陈公博，财政厅长邹敏初，乘坐了日本军舰；广州卫戍司令、第四军军长黄琪翔和副军长谢婴白，乘坐了美国军舰，都早就来到了。不久，国民党广东省临时军事委员会主席张发奎也乘坐着美国海军的小炮艇来到。国民党海军处处长冯肇铭也带了宝璧、江大两只军舰，来听候命令。张发奎在码头上一见大家的面，就装出要投江自尽的样子，后来大家把他拉了一拉，就没再跳。这些人到了李福林那里，第一件事就是埋怨汪精卫利用共产党和工人的力量去赶走广西军的政策。第二件事就是互相埋怨。第三件事就是互相嘲笑。然后就是怂恿李福林出兵。这李福林拥兵坐镇河南，实行着一种“兵匪合一”的政策，平时既不管珠江北岸是红脸出、白脸进，也不管是白脸出、红脸进，如今哪里愿意拿出一兵一卒？后来经过大家多少唇舌，许给他多少规、饷、权、缺，才算答应下来。最后，他们就开始着手制订一项毁灭整个广州城的庞大的计划。他们从东江，从南路，从西江，从北江调了许多兵来，一齐攻打广州。他们动员了李福林的军队，动员了“机器工会”的反动武装，动员了广州城里一切流氓、地痞、烂仔、黑帮，加上潜伏在城里的党棍、工贼、侦缉、密探、散兵、游勇和一切反革命分子，一齐出动。此外，他们又集中了宝璧、江大两只军舰，又买通了英国、美国、日本、法国的军舰，一齐向城里开炮，务须把全城炸平。只有一件事，他们没有办到，就是他们要求英、美、日、法各国陆战队开进广州市区，和工农红军、工人赤卫队直接作战，领事们都不肯答应。张发奎为这件事很生气，他拿手拍着桌子说：“我们那些宝贝兵大爷，我是知道的。拿他们去对付赤手空拳的老百姓，倒绰绰有余；要说拿去和共产党作战，那就不是他们的事儿了！还不说拿花名册去点，不知能点到几成呢！至于拿大炮轰，那当然不坏；可是光轰也不是办法，顶多不过泄泄愤罢了！真正有用的，还是人家那些陆战队。我们借不来那些陆战队，只好叫做‘万事俱备，只欠东风’。那些狗杂种领事也是看准了我们的弱点，因此拚命拿价的！”说到这里，他拿起一根红铅笔，又使劲把它摔下来，说：
“也罢！一不做，二不休。你们再去哭秦庭，就说我们再添价钱。大不了把整个广州开辟做租界，我也答应，只要把陆战队借出来！其实他们也用不着真打，只要他们一出动，共产党就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