嫦娥的故事，基本上是由汉代以前的三种文献演绎而来：一、《文选》之《祭颜光禄文》注引战国《归藏》：“昔嫦娥以西王母不死药服之，遂本月为月精。”二、《淮南子》“览冥训”：“羿请不死药于西王母，姮娥窃以奔月，怅然有丧，无以续之。”三、《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张衡《灵宪》：“嫦娥，羿妻也，窃西王母不死药服之，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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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奔月”升格为神话，嫦娥窃药的动机也出现了两种截然相反的价值取向，其一，暴君后羿，生性暴戾，民不聊生。暴君偏偏又想长生不老，故向西王母求得不死之药准备择日服之，后羿之妻姮娥为了不让他永远欺压百姓，趁其不备将仙丹吃下，顿觉身轻如燕，飘然奔月。其二，天上十日，荼毒人间，神射手后羿为救助百姓射下了毒日头九个。但被射落的九日皆天帝之子，天帝大怒，将后羿夫妇贬入凡间。西王母同情后羿，遂以长生不老药相赠，嫦娥于私字一闪念之间将灵药独吞，顿觉身轻如燕，飘然升天，升天途中，又生恐到达天庭后遭众仙取笑，惟有改变航向，选择了月宫这间“吉屋”独居。
如果抽离了吃药的正反两方面的道德动机，奔月的故事在今天看来，几乎又具备了当代肥皂剧＋科幻片的部分基本要素：美女，射击，夫妻不和，偷窃，磕药，私奔，飞行，离开地球，另一个存在主义的男人和一只作为宠物的兔子。
事隔多年，当我们得知“奔”上月球的原来是一个木讷的美国男人之后，我们对月亮的态度似乎也慢慢变得多少有一点破罐子破摔了起来。对那颗遥不可及而且表面荒凉不毛之“球”已经不再有什么指望，好在对“饼”的控制权还是牢牢地掌握在我们自己人手中。月球在远，月饼在近，神话高悬，美味当前，照无眠。
与嫦娥奔月的道德动机相比，人为什么一定要在八月十五这一天从事大规模的团圆活动并且集体进食月饼，理由就要简单而直观得多：月既如此，人何以堪？
或曰：月亮代表我的心。
不管有多少月饼被做出来，以不论有多少月饼最后被当作垃圾扔掉，月饼从一开始就不是一种食物。
尽管在《梦粱录》中就已出现“月饼”一词，但是直到南宋，中秋食品仍以应节瓜果为核心，月饼并不普及。在月饼界已成信史的，倒是《野客丛谈》所记载的一段野史：“元代至正二十六年夏天……至中秋佳话，刘伯温于月饼内遍置‘八月十五杀鞑子’字条，相约起事，各地胡人是夕均被戕。中秋夜民间无不夜饮，乘酒兴为之，势如破竹耳！胡人不识汉字，因而覆亡。”
中秋节吃月饼作为习俗流传下来，就是为了纪念历史上的这次“月饼起义”。
可见月饼从一开始就是媒体，后来是媒体，现在也是媒体。它是你也思念我也思念的寄托，传递着满足或者失落的情绪。“共看明月应垂泪，一夜乡心五处同”，月亮是乡愁的GPS系统，而月饼则是一枚可以吃进肚子里的、兼具象征和实用意义的月亮。古人未尝今时饼，今月曾经照古人，举头望明月，低头咬月饼，俯仰之间，月饼已经壮大成一个跨时空跨感官的超级媒体。
所以，月饼做得好不好吃与月亮上有没有水一样，已经越来越没有实质意义，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大众媒体，重要的是以不断美化的包装和市场占有率的扩张来巩固并且维护月饼所代表的那种价值观念，而媒体就是信息，只要月亮还挂在天上，只要农历八月十五的夜空里仍然满月高照，月饼就永远也不会卖完。
月是故乡明，饼是自家甜。
是媒体总有地方特色，月饼也有苏式、广式、京式之别——也正是当前媒体大战最激烈的三大战区。
与饺子相比，月饼在外观、制作以及馅料的多样性实在要丰富得多。与其说此系各地口味不一所致，不如是为不同地方的居民借助于月饼这个媒体，在团圆的主旋律下以不同方式各自叙述了对于秋天以及月亮的不同观感。
岭南的四季不分明，八月半炎蒸未退，直接造就了广式月饼的富足、滋润，整个的一派花好月圆。老舍先生在小说《牛天赐》里曾经调侃道，广式月饼“沉重而发甜”，可比之于“不专仗着修辞，而是凭着思想的力量”的文章。
业已式微的苏式月饼，以酥皮、色白大异于广式“彩云追月”之金黄而与二十四桥的月色最为接近，总是用一张粉色的薄纸两面衬着，这张纸的用途，还在于承接进食时不断剥落的层层酥皮。静的时候，能听到酥皮落在纸上的窸窸窣窣的声音，最后，纸对折，把一堆碎屑仰天送入口中——我当然不会说他是“月落乌啼霜满天”，不过，有一种苏式的鲜肉月饼，竟是热腾腾的，肉感的，秦淮河上的桨声灯影也就若隐若现了。
坚硬是京式月饼的通行证也是墓志铭，有那个流传甚广的“掉在地上砸了个坑”的老笑话为证。其实，就算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是月饼而是燕赵的秋月，也会是哐当一声，连带砸碎了一大片琉璃瓦。虽然还不至于苍凉到有“秦时明月”的感觉，不过中秋夜的背景确实已很凉了，参阅郁达夫《故都的秋》：“北国的秋，却特别地来得清，来得静，来得悲凉。江南，秋当然也是有的；但草木雕得慢，空气来得润，天的颜色显得淡，并且又时常多雨而少风”——正是两种月饼的写照。
全球气候趋暖的同时，节令的市场化也正在统一着人们对于月亮的印象。
近十多年来，广式的双黄莲蓉月饼一直是消费者的首选，因此各路月饼都在向广式靠拢，就连北京“硬派老生”的代表作“自来红”（京韵做“滋了红”），现在也软玉温香了起来。
千里共婵娟，月饼作为媒体只要能成功传达或者撩拨起这种感受，就已不辱使命，好不好吃、要不要吃还在其次，否则，市场上就会年终无休地“月战”不止，就像上海的年糕。
无论如何，热衷于把饼做大及培育“惯性收视”的食品商，是不会产生“明月几时有”这种浪漫主义的疑问的。相比之下，琼瑶近期代表作《还珠格格》里的尔泰口占有两行歪诗，倒是很能体现月饼的无厘头现状，诗云：“一个月饼圆又圆，中间一切少半边，惹得老鼠乱糟糟，花猫一叫静悄悄！”
尽管是一年一度，但是月饼作为中秋节的传统饮食题材，市场早已经被做烂，那么月饼还存不存在着搞搞新意思的空间呢？我认为，与月亮有关的神话资源依然有待开发。比方说，何以没有聪明人去打打兔子的主意呢？成都的卤水兔头不仅很好吃，尤其是它在大排档里的那种整整齐齐的陈列方式——用形容李逵的话来说，简直就可以称之为“一斧一个，排头儿砍将去”之制造方式下的出品。论个头，与月饼也相差无几，把这些兔头用精美的铁盒子装了，不是创意无限的新一代月饼吗？
二零零一年六月底在成都举行的中国首次“精品菜谱拍卖会”上，一道“麻辣怪味兔头”的食谱以人民币五十万元起拍，虽然最后还是流了标，但是“麻辣怪味兔头”的原创人还是坚信他值二百万元。因此，在这个基础之上，对于“兔头月饼”的售价和利润，饼商们可完全不必担忧。
皮壳
或厚或薄，或软或坚，被我们纳入日常食谱的大部分食物，皆有外壳一层，坚者为壳，软者则称皮，即使像麦面和稻米这等最基本的食物亦不例外。
相对于以“肉”、“核”为摄取目标的进食行为而言，皮、壳的存在具有逻辑上的抵抗型：脾、壳原是造物赋予动、植物的一种生存或自我保护工具。站在人类角度，皮、壳既是进食的障碍，也是食物的一部分，很显然，这种双重性取决于火的发明以及烹饪的进步。人类以外的大部分捕食者，除了个别的灵长类哺｜乳动物以及善食果仁的鸟类，皆不具备取出食物皮壳或将其加工成食品的技术手段。
尽管人类的剥皮和皮、壳加工技术不断取得进步，皮、壳系列的食物亦层出不穷，但是，皮、壳在文化上的那种反文明或者“非礼”的潜意识依然挥之不去。在正式的筵席上，过多地出现连皮带壳的食物，无疑会降低筵席的规格，由宾客自己动手去皮除壳，更是禁忌一种。关于亲手揭开大闸蟹壳的那一刻的愉悦，我曾以“阿里巴巴打开藏宝的山洞”来比拟，但是大多数的高级饭店里，蟹壳是被殷勤备至地事先揭开的。
至于花生、核桃之类的贱物，市场上亦以去皮者为贵，花生不但要剥壳，而且还要脱了那层粉红色的内衣。我上小学的时候，有一年每周四的下午都要到南京东路上著名的“扬州饭店”参加集体劳动，内容就是为花生米脱衣。站在一个业余熟手技工的角度，我觉得与其说把一粒粒花生仁脱得精光是为了配合利润以及烹饪上的需要，不如视之为文化上的洗礼连割礼。而剥皮或去壳的手段多少带有暴力和贪婪的色彩。小地主“周扒皮”就是因以人声模拟鸡叫对法定打卡上班时间做出人为提前而得名，并且得到剥削他人剩余价值之快感的。
比之与皮，壳不但很难煮烂，即使烂了也难以下咽，滋味则更是无从谈起。
壳虽不可食，但是在我们进食之际，他由存在变得不复存在的过程乃十分重要的一环，尤其对干果类食品而言。比如我们喜闻乐见并且爱不释手的瓜子、小核桃以及开心果之类，之所以让我们觉得“好吃”，一半与剥壳的乐趣有关。至于市面上以贵价出售的无壳瓜子和小核桃仁，虽说免除了一道工序，吃起来竟然了无生趣，味同嚼蜡，乏味犹如一本序言尚未读完就知道了谁是凶手的推理小说。
恨透一个人，我们会咬牙切齿道：恨不得“食其肉，饮其血，啃其骨，寝其皮”。这种表述方式，表面上完全符合对一个血肉之躯在生理构造上的解构过程，其实是透过从文明到野蛮的层层逆向式推进，传达了一种不断递增的愤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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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我们的饮食和烹饪经验，有些皮、壳既可寝亦可食，基本上取决于他们的坚韧和味道。
猪皮是最常见的食品，单纯以猪皮制成的大众化美食，首推中国北方的“肉皮冻”。这种胶状食物，在北方的饭馆里多以前菜或下酒小食出现。制法是：将猪皮下锅略煮，摊冻后切成条状，复加料（盐、花椒、大料、酱油及葱、姜、蒜等）煮熬至肉皮呈金红色时即可，然后静待凝固。
东坡肉如果不连皮，破坏了色彩上的层次之美感事小，因此丧失了口感上韧与软的对比及其带来的快感事大。作为一方五花腩的上层，猪皮被慢慢炖出并且不断向下层所渗透的胶质，才是东坡肉好吃的要害。
很显然，是丰富的胶质使猪皮备受欢迎，即使是佛跳墙、鱼翅这一类高级菜肴，也不能脱离猪皮的辅佐——当然，在王业成就之后的登基大典上，已被榨干的猪皮早就人间蒸发了。淮扬汤包和上海生煎包的美味，更有赖猪皮冻在馅料里的无私奉献。由于肉皮冻的密度质量大、熔点高，包子熟后，面粉和其他馅料一方面吸收了猪皮的部分胶质，同时又在包腔内酿成了醇厚的汤汁。至于烤｜乳猪，吃的就是那层皮。所谓“花皮｜乳猪”者，其表面究竟是为火所化还是为文化所“化”，实在是一件说不清的事。
广东人是吃皮的行家，因为他们对鱼皮的认识，并不只是停留在鱼皮花生之上。顺德传统小食“爽滑鱼皮”即粤人的鱼皮杰作。将生鱼或鲩鱼之皮稍煮，加入姜葱去腥后即可上桌，佐以姜、蒜、麻油、酱油、醋，用来送粥，海皮（happy）到极。
我们已经讨论过剥食带壳果仁之乐，其实，除了天然的皮、壳，人类为了满足自身的口腹之欲和游戏心理，一直都在仿生地制造着人工的、后天的食物皮、壳，从事着“画皮”的工作。
人为的“连皮”食品，例如包子，饺子，馄饨等等；人造的“有壳”食品，则非罐头莫属。其实大多数的罐装食品并不好吃，可是，为了开启这些不好吃的罐头，我们发明并改进了多少奇巧的工具啊，这些努力的目的，若是单单只为了把罐头打开之后得到其中的“内容”，说服力恐怕还是不够的，除了把在“打开”或“启封”这个过程或仪式中所得到的莫大的乐趣也考虑在内。
始创于顺德大良，经西关“文信”流传发扬的驰名甜品“双皮奶”，卖点就在于那两层薄薄的“奶皮”。为了得到它们，“双皮奶”的制造极其烦琐：先用文火将牛奶加糖煮溶，分盛于三个碗中，冷却后即得到第一层由奶汁凝成的奶皮。然后，用牙签挑起奶皮一角，将皮下的液体牛奶倒进另一个大碗，使奶皮留在小碗底部，再把打散的鸡蛋与大碗中的奶液搅匀相混，重新倒回留有第一层奶皮的那三个小碗，入笼蒸熟，就有了第二层“皮”，植皮手术方告完成。
除了这些精巧的“人造革”，还有一些动物的外壳，本属不可食之物，偏偏被用来重演一种“从壳里被拖到外面”的不无生猛的模拟捕猎过程。例如，把个头足够大的海螺掏空，将螺肉剁碎，连同碎猪肉及多种调味合成的馅料一并塞回螺壳之内烹煮，最后连壳上碟。此法所带来的美味及其在形式上所激发的快感，本质上与罗兰·巴特的脱衣舞十分相近，即要害在于以“如何脱”为核心的“脱”的过程，一旦脱了个干净，意义亦随之而消失得无影无踪。
皮、壳的先天性或非先天性的存在，与其说是对于进食者的挑战，不如说它为这场游戏平添了许多趣味。正如凡是不讨厌吃鱼的，皆会把鱼刺视为挑逗而不是挑衅或障碍。与此同时，削苹果皮也得以成为一门工艺和可以表演的绝技。
这种游戏精神，往往在参与者的潜意识状态下达到了知性和感性的并茂。如果说以“包扎/解开”为基本模式的快感体验属于感性所能企及的极致（例如格林兄弟在《白雪公主》里写道，国王就像“剥蛋壳似地”脱去白雪公主脚上的绢丝袜子），那么，在知性的层面上，通过对于皮、壳的剥离而最终得到可食之肉、核的这一过程，则完全符合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认识和实践的一般规律，一种线性的快乐便油然而生。
尽管经验性的结果每一次都准确无误地在皮、壳之内忠实地等待着我们的手指，而且永远也不会发生“壳外的想冲进去，壳内的想逃出来”这样的盲目和混乱，不过，就认识而言，“剥离”的结果往往却通向虚无，钱钟书先生的另一部未完成的长篇小说《百合心》，题目得自于法文成语（lecoeurd'artichaut），意即人心有如百合，层层剥落之后，最终惟余虚无。
皮、壳的存在，很容易使我们相信真相总是被掩盖着的，而“神秘的面纱”是应该也是可以被我们亲自揭开的，然后，真相就大白于天下。但是，以推理小说著称的日本作家安部公房曾经借蚌这种典型的有壳动物写道：“事实这东西，真像是贝壳啊。越是碰他，他就闭得越紧，拿它一点办法也没有。勉强撬开，它就会死掉，那样就什么也没有了。只好等着它自己打开。”
像甲鱼一样疯狂
据说因EPO血检未能通过，在云贵高原备战奥运的“马家军”几乎全军将士都无缘赴会。
“出师未捷身先死”固然令人心痛，不过，因为我个人对田径运动一向不太热心，所以礼节性的深表同情之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