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人都会报名。有这等好事，想得美。
我后来发现，李梦石喜欢开一些特定情境下的玩笑。譬如，有一位著名的失败者，在落难时曾得到李梦石的资助，李梦石亲口对我说，我借给他300万。那位问，我现在身无一文，你敢借我这么多？李梦石说，我赌你这个人远远不止300万，如果你不能东山再起，这300万算给自己的眼光买单。那人后来果然东山再起。在一次记者访谈中，这位著名的失败者谈到了李梦石仁慈的资助，但说的数字是五十万。五十万也很了不起啊，我由衷地认为。
所以我现在宁愿相信李梦石当初的实际负债大概在五千万左右，而不是他说的三个亿。纵是五千万，这也是相当了不起的数目。想想他刚刚登陆上海滩，想想他区区一餐馆小老板的出身。好运气似乎一直跟着他。钱也一直跟着他。
天空中的阳光凌厉地呼啸，到了沟内成了轻柔的抚摸。时间过得舒缓而有张力。在这两天里，我吃掉了这一生的水果，两天的缘分既短暂而又深刻。
后来呢？我问。
我把自己置于进退两难的境地。外方设备款是要付的，但后续的投入简直是我无法解决的。李梦石说。你看，无论如何我已经在一部大戏中扮演着角色，欲罢不能。我只能另辟蹊径，而且绝无退路。
阳光从葡萄藤间漏下来，斑驳的落在我们的身上，象蚕在啃噬着我们的身体。时间在这啃噬的细碎声响中偷偷溜走。
我们依依不舍地离开葡萄沟，回到乌鲁木齐。那天晚上，宾馆里开着冷气，在露天巴扎里流连时，我被几只疯狂的母蚊追逐，让我迷惑不已。这还是传说中的新疆么？
关于蚊子。
其实，世界上蚊子密度最大的地方就在新疆。
1980年代，年轻、锐气、文学、颓废的我游走在北疆的戈壁与绿洲之间，曾经到过叫塔克什肯的地方。它位于富蕴县境内，在中蒙边境线上，从富蕴县城出发，坐着三菱越野车，要走大半天的路程。沿途是高低不平的戈壁丘陵地带，无草，无树，无水，亦无人，一片褐色。我们到达塔克什肯时，阳光依然洒在无言的戈壁上。云淡风清。
我们的目的地就是塔克什肯边防站。驻有一个边防连的兵力。边防站被一圈围墙围着，长在围墙之上的是瞭望塔，塔上是拿着没有弹夹的冲锋枪的战士，围墙的前方一片平裸的戈壁，寸草不生，往前延伸两公里左右，便是蒙方的边防哨所，和我们一样有瞭望塔，塔里有固定的观察望远镜，在阳光底下闪着白光。
连长和指导员以部队的风格接待我们，除了我，还有陪同我的团部干事。炊事班的战士们已经准备好，我们一到就开始喝，伊犁特，好酒。喝茶用的那种杯子。连长一杯，指导员一杯，副连长一杯，排长一杯，排长一杯，四个班长共四杯，炊事班站士代表一杯，几杯啦？十杯啦。不能喝了。我出去转转。连长把手一挥，跟上。两位战士便寸步不离地跟着我。
夕阳已经从对面蒙方的小山脊上落下去了，天光犹是明亮，但此时的院落里，黑色的蚊子遮天盘舞，天地间被这种小生命所占领，密密麻麻，往人的身上撞，往耳孔鼻孔里飞，手一抓就是一把耶——这里的蚊子象露珠，太阳出来就没，太阳一走就来！我被惊呆了，何曾见过这种阵势，便往院外逃。院外同样如此，同样是蚊子的天堂。
我晕晕咚咚，往戈壁上晃去，战士冲到前面拦住我，说，前面危险。我挥挥手，嘟哝着说，没事……战士固执地站在我的身前，我说，你，你们，回去……我要解大手。
一位战士手脚麻利地在我的身旁点起一堆火，指着火旁对我说，就在这里解。
我还是说，回去，你们回去。
俩位战士一言不发，一左一右站在火堆旁。我解出了此生最为豪华的大手。心存感激。
火堆是用来驱蚊的。后来听说双方经常布潜伏哨抓舌头，所以连长要战士跟上，战士便一步不离地跟着我。这些战士和我素昧平生。
荒凉的塔克什肯啊。
晚上我在娱乐室看到战士们戴着面罩看电视，蚊子不甘心地满室飞翔，扇动空气的声音和电视里的声音。战士们安之若素。
我进入厕所小解，见到一个个小隔断里，青烟袅袅，成为风景。
蚊子之都的塔克什肯啊！
二十年过去了，曾经的战士们早已回到了各自的家乡，但我知道，塔克什肯永远是战士的阵地，一茬茬走了，又一茬茬地来——兄弟们，你们还好吗？蚊子呢，还在吗？
边防站旁边的那条小河还是那么葱绿吗？还有流尸从上游漂来吗？听说那是被抓的舌头的残骸。
梦里的塔克什肯啊。
边防站旁边更靠近边境线的地方是我们的宫殿般的会晤室。偌大的建筑里就一位联络官。有事，就与对方联络，然后，穿越边境线的简易公路上就可以见到一辆车卷起一溜尘土，疾速而来或者疾速而去。这里连着北京的外交部。
联络官是位正营级的中年人，因为文学和我热络地交谈，带我参观会晤室大大小小的房间，在会晤厅的沙发上谈诗，谈新闻。相契的愉悦。单纯的快乐。
青春的塔克什肯啊。
二十年后，蚊子进入乌鲁木齐。而塔克什肯，已经难以企及。生命，无可挽回地流失。
我理解李梦石的永动机，那是旁人无法企及的幸福。豆奶厂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