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大道连狭斜- 第1部分

　　壹初唐雨　　　

　　王绩：策杖寻隐士　　　

　　在现实生活中，寻找隐士是一件困难的事情。隐士是个不易轻得的荣誉头衔，一要弃官去职，远在江湖；二要薄钱尚德，心近自然；三要才识过人，特立独行。三个要素条件拆开来，相对容易，但如果粗筛细选，大浪淘沙之后，全部符合的为数便不多了。当我们将目光投射到千年之前的大唐王朝，可以在那叱咤风云、兴衰成败的三百年间，在那一群斗酒吟诗、光耀千载的文人群体中，在那些正传野史、竖排繁体的线装书籍里，寻觅到各式各样的隐士。历来的编史者，因为隐士的高风胜情，在笔下也是推崇有加。《新唐书》和《旧唐书》作为反映当时社会生活最权威、最翔实的文献资料，专门辟了“隐逸”的卷目，将隐士逸人与孝友、良吏、列女等一同褒奖宣传。　　　

　　王绩，可以算是唐朝的第一位隐士。他在朝廷里干不下去，回到家乡，听说附近有一个名叫仲长子光的隐士，“服食养性”，“非其力不食”，而且三十年间始终如此，立即动了心，哎哟，这样的人是可以结交为友的！大约拜访过几次，后来也不管人家同意不同意，干脆搬了过去，结庐相近，与其为邻。那位脾性古怪的仲长子光先生终日不语，两人却饮酒甚欢。谁也不说话，举杯相碰，一杯又一杯，喝得很高兴，喝完了，种田的种田，弹琴的弹琴，写诗的写诗，或者想睡觉就去睡觉。这样的饮酒小聚，从内容到形式，可谓是奇怪至极。　　　

　　每个人，都在寻觅自己人生仰慕的对象，都在追求理想的生活状态。有些人立志当官，于是熟稔官场规则，忝列其中。有些人刻意经商，不惜破译商贾秘密，求富于时。王绩的人生理想，是以远他三百年前的著名隐士陶渊明为楷模，成为陶的隔世弟子。陶渊明的一生，曾经数次出仕，有一次，因为督邮的到来，态度无礼，他自己也受不了穿衣束带、低头拜揖的规矩束缚，这位只做了八十天的县长便愤然辞官，回乡采菊。王绩当官也不安分，在先前的隋朝，当到副县长就受不了了。有一次，他因贪酒而遭弹劾，思来想去，平日里迎来送往，寄人篱下，受人拘束，言若由衷上司不高兴，言不由衷自己别扭，自己就好像一只鸟，到处都是罗网，再这样待下去非把自己逼疯不可，于是写了一纸辞呈，挂印弃官，“轻舟夜遁”，转身之间，就把自己送归故乡。来去自由，连离任审计也都免了。　　　

　　隐者自隐。回到乡下，无事一身轻。没有了薪俸工资，但家有良田十多顷，相当于有房有车、衣食无忧的中产阶层，生活倒还算过得去。王绩自己也说，“酒瓮多于步兵，黍田广于彭泽”，酒比当年的阮籍要充足，田产比起陶渊明的“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也要阔绰得多，家里还有几个佣人，经济条件方面是比较优越感的。可是，王绩知道，自己差的，还是那一份脱离樊笼、融入天地自然的心性。所以，他甚至不惜离开自家的华堂大屋，搬到几十里之外，与那个贫农仲长子光为伍。他的身边，摆着《庄子》《老子》，读得异想天开，忘乎所以。有时兴趣来了，还帮着村人占占卜，算算卦（依他的性格，大约也不会收金纳银，图个快乐罢了），乐此不疲地混迹于村野之间。他最乐于做的事，就是到田间做点小活，然后停下来，看看花鸟鱼虫，或者倚在某个幽静的角落，看着路上那些行人，走走停停，有时忍不住诗兴大发：　　　

　　东皋薄暮望，　徙倚欲何依。　　　

　　树树皆秋色，　山山唯落晖。　　　

　　牧人驱犊返，　猎马带禽归。　　　

　　相顾无相识，　长歌怀采薇。　　　

　　——王绩《野望》　　　

　　牧人带着小犊返家了，猎马驮着主人捕获的飞禽回来了，春夏秋冬的景色让人陶醉，还有那些质朴的农人，这一切，都会让王隐士心生喜悦。住在东皋，王绩自名“东皋子”。一天到晚，东皋子徘徊于瓜田李下，山间溪旁，饮酒望世，自得陶然。自己辞官不算，还煞费苦心地写了一首诗，奉劝当时身在庙堂的房玄龄：“位大招讥嫌，禄极生祸殃”，又暗示和提醒人家，不如学学聪明的范蠡，功成身退，趁早归隐吧。隋唐易代之时，王绩以敏锐的嗅觉观测新朝时政，心怀警惕，做出了自己的判断——远离官场是非，寻求心灵自由。田间和庙堂相比，环境迥异，心情也自然不同。　　　　　　　　　

§虹§桥书§吧§。　　

第2节：王绩：策杖寻隐士（2）　　　　　　　　　

　　这样的观望，看起来当然是无官一身轻、放任于山水自然之间的陶然自乐，但在骨子里，却隐藏着深不可测的情绪波澜。隐士们的表面沉静，遮掩不了心底的黯然神伤，而这些往往会通过文字诉诸笔端。王绩的《古意六首》里有这样一首诗：“竹生大夏溪，苍苍富奇质。绿叶吟风劲，翠茎犯霄密……刀斧俄见寻，根株坐相失。裁为十二管，吹作雄雌律。有用虽自伤，无心复招疾。不如山上草，离离保终吉。”言外之意是什么？既希望有人赏识，建功立业，又希望身心自由，不受伤害。这样的情绪，也恰恰是许多有识之士弃官归隐的心结。很多人有向隐之心，但一生未能滤清尘世的烦忧，而这种进与退、得与失相互交织的矛盾心理，也恰恰反映了知识分子的天真与脆弱。　　　

　　所以，隐士们面临的最大挑战，通常是外界的诱惑。他们需要自我解脱，最大限度地保持清心寡欲、安宁有序的生活状态，积累更多的精神能量。　　　

　　月夜，王绩会在山间摆下琴来，独奏一曲，弦动于心，孤芳自赏。隐士多是性情慈善之人，与世无争。王绩把自己彻头彻尾地“藏”了起来，即便是刺史慕名登门拜谒，也不予理睬。请他去讲学，也只是挥挥手，婉言谢绝，我在家里酿酒呢，哪能“谈糟粕，弃醇醪”！拒人于千里之外不算，还狠狠地泼了人家一盆凉水。不过，有位叫杜之松的刺史对他也还算尊敬，虽然请他讲学不肯去，每年仍不忘派人给送些酒脯来，以示尊重。除了过着“置酒烧枯叶，披书坐落花”的神仙生活，王绩还常常拄杖入深山，寻访隐士。一个隐士，总是要在内心里，想寻找到更多的隐士。　　　

　　功名放得下，荣华放得下，偏偏有一样，王绩始终放不下，那就是酒，而且嗜酒成瘾，矢志不渝。他哥哥大儒王通是有名的“书虫”，王绩却是个不折不扣的“酒鬼”，酒量大约比后世的李白还要大些，可以饮五斗不醉，自诩为“五斗先生”，并且大约在一次酒气深沉之后，写过一篇类似自画像的《五斗先生传》：　　　

　　有五斗先生者，以酒德游于人间。有以酒请者，无贵贱皆往，往必醉，醉则不择地斯寝矣。醒则复起饮也。常一饮五斗，因以为号焉。先生绝思虑，寡言语，不知天下之有仁义厚薄也。忽焉而去，倏然而来。其动也天，其静也地，故万物不能萦心焉。　　　

　　一提有酒，可爱的王绩先生立马腿软嘴馋，移步不前，不知东南西北，而且只要有酒，无论贵贱皆往，一屁股坐在席上，以开怀畅饮为乐事，不及其余。初唐时，他曾以隋朝旧臣的身份待诏门下省，别人问他：您现在待诏无事，有什么可乐的呢？王绩回答说，朝廷每月供应三升好酒，足以使我留恋于此啊。简直就是为了酒而工作，动机十分单纯。他哥哥的门生陈叔达当时主事，听说以后，特例给予王绩关照，每日供应一升酒，人称“斗酒学士”。听说太乐署史焦革家多有好酒，便想着法子到焦大人手下当差，吏部没有批准，王绩三番五次地找领导，陈述缘由，苦苦哀求。主事者问，为什么非要到那里工作？他说，其中有深意。好说歹说，总算得到允许。其间，王绩工作用心，办事勤快，下班后，就到焦大人家中品尝美食，大饱酒福了。焦革死后，焦夫人还时时从家里派人给他送酒。又过一年，焦夫人也病故，王绩捶胸顿足，仰天呼号：“天不使我酣美酒邪？”没有酒，王绩渐渐心灰意冷，夹了小包，再一次弃官而去。　　　

　　酒，成为王绩一生的钟爱。他常常是乘着牛车，途经一处小酒店，闻香下车，举杯畅饮，数日不归，醉了就地倒下，醒后继续开怀。即便到了后来隐居乡里，也是“阮籍醒时少，陶潜醉日多。百年何足度，乘兴且长歌”。他的诗文中，出现频次最多的，是“酒”字。王绩在酒上的钻研与投入，并不比诗歌少，他为杜康立祠祭祀，尊为酒师，并且把曾经一起喝酒、酿得一手好酒的焦革也一起供奉。此外，他还写下《酒经》《酒谱》各一卷。后来的李白，不知是否从其诗酒之中得到某种启发？　　　　　　　　　

虹←桥书←吧←。←　　

第3节：王绩：策杖寻隐士（3）　　　　　　　　　

　　王绩自己也承认，“有道于己，无功于时”，自号“王无功”。风烛残年，他曾写过一篇《晚年叙志示瞿处士》，坦言自己也曾经“明经思待诏，学剑觅封侯”，可是，他一生之中由进而退，辞官归隐，大约也有不得已的苦衷。有学者从王福峙（王绩的侄子）《录东皋子答陈尚书书略》中找到了这样的答案：　　　

　　贞观初，仲父太原府君（王凝）为监察御史，弹侯君集，事连长孙太尉，由是获罪，时杜淹为御史大夫，密奏仲父直言非辜，于是太尉与杜公有隙，而王氏兄弟皆抑而不用矣。　　　

　　原来如此。这是对于王绩嗜酒与归隐之谜的最好诠释。大凡隐士，都有不得已的隐退苦衷，谁人不想锦衣美食，谁人不愿显赫一方，可人性中最大的弱点，就是热衷于相互之间的争斗，大人物与大人物争权柄、争势力、争江山、争功劳，小人物与小人物争生意、争田产、争美色。明争暗斗，唇枪舌剑，背里使绊，过河拆桥，你死我活，甚至世代为仇。人类的智商发展了文明，也发展了争斗。王绩在争斗里看破了——没有永恒的胜利，而常有羞辱。如果遁世躲避，其羞自解，其心自宽，至少像仲长子光这样的朋友，“服食养性”、“非其力不食”，是不会加害于人的，而且与天地自然相处，更多的是心灵深处的轻松与悠闲。当隐士，无欲则刚，他回归到了精神贵族的行列。　　　

　　应该说，王绩学陶渊明，是学得极为神似的一个。辞官、归隐、嗜酒、耕作、著书、弹琴、自作《墓志铭》……简直是一整套的学习。当隐士，其实真的挺难，必须放弃很多，忍受很多，不是想做就能做到的。王绩立志将自己修炼成为一个隐士，他努力几十年，成功地做到了。　　　　　　　　　

▲虹桥▲书吧▲BOOK。▲　　

第4节：李世民：帝王弄翰墨（1）　　　　　　　　　　　

李世民：帝王弄翰墨　　　

　　唐朝立国三百年，留诗数万首，写尽有诗以来的种种风华，成就许多异彩纷呈的神奇传说。有唐一代，举国士子以攻诗为业，红楼歌伎以唱诗为荣，市井小民以传诗为乐。这种大面积的诗歌繁荣，恰如一面鲜艳夺目的旗帜，立在唐朝的版图疆域之上，成为有别于其他王朝的重要文化标志。写诗，一度成为唐人的重要生活方式。　　　

　　翻开厚厚的《全唐诗》，排在第一位的，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帝王之一的唐太宗李世民。在毛泽东的笔下，秦皇汉武，唐宗宋祖，都是几百年才能出一个的天之骄子、人中龙凤。李世民应该感到高兴的是，他参与缔造了一个王朝的神话。如果说唐朝是一个瑰丽多姿的神话，那么唐诗则全方位、多元化、立体式地反映了这部宏大的题材。李世民兴致勃勃地卷袖挥笔，为这部神话作序，充当了一个诗歌文化推进者的重要角色。　　　

　　除了贞观之治的辉煌史绩，李世民也留下了数十首诗，细细读来，倒也可圈可点。　　　

　　隋末之时，天下大乱，李渊父子顺时应势，起兵于太原。其时群雄并起，仿佛一匹匹脱缰的野马，这时需要一个力挽狂澜的英雄站出来，驾驭驰骋。事实上，旧王朝寿终正寝之际，一个新王朝破壳而出，也总要以无数次的战争来换得天下的长久安宁，简直是血祭太平。在这场历时弥久的战争中，李世民充当了英雄的角色。十八岁起兵，二十四岁平定天下，二十九岁升为天子，从一个弓马少年成长为一个国家的舵手，可谓锋芒毕露，才略过人。李世民的一生，几乎都处于征战之中。即便是在国泰民安、天下太平的贞观十八年，他仍“发天下甲士，招募十万，并趣平壤，以伐高丽”。在去世前十五个月的贞观二十一年冬，他还派出大将奔赴前线，“以伐龟兹”。开疆拓土，征战天下，这个血液里流淌着战争因子的帝王，始终以武力维系着一个新王朝的基业。在《经破薛举战地》中，他写道：　　　

　　昔年怀壮气，提戈初仗节。心随朗日高，志与秋霜洁。　　　

　　移锋惊电起，转战长河决。营碎落星沉，阵卷横云裂。　　　

　　一挥氛沴静，再举鲸鲵灵。于兹俯旧原，属目驻华轩。　　　

　　沉沙无故迹，灭灶有残痕。浪霞穿水净，峰雾抱莲昏。　　　

　　世途亟流易，人事殊今昔。长想眺前踪，抚躬聊自适。　　　

　　这首诗追述的是事关成败的扶风一役。事隔多年，李世民故地重游，又回想起当年金戈铁马的峥嵘岁月，一幕幕战事，重又浮现眼前。同样地，在经过陕西境内，他兴致不减地作了一首《还陕述怀》：“慨然抚长剑，济世岂邀名。星旗纷电举，日羽肃天行。遍野屯万骑，临原驻五营。登山麾武节，背水纵神兵。在昔戎戈动，今来宇宙平。”很有些汉高祖刘邦回老家时登高吟唱《大风歌》的味道。不过在表述上，李世民比文墨无多的刘邦要委婉含蓄得多。　　　

　　作为一个聪明绝顶的帝王，他深谙文治武功、恩威并施的驾驭之术。征战之余，李世民也从未荒废文化学业。在武力扩张达到一定程度时，文化建国的方略也渐渐进入他的思维视野。他试图打造一个武力第一、文化第一的强大帝国。他的努力学习，是一种内在需要，是一个文化盟主的胸襟，也是一个政治家的大手笔。　　　

　　于时海内渐平，太宗乃锐意经籍，开文学馆以待四方之士。行台司勋郎中杜如晦等十有八人为学士，每更直阁下，降以温颜，与之讨论经义，或夜分而罢。　　　

　　——《旧唐书·卷二》　　　

　　太宗每见人上书有所裨益者，必令黏于寝殿之壁，坐卧观览焉。　　　

　　——《隋唐嘉话·卷上》　　　

　　皇帝与皇帝比，大臣与大臣比，一个朝代与另一个朝代相比，在同等条件下，往往更能比出文化的差距来。堂堂一国之尊，日理万机，还要发愤学习，讨论到深更半夜，或者坐卧观览，可见李世民对于治学的严谨。这种政治家的学习，自然不是为名，不是为钱，确是为了治国的需要。而且，他也总是能够从历史中学到知识，更重要的是得出自己的见解。譬如关于名讳的问题，他说：“依礼，二名不偏讳。近代已来，两字兼避，废阙已多，率意而行，有违经典。其官号、人名、公私文籍，有‘世民’两字，不连续者，并不须讳。”一句朱批，把那些曲意阿谀、玩弄文字游戏的下属挡得远远的。他是看得透的。曾经有人在他面前评论前朝的隋文帝杨坚，他也有一段经典的评价，足以见其开明洒脱：　　　

　　此人性至察而心不明，夫心暗则照有不通，至察则多疑于物，自以欺孤寡得之，谓群下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