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大道连狭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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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大道连狭斜- 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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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战争即将来临!“万鼓雷殷地,千旗火生风。”战斗已经打响了!“鬼哭黄埃暮,天愁白日昏。”战斗正打得难解难分!“泉涌诸戎血,风驱死虏魂;头飞攒万戟,面缚聚辕门”,战士们奋勇杀敌,终于赢得了最后的胜利!作为带兵打仗的诗人,高适的诗,是驰骋沙场的急就诗,血泪交加的烽火诗。夜读其诗,耳畔会隐隐传来急促的马蹄声、厮杀声……   

  “物性各自得,我心在渔樵”,年轻时的高适,也想藏身于山水之间,赋诗于烟雨舟楫之上,但是,历史的选择,常常是不可由人自主的。在担任淮南节度使,奉命征讨永王李璘时,高适做过一篇《未过淮先与将校书》,作为一个军事首领,他事先考虑了对敌斗争中的心理障碍,于是移檄将校,要求摒弃私人感情,断绝个人恩义,服从国家利益。他又何尝不知,他的好朋友李白,此时尚在叛乱的永王军中为官,两军交战,总会要相遇的吧。但他此时的身份,是一个为国效命的将军,诗人与好友,以及个人恩义,只能置于一旁了。当日携手同游的文章好友,将如何面对?他的矛盾,大约是埋在心中的吧。作为一个军人,高适逾越了个人的情感追求,上升到了“义而知变”的理智境地。   

  在我看来,高适的身边,一定少不了一把剑,长年悬于腰间,挂于帐下。这种两面长刃、中间有脊的兵器,是兵器中的君子,飘逸从容。他的诗作中有多处提到剑。如“二十解书剑”,“孤剑通万里”,“岂知书剑老风尘”,“击剑酣歌当此时”,“抚剑悲风对秋草”……剑为何名,不得而知,也许正是这柄剑,浓缩了将军才子高适毕生的追求、理想和才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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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9节:崔颢: 谁乘黄鹤去(1)         

  崔颢:谁乘黄鹤去   

  诗在唐代,是一个传媒,也是一个擂台。诗与诗之间的比较,这种不确定主题、富有趣味性的文学竞赛,时至今日仍然沿袭不衰,将寂寞的文坛弄得热闹生动,花絮繁多。譬如崔颢先到黄鹤楼,题诗一首,力拔头筹,竟然使得后来的诗仙李白大伤脑筋,面对美景,诗兴全无,只是嘟嘟哝哝地说了一句,“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显得很是勉强和无奈。在崔颢的诗作面前只能闷头喝酒,以李白的文名,“哲匠敛手,无作而去”,甘于服膺别人,实在少有。   

  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   

  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   

  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崔颢《黄鹤楼》   

  黄鹤楼有幸,天下人来来往往,在其中观赏聚会,平静如常,但崔颢和李白这样的大才子一到场,立刻风生水起,骤起波澜。崔颢和李白的这场比赛,没有人来投资和策划,旁观者也少,居然也搞得有声有色。崔颢先来了一趟黄鹤楼,登高望远,心有所动,写了一首感怀诗。时隔许久,李白这样的大文豪也来了,负责接待的当地官方自然也不肯放过这个机会,酒酣耳热之际,请赐墨宝。有人顺手就将崔颢的诗稿递了过来。李白不看则已,一看之下,竟顿时觉得心空脑塞,写不出更好的诗篇了。   

  细细品察,这则逸事,其实多有可疑之处。依李白写诗的功底,已经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常常是在酒后信手拈来,而他若干次题写的天下名山大川,也不乏前人佳作,一代诗仙哪里会顾及前人脸面,只管借着一腔酒意,自写他的李氏文章。甘为崔颢之下,极有可能出于戏说。   

  文人之名,除了白纸黑字的著作文章,还有一个重要的出名途径,便是借助别人的评论,进行炒作传播。时下有不少作品,文章未火,炒作先热,可谓风生水起,名先文至。崔颢与李白同赋黄鹤楼的逸事,以李白夸赞崔颢未写告负而终。后来还有人不肯罢休,从李白的另两首诗《鹦鹉洲》和《登金陵凤凰台》中,找出崔颢作品的影子,再揭李白的伤疤。如果在现代,遇有好事者,说不定会爆出疑似剽窃之类的噱头新闻,弄得沸反盈天。文坛这类事情总是时有发生,始终不会寂寞,而且常常将一段佳话演变成一段恶炒。   

  为了李、崔二人这首小诗,历代文坛也未曾停止过争论。严羽在《沧浪词话》中称,“唐人七律,当以崔颢《黄鹤楼》第一”,刘克庄则含糊其辞,“真敌手棋也”,甚至连清代的纪晓岚,也饶有兴趣地加入其中参与讨论。崔颢只凭这一首诗,便将诗坛点衬得无比精彩。   

  贰盛唐风但,除了几首好诗,崔颢几乎没有留下什么好名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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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0节:崔颢: 谁乘黄鹤去(2)         

  崔颢者,亦擢进士第,有文无行。好蒱博,嗜酒。娶妻惟择美者,俄又弃之,凡四五娶。   

  ——《新唐书·卷二○八》   

  纵观史书给崔颢确定的“罪名”,主要有三条:一是参与赌博,二是成日嗜酒,三是不断地娶漂亮老婆。用今天的话来说,既是赌徒,又是酒徒,还是好色之徒。凭着这三条,崔颢一下子被打入品行不端的行列。也许当时的进士考试,没有进行细细审核,这样问题多多的人,居然混进了京城的官员队伍。   

  依崔颢的个性,他本当是一位鹤立鸡群、卓尔不群的叛逆文士。一介文人,不但喝酒,还参与赌博,实在是常人不能接受的。换了李白,虽嗜酒如命,却喝出了酒仙诗仙的好名声;崔颢同样会一掷千金,只混出了个酒徒赌徒的形象。为崔颢作传者,还列举了他年轻时多作浮艳轻薄之诗,又说崔颢游历京师之时,连续娶了三四个夫人,都是美色佳人,只要不满意,立马休了再娶,在情感上不能专一而终。这件事,实在是将崔颢的名声搞得江河日下。挑三拣四,背弃盟诺,心猿意马,换了商人,大家似乎可以理解,可以一笑了之。但换了文人则行不通,文人娶妻,一定要周吴郑王,四六对偶,像做八股文一样中规中矩,否则,传统与道德的守护者们是万万不能接受的。即便是近代的浪漫诗人徐志摩,也因此而多获毁誉。   

  作为开元天宝时期最杰出的诗人之一,崔颢身上其实也有许多优点,可惜优点没被发现,缺点却被找得准准的。崔颢的传记,在新旧唐书中所有文人传记中,是写得最为奇怪的。三四行字,记的都是崔颢“有文无行”的劣迹。即便是宋之问,还获得“弱冠知名”、诗赛一举成名以及被贬后“颇自力为政”等正面评语。而关于崔颢,基本上就是彻头彻尾的毛病一身,坏蛋一个。   

  文人多为怪物、异类,在生活方面有时难免天真怪异,真要被史家揪住小辫子不放,就有口难辩了。对一个人的评价,如果不幸钻以死角,偏激则不可避免了。有时候,事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别人对于你的感觉。   

  崔颢真有这么坏吗?恐怕也不至于。问题大约还得回到“恶炒”这个词上。因为不被理解,所以导致了种种传闻,传闻渐多,自然陷入了欲辩不能的地步。关于崔颢,还有一则 “艳诗门”的故事。   

  初,李邕闻其才名,虚舍邀之。颢至献诗,首章云:“十五嫁王昌。”邕叱曰:“小儿无礼!”不与接而入。   

  ——《唐才子传》   

  李邕是当时颇具声名的书法家、文学家,是个老资格。因为听说崔颢有才名,就请他来,虚席而待。崔颢欣然而来,上了一首《古意》:“十五嫁王昌,盈盈入画堂;自矜年正少,复倚婿为郎;舞爱前溪绿,歌怜子夜长;闲来斗百草,度日不成妆。”没想到,崔颢为之得意的作品,老夫子却认为浮艳之至,有辱斯文,气得差点吐血,大喝一声“小儿无礼”,门都没让进。弄得崔颢一头雾水,乘兴而来,扫兴而归。   

  这难道又是崔颢的错吗?李邕自动请人家来,《古意》的内容并非不健康,年轻才子的思维不受束缚,且其诗作可能另有所指,又何必这样大惊小怪。关于李邕,史称“颇自矜”,对年轻后进不那么慈祥和蔼,李白有一次登门拜谒,也是遭受冷遇。结果李白也不客气,写了一首《上李邕》,末尾说了一句,“宣父犹能畏后生,丈夫未可轻年少。”李白这番话,可谓借古劝今,旁敲侧击,孔子尚知后生可畏,你老人家得瑟什么呢?   

  崔颢留下的四十多首诗中,确有十多篇为年轻时创作的关于闺情一类的诗,但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并不如记载的那样“浮艳”、“轻薄”。诸如《川上女》《卢姬篇》等,都是反映当时社会生活的优秀而生动的生活诗篇,主题并不浮艳,恰恰相反,都是女性同胞追求自由与幸福生活的心声。我从崔颢诗中,没有看到轻薄,看到的,只是如火如荼的热血青春,《长干行》等诗篇,至今还流传甚广。   

  崔颢的一颗心,其实是滚烫的。只是他不懂得包装,不懂得作秀,不懂得阿谀。但少数存有恶炒心理的人不这么想,你有才是吧,但我看不顺眼,就揭你的短,让你火不起来,让你身败名裂,让你坐立不安。生活中不是没有这样的人,这样的家伙,习惯了捣乱,习惯了无事生非,习惯了幸灾乐祸。崔颢在“苦吟咏”,埋头发愤,过自己想要的生活,抒发自己的人生激情,他哪里知道,别人正在背地里,处心积虑地挖他的墙脚。到头来,他落得个仕途不顺,进士出身,只谋了个司勋员外郎。   

  作为盛唐时期的重要诗人,崔颢也以积极的姿态,参与了时代生活。他走出书斋,将目光投向广阔的社会人生,漫漫边塞之旅,金戈铁马,快意恩仇,使崔颢晚年作品出现“风骨凛然”的大气与凝重。他的两首长诗——《江畔老人愁》《邯郸宫人怨》分别表现一个百岁老人对历经繁华、饱经沧桑的生活变迁回忆,一个失宠被弃的宫女对放归乡里之后惨淡人生境遇的哭诉,他们分别发出了“人生贵贱各有时”、“百年盛衰谁能保”的哀叹,而所有这些,其实正是崔颢的社会责任与作家良知的自然流露。   

  单从流传下来的作品,很难看出崔颢的劣行,却多有劝世之句,警世之音。时至今日,还在说崔颢坏话的,已经没有几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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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1节:杜甫: 忧端齐终南(1)         

  杜甫:忧端齐终南   

  读唐诗是一种艺术享受。但如果兼读唐史,诗史并阅,联系当时情境,还可以咀嚼出除诗而外的更多味道来。   

  每次读到杜甫,总有些揪心的感觉。他的诗,含着绵绵的忧愁。盛唐年间的其他诗人,不得意时,或是饮酒求醉,如李白,一醉解千愁,以超凡的想象化解内心的不快;或是归隐赋闲,如王维,闲来万事空,避开尘世的喧嚣。而对于杜甫来说,始终没有寻觅到解脱的良方。他的一生,始终处于忧郁与忧愤之中,忧从中来,忧如丝绕。如果有解忧的办法,那么唯有做诗,埋身书斋,躬耕纸园。这样的法子,终究有些无奈,常常是忧容稍解,愁云又生,恰如不尽长江滚滚来。   

  诗人多愁。偏偏杜甫又赶上了中国历史上最令人发愁的多事之秋。开元盛世刚刚开了一个好头,盛唐的赞歌还没有写完,“安史之乱”便不期而至,杜甫就要立刻转变身份,从一个盛世的欢呼者、记录者,成为“国殇”式的挽歌撰写人。这样的角色转变是令人痛苦的,遭遇的尴尬,也是所有读书人都不能直面的。大唐王朝培养的一批文士们,在这场动乱中,尝尽了愁云压顶、国破心碎的滋味。只不过,杜甫的味蕾更为敏感,品尝起来更是浸肤入骨。   

  忧从何来?忧于国势。杜甫的社会责任感与生俱来,儿时捧读圣贤书,家国情怀的文字频频入目,继而是家长的耳提面命,兼以生活中不断的警示案例。杜甫的忧患意识,来自于“承儒守官十一世”的家族遗传因素的深深影响,“在家常早起,忧国愿年丰”,他希望太平盛世能够长久持续。但忧患意识确是被一场内战彻底激发出来了。安禄山兵指长安,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的和平光景,转眼之间被残酷的战争所取代。乌云压城,大厦将倾,李唐王朝面临着突如其来的叛变,经历着一场巨大的危机。弥漫的战火,遮住了诗人的双目,所有的闲情逸致,都被刀光剑影吞没了。他的诗中,充满了焦虑和不安,充满了愤怒与伤感。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   

  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杜甫《春望》   

  一个曾经被皇帝无限信任、拥兵数十万的封疆大吏,竟然充当了抢夺皇权的急先锋。危险是可以想象的,杜甫立刻将祈愿国泰民安这样浅表层面的忧国之心,上升到“毫发裨社稷”的实际行动,在匆匆安顿好妻儿老小的避难之处后,他上路了。他要追赶一群落荒而逃的皇室成员,证明自己的忠诚,尽到自己的义务。   

  然而这条路,杜甫走得异常艰难,先是被叛军所俘,脱险后,好不容易逃至凤翔,得以谒见肃宗,官拜左拾遗,但又因为被罢免的宰相房琯出头辩护而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心灰意冷之下,于乾元二年,弃官西行……“时危报明主,衰谢不能休”,“数州消息断,愁坐正书空”,乱世之时,报国无方,杜甫饿着肚子,倚望蓬门,仅剩下了一介书生的沉重忧思。面对着一个无秩序的世界,一个不知前途的未来,他大声疾呼:“乾坤含疮痍,忧虞何时毕!”   

  杜甫一直在守望着,祈盼着。而此时的他,只不过是个被君王抛弃的旧日臣子,一个退隐于江湖的落魄游子,充其量只能算做一个民间的文人。想想自己一介书生,去国离家,却不被理解,杜甫无法使自己平静下来,涕泪一次次沾湿衣襟。杜甫的诗中,有流不完的泪,数不尽的哭,一场战斗的胜负,都会令他百感交集,泪如雨下。那首被公认为杜甫生平第一首快诗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竟然是他微笑之后的失声痛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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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2节:杜甫: 忧端齐终南(2)         

  盛唐向中唐过渡的时期,杜甫从动乱与民生入笔,最为突出地表现了诗人的忧患意识。这种意识,随之得到了愈来愈多的认同和重视。后来的诗人不断地提到“安史之乱”,警醒当局,杜甫的忧,与屈原的忧,异代同流,都是出于爱国心切。   

  忧从何来?忧于民生。数年战争,如同一场惊心动魄的暴风骤雨,将大唐盛世的铅华洗尽,华美的霓裳被无情地挑落,露出衣衫褴褛的战后残局。杜甫一直在观察着,忧心忡忡,忧心如焚地观察着。在家中,在酒宴上,在各种场合,他愤怒地抨击这场战争的始作俑者。带着困惑,他离开了长安,目光投向民间。在出行途中,他像一个战地记者,看到了饿殍遍野,难民如潮,难道这就是那些御用文人笔下所描绘的盛世吗?   

  八年的时间,时政倾覆,局势动荡,像一锅馊了几天的粥,蚂蚁、蚊子和苍蝇都掉在了里面。大唐王朝怎么了?所有的人都在试图揭示这匹健壮的骆驼是如何一下子羸弱下来的,大家在迷茫里寻找动乱的根源。杜甫用他的笔,把他的思考如实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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