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上谈兵，实践出真知，理论一定要和临床结合。从抗美援朝回国后，我有机会到北京进修学习，老前辈们的言传身教，使我懂得：作为一个外科大夫，一定要有良好的医德和精湛的医术。”高主任一口气讲下去：“学习并没有什么窍门，也没有什么捷径可走。希望同学们做到三勤；口勤——多问；手勤——多做；腿勤——多跑。这在你们进入临床之初，尤为重要。真正的老师不是书本，也不是我们这些医生，而是病人。所以，一个不爱病人的大夫，是不会有高超医术的。这就是所谓的医德。”这番话就像手术入路一样，层层解剖，丝丝入扣。我暗暗下定决心，要当一个像高主任一样出色的外科医生。
（35）
转眼又到了暑假，我又开始长达五十天的留校生活。经过两年的生活磨炼，尤其是灾荒岁月的考验，各方面都有了长进，尤其是饮食习惯，什么粗粮都能吃，大楂子、高梁米、苞米面都吃得挺香。蔬菜不再挑挑拣拣，连凉菜、生菜也能入口。人就是这样，什么山头唱什么歌，没有适应不了的环境，心绪也稳定多了。
一个人的世界，尤其是夜深人静醒来时，常有一种羁身寄读的落寞情怀袭来，时而梦湿枕巾。真是：“一日离家一日深，犹如孤鸟舍寒林”；我只能到书中去寻求慰藉。
医学院图书馆，成了我每日光顾的地方。有时中午连饭都不吃，一天都待在图书馆的阅览室里。我看的不但有医书，还有中外文学名著，过去虽然也浏览过一些，但没有精读细读，体会也没有现在深刻。尤其是鲁迅的散文，读后回味无穷。
那天在图书馆碰见了高主任，他问：“学校放假了，你怎么没回家？”“家远回不去。”“哪儿？”“浙江。”“你是南方人？”“是的。”高主任若有所思，骑着自行车走了。骑出好远，他又转了回来，跟我说：“方昊，你到外科病房来吧，我给你安排一下。”我不禁喜出望外，当然求之不得，连连致谢，“我明天就去，谢谢高主任。”望着高主任骑车远去的背影，我又一次感受到了师长的关怀和温暖。
第二天一早，还没到上班时间，我就去了外科病房。早会交接班时，高主任特意说了一下；“方昊同学，暑假没有回家，来我科实习，大家要多给予帮助。”我有些拘谨的向大家点点头。其实年轻的医生、护士，大多是我的师兄、师姐，也就是校友吧。
病房住满了病人，几乎每天都有两、三台手术。工作挺忙，我什么都干，采集病史、书写病历、换药打针，观摩手术。最感兴趣的是跟在高主任后面查房；他问病史，总能一矢中的，我从中获得了不少教益。病房工作处理完之后，我就去参观手术。高主任留过话，手术护士长给我开了“绿灯”。俨然是“进修大夫”的待遇。这些天，我觉得非常充实，心中充满了阳光，好像茫茫黑夜中的夜航船看到了灯塔一样。
那天来了个车祸的病人，多发性损伤，左大腿开放骨折，合併内脏损伤。手术分两台同时进行，一台行内固定，一台行剖腹探查。人手不够，高主任让我洗手上台参加手术。第一次上手术台，我有些紧张，在手术台上两手不知所措，腹腔打开，血像泉水似的涌了出来，我差点血晕过去。探查结果是脾脏破裂，将碎裂的脾脏摘除了。大腿骨折，在上中段，打上了“髓内针”，手术结束已是晚上七点。
高主任让我今晚守护这个重危病人，我欣然应诺。病人一直处于昏睡状态，我翻了一下病史，病人叫叶常青，28岁，鹤岭煤矿技术员。他是公出途中出了车祸，因而没有陪护，单位还没来人。
一个危重的病人处于这种境地，分外令人同情。我格外用心的监护着，不时地给他测血压、量体温、查脉博，还详细的书写病程记录。后半夜，他忽然睁开了眼睛，惊叫起来，挣扎着要下床。我按住他，他一下推开我，惶恐的问：“这是哪，我这是怎么了？”“你出了车祸，刚做完手术，不能乱动。”他望了望挂着的吊瓶，打着的牵引，无奈地躺下了，两眼定定的望着天花板：“大夫，我伤得咋样？会残废吗？”我不好正面回答，安慰他说：“会好的，会好的。”
第二天，鹤岭煤矿来了个工会主席，还带来两名护工，一再表示感谢。并说：“这小伙子不错，北京矿业学院毕业。主动来边疆工作，想不到遭此不测，真可惜啊。”我真的很同情他，有事没事常去病房看他。在聊天中——这里人叫唠嗑，我发现他是个颇有才学的，挺有毅力的人，但愿他从不幸中站立起来。
因为手术晚点，来了急诊，错过食堂开饭时间，我经常吃不上午饭，只好勒勒裤带，紧紧肚子，有一次竟晕倒了。不知哪位好心的护士告诉了高主任，高主任指示护士长：“遇到这种情况，你给他报误餐费，吃手术饭。”我知道；这对不是本院医护人员是破例的，不好意思去吃，是好心的师姐、师兄们，给我带回来的。常常是满满的一饭盒，我吃一半，留一半做晚餐，为此我还买了一个大号的饭盒。这个暑假真没虚度，不但充实了知识，还填饱了肚子。我由衷的感到，师长和医护老师对我的恩情，人间自有真情在。
（36）
开学不久，还没上课。全校师生一起参加秋收劳动，确切的说是抢购秋菜。各单位都大显神通，先下手为强。学校开了动员会，讲清了严峻形势，要求打上行李背包下乡。
我们班到了西郊的“三合屯”，这几年，农村的家底都折腾空了，农民家里几乎一无所有。我们住进了老乡闲置的草房，自己烧炕，自己炊事。炕也烧不热，一烧直呛人，满屋烟气弥漫。吃的是学校带来的苞米面，好的有蔬菜，熬成稠糊糊的菜粥，倒也能填饱肚子。
本地同学，更是大开吃戒，大嚼萝卜、大葱，还有白菜心。我对生吃还不太适应，一吃就拉肚，没那个口福。秋风似剪，吹得脸蛋热辣辣的，双手皲裂了许多口子，像糙树皮似的。临下乡前，我买了三副线手套，都用破了。和以往下乡劳动不同，一是天气奇冷，二是人心涣散，因而像一盘散沙似的漫无头绪。带队的是唐程老师，他虽然以身作则，带头干，但也起不了多大作用。
本市的学生大多藉故请了假，生产队也利用我们这些免费劳动力，掰苞米，割豆子，以此作为交换条件，卖给蔬菜。
东北的民俗真是粗犷，买卖秋菜并不过秤，而是买卖双方到地头实地勘查，就地论质定价。估算出一垅多少斤，共多少垅，就算出了总数。尔后由买方自行收取，亏盈多少不计，这和南方真是天壤之别。
一干就是二十天，直到大地封冻，下了大雪，秋菜收完，我们才返校。我的双手裂了，耳朵冻了，球鞋破了、裤子豁了，磨坏了三副手套，还养肥了一身虱子，可谓“收获不少”。回校又洗又涮，学校还给每人发了“灭虱灵”，但一时难以根治。同学们互相调侃，戏谑的说：“今年冬天，可有肉打牙祭了。”我一想到虱子，浑身刺痒。时间一长，倒也“和平共处”，不在乎了。
休整几天后，就开课了。这最后一学年，所有的临床课都在赶进度，因为明春，就要去医院实习了。从上面吹来了一股政治风，强调了“千万不要忘记了阶级斗争。”学校也增加了“政治学习”时间。开展了“插红旗，拔白旗”运动。
一听运动，我就想起了五七年夏天的那场反右斗争，不由得焦虑重重。刁泽甫每周做一次政治学习辅导报告，他那阴鸷的脸绷的更紧了，好像学生都是“阶级敌人”似的。他分析了阶级斗争新动向在学校的反映，提到了；“有的同学‘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就是典型的白旗，必须拔掉”。我联系自已，不免有几分忐忑。文鹃找我谈话，要我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向组织交心，争取在运动中入团。我心里想：“不成为‘白旗典型’挨整，就不错了，还奢望加入什么组织呢。”
我的担心不是多余的。高煤海就透露过，在党团员骨干会议上，刁泽甫就点过我的名。因为我在同学中尚有一定威信和人缘，又没啥劣迹，才没拿我开刀。
文鹃还问我：“你怎么得罪刁泽甫了？”我回答：“我怎么能得罪他？是他看我不顺眼罢了。”事后我想起了；在一个周六的晚上，我从团委办公室走过，看见一男一女搂在一起，莫非是他？其实我根本没看清是谁，是他自己心虚了。这些我没敢对文鹃讲，心里却多了几分警惕。
拔白旗一阵风，雷声大，雨点小，走了过场。刁泽甫铿锵的话语却深深的留在我的耳旁：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毛主席教导我们：“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
（37）
一个以火红年代为背景，描写中学生勤工俭学的电影剧本，终于完成了初稿。我到图书馆借了不少关于电影的书，参照长春电影制片厂‘电影文学’杂志，开始摸着石头过河，起早贪黑的修改电影剧本。
冬日的教室里，只有我一个人的身影，为了掩盖，我故意放了一本政治书。同学们都以为我在加强政治学习呢。但还是被文鹃看出了破绽，一再追问：“写啥呢？”我不想告诉她，搪塞说：“写*。”文鹃斜了我一眼，“你又没参加长征，写什么*。扯淡！”我不以为然笑着说：“十四岁的德国少女安娜。弗克兰”写的日记轰动世界文坛，难道我不可以向她学习吗？文鹃柳眉微蹙，严肃的说：“小心，别玩火*，老老实实学医吧。”文鹃的话虽有道理，但不能打消我写作的决心。我仍我行我素，坚持写下去，不管能否发表，总算没虚度光阴。
我开始涉猎中外名著，还成了电影迷，不管新老电影，看过没看过的，每逢周六都到医院俱乐部看免弗电影，场场不落。有一次，在一个新闻纪录片中，我看到毛主席视察婺州双龙水电站的情景，不由得激动不已，那正是我生活、劳动、学习过的地方，我的电影剧本也正是以那作为地理背景展开的。这更坚定了我写下去的决心。有时我也扪心自问，这算不算不务正业呢？说实在的，有段时间我几乎把全部精力都用在写作上。
有一部苏联电影《第二次生命》给了我新的启发，这是部描写医生怎样攻克高难度的心脏手术，挽救病人生命的事迹。其中有句台词；“如果你不是医生的话，你就没法体会到那种挽救生命的幸福。”是啊，医生以救死扶伤为天职，我焉能本末倒置！？也许是天生的原因，我对文学情有独钟，一往情深，有割不断的情缘。尽管思维和逻辑之间有一定的反差；文学可以丰富我的想像，拓展思路，在医学上有所创新；而医学又可使我构思严谨，血肉丰满，写出动人的作品。细想起来，这不过是痴人说梦，但这个“梦”可能会伴随我一生。
（38）
公历十月初十，是我呱呱坠地的日子，我来到人世间已有十八个春秋了。十八岁，成人的标志，人生的转折。没有蛋糕，没有鲜花，没有祝福，连长寿面也没吃。这一天，我独自踯躅在松花江畔，望着大江蜿蜒东去，思绪又把我带回那逝去的岁月…人生的路在何方？就在脚下。脚下的路怎么走？前程是布满荆棘还是开满鲜花，难以预料。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必须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不虚渡年华。
在防洪纪念塔，隐约的见到个人影，好像是她，又倏然不见了，难道真是她？还是我看花了眼。她何以如此的诡异，真不可思议。
最后开设的一门临床课“中医学概论”，聘任中医院的苏明老先生授课。这位老先生五十开外，留一络美须，带一副深度的近视眼睛，穿一件中式便装，一副老学究的模样。他在讲台上口若悬河，之乎者也，引经据典，滔滔不绝。第一堂课就把祖国医学的源远流长，弘扬得淋漓尽致。
多数同学对中医不感兴趣，因为和西医理论格格不入。而且阴阳五行，辩证论治，听起来有些悬乎。我却对此“国粹”颇感兴趣，常向苏先生请教了一些生涩难懂的中医词汇。他对求教者分外耐心讲解，常说的一句口头禅是“中医不是迷信，是科学”。
我忽然想起母亲给我的那本医书，就从箱底里找出来，拿去请教苏先生。苏先生接过书，翻了翻，连口赞道：“好字，好字。”又仔细的看了几页，抬起眼，透过厚厚的镜片，翻了翻鱼白眼，“你这书从哪来的？”“祖传的。”“你先人是中医？”“外公曾是朱丹溪的传人。”“朱丹溪？”梁先生拍了拍脑袋，哦了一声。他沉吟了半晌，“能否借我一看？”我爽快的答应了。
隔了一周，他再来上课时，特意招呼我到一边，把书还给我，颇为严肃的说：“这是你外公的经验之作，十分宝贵，你要善自珍惜，好好保管。”我见他爱不释手的样子，就说：“你要看，就先留在你这吧。”他像烫了手似的，把书放我手里，连连摆手：“使不得，使不得。君子不夺人所爱，况且是家传秘笈。”我禁不住问：“这书真有价值吗？”苏先生捋了捋胡须，郑重地说：“我不敢妄加评论，等你当了大夫之后，好好研习研习。到临床验证，就知分晓了。”说完又告诫我，不要轻易示人…。
（39）
日子过的好快啊，转眼又是岁末年尾，这学期已基本结束课程。寒假之后，回校考试，尔后就上医院临床实习。风雪中迎来虎年，人们期盼虎虎生机，能扭转乾坤。
放寒假了，我帮同学们打行李，收拾行装，一拨一拨的送他们回家团聚，我的心际也漾起层层涟漪。高煤海把所有的饭菜票都留给了我。
文鹃给我送来了她省下的一小袋炒面，还借给我一本书，我一看是“丁玲文集”。翻开书，扉页上有一帧作者像。倏地触动了我的某根神经，我拍了一下脑袋，“啊”了一声。文鹃问：“怎么了？”我把去年从南方归来时，在唐山的遭遇说了一遍，遗憾的说：“当时我遇到的那个中年妇女正是大名鼎鼎的丁玲，真是有眼不识泰山”。 文鹃说：“你怎么判定她就是丁玲呢？”“照片。她还说她就在北大荒农场劳动。”文鹃叹道：“现在她可是凤凰落魄不如鸡了”。文鹃的表情有些奇怪，自言自语的说：“她怎么会是右派？”我也想：一个老革命会反党反社会主义吗？这位‘斯大林文学奖’中国唯一获得者，真的会反对自己亲手组建的新国家吗？也许这是个永远的谜。我突然联想到艾青和表姐夫，他们在那个农场呢？文鹃说：“听我爸讲，他们宝泉农场有十几位这样的‘名人’ 呢。”我真想见到他们，但想到表姐的叮嘱，不敢贸然而动。
校园一下沉寂下来，这样的日子最难耐。我一个人在宿舍里看书解聊；“窗子外面，呈现出江南秀丽的风景，肥沃的土壤上，绿油油的秧苗随着微微吹起的波浪，像海洋一样，无边无限的荡漾。列车逐渐加快了速度，赵振生伏在窗口上，望着母亲的影子，在这样的波涛中淹没了…”这是陈登科的小说《移山记》中的一段，勾起了我的思乡之情；想去年今时，我兴匆匆的南归省亲，北返时不也就是这种情景嘛。想到母亲，我就不由得一阵阵心酸，那慈详的面容，虚弱的身影，总在我眼前晃动，我还想到了常老师和梅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