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道三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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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道三部曲- 第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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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的‘土郎中’。他拉着我的手,恳切地说:“欢迎你们来啊,我一个糟老头,虽然小时候撮过几天药,懂得一点医道,对乡亲的病,束手无策啊!’一位老大娘气喘吁吁的说;“要不是毛主席,像你们这样城里的先生,我们请也请不来啊。”农村缺医少药,农民求医若渴,感到肩上的责任沉甸甸的…

  信写到这,听到外面有人急促的喊:“大夫呢?城里来的大夫呢?”只见一个中年农民闯了进来,“你是大夫吧?快去救救我的孩子。”“孩子怎么了?”“他抽风抽过去了。”我背起急救包,二话没说,就跟着出了门。

  到农村半个多月了,北疆春迟,大地虽已解冻,尚未披上绿装。房前屋后的自留地里,大葱、韭菜、菠菜、小白菜刚冒出些许嫩芽。在旮旯角,野草泛出几抹新绿,平添了几分生气。高大的白扬树,在春风中摇曳着发青的秃枝、似乎在向春神招手呢!

  远处不时传来爆裂声,开江了!松花江正在跑冰排,听说今年是‘文开江’。我想起高煤海和其开江有关的身世,又想到杨婕、文鹃,想起那些同窗情深的岁月。不知他们近况如何?在江南,早已是春雨潇潇,布谷声声,一派春耕风光了。黑土地,也终于开始苏醒,松花江的咆哮不就是信号嘛!

  我们的任务是巡回医疗,走屯串户,访贫问苦,送医送药。由于春季病人多,以靠江屯为圆心,十公里内的村屯几乎都到我们这里看病。24小时不消停,还常被邻村请去往诊。

  人手不够,我们带的免费药有限,一时感到压力挺大。被人们誉为毛主席派来的大夫,我们更不能推诿病人。幸为我有点内科的底子,对内科、儿科的常见病,尚能应付。春萌病发,慢牲支气管炎、风湿病人最多。小裘的中医针炙派上了用场,尤其是针炙,颇受欢迎。俞大夫看妇科,她说:“由于卫生条件差,这里的妇女十有*有妇女病。最严重的是子宫脱垂,俗称‘掉茄子’。原因是生孩子多,产后没能充分休息。”一天天忙得不亦乐乎,但感到非常充实。见到病人那种期盼和感激的目光,我们由衷的感到欣慰。

  我们在生产队里搭伙,每人交三角钱,一斤粮票。队部有一个看门人,既是管理员又是服务员,还是炊事员。零丁一看,是个累弯腰的老头。其实他不到二十岁,严重的罗锅(脊柱畸形),站直了也不到一米五。他是烈士遗孤,为人热情开朗。他最高兴的事,是有人给他介绍对象。还私下问过我;“能否开刀搬正罗锅?”他本姓宗,人们称他小罗锅。我们叫他‘小罗’,和我们相处得挺好。他是当地一本活字典。不管哪个村来的病人,他都能说出他的背景,有时还自告奋勇的陪我们去往诊。

  每日三餐,基本上都是大楂粥,咸菜疙瘩。他烙的‘苞米饼’又脆又焦又甜又香,可惜一个礼拜也吃不上一回。清明节那天,他不知从谁家里,要了一把韭菜,炒了一盘鸡蛋,还从村里供销社给我们买来一斤‘土烧酒’。酒一下肚,他的脸就红了,话也多了,给我们讲了不少当地的轶闻趣事。

  刚端起碗要吃中饭,只听‘吁一吁一”的吆喝声,一辆马车冲进院子。车老板风风火火地跑进了屋。嘴里嚷着:“不好了,不好了!”小罗撂下碗筷;“咋的了?”“老孙头,他,他…”“别着急,慢慢说。”老板一把拽住我,“你快看看吧。”

  马车上码着五六个麻袋,麻袋上躺着蜷曲成虾米似的老孙头。我一碰他,他嗷的叫了一声。我忙招呼;“快把他抬进屋去。”他不能平躺,手捂着下身的*,呻吟不止。我让他脱裤子,他说啥也不肯。小罗一把扯下他的棉裤,骂着说:“这老孙头,啥份上了,还封建!?”里面没有*,只见阴囊像个猪泡似的,肿的发亮。我明白;这是‘赫尔尼亚’,学名‘腹股沟疝’,当地俗称‘小肠疝气’。

  我问老孙头;“掉下来多长时间了?”“约摸两个时辰了吧。”车老板说:“我俩一早去‘公社粮站’拉种子,老孙头逞强,连扛了五个麻袋,突然疼的不行了。”我仔细的给老孙头作了检查,试着按摩还纳掉下来的疝内容物,还让裘大夫试着针炙,但都无济无事。我摸了摸疝口,挺紧的。我知道这是肠管在疝口绞窄,引起了‘嵌顿’。要在医院,做个小手术就能解决了,可这是偏远的农村,就难办了。

  我寻思着;时间一长,嵌顿疝引起肠梗阻、肠坏死,就可能危及生命。时间就是生命,拖延不得。我向闻讯赶来的张支书、宗队长说明了病情,赶紧送医院手术。支书和队长嘀咕了一阵,犯难的说:“送县医院得过江,江里正跑冰排,不能下船。”“附近有没有别的医院?”我问。“有倒是有一个,阿凌达农场医院,但不知道能不能开刀?”俞大夫插嘴说:“作这手术倒是小菜一碟,没条件没器械也不行啊。”小罗没太听懂,问小裘:“俞大夫说的啥意思?”“就是说没有手术条件。”“什么条件?”“开刀要有手术室,要有器械,还要消毒,穿手术衣,戴手套,麻烦着呢。”小罗挠了挠头,转了转眼珠;“广播里说,解放军医疗队在炕头就能开刀,是真的吗?”一句话提醒了我,我也从报纸看过类似的报道;“可我们没有手术器械啊!”我有些懊恼的皱起了眉头,张支书恳切的说:“这老孙头一大家人哪,还有个病病歪歪的老娘。全指望他呢,你们给想想办法,死马当活马治,有啥问题有我们兜着。”我真有些左右为难,宗队长也说:“老孙头是贫农,从小当长工,农家活是把好手。也怪我不该派他去拉种子,他要有个好歹,我咋向他一家老小交待啊!。”

  这真是逼上梁山,只能背水一战了。我问俞大夫;“是不是有个接生包啊?”“有。可里面没有手术器械。”我皱了皱眉,“快去联系一下,公社卫生院和农场医院,有没有器械?”小罗摇了好一阵子电话,公社卫生院说,啥医疗器械也没有。农场医院是院长接的电话,他挺热心的问了情况,回答说他们只有一个做‘女扎’的‘计划生育手术包’。我一听,喜外望外,我做过女扎,知道这个包里的器械,虽然少了一些,但刀、剪、钳一应俱全。我向他说明了情况,请求支援。院长答应,马上亲自送过来。

  我们紧张的行动起来;把队部办公室的办公桌拼上作手术床,搞了卫生,地上酒了消毒水。还挂了两个新床单,换了两个大灯泡。俞大夫忽然问:“没有麻药咋办?”我果断的决定;“针麻。小裘,行吗?”小裘说:“试试吧。”过了近一个小时,听到了马蹄声,穿着一身旧军装的陈院长骑马赶到,我紧握他的手:“你们还是军队作风啊!”“救人如救火,这我懂。”

  手术有条不紊的进行着;陈院长当了我的助手,俞大夫充当器械护士。针麻效果不错,手术进行的挺顺利;切开皮肤,分离皮下组织,剪开筋膜,嵌顿的肠管就露了出来,已有些发紫,我小心的把肠管纳回腹腔。刚松了口气,难题又来了,没有缝合线,疝门闭不上,俞大夫建议用纳鞋的麻线,我沉吟了一下,忽然灵机一动,就地取材,取下一块腱膜,折成条条,分三次缝合了‘疝门’。用细麻线缝合了创口。陈院长不胜钦佩的说:“你真有招。”手术顺利结束,等在外面的人都涌了进来。小罗锅到我跟前,“方大夫,你真行。我以后作罗锅手术,一定找你。” 

  宗队长吩咐小罗;“快,快去打酒。”这顿庆功饭很丰盛,吃了两个钟头。淳朴的农民,倾其所有,有猪肉粉条、咸鸭蛋、大葱醮酱、小鸡炖蘑菇、红烧兔块。在贫穷的乡村,这都是稀罕物啊!我夹肉的筷子,怎么也不好使,心里漾着一种说不清的滋味。农民,才是我们共和国真正的脊梁啊 。。

(19一132)
靠江屯,临江有几排高大的白杨树,它们像卫士似的守护着有几分传奇色彩的小屯。听小罗说,不远处有个废用的飞机场,是小日本当年侵略中国的罪证,无数劳工惨死在这里。

  起早我去那儿蹓哒,望着一个个隆起的飞机掩体,虚幻着当年硝烟弥漫的情景。联想到风起云涌的这场*。不知要把中国引向何处!?

  我见一个小女孩和小罗比比划划的,不知干什么。她见到我扑的跪下了,我吓了一跳。她抱住我的双腿,怎么也拽不开,我只好问:“小罗,咋回事?”小罗拉起这个小女孩;“这是个小哑巴。”

  这女孩长得挺俊俏的,看上去不到十岁,一双求助的眼光,可怜兮兮的望着我。小罗解释说:“可怜这小哑巴,五岁时打链霉素打聋了耳朵。不久,又就没了娘,爹又病恹恹的。她想说话啊!”我摇摇头;“哑巴说话,铁树开花,难啊。”小哑巴比比划划的说起来,我也没弄懂什么意思。她吱吱呀呀的哭了起来,从兜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报纸,我接过来一看,报上有一张照片,登载着某解放军医疗队,勇闯新路,用针炙治疗聋哑的事迹。

  我明白了小哑巴的来意,就和小裘商量:“能试试吗?”小裘瞥了一眼报纸,有些为难的说:“针炙治聋哑,我早就听说了。可‘哑门穴’这个禁区,我可从来没扎过呀。”“既然有了先例,那你就试一试吧。”“出了事怎么办?”“只要我们小心谨慎,就不会出事。”小裘故意拿出那根最长、最粗的针炙针,在小哑巴跟前晃了晃,小哑巴一点也不害怕,反而咧开嘴笑了。

  小裘先后给他扎了六个穴位,小哑巴真的挺坚强,连眉毛都没皱一下。扎‘哑门穴’时,小裘胆怯了起来,我鼓励她:“慢慢进针,看看她的反应。”针扎进了哑门穴,小哑巴兴奋的“啊”了一声,我们松了口气。以后小哑巴天天来扎针,见到她和小裘那亲密的样子,令人又酸又喜,但愿奇迹能早日出现。

  晚上,张支书来了,神色有些不安,他关心的问我们:“有啥困难?”他一再说:“我们生产队条件差,让你们遭罪了。”我见他欲言又止的样子,就问:“张支书,有啥事吧?”他吞吞吐吐地说:“老江叔,也就是老支书。头一阵得了一种怪病,整天胡说八道…。”张支书好像没把话说完:“请你们去看看,有啥办法没?”我们三人随张支书到了一间破旧的草房里,炕头上围被坐着一个干巴老头。他见我们进去,突然喊了起来:“鬼子来了,快跑啊!”“老江叔,是我呀,我给你请大夫来了。”“大夫?”老江叔警惕的看了我们一眼,“我又没受伤,找大夫干啥?”“你不是上不来气嘛,快让大夫瞧瞧。”我给他查了查体,是个典型的慢性气管炎、肺气肿、肺心病。我怀疑他的神经错乱,是肺气肿脑病。

  小裘给他作了针炙,我让俞大夫挂上静点,他慢慢的安静下来,张支书说:“老江叔是个老抗联,当了十几年的村支书,可为乡亲们做了不少好事啊!”

  回到队部,小罗凑过来,小声问我:“老支书是啥病啊?”“肺心病。”“那是老病根,我问的是他新得的是啥病?”我有些疑惑,“新得的病?”小罗奇怪的看着我,又压低了声音:“方大夫,我告诉你吧,他这个病你是治不好的。”我更纳闷起来:“咋回事啊?”“老支书,是个老光棍。养了一群鸽子,他当作儿女似的。前一阵,发现鸽子少了好几只,都是被咬死的。老支书气得咬牙切齿,做了几个铁笼子,一下逮住了仨。”“啥呀?”小罗神秘的眨眨眼睛;“黄仙。”“什么黄仙?”“就是黄皮子。”“你说的是黄鼠狼?”我笑了起来;“那是迷信。”“信不信由你。”他又挺认真的对我说,“前屯老韩家就闹过这种病,吃了很多药不管事,跳大神才治好。”我拍拍他的罗锅,“你省点心吧,这传播迷信,可是要受批判的。”小罗瞥了我一眼,“我才不在乎呢,可我说的是真话。”

  听说生产队会计陆景的媳妇快要生孩子了,我和俞大夫前去往诊。走到他家门口,我们似乎听到了孩子的哭声,莫不是已经生了?!我们想进屋,门口一只狼狗,叫个不停,我只好大声喊:“陆会计!”一个五、六岁的小女孩,应声出来,喝住了狗,给我们开了门。

  和当地农家一样,进门是外屋地,被烟熏的漆黑,有两口大锅的炉灶,屋里堆放着柴火。里屋门口挂着厚重的脏兮兮的棉布门帘,俞大夫问:“你妈生了?”小女孩呶呶嘴,“昨晚就生了。”“你爹呢?”“在屋呢。”陆会计闻声出来,一见我们,客气地说:“又劳驾你们了。”

  因为农村有忌讳,作月子的房间,除了丈夫,其他男人是不好进的。陆会计拉着我的手,“再忌讳,还能忌大夫吗?”我犹豫了一下,还是和俞大夫进了屋。

  屋里连个凳子也没有。两铺南北大炕,地上铺了砖,靠墙头有一张两个屉的小桌子,上有一个旧挂钟,中间挂着毛主席像。桌两边有两个半人高的大缸,渍着酸菜,一股难闻的酸菜味弥漫全屋。桌子底下有不少空酒瓶。听说他原是煤矿的会计,六○年下放的,是生产队唯一的秀才。

  南炕躺着产妇,脸上挂着一副心满意足的笑容,俞大夫询问分娩前后的情况,给她推了高张糖,打了止血针,还留了消炎药。新生儿干瘪瘪的瘦,又黑又小,像个小猫似的,不断的*着嘴。在这样的条件下生孩子,以前我连想也不敢想。不可思议的是;接生的竟是陆会计,一个没学过医的大老爷们。俞大夫批评他:“你也忒胆大了,要是难产怎么办?”陆会计憨笑着,“农村生孩子都在家里。公社卫生院又远,就不麻烦了。”“那你怎么不去找我们呢?”“唉,我想要是生不下来,再去找你们也不迟。”“这样太危险了,要是产后大流血,那就来不及了。”陆会计嘿嘿的笑了,他妻子在一边说:“前两个孩子也是他接生的,头一个差点没把我折腾死。俺家的老陆就是这个脾气,万事不求人。”

  这时我才发现,北炕上还蜷曲着俩个小孩,在被窝里打闹。他们正用那双圆圆的眼睛瞄着我们,我一看,笑了。原来陆会计给我们沏了两碗糖水,我们谁也没喝,被孩子们盯上了。这也难怪,农村里平时只有产妇才能供应两斤白糖,孩子们当然馋了。我再次郑重的跟陆会计说:“这生孩子,涉及两个人的健康安危,你这个生产队干部,可要带头宣传啊!”陆会计搓搓手,“那是,那是。”

  陆会计一米六五的个头,古铜色的脸膛,不到四十岁,已布满了深深的皱纹。农村的风霜,刻在了岁月的皱纹上。我不禁从心底发出一声感叹;中国的农民啊!

  回到队部,正有一个病人等着我们。这是位五大三粗,嘴唇挺厚的棒小伙。小罗说:“他叫陈汝财,生产队派去修国防公路,崴了脚。”我一检查,伤得不轻,整个右踝部肿得像发糕似的,有明显的淤血斑,我问他:“是砸的吧?”他不可置否的干笑了几声,我考虑可能有骨折,就建议他去拍X光片。小伙摇摇头,满不在乎的说:“没事,给我点红伤药敷敷,歇几天就好了。”我给他几包‘七厘散’,一再叮嘱他:“一定要去拍X光片,弄不好要落后遗症的。”他还是似笑非笑的,摇摇头,一瘸一拐的走了。小罗冲着他的背影说:“他是安徽人,盲流,三无户。”我还第一次听说这个新词呢。小罗说:“就是没户口,没粮食关系,没工作的外来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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