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的‘土郎中’。他拉着我的手，恳切地说：“欢迎你们来啊，我一个糟老头，虽然小时候撮过几天药，懂得一点医道，对乡亲的病，束手无策啊！’一位老大娘气喘吁吁的说；“要不是毛主席，像你们这样城里的先生，我们请也请不来啊。”农村缺医少药，农民求医若渴，感到肩上的责任沉甸甸的…
信写到这，听到外面有人急促的喊：“大夫呢？城里来的大夫呢？”只见一个中年农民闯了进来，“你是大夫吧？快去救救我的孩子。”“孩子怎么了？”“他抽风抽过去了。”我背起急救包，二话没说，就跟着出了门。
到农村半个多月了，北疆春迟，大地虽已解冻，尚未披上绿装。房前屋后的自留地里，大葱、韭菜、菠菜、小白菜刚冒出些许嫩芽。在旮旯角，野草泛出几抹新绿，平添了几分生气。高大的白扬树，在春风中摇曳着发青的秃枝、似乎在向春神招手呢！
远处不时传来爆裂声，开江了！松花江正在跑冰排，听说今年是‘文开江’。我想起高煤海和其开江有关的身世，又想到杨婕、文鹃，想起那些同窗情深的岁月。不知他们近况如何？在江南，早已是春雨潇潇，布谷声声，一派春耕风光了。黑土地，也终于开始苏醒，松花江的咆哮不就是信号嘛！
我们的任务是巡回医疗，走屯串户，访贫问苦，送医送药。由于春季病人多，以靠江屯为圆心，十公里内的村屯几乎都到我们这里看病。24小时不消停，还常被邻村请去往诊。
人手不够，我们带的免费药有限，一时感到压力挺大。被人们誉为毛主席派来的大夫，我们更不能推诿病人。幸为我有点内科的底子，对内科、儿科的常见病，尚能应付。春萌病发，慢牲支气管炎、风湿病人最多。小裘的中医针炙派上了用场，尤其是针炙，颇受欢迎。俞大夫看妇科，她说：“由于卫生条件差，这里的妇女十有*有妇女病。最严重的是子宫脱垂，俗称‘掉茄子’。原因是生孩子多，产后没能充分休息。”一天天忙得不亦乐乎，但感到非常充实。见到病人那种期盼和感激的目光，我们由衷的感到欣慰。
我们在生产队里搭伙，每人交三角钱，一斤粮票。队部有一个看门人，既是管理员又是服务员，还是炊事员。零丁一看，是个累弯腰的老头。其实他不到二十岁，严重的罗锅（脊柱畸形），站直了也不到一米五。他是烈士遗孤，为人热情开朗。他最高兴的事，是有人给他介绍对象。还私下问过我；“能否开刀搬正罗锅？”他本姓宗，人们称他小罗锅。我们叫他‘小罗’，和我们相处得挺好。他是当地一本活字典。不管哪个村来的病人，他都能说出他的背景，有时还自告奋勇的陪我们去往诊。
每日三餐，基本上都是大楂粥，咸菜疙瘩。他烙的‘苞米饼’又脆又焦又甜又香，可惜一个礼拜也吃不上一回。清明节那天，他不知从谁家里，要了一把韭菜，炒了一盘鸡蛋，还从村里供销社给我们买来一斤‘土烧酒’。酒一下肚，他的脸就红了，话也多了，给我们讲了不少当地的轶闻趣事。
刚端起碗要吃中饭，只听‘吁一吁一”的吆喝声，一辆马车冲进院子。车老板风风火火地跑进了屋。嘴里嚷着：“不好了，不好了！”小罗撂下碗筷；“咋的了？”“老孙头，他，他…”“别着急，慢慢说。”老板一把拽住我，“你快看看吧。”
马车上码着五六个麻袋，麻袋上躺着蜷曲成虾米似的老孙头。我一碰他，他嗷的叫了一声。我忙招呼；“快把他抬进屋去。”他不能平躺，手捂着下身的*，呻吟不止。我让他脱裤子，他说啥也不肯。小罗一把扯下他的棉裤，骂着说：“这老孙头，啥份上了，还封建！？”里面没有*，只见阴囊像个猪泡似的，肿的发亮。我明白；这是‘赫尔尼亚’，学名‘腹股沟疝’，当地俗称‘小肠疝气’。
我问老孙头；“掉下来多长时间了？”“约摸两个时辰了吧。”车老板说：“我俩一早去‘公社粮站’拉种子，老孙头逞强，连扛了五个麻袋，突然疼的不行了。”我仔细的给老孙头作了检查，试着按摩还纳掉下来的疝内容物，还让裘大夫试着针炙，但都无济无事。我摸了摸疝口，挺紧的。我知道这是肠管在疝口绞窄，引起了‘嵌顿’。要在医院，做个小手术就能解决了，可这是偏远的农村，就难办了。
我寻思着；时间一长，嵌顿疝引起肠梗阻、肠坏死，就可能危及生命。时间就是生命，拖延不得。我向闻讯赶来的张支书、宗队长说明了病情，赶紧送医院手术。支书和队长嘀咕了一阵，犯难的说：“送县医院得过江，江里正跑冰排，不能下船。”“附近有没有别的医院？”我问。“有倒是有一个，阿凌达农场医院，但不知道能不能开刀？”俞大夫插嘴说：“作这手术倒是小菜一碟，没条件没器械也不行啊。”小罗没太听懂，问小裘：“俞大夫说的啥意思？”“就是说没有手术条件。”“什么条件？”“开刀要有手术室，要有器械，还要消毒，穿手术衣，戴手套，麻烦着呢。”小罗挠了挠头，转了转眼珠；“广播里说，解放军医疗队在炕头就能开刀，是真的吗？”一句话提醒了我，我也从报纸看过类似的报道；“可我们没有手术器械啊！”我有些懊恼的皱起了眉头，张支书恳切的说：“这老孙头一大家人哪，还有个病病歪歪的老娘。全指望他呢，你们给想想办法，死马当活马治，有啥问题有我们兜着。”我真有些左右为难，宗队长也说：“老孙头是贫农，从小当长工，农家活是把好手。也怪我不该派他去拉种子，他要有个好歹，我咋向他一家老小交待啊！。”
这真是逼上梁山，只能背水一战了。我问俞大夫；“是不是有个接生包啊？”“有。可里面没有手术器械。”我皱了皱眉，“快去联系一下，公社卫生院和农场医院，有没有器械？”小罗摇了好一阵子电话，公社卫生院说，啥医疗器械也没有。农场医院是院长接的电话，他挺热心的问了情况，回答说他们只有一个做‘女扎’的‘计划生育手术包’。我一听，喜外望外，我做过女扎，知道这个包里的器械，虽然少了一些，但刀、剪、钳一应俱全。我向他说明了情况，请求支援。院长答应，马上亲自送过来。
我们紧张的行动起来；把队部办公室的办公桌拼上作手术床，搞了卫生，地上酒了消毒水。还挂了两个新床单，换了两个大灯泡。俞大夫忽然问：“没有麻药咋办？”我果断的决定；“针麻。小裘，行吗？”小裘说：“试试吧。”过了近一个小时，听到了马蹄声，穿着一身旧军装的陈院长骑马赶到，我紧握他的手：“你们还是军队作风啊！”“救人如救火，这我懂。”
手术有条不紊的进行着；陈院长当了我的助手，俞大夫充当器械护士。针麻效果不错，手术进行的挺顺利；切开皮肤，分离皮下组织，剪开筋膜，嵌顿的肠管就露了出来，已有些发紫，我小心的把肠管纳回腹腔。刚松了口气，难题又来了，没有缝合线，疝门闭不上，俞大夫建议用纳鞋的麻线，我沉吟了一下，忽然灵机一动，就地取材，取下一块腱膜，折成条条，分三次缝合了‘疝门’。用细麻线缝合了创口。陈院长不胜钦佩的说：“你真有招。”手术顺利结束，等在外面的人都涌了进来。小罗锅到我跟前，“方大夫，你真行。我以后作罗锅手术，一定找你。”
宗队长吩咐小罗；“快，快去打酒。”这顿庆功饭很丰盛，吃了两个钟头。淳朴的农民，倾其所有，有猪肉粉条、咸鸭蛋、大葱醮酱、小鸡炖蘑菇、红烧兔块。在贫穷的乡村，这都是稀罕物啊！我夹肉的筷子，怎么也不好使，心里漾着一种说不清的滋味。农民，才是我们共和国真正的脊梁啊 。。
（19一132）
靠江屯，临江有几排高大的白杨树，它们像卫士似的守护着有几分传奇色彩的小屯。听小罗说，不远处有个废用的飞机场，是小日本当年侵略中国的罪证，无数劳工惨死在这里。
起早我去那儿蹓哒，望着一个个隆起的飞机掩体，虚幻着当年硝烟弥漫的情景。联想到风起云涌的这场*。不知要把中国引向何处！？
我见一个小女孩和小罗比比划划的，不知干什么。她见到我扑的跪下了，我吓了一跳。她抱住我的双腿，怎么也拽不开，我只好问：“小罗，咋回事？”小罗拉起这个小女孩；“这是个小哑巴。”
这女孩长得挺俊俏的，看上去不到十岁，一双求助的眼光，可怜兮兮的望着我。小罗解释说：“可怜这小哑巴，五岁时打链霉素打聋了耳朵。不久，又就没了娘，爹又病恹恹的。她想说话啊！”我摇摇头；“哑巴说话，铁树开花，难啊。”小哑巴比比划划的说起来，我也没弄懂什么意思。她吱吱呀呀的哭了起来，从兜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报纸，我接过来一看，报上有一张照片，登载着某解放军医疗队，勇闯新路，用针炙治疗聋哑的事迹。
我明白了小哑巴的来意，就和小裘商量：“能试试吗？”小裘瞥了一眼报纸，有些为难的说：“针炙治聋哑，我早就听说了。可‘哑门穴’这个禁区，我可从来没扎过呀。”“既然有了先例，那你就试一试吧。”“出了事怎么办？”“只要我们小心谨慎，就不会出事。”小裘故意拿出那根最长、最粗的针炙针，在小哑巴跟前晃了晃，小哑巴一点也不害怕，反而咧开嘴笑了。
小裘先后给他扎了六个穴位，小哑巴真的挺坚强，连眉毛都没皱一下。扎‘哑门穴’时，小裘胆怯了起来，我鼓励她：“慢慢进针，看看她的反应。”针扎进了哑门穴，小哑巴兴奋的“啊”了一声，我们松了口气。以后小哑巴天天来扎针，见到她和小裘那亲密的样子，令人又酸又喜，但愿奇迹能早日出现。
晚上，张支书来了，神色有些不安，他关心的问我们：“有啥困难？”他一再说：“我们生产队条件差，让你们遭罪了。”我见他欲言又止的样子，就问：“张支书，有啥事吧？”他吞吞吐吐地说：“老江叔，也就是老支书。头一阵得了一种怪病，整天胡说八道…。”张支书好像没把话说完：“请你们去看看，有啥办法没？”我们三人随张支书到了一间破旧的草房里，炕头上围被坐着一个干巴老头。他见我们进去，突然喊了起来：“鬼子来了，快跑啊！”“老江叔，是我呀，我给你请大夫来了。”“大夫？”老江叔警惕的看了我们一眼，“我又没受伤，找大夫干啥？”“你不是上不来气嘛，快让大夫瞧瞧。”我给他查了查体，是个典型的慢性气管炎、肺气肿、肺心病。我怀疑他的神经错乱，是肺气肿脑病。
小裘给他作了针炙，我让俞大夫挂上静点，他慢慢的安静下来，张支书说：“老江叔是个老抗联，当了十几年的村支书，可为乡亲们做了不少好事啊！”
回到队部，小罗凑过来，小声问我：“老支书是啥病啊？”“肺心病。”“那是老病根，我问的是他新得的是啥病？”我有些疑惑，“新得的病？”小罗奇怪的看着我，又压低了声音：“方大夫，我告诉你吧，他这个病你是治不好的。”我更纳闷起来：“咋回事啊？”“老支书，是个老光棍。养了一群鸽子，他当作儿女似的。前一阵，发现鸽子少了好几只，都是被咬死的。老支书气得咬牙切齿，做了几个铁笼子，一下逮住了仨。”“啥呀？”小罗神秘的眨眨眼睛；“黄仙。”“什么黄仙？”“就是黄皮子。”“你说的是黄鼠狼？”我笑了起来；“那是迷信。”“信不信由你。”他又挺认真的对我说，“前屯老韩家就闹过这种病，吃了很多药不管事，跳大神才治好。”我拍拍他的罗锅，“你省点心吧，这传播迷信，可是要受批判的。”小罗瞥了我一眼，“我才不在乎呢，可我说的是真话。”
听说生产队会计陆景的媳妇快要生孩子了，我和俞大夫前去往诊。走到他家门口，我们似乎听到了孩子的哭声，莫不是已经生了？！我们想进屋，门口一只狼狗，叫个不停，我只好大声喊：“陆会计！”一个五、六岁的小女孩，应声出来，喝住了狗，给我们开了门。
和当地农家一样，进门是外屋地，被烟熏的漆黑，有两口大锅的炉灶，屋里堆放着柴火。里屋门口挂着厚重的脏兮兮的棉布门帘，俞大夫问：“你妈生了？”小女孩呶呶嘴，“昨晚就生了。”“你爹呢？”“在屋呢。”陆会计闻声出来，一见我们，客气地说：“又劳驾你们了。”
因为农村有忌讳，作月子的房间，除了丈夫，其他男人是不好进的。陆会计拉着我的手，“再忌讳，还能忌大夫吗？”我犹豫了一下，还是和俞大夫进了屋。
屋里连个凳子也没有。两铺南北大炕，地上铺了砖，靠墙头有一张两个屉的小桌子，上有一个旧挂钟，中间挂着毛主席像。桌两边有两个半人高的大缸，渍着酸菜，一股难闻的酸菜味弥漫全屋。桌子底下有不少空酒瓶。听说他原是煤矿的会计，六○年下放的，是生产队唯一的秀才。
南炕躺着产妇，脸上挂着一副心满意足的笑容，俞大夫询问分娩前后的情况，给她推了高张糖，打了止血针，还留了消炎药。新生儿干瘪瘪的瘦，又黑又小，像个小猫似的，不断的*着嘴。在这样的条件下生孩子，以前我连想也不敢想。不可思议的是；接生的竟是陆会计，一个没学过医的大老爷们。俞大夫批评他：“你也忒胆大了，要是难产怎么办？”陆会计憨笑着，“农村生孩子都在家里。公社卫生院又远，就不麻烦了。”“那你怎么不去找我们呢？”“唉，我想要是生不下来，再去找你们也不迟。”“这样太危险了，要是产后大流血，那就来不及了。”陆会计嘿嘿的笑了，他妻子在一边说：“前两个孩子也是他接生的，头一个差点没把我折腾死。俺家的老陆就是这个脾气，万事不求人。”
这时我才发现，北炕上还蜷曲着俩个小孩，在被窝里打闹。他们正用那双圆圆的眼睛瞄着我们，我一看，笑了。原来陆会计给我们沏了两碗糖水，我们谁也没喝，被孩子们盯上了。这也难怪，农村里平时只有产妇才能供应两斤白糖，孩子们当然馋了。我再次郑重的跟陆会计说：“这生孩子，涉及两个人的健康安危，你这个生产队干部，可要带头宣传啊！”陆会计搓搓手，“那是，那是。”
陆会计一米六五的个头，古铜色的脸膛，不到四十岁，已布满了深深的皱纹。农村的风霜，刻在了岁月的皱纹上。我不禁从心底发出一声感叹；中国的农民啊！
回到队部，正有一个病人等着我们。这是位五大三粗，嘴唇挺厚的棒小伙。小罗说：“他叫陈汝财，生产队派去修国防公路，崴了脚。”我一检查，伤得不轻，整个右踝部肿得像发糕似的，有明显的淤血斑，我问他：“是砸的吧？”他不可置否的干笑了几声，我考虑可能有骨折，就建议他去拍X光片。小伙摇摇头，满不在乎的说：“没事，给我点红伤药敷敷，歇几天就好了。”我给他几包‘七厘散’，一再叮嘱他：“一定要去拍X光片，弄不好要落后遗症的。”他还是似笑非笑的，摇摇头，一瘸一拐的走了。小罗冲着他的背影说：“他是安徽人，盲流，三无户。”我还第一次听说这个新词呢。小罗说：“就是没户口，没粮食关系，没工作的外来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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