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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同学们的起哄，我没在意，安排完最后一组参观之后，从唐老师手里接过锁头，锁上解剖室的大门。唐老师拍拍我的肩膀，“第一次进解剖室，难免紧张，习惯就好了。我出个题：‘进解剖室有感’， 让同学们谈谈心得。”我会意的点点头。唐老师突然想起什么，“文鹃怎么样了？”我正愁兑现不了下课后看她的诺言，就势说“请唐老师一起去看看。”
（13）
进入十一月，气温逐渐降到零下二十多度，已是冰天雪地的时节。我把所有的棉装全穿上了，成了一个大熊包，但仍禁不住瑟瑟然。
除了教学楼有暖气之外，都是靠炉子取暖的。走廊的火炉连着火墙，屋子里还搭有炉子，几节洋铁皮烟筒通过小窗户接出室外，炉子烧的是煤，有专门烧炉子的校工。
本地产煤，燃料充足。炉火烧的熊熊的，经久不息，连炉盖都烧的通红通红。人若站在炉边，热气灼人，浑身冒汗。一捅炉子，满屋炉灰飞扬。入冬以来，我觉得口干舌燥，嗓子疼痛，鼻塞流涕，就像感冒似的吃了也不管用。时间长了，才知道是空气干燥的缘故。
最打怵的是如厕，尤其是在夜间。厕所是一间独立的平房，没有取暖设备，冰窖似的。一式的蹲坑。又脏又滑，倒是闻不到异味。便池成了冻地，粪便按其原始形状冻成了“橛子”冰坨。大便时间稍长，屁股就麻木的失去了知觉，只能速战速决。晚上我不敢吃稀的更不敢喝水，怕起夜。临睡前，先到厕所处理干净。有人杜撰，一边尿，一边就冻成了冰棍。虽然言过其实，有几分夸张，但尿一落地热气腾腾的尿液就成了冰渣，倒是事实。我切身体会到什么叫滴水成冰了。
除了上课，大部分时间都在宿舍里，宿舍大门有厚厚的棉帘。这里所有的门窗都是双层的，外面还糊纸溜缝。房间里门窗紧闭，空气污浊。炉火熊熊，但冷热不均。同学们在炉火上小炊，烧开水，冲“炒面”，烤馒头。室内交叉着几条绳子，挂满了衣物。炉筒上晾满了臭袜子、湿鞋垫。室内充满着一股难闻的混合气味。若有人再抽上几口关东烟，就更是烟雾弥漫了。
身处异乡，我常望着窗户玻璃上的霜花出神：思绪常常会把我带回江南故园：1956年，13岁那年，我考入婺州二中，和大多数八婺子弟一样，挑着行李，带着霉干菜，离开东阳县城，到婺州求学。乍离家时，离开亲人，到一个陌生的环境，禁不住的思乡念亲之情。课余，我常一个人趴在上层铺的被子上，望着窗外；阴霾的天空，淅沥的秋雨，飘零的落叶，摇拽的修竹。雨中的残花，乡愁就会涌上心头。人生一世草木一秋，我开始懵懂的领悟到‘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的警语，不能蹉跎岁月啊。当我以优异的成绩毕业时，却遇到了政治上的株连，只好远走关东。命运又一次青睐，让我走上悬壶匡世的道路。我应珍惜机会来之不易，逆境正是磨练人意志的试金石。我告诫自己，不能身在福中不知福。人生苦短，男儿当自强，别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14）
文鹃当选为班团书支部书记，名正言顺的开始找我谈心。她开门见山的问：“方昊，你各方面表现都不错，怎么没入团？”我苦笑着说，“不够入团条件。”她眯细了眼，瞅了瞅我，正色道：“怕是背着家庭出身的包袱吧？周总理说过：家庭出身不由已，革命道路可选择嘛。”我对冠冕堂皇的说教，素来反感。心里想，哪有你说的那么轻巧呀，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文鹃现身说法，倒使我有几分吃惊。她说：“我爷爷是川东最大的官僚地主，我父亲原是国民党军官，但他背叛家庭，参加了地下党，策动了部队起义，成了解放军。抗美援朝还立了功，现在还当着农场场长。这不正说明党的政策是重在表现嘛。”
说到她父亲，我想起了在火车上邂逅她父亲的情景。谈话一下轻松起来，我问她，“你是什么时候来东北的？”“一年多了。我爸转业后，为了表示屯恳戌边的决心，带头把我们娘俩接到北大荒。”“你也想家吗？”我脱口问。“家都搬来了，还想啥。但我挺思念巴山蜀水的。可惜回不去了。”说起她父亲，还有几分自豪：“父亲对祖国对事业很有责任心，对母亲他是好丈夫，对我是个好爸爸。”我也说：“你爸爸是个好人。”我忽然问她：“那你喜欢四川还是北大荒？”“都喜欢。”“真会说话。”“我说的是实话，北大荒虽然条件艰苦，但是变化挺大。有机会我带你去农场看看。那辽阔的田野，一眼望不到边，真是神奇的黑土地啊。”文鹃有几分兴奋，丹凤眼微微翘了起来，露出两排细密小白牙。“国庆晚会上，你听到我唱的‘雁南飞’了吗？”“听了，唱的挺动情的。”文鹃情不自禁的轻轻的哼了起来，“……飞呀，转呀，看不清家乡在何方……追随春风千万里，北大荒永远是春天……”“唱的真好！”“还是我爸填的词呢。”她的双颊飞起了红云，显出少女特有的羞涩、矜持和妩媚。我不由的想起文鹃在解剖室晕倒在自己身上的情景，一股暖流涌进全身。我抑制住自己的冲动，故做姿态的跺跺脚，言不由衷的说：“天真冷，还冻脚呢。”文鹃也意识到什么，站起来说：“快熄灯了，我们就谈到这吧。”
走出教室，凄冷的夜光，透过白杨树的枝桠，在雪地上留下了斑驳的图案。风一动，就有积雪簌簌而下。我们走在雪地上听着咯吱咯吱的踩雪声，谁也没有吱声。路过解剖室时，她又不由的抓住了我的衣襟，拐向女生宿舍的小路时，文鹃忽然问我，“你的生日是八月吧？”，“不，是十月。”“是阴历？阳历？”“是阳历十月初十。”“我是元旦，比你小两个月。”“你不说比我大两个月吗？”“你真傻！”不知什么时候，她已经挽住了我的胳膊。分手时，她又重复强调，“别忘了写入团申请书。”这句话使我心头又蒙上一个阴影。
打开灵魂的一隅，回顾自己十六年的人生经历；十年前的那个春雨潇潇的日子，一夜枪炮声后，古城东阳解放了。父亲正沉浸在‘保护工商业’ 的喜悦中，一张潜网悄悄袭来。，父亲以莫须有的罪名，含冤而死。我们全家搬出大楼，住进偏厦。平静的生活从此掀起了阵阵涟漪。从我记事起；土改、镇反、三反五反，运动一个接着一个。人们还不及休养生息，五七年又策划了一场称之为“阳谋”的反右运动。我清晰的记得，那个酷热的暑期，校园里到处贴满了大字报和漫画，许多受尊敬的老师，被冠以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而被打入十八层地狱。更没想到的是；我的大哥，一个早年背叛家庭投身革命，出生入死的知识分子。也因敢于直言而被清除出党，下放劳动改造。一条阶级路线把我也打入了另册。政治已在我心里落下可怕的印痕。在人生的历程中，都有阴影伴我同行，更不敢奢望什么政治生命。文鹃的一席话，更使我有了警觉。
（15）
上课铃响过好久，还没见老师的身影，这是新开设的“药理学”。我这个“学委”焦急地走出教室迎候。楼梯上传来一阵慌乱，急促的脚步声，我快步迎了上去，差点和上楼的人撞个满怀。他一把抓住我：“59（1）班教室在哪？”“您是药理学老师吧。”“是的，是的。”“请随我来。”他一进教室，先向同学们鞠了一躬，“对不住，我来晚了，真对不住。”然后，掏出一块怀表放在讲台上，转身在黑板上写下一大串外文。回转身说，“我叫诸葛骥，和大家讨论药理学方面的知识。”这位诸葛老师中等个，瘦瘦的，着一身中山装，戴一幅深度眼镜，看不出有多大年纪。那谦恭的动作和语言，倒像个“小老头”。“你们学过拉丁文没有？没有，我想一定没有。那么学过English没有？大多数同学一定学过俄语。学药理学，要先学拉丁文。拉丁语是西语的基础，有了西语的基础，反过来学拉丁文就容易了。……”他像绕口令似的滔滔不绝，夹带有浓厚的南音语调，虽有抑扬顿挫，但难以全然听懂。他边讲边写，写在黑板上的拉丁文和中文都很工整。他在讲台上挥洒自如，全然不顾同学们的反应。那神态到了忘我的境界。几乎没有停顿，一口气讲到下课铃响，夹起书匆匆就走了。
同学们议论纷纷，包德禄说：“我一句也没听懂。”高煤海也说：“他讲的太快，听的挺费劲。”正说着，只见诸葛老师又匆匆回来了，“你们谁是课代表？”“还没选呢。”包德禄把我推了出去，“他是学习委员。”诸葛老师往鼻梁上推了推眼镜，透过厚厚的镜片，盯着我说，“物色一位英语好的同学，当课代表。你叫什么？”“方昊。”“浩还是昊？”“天上日。”“好，天上有个太阳，这名字寓意好。”他把一张纸片交给我，“这是我写的复习题和预习题，都有答案，请你抄在黑板上吧。”我听着他生涩的普通话，不由地问：“老师，是南方哪的人？”“台湾的。不、不，是浙江。”他有些慌乱地说：“听你的口音也不像东北人？”“我也是浙江人。”“那可是‘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 呵！”他忽然定定的瞅着我，张了张嘴，似乎要问什么，又咽了下去。
我照样画葫芦的把复习题写在黑板上，同学们围上来看，不住的摇头。贾岱正阴阳怪气的说，这简直是天书。文鹃扯扯我的衣袖，“你看懂了吗？”我如实的答道：“没看懂，怕是我的外文底子太差。”“你学过英语？”“学过，除了字母，差不多都还给老师了。”包德禄郑重的对我说：“向教务处反映反映。”同学们都走了，我还站在黑板前发呆。
好一会，有个女声在身后问，“琢磨透了吗？”回头一看，是杨婕，“你没走啊，吓了我一跳。”“这么小胆啊，我看你太入神了。”她走到黑板前，拿起教鞭，一边念，一边给我讲解，不时的还纠正的我抄错的字母。我十分惊讶：“你学过拉丁？”她点点头又摇摇头，“没正式学过，父亲教过我许多拉丁药名。”“你父亲是医生？”她点点头：“其实诸葛老师讲的挺好的。”我如释重负：“正愁没人来当药理课代表，有你这个明白人，就好了。”“我可不行。”她连连推辞。我有几分武断地说“就这么定了。”她顿时拉下了脸，扭身就走了。我望着她的背影，好一阵没缓过劲来。
转眼间，快到年底了，在教学楼的门口，有一溜黑板报，谓杏林园地。各班级都在这亮相，争强斗胜。这宣传的事，归文鹃管，她主编的板报，政治内容挺浓的，但缺少一点艺术气味。又是周六，几个同学正在忙活出板报，我不禁技痒，凑上前去。当年在婺州求学时，我也是个写板报的骨干。文鹃有几分得意，“你看怎么样，还不错吧？”我不置可否，她有些不悦地说：“不好？”“上面空的太多了，板面安排的太松散。”我赶紧补上一句：“内容倒是挺好的，字也写的很工整。”她转嗔为喜，“你还挺能挑毛病的呢，要不你来试试。”我毫不犹豫的拿起彩色粉笔，在刊头写下一行隶书“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并在刊首报尾的空档处画上了‘松柏梅竹’岁寒四友。文鹃高兴的说：“你还有这手。现在我就正式吸收你参加宣传小组。”我连连摆手，文鹃眯细眼，“为了班级的荣誉，你该不会推辞吧？！”我真后悔，不该这样好表现自己。也许正应了毛主席说的那句话：小资产阶级的情调，总要不时的表现出来。我告诫自己，千万不能得意忘形，玩火*。
（16）
天气预报：今日零下三十五度，这着实让我这个初到北方的南方娃子不寒而慄。我把所有的冬装都武装上了。衣服穿的多，一近火炉，一来暖气，就热的要命，热的全身被箍住了似的窘迫；一出门，又冻得够呛。有的同学笑话我：“南方人真矫性。”其实，最难耐的还是干燥，尤其是闷在屋里那种令人窒息的的空气和环境。
又是周六，下午没课。市区的同学，尤其是那些有家的“调干生”，不等吃完中饭，就匆匆的打道回府了。团委贴出海报，为纪念刘少奇接见掏粪工人时传详，号召团员青年参加义务积肥活动。学校和附近郊区的生产队挂勾。秋忙一完，农民就赶着马车，带着锹镐，来学校掏粪。准确说，是刨粪。所谓的“积肥活动”，具体地说就是刨粪。尔后，装上马车，送到地里。
文鹃特地和我打了招呼，我明白，她是为培养我入团创造条件。记得在婺州读书时参加勤工俭学劳动，其中一项主要活动就是在校园里种菜，施的肥料就是公共厕所现成的粪尿。用长把木杓把粪尿舀进肥桶里，挑到菜地，浇到菜畦中。南方视‘人肥’为最好的肥料，信奉肥水不流外人田的祖训。有一笑话，说的是：一个人憋尿猴急，跑回家如厕，在途中尿湿了裤子。可见‘人肥’的金贵。
参加积肥活动的人来了不少，厕所粪池的边上一溜站满了男女同学。但看的人多，干活的人少，大多数人拢着袖口，拄着锹把，好像欣赏什么“西洋镜” 似的。同学们说着荤话，不时爆发出一阵阵笑声。
有五、六个男生，在粪池中。高煤海也在下面，他只穿一件秋衣，没戴帽子，光着头，还直冒热气。抡着镐头，像劈柴似的。粪块粘着各色擦屁股纸，还有沾血的月经纸，不堪入目，令我一阵阵恶心。
换班时，我还是自告奋勇的跳进了粪池。我从没用过镐头，高高的抡起来，一下一下的砸下去，只见粪块丝毫未动，就像刨在石头上一样。站在粪池边的同学，笑的前仰后合。我又狼狈又尴尬。
文鹃亮大嗓门喊了一下，“笑什么笑，有什么可笑！”说着，跳下来，抢过我手中的镐头，熟练的刨了起来，一刨一大块，一会就刨了一大堆。我暗暗钦佩，又觉得惭愧。七尺须眉，不如巾帼。这川妹子，看去文弱，倒也厉害。
劳动结束后，文鹃还特意关照我，先拍打拍打衣裤再进屋，要不粪尿一化，就惨了。果然，一进暖屋，热气一烘，身上脸上就出现了水珠，闻到一种变味的臭气。
吃完晚饭，我觉得身上有些冷，早早的钻进了被窝。夜半被尿憋醒，觉得头疼，隐隐作痛，可能是感冒了。第二天是礼拜天，同学们大都睡懒觉，谁也没有理会我。
我觉得全身难受，一阵阵发冷，禁不住的打抖起来，咬的牙咯吱咯吱直响。可能是床动，惊醒了下铺的高煤海，他披着衣服，趴在床沿上问我：“咋的了？”见我浑身发抖，就摸了摸我的额头。“烫手，准是发烧感冒了。”我好不容易说出一句，“没事。”高煤海朝我一瞪眼，“准是昨天刨粪冻的，你这小身板，逞啥能呀。”说着，从被窝里拽出一个军用水壶，拧开盖，递给我：“喝两口就好。”我接过水壶，一股酒气冲鼻而来，我没犹豫，啁了几口，呛的连连咳嗽起来，高煤海敲着我的背：“躺下吧，我去校医室看看，给你弄点药。”
人在病中，身不由已。我想爬起来，但觉得浑身乏力，脑海混混沌沌的，恍惚间像是做梦；一幕幕情景，一幅幅特写，意识流似的在脑际闪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