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说出朱长江死亡的真像。”阎年递给我一支烟，“我知道你是个逍遥派，事实上你已经是我们红工派的人了。你明白你该怎么做。”我有几分惶恐；“那我该咋办？”“你先不要回鹤岭，到外面躲一阵，过了这个风头再回来。”我正懊恼自己卷入了派性斗争的风头浪口，但又身不由已。阎年说：“我看你这个大夫还不错，所以放你一马。但恐怕有人要追究你的责任。我看你赶紧走吧，晚了就可能走不掉了。”我吓出一身冷汗，不及多想，就拿着简单的行装出了招待所。
阎年送我到火车站，握了握我的手：“家里还有啥事吗？”我摇摇头。登上了去北京的火车。离开了是非之地，仍然感到心头沉甸甸的
我不知道让我躲一阵，是阎年的好意，还是派性斗争的需要？不过我认为，阎年绝没有恶意。但这亡命的日子并不好过啊，我不知该向何处去？当然只有回南方，但家乡已没有当年的吸引力了，倒不是说我已没有了家。家乡留给我太多痛苦的回忆，天下之大，竟没有我的栖身之地，我有些茫然。
兜里还有三百元公款，足可以在外面渡个一月半载的，但心里总不踏实，到北京是临时决定的。我下意识的想到*的中心北京看看，其时正有一列哈尔滨开往北京的快车，想不到，仅仅相隔了一年半我又来到了祖国的心脏。出了北京站，我在站前的邮局打了个长途电话，是打到鲁华家的，电话响了半天没人接，也许家里没人，也许是电话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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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一145）
在北京街头游逛了一天，天安门还是那么雄伟，到处是戴着红袖标的红卫兵和造反派。首都失去了往日的有序和宁静，而变的动荡不安了，好像心脏出现了心律不齐——奔马律似的。
晚八点我惴惴不安的敲开了东方表姐家的门，她见到我，颇感意外，劈头就问：“你还好吧？你大哥、二哥也好吧？”忽然一阵心酸涌上心头，我扑倒在表姐的怀里，竟然抽泣起来。男儿有泪不轻弹，我竟会如此的脆弱！我没有说来京的实情，只说：“我妈走了。”“我知道，六三年五月十八日，享年六十二岁。大姨走了，她的英灵还在，她永远活在我们心里。”背后传来一声：“舅舅。”“竺峰。”几年不见，竺峰已长大成大小伙了。
进了屋，表姐下了厨房。我因为没带全国粮票，一天也没正经吃饭，早已饥肠辘辘了。表姐给我端来满满一碗面条，还有两个氽水鸡蛋。我狼吞虎咽的三口两口就吃完了，表姐笑着说：“慢点吃，锅里还有面条呢。”我忽然感觉少了一个人；“阿婆呢？”表姐神色黯然的说：“被街道红卫兵遣送回乡了，现在也不知死活呢。”“老家那边怎么样？”“全国都一样，武斗。听说浙江有天派、地派，农民都进城闹革命了。”竺峰说：“北京也武斗，正在抓‘五一六’份子呢。”“五一六？”“‘五一六’已定为反动组织，大部分骨干是高干子弟，听说武斗就是他们挑起的。”表姐用眼神止住他；“不要乱说，小道消息，听不得，要惹祸的。”又冲我说：“昊弟，北京目前也挺乱的，在外面说话要注意，尽量少说。”她忽然问我：“你来北京？”我没有如盘托出：“送一个病人到哈尔滨，顺便来看看你们。我姐夫还在宝泉农场吗？”表姐的情绪一下降到了冰点，“前一阵，听说病了，捎信让我去，单位忙，又不给假。”
我把六一年北归时巧遇丁玲的情景描述了一遍，表姐不无感叹地说：“她是最早去延安的女作家，很受老人家器重，不知因为什么，解放后一路走低，从批判‘一本书主义’，直到被流放到北大荒劳改。”“有机会我会去宝泉农场看看的。”表姐否然说：“不要去，会引火烧身的。”“我寄给你的那本‘纪念母亲’呢？”“*一开始，清理四旧，就烧掉了。”“烧了就好。”我没有提及我被抄家的事，这一宿表姐和我唠到半夜，从她的口中，我获悉不少鲜为人知的关于我家的故事
我总有一种亡命天涯，孤雁野鹤的情怀。母亲逝世之后，故乡的家已不复存在，对家乡的怀念也逐渐淡漠。
我漫步在首都街头；北海公园、景山公园、故宫都不开放，唯一开放的只有颐和园。这个昔日的皇家花园，已改名人民公园。公园里游人不多，已是萧杀的深秋，一切都衰败了。只有醒目的革命标语、毛主席语录，为之增色。‘佛香阁’ 改成了“向阳阁”，‘排云殿’ 陈列有‘清算刘邓展览馆’ 和‘毛主席诗词展览室’。‘长廊’ 面目全非，封建内容的雕饰已被革命宣传画替代。
礼拜天，竺峰陪我参观了‘红卫兵革命造反战绩展览会’，使我重温了那段疯狂岁月。北京街头地下涂满了‘打倒某某’的革命口号，使我恍然意识到；运动还在进行中，而且要进行到底呢！
抵达上海是子夜，这大都市的气氛更为炽烈；到处是红卫兵、造反派，还有戴着‘文攻武卫’袖标的工人纠察队，他们头带铝盔，手持棍棒，巡逻在大街小巷，平添了几分恐怖气氛。
这个‘一月风暴’的策源地，似乎也是*的中心。我在车站蹲到天亮，吃了一碗‘阳春面’，漫无目的的游逛；外滩，这个现代而又神秘的地方，令我浮想联翩。时隔一年半，我又鬼使神差的来到了它的身边。物是人非，驻沪办事处，早已人去楼空，成了某某造反司令部。南京路仍然熙熙攘攘的，但奇装异服已经绝迹。在淮海中路的寄卖商店，一张红木双人床，标价八十元。我上前摸了摸，还真是古色古香的好东西。上海不是我久留之地，，当晚我乘车去了杭州。
我下榻在湖滨的一个小旅馆里，开了个小单间。打算在这住几天，消除一下疲惫的身心。已是深秋季节，秋雨绵绵，游子思乡的情结，又涌上心头；我的家乡在哪里？是北国还是南府？！
西子湖畔，枫叶正红，桂花飘香。高音喇叭提醒我，这里不是世外桃园。一个人躺在阴湿的房间里，就会想起那遥远的种种往事…夜深了，听着窗外落雨击瓦声，秋风秋雨愁煞人。我羁旅在家乡，却涌上一股乡愁，我的思念又回到了遍天飞雪的北疆煤城。
天堂，也正经受着煎熬；灵隐寺砖石封门，岳王庙清理整顿，；曲院里只有残荷败叶…美丽的西湖，好像是多愁善感的西施女，撩下了层层迷雾，遮掩了湖光山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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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了几天，我就心躁不安起来；浙江的‘天派’、‘地派’涉及农村，大有‘农村包围城市’之势，‘武斗’ 一触即发。
我没去义镇，也没回东阳城。可以想像；一年多前，被扣上‘右派翻天’帽子的大哥，从义镇被揪回东城，批斗抄家的情形。这也正是株连我的导火线。
我忽然想到大嫂，不如去她那看看。大嫂工作的大陈镇是浙赣线上的一个小站，距县城十八里，距义镇三十六里。她在‘财税所’ 工作。我下车打听，找到一所老房子，见到了憔悴的大嫂。她一脸惊讶；“你怎么回来了？”我怕她多想，就说：“出差。”“没吃饭吧？”我点点头。她随即出门，到街上小摊买了一碗粉干。
大嫂也是建国前参加革命的老干部。因受大哥的株连，一直没受到重用。她带着三个孩子，苦撑着。没使这个家庭破裂，在当时也算难能可贵了。她说一口诸暨土话，我只能听个大概。我让大嫂给大哥打个电话，来大陈一聚。
暮黑时分，大哥带着方晟行色匆匆的来了。还是那副老样子，张嘴闭嘴形势一片大好，共产党伟大，毛主席英明。他的确不是装腔作势，而是对共产主义虔诚的信念。他一直幻想回归党的队伍，大嫂说他是；“白日做梦”。
我俩对酌到了半夜，对他这样一位忠诚的共产主义信徒，我们缺乏共同语言。我甚至觉得；政治上，他是否吸取了这些年的教训？尤其是反右斗争中的重大失误。家庭的各种厄运，都和他的‘公心’不无关系。我不能给他什么帮助，也不想给他什么刺激。只在心里默默的祈祷；好人一生平安。
第二天一早，我们分别登上了南上北下的火车。深秋的早晨，已有几分寒意。大哥衣着单薄，先行一步。我望着他的背影，涌上了一股难言的苦涩。他没有回头，只有方晟不断向我挥手。他们登上火车后，蓦然间我像霜打了一般。手足之情，堵满了我的心间。人生的征途，正未有穷期，这一别，不知相聚何时？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
从大陈回到杭州，忽然想起去拜访施翌嫂姐，却见大锁头把门。我不敢贸然打听，只好怏怏而归。
当晚，我给鲁华家试打了个长途电话，正好是鲁华本人接的。我问：“鹤岭形势怎么样？”她答：“没事，你快回来吧！”听了她这句话，我突然变的焦躁不安，归心似箭了！
旅途比想像的还要糟糕。车从上海北站开出，还没出市区，就在‘真如站’停下了，这一停就是一个多小时。列车好不容易启动了，快进‘苏州车站’时，列车没有减速，长嘶一声，风驰电掣般隆隆闪过。旅客还没反应过来，只听爆豆般的一阵枪声。列车到常州才停了下来，听上下车的旅客议论；列车遇到了造反派的拦截，两派武斗，竟动用了机枪。把尾车都打着火了。幸为司机闯了红灯，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抵达天津，已是晚上。开往东北的火车又脏又乱，我随身没带什么东西，又是一个人，轻车熟路的。忍着疲乏、劳累、饥饿和困顿，终于在十一月十八日回到鹤岭。一路风尘，真像逃难似的。
暮色中我出了站，正庆幸终于回到‘老家’ 时，有两个人悄悄地靠近了我，不由分说，把我架上一辆救护车。开车的回头冲我一咧嘴，我认出是于春。正想发问，他向我眨了眨眼；“方大夫，不要怕，请你到我们医院去，姚淼，唐效、满青都在那里。”刚上车时，我还以为‘朱长江的事发’， 牵连于我。没成想又遇上‘绑架’。
我有话没话的和他搭讪：“你怎么开上车了？”：开着玩儿呗。“肠粘连没犯？”“自打你给我手术后，一直没犯。有几次胀肚，放几个响屁就好了。”不大功夫，车开进了市府大院。于春向那两人说；“去问问尹祥，咋安排？”那俩人刚进大门，于春就示意我；“快跑！越远越好。”一看这情形，我明白了几分，撒开腿就跑…正不知向那跑时，有人拉了我一把。一照面，竟是老武。我惊魂未定，老武脱下大棉袄给我穿上，又把他的狗皮帽扣在我的头上；“走！先回家。”回舍先进了他家房间。劈头就问：“人家都往外跑，你咋回来了？”“咋的了？”“鲁华没跟你说？”我还没见到她。”老武压低了声音；“两派正在备战，正抓外科大夫呢。”“抓大夫干啥？”“真打起来，没外科大夫行吗？你真不应该这个时候回来。”“真要打吗？”“两派都占据了大楼，总联以市府大楼为指挥部，红工以矿务局大楼为据点，看来这场武斗是不可避免的了。”我感觉到了事态的严重，各有后台的两派，必有一番较量。
我忽然想起陈慧，“医院情况咋样？陈慧呢？”““医院已被红工占领，陈慧也参加护院。”“那我咋办？”老武镇定地说：“说不定总联还在找你。咱俩换换房间。你先在我房间休息，你嫂子去你房间，我去找鲁华。”看来是在劫难逃啊。
鲁华来了，她的第一句话竟然也是：“你怎么回来了？”我犯嘀咕；“不是你让我回来的嘛”。我把打长途电话的经过一说，鲁华恍然大悟；“准是我小弟搞的恶作剧，她模仿我的声音可像了。”事已至此，考虑再三，再回南方已不可能。鹤岭附近也无处可躲，又在抢大夫，还不如到医院。一则那是工作岗位，二则虽是据点，但毕竟是救死扶伤的地方。鲁华也同意我的抉择。
傍黑时，鲁华带来‘院*’的口信，欢迎我归队。我全副武装（冬装），捂着个大口罩，带了日用品和牙具，正想去住院部。只听外面传来杂沓的脚步声，接着响起敲门声。闹腾了好一回，才走了。老武闪进门来；“好悬！你们一定是被盯上了。”“咋办？”鲁华说：“我回医院叫人。”不一会，开来一辆吉普车，跳下一个人，挎着冲锋枪，一看是老柴。他护送我进入有荷枪实弹的造反派把守的住院部。
第二十二章 生死场人性扭曲 枪炮声再演悲剧（22一147）
我被安排住在五楼。任达、于飞、林森都在这里。始料不及的是；麻璜从牛棚里放出来，也住在五楼。护院副指挥齐德告诫我；不许随便出入，有事要请假。任务；一是救治伤员，二是护院。特别强调不要到不该去的地方去。
住院部几乎成了一座空楼，病人都逃光了，连截瘫病人都吓跑了。底层的门窗，都焊上了手指般粗的钢筋。只留西侧小门，有十几个护院工人轮流把守。他们都是从矿上抽来的红工派工人。
我们的活动空间主要在五楼；西侧是手术室，东侧好像改成了联络站。常有造反派头头出入，还有几个现役军人。我们就住在五楼中间，原五官科的病房里。一日三餐免费供应，每天三饱一倒，无所事事。林森私下问我：“你怎么自投罗网呀？”我无奈地苦笑道：“一言难尽！”于飞愁眉不展地问：“南方也有武斗吗？”“全国大同小异。”，我知道他惦记着在长沙工作的妻子。从全国的形势分析，一场大规模的武斗已难以避免。
听说宿舍也有可能成为武斗据点，我忽然虑及宿舍里的东西，虽不值钱，却是我的家底。思量之下，我让鲁华去找谢树荣，把我那只南方带来的樟木箱，转移到他家寄存。
昨晚，闹哄哄地来了一帮革命小将，把一个浑身是血的人扔在了大门口。请示军代表，指示：收治进来，弄清身份。这是个老师模样的人，整个头面部肿的像血葫芦似的，但尚清醒。齐德问他：“哪个单位的？”“六中。”“干啥的？”“教师。”“谁打的？”“不知道。”“哪派的？”“没派。”再问，他就不啃声了。
病人交我具体负责。问病史时，他才说出；他姓鲍，叫鲍得福。是教俄语的，被指控为‘苏修特务’而遭毒打。我挺同情他的遭遇，把他安排进了五楼观察室，下了医嘱，用甘露醇和高张糖降低颅内压，嘱护士严密观察。
午夜，忽听一声巨响，我们都被惊醒了，以为‘总联派’发动了攻势。有人高呼：“跳楼了，有人跳楼了！”一查，是鲍得福从窗户跳了下去，落在后院食堂的屋顶上。几个护院工人把他拽上来时，还有一口气，不一会就一命呜呼了。从他衣袋里发现了一封遗书，是血书，只有七个字；我不是苏修特务！后半夜，我再也没睡着。这血葫芦似的头像不时在我脑际闪现，挥之不去，可能是冤魂不散吧。
岁末年尾，形势骤然紧张起来，住院部大楼增设了瞭望哨。这‘光荣任务’就落在我们几个年轻的男大夫头上。
今晚轮到我和林森上岗。吃完晚饭，不到六点钟，我俩就上了楼顶。任务是；观察四周动静，防止对方偷袭。天已黑定，寒风刺骨，远处有隐约的灯光，百里矿山的夜景已失去了昔日的光彩。住院部大楼是全市的制高点，白天登上楼顶，可一览矿山风貌，夜晚却有一种阴森森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