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杨欣然同意。
到陆会计家门口，没听狗叫，可能狗已认识我们了。门也没锁，门栓也没插。真是‘路无拾遣、夜不闭户’的清平世界。
陆会计见我们冻的这副样子，要烧锅热水，让我们泡泡脚。王科长阻止说：“不用了，我们躲躲风雪，一早就走。”，睡炕我还不太习惯，炕头热，炕梢冷，平躺在炕上，下面热，上面冷；睡觉时，我们都不*裤，棉帽反扣在脸上，有时连鞋也不脱。
在这恶劣气候的条件下，我们慢慢地适应了。埋汰也好，虱子也罢，臭虫也行，人啊，没有遭不了的罪。况且我们是‘臭老九’，不但要巡回医疗，还要接受‘再教育’！。
听王、杨大夫说，那天晚上我中了邪；刚睡下不一会儿，我忽然从炕上跳下来，用力推搡王科长，王睡眼惺忪地问：“咋的了？”“你听！有人敲门。”王、杨坐了起来，侧耳听了听：“哪有啊？”“狗叫得这么响，门敲得这么重。一定有急诊！”王科长再侧耳听听：“你睡矇了吧？那有敲门的，快躺下吧。”我非但没有躺下，反而在屋子里转开了磨磨，把陆会计全家都惊醒了。
我像发疯似的拽王科长出了门，走到院子，被迎门来的冷风一激，腿一软，就瘫倒了。好像灵魂出窍了似的，一个劲的喊着：“往诊，往诊去！”陆景出来帮忙。把我拽回屋里抱上了炕。我挣扎着要起来，他按着我：“再躺一会吧。天还没亮呢。”远处忽然传来了公鸡的喔喔声，我突然昏睡过去。这一睡，我什么也想不起来了…
我醒来时，苏明正坐在跟前；“醒了，感觉咋样？” 我一头雾水，感到莫名其妙。他给我号了号脉：“幸亏你年轻，血气旺，抵抗力强，否则会落下病根。”“我咋的了？”“你累病了，好好养几天。”
王科长特意给我两天假，回家休息。鲁华见我突然回来挺意外，我说了事情的根由。想不到鲁华也说：“小时候，我在牡丹江农村，就亲眼见到过‘黄皮子病'是‘跳大神’治好的。”我不胜疑惑，难道还真有这病？！
鲁华让我先去洗个澡，把外衣冻在院里，内衣要用开水烫。并说：“今天你不要上床，我最怕这虱子了。”我苦笑着说：“身不由已啊。那我就睡地板吧，总比农村的凉炕强。” 电子书 分享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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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来了几位戴帽微领章的军人，军人开门见山地说：“有个重要的任务，务请你们医疗队帮个忙，吉普车就在外面等着。”王科长不及细问，就带着我和燕护长上了车。车到‘阿凌农场‘，现‘十五团医院’门口停下，医院里外，黑压压的挤满了人。出啥事了？我们正孤疑不定时，一个自称是‘参谋长’的军人，向我们介绍了情况：有六名上海知青，因为上不去火车，扒上了从鹤岭开往关内的煤炭专列，这是列长途货车，直到六个小时后停在‘南岔’车站时，才发现冻僵的六名知青。这个事件，惊动了兵团司令部和北京。
我们就是被请来做尸检鉴定的。一年多前，武斗中我曾参加过这种‘尸检’ 惨不忍睹。这六名知青，四男两女都在二十岁以下，他们的青春面容完全扭曲；两眼瞪得大大的，张着嘴，充满恐惧。可以想像得出他们在冻死前是如何挣扎的。还有一男一女相拥在一起，很难分开。我们在尸检书上签了字，参谋长陪我们吃了顿饭，任务就算完成了。
回来的路上，我们都挺压抑。可以预想出；他们的父母亲见到活蹦乱跳的孩子，变成了干枯冻僵的尸体时，能承受多大的痛苦？！南方知青那里知道这北大荒的严寒是会冻死人的。这可真是血的教训。
我发现燕护长神色黯然，几次问我：“那被抱着的女知青，是叫曲红梅吗？”“没错。怎么了？”王科长莫明其妙的问：“你认识？”燕护长习惯的拢了拢头发：“我姨妈的女儿也叫曲红梅。。”王科长笑着说：“叫红梅的多着呢，我就认识好几个。”
岁末年尾，连日大雪，发病率也下降了。看来；七十年代伊始，瑞雪兆丰年？！
苏明悄悄对王科长说：“要过年了，是否给大家搞点福利？”“你的意思？”苏明俨然成了管家师爷似的人物：“听说上面松了口，春节各农家可以限量屠宰猪和羊。职工可以分到平价猪肉。”大家都动了心。我们都知道有‘地下黑市交易’，但作为‘国家干部’不敢越雷池一步。
还是苏明有办法，他倒了一下手；把猪肉作为慰问品送到食堂。尔后以‘三大纪律’ 为由，分给大家。再以结算的方法付钱。不是现钱现货交易，就不算违法。我分到了十斤半猪肉，（按黑市的折中价是每斤一块八、供应的肉价每斤八毛，黑市价格高达每斤三元）兴冲冲回到家里，礼拜天围坐在一起包饺子，是件多么愉悦的事。
岳母一再问我：“肉是哪来的？咱可不能违反纪律。”鲁华有些不高兴：“妈，好不容易包顿饺子，你别扫大家的兴。”“妈这是为你们好，不要因小失大。”岳母刚从干校回来，她还是那么敏感。
鲁华告诉我，医院正在动员三分之一的医护人员到基层、农村工作。为贯彻毛主席指示，开始调查摸底。我寻思；已下过两次下乡医疗队，该不会都落到我头上吧？！鲁华皱着眉头说：“现在的事很难说，没理可讲。”
毫无思想准备，事先也没听到什么风声和信息，突然接到紧急通知，医疗队全部撤回。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公布了下基层的名单，我还列在其中。我又急又气又窝囊，口角起了一串大泡。鲁华埋怨道：“你要不是和单主任吵架，也许还摊不上你。这下‘小鞋’穿上了。合理合法地报复你。”
我去找总院领导，一个都找不到。只见到军代表。我谈了我的具体情况，他不以为然地说：“走‘六二六’道路是毛主席的伟大决策。光荣得很嘛。你年纪轻轻正好下去煅炼煅炼。”
权在人家手里，我再找下去也不可能有什么结果，胳膊扭不过大腿。毕竟年轻气盛，一咬牙一跺脚，就到安山煤矿报到去了。
条条大道通罗马，在医学的道路上，没有什么捷径可走，也没有什么通天大道。环境固然影响才智的发挥，但我坚信；事在人为。
事后获悉；总医院下放了200多名一线医务人员，几乎占全院技术人员的三分之一。下放人员中，有的是甩包袱，有的是家庭或者本人有一点问题的，还有的是派性作怪，被排斥下去的。我属那一类呢？一生交给党安排，随其自然吧。这是我人生的一次转折，又一个里程碑 txt小说上传分享
笫三十一章 下矿院经受磨难 采医械偏得南行（31一176）
鹤岭是百年老矿，下辖有六个煤矿。有早已开发的，也有苏联援建的。安山矿是58年大跃进时建的，总院下放到安山矿的有十一人。想不到王科长和我成了难兄难弟，不过他是‘戴帽’ 下来，筹建安山医院的负责人，其实就是安山医院的代院长。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伊始，我开始了一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改变了按部就班，医院到宿舍两点的运行，去体验基层工作的苦乐年华。
通常早五点我就起床了，简单漱洗，全副武装（戴皮帽、手套、围巾、棉皮鞋、外套）去赶早六点的通勤火车。出门时，天还没亮，天边还挂着星星，有时还有一弯冷月。早上的风刺骨般的凛冽，车厢里没有取暖设备。
上班职工像‘沙丁鱼罐头’似的挤得满满的。这俗称的‘小火车’，是矿区一道特有的风景，仅供上下班通勤。由‘运输处’ 管辖。其实小火车并不小；车头是烧煤的，车厢都是淘汰下来的旧客车厢。和‘国铁’ 毫无二致。列车员只管检票开门，车厢里没有厕所，没有暖气，窗玻璃残破不全。人们几乎在开车前三两分钟内同时登车。早来的可能捞个坐，来晚的只能站着。乘客中90％是男性，基本上都是矿区职工及家属。职工都是当月发的月票，乘车不花钱。没月票的也可坐，但要买一毛钱的车票。小火车环绕矿区行驰，中有五个小站，安山煤矿正好在中间。
到医院不到七点，还有一个小时才上班。上班前，女同志还可以做点手工活，打打毛衣什么的。男同志无所事事，只能干耗着。这也给我一个彻底放松的机会。零丁闲下来，还有些不太适应。
安山矿医院有两幢二层楼，外科除门诊外，病房有十张床位，手术室设施一应俱全。医院开了欢迎会，有主管卫生的副矿长参加。我的新同事有四个；老资格的有四清时下放的章琪，他一直不安心，泡蘑菇闹情绪，经常骂麻璜不是人；另三位和我年纪相仿，一位叫蔡若冰，哈尔滨人；另一位是从部队转业的邹帆远；还有一位是我同届不同班的*，他兼管麻醉，刚从省城进修回来。从他口中得知；这个新升格的医院关系比较复杂，，都有所谓的靠山。和'矿机关'有千万缕的联系。
我的新生活就这样开始了，矿医院和总医院截然不同。王庸新官上任，三把火。不知道怎么搞的，刚烧了一把火——‘抓劳动纪律’，就流产了。一到下午，医院就像打烊了似的。除了值班的，几乎不见人影。原来，‘坐地户’都居住在医院附近，只要不查岗，不开会，没事儿就都溜回了家。到下班时，来点个卯就行了。
家住市中心的，如我之辈。有的偷偷聚在一起，找个隐蔽的地方，打牌甩扑克；还有的到‘关系户’家里喝起了小酒，有的干脆溜之大吉。我就显得太不入群了，*对我说：“什么山头唱什么歌，一开始我们也不习惯，可慢慢地就被同化了。”
他是六七年结婚的，妻子就是一起来报到的杨艳，妇产科大夫。我常被邀到他家喝酒。真没想到，他俩的小日子过得还挺滋润的。家中应有尽有，且不论鸡蛋肉食吃不了，连烟酒都是名牌。*有时酒后吐真言：“在矿基层，提高技术不行，可日子过得比你们强。”
下班时间是下午五点，要等一个小时，六点才有火车。到家天就黑定了。来回坐车、靠点的时间，足足十三个小时。真正看病工作时间还不到三小时。两头见黑，可谓披星戴月。但也有早八点乘车上班，下午三点下班回家的‘三八干部’， 那都是有权有势的机关小领导；大领导自有专车接送。
下矿以来，我的烟酒却有了长进，每天带一包烟上班，有时还抽患者的‘敬烟’。回家开始抽第二包，平均每日两盒烟以上。中饭在食堂吃，至少半斤白酒。下午只要想喝，免费喝酒的地方比比皆是。矿山把‘烟酒不分家’演译得淋漓尽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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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除夕是公历二月五日，也正是鲁华二十六岁生日。她的生日真好，普天下的中国人都为她庆贺。这一天我本打算请假的，鲁华说：“回家过年，不用你准备。你就擎等着吃现成的吧。”
我照常去上班，医院里冷冷清清的，外科连个值班的人也没有。赶巧，矿调度来电话；四井发生了工伤事故，让医院作好准备。电话是我接的，立即报告了王庸院长。王院长有些焦急：“你盯着，我去找人”。
不一会儿，几个矿工就抬来了伤员。坑口卫生员在现场已做了初步的处理；作了简单的包扎，还做了副木固定。因为是除夕，大家心里像长了毛似的，心不在焉。我让大家都回去，病人由我处理。
我给伤员作了全面检查，化验拍片，安排住院，并写好了‘急诊病历。’这是个年轻的矿工，浓眉大眼，五大三粗的。他新婚的妻子哭着找我；“大夫，大夫，这都怪我呀，今天是我生日，他想早点回来给我过生日，就坐矿车升井，哪成想让矿车挤成这样。他的腿不要紧吧？”“腓骨骨折。”“哎呀，骨折了，那咋办哪？要开刀还是打石膏？”“不开刀，也不用打石膏，养着就行了”。她瞪大了眼睛：“那能行吗？以后还能下井吗？”“三个月后就好了。”“你能打保票？”我笑着说：“大夫说话是要负责任的。”护士在一旁说：“他是总医院刚调来的方大夫，技术高着呐，你就放一百个心吧。”伤员妻子破涕为笑，向我鞠了一躬：“谢谢方大夫！”不一会儿，又端来一饭盒饺子，非要让我尝尝。
晚七点，值夜班的蔡大夫才姗姗来迟。一听说鲁华生日，有些抱歉地说：“不好意思，我给你要车，送你回市里。”不等我劝阻，他就拿起了电话，要了一辆吉普车送我。一路上，爆竹声声不断，节日的气氛比往年浓烈了不少。
到岳母家，大家还没动筷子。鲁华说：“正等着你呢。怎么回来这么晚？”我说了处理工伤的事。鲁华叹道：“还有和我同一天生日的，真有意思。”
七零年春节，岳父因为在农场搞整顿，没能回家过年。让办事处捎回了一袋面粉，一桶豆油。办事处又额外的给送了不少‘年货。’鲁虹也于年前赶回家里团聚。鲁华说：今年难得这么热闹。奶奶更是高兴得像个孩子似的，我陪她喝了点酒。方方也抿了一口，辣得她哇哇地哭了起来。不一会儿，就在太姥的怀里睡着了。这一宿，就住在岳母家，没有回宿舍。反正还有好几天假，医院工作也不忙，干脆轻轻松松地过个年吧。
东北很讲究年节的应酬和来往的，我们家却分外消停。总院外科我没啥可留恋的，反正是人走茶凉。新单位人事还不熟悉，也没有走动。
鸳鸯楼的邻居们有的回了南方，有的关门过日子。倒是王叔送来了四个大奶坨。足有五六十斤，够方方喝一冬天了。还有谢树荣和胡姐两口子带了两瓶酒，两包糕点来拜年。谢还没上班，在家休养。捡回一条命，大难不死，他也想开了。幸而没留下什么大的后遗症。胡姐说了一大通感激的话，鲁华连连摆手：“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我特意去高煤海家拜年。这老爷子天天醉酒，醒了不是骂就摔东西。我打听高煤海的情况，高婶告诉我：“已从牢里放了出来，当什么狱医哪。”她长长地叹了口气，“这日子往后还咋过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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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气候严寒，喝酒成风。煤矿尤然。正月是喝酒最盛的季节，酒局几乎天天都有。*提醒我；“在基层工作，不能自视清高，否则就会挨骂。请你喝酒不去，会被认为是瞧不起他，不给面子，这是犯了大忌的”。我对酒有先天的亲合力，人生在世，唯有杜康最知己。
上班几乎天天喝酒，每天回家都是晕乎乎的。由于刚到一个新环境，人事关系不熟，*有意把我介绍给他的亲友们。于是我的酒局一下多了起来，有时一天要赶好几个。在热炕上边喝边唠，慢斟浅酌，别有一番风味，也是沟通思想，笼络感情的最好渠道。
也不知是什么习俗，矿区几乎家家挂有红灯笼。在院里树一根长杆，长杆顶上挂上红灯笼，灯笼里安有电灯。听说，这大红灯笼高高挂，从腊月二十三过小年开始，一直要到元宵节才摘下来。
每当我坐在通勤火车上，望着黑喑中盏盏闪亮的红灯，禁不住的一阵阵激动，一股乡愁就会涌上心头。每逢佳节倍思亲，尽管母亲早已作古，东阳老家不复存在。但如烟往事，清晰如昨，挥之不去。
方方十四个月了，小巧可爱。她十个月时就会说话，不但会叫爸妈，还会叫姥姥，太姥。但体质较差，过了周岁，才蹒跚学步。一到托儿所，就撅起了嘴；一回到太姥身边，就手舞足蹈。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