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就多谢了。”
中午她做了称为potage lie的浓汤，另外还买了羊角面包。吃过午饭休息一会后我们离开了公寓。走到街道上，我这才发觉公寓就在卢森堡公园旁边。虽然天气不是很好，卢森堡公园里的游客仍然不少。人们悠闲地坐在池塘边的椅子上或读报或聊天，不时有风姿绰约的苗条女郎推着婴儿车经过美仑美奂的雕塑旁。
我们在公车站上了一辆红色公共汽车。薇奥莱特向司机买了两张票，给了我一张。打过车票后，我们在公共汽车的后半段找到两个连着的空位坐了下来。
律师事务所所在的第七区就在圣日耳曼－德佩区的西侧。第七区原是贵族云集的场所，现在成了使馆区和政府部门所在处，区内古董店和美术馆数不胜数。汽车一路经过圣叙尔皮斯教堂，总统府，国民议会大厦，荣军院。而我只是默默看着它们从眼前经过。
从车上看向窗外，巴黎实在是一座特别的城市，其特别之处甚至远远超过了我从书上得到的印象。那些原本存在于伟大小说时代的古老建筑居然保留至今，并且出现在我眼前。我所看见的一切仿佛都似曾相识，充满艺术美感。生活在这里的人们——身着摩登的衣裙流连于五光十色的橱窗的时髦女郎，骑着赛车式样的自行车匆忙赶路的年轻人，闲适地坐在露天咖啡馆里的老人，甚至路边那些在广场上挺着肚子散步的白鸽——其神态无不都显得非常幸福。
当埃菲尔铁塔的钢铁肢体清晰可见时，薇奥莱特告诉我已经到了哈波大道。她按了停车键。车停后我们下了车。
从外观上看，律师事务所颇像十九世纪贵族府邸，是一幢文艺复兴风格的三层建筑。事务所古旧而不残破，与上海外滩的某些建筑有异曲同工之妙。我对比了一下记下的地址，的确是这里。
事务所的对面就是一家咖啡店。我和薇奥莱特约定等办完各自的事情后在咖啡座碰面。
律师事务所的内部与外部一般古色古香，大理石地面，木质楼梯，带着宗教色彩和历史沉淀感的旋涡状花纹。唯一的不足之处是室内光线略显不足，尽管是白天，楼内依然开着壁灯。我问了女门房，得知拉韦尔律师的办公室在二楼。沿回旋式楼梯走上二楼，一位穿深色套装的接待员迎上前来。她问我是否是来自中国的可雅·徐先生。我说我是。
“拉韦尔先生正在等您，”她说，“请跟我来。”
接待员带我来到最里间的一道房门。她敲了两下门，随即打开房门示意我进入。这是一间普普通通的办公室，中央的办公桌宽大而不威严，墙面的色调和花纹与建筑一样古老。与我想像中的律师办公室略有出入。身后的接待员从外面轻轻关上了房门。看看手表，时间恰好的两点三十分。
律师站起来，隔着桌子与我握了握手。我是第一次看见律师本人。他五十来岁，亚麻色卷发，穿着手工缝制的深蓝色西服，戴暗色系的条纹领带，举手投足间仿佛带着种经过深思熟虑过的风度。这种风度在巴尔扎克的小说里或可称为grand genre。
房间里并不只有律师一个人在。桌前还坐着一位栗发女士。女士的衣着普通简洁，白色高领毛衣，咖啡色长外套，除了手上的一枚戒指外，没有戴任何首饰。至于年龄大概介于三十和四十之间，已然不算年轻，却有着让年轻失色的美貌和高雅。她的气质十分高贵，但绝非故做姿态，没有给人以冷漠高傲感。女士转过脸看了我一眼，脸部轮廓线条柔和。
“徐先生，这位是德·雷米卡埃伯爵夫人。” 律师把栗发女士介绍给我。
“克洛蒂尔德·雷米卡埃。”栗发女士淡淡一笑，伸出右手。“很高兴见到您，徐先生。”
我稍一迟疑，握了握她的手。“您好，夫人。”
律师问我是否想喝点什么。我摇了摇头，坐在了女士旁边的一张椅子上。房间里变得静悄悄的，如同音乐厅里演奏的间歇。左边墙上一台古董钟来回摇晃着钟摆。
“我想我们还是直接开始好了。” 律师正了正领带，说，“这并非是对已离开这个世界的人的不敬，而是忠实地执行他最后的意愿。尽管我们都对一位天才人物的逝去而感到悲痛，”
他戴上一副金边眼镜，从镜片上方看着我。
“就像写给您的信里所解释的那样，之所以邀请徐先生来到这里，与钢琴家让－雅克·科洛先生的遗嘱有关。”
拉韦尔律师从文件夹里取出一封信。
“科洛先生的信，我是在一月二十五日，也就是他去世的一周后收到的。信寄自他当时所在的上海，无论是邮戳还是里面的日期签名都是一月十七日，即科洛先生不幸去世的那一天。信件确实是科洛先生亲笔所写，这已经得到验证。”
他把白底蓝边的航空信防在桌面上。航空信看上去有些像是从殓尸布裁剪下来的一角。
“这封信——这封作为最后遗嘱的信里，主要提到了三个人的名字。分别是我，德·雷米卡埃夫人，以及徐先生。”律师说，“可能徐先生对我和德·雷米卡埃夫人还不太了解，这里还是说明一下为好。雷米卡埃夫人是科洛先生多年的朋友，而我，纪尧姆·拉韦尔，如您所知，是名律师，长期以来一直为科洛先生做些与法律有关的事务。
“遗嘱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里，科洛先生委托德·雷米卡埃夫人，将他名下的所有个人财产捐献给某慈善医疗基金会。第二部分是我的工作，他委托我处理与唱片公司的合约问题，将已灌制部分的曲目版权收回，停止唱片发行计划。至于这第三部分，正是关于您的，徐先生。科洛先生希望您能接受一件礼物。也许不能说是礼物，因为这并非是世俗意义上的贵重物品，而且还有附加条件。条件就是这件物品必须由您亲自来巴黎取得。倘若徐先生不愿接受这个条件，那么，这部分的遗嘱自动取消，该物品将被销毁。”
律师讲完，把信从桌面上推了过来。
“这部分遗嘱的情况，我已经在信里和电话里大致讲给您听过。如果您对此还有所疑问的话，可以看看科洛先生写的信笺原件。”
我接过信，抽出信笺。信写的不长，只有一页，如律师所说，内容共分为三部分。第三部分写到了我
“……我希望徐先生能接受一件对我个人而言重要，而非世俗意义上的贵重的物品。不过，该物品必须由徐先生亲自来巴黎取得，若他不愿领取，该物品销毁。……”
信内有一张我的名片。正是一月十六日晚上我采访让－雅克·科洛时给他的那一张。律师大概就是靠着这张名片联系到了杂志社，从而把信转给了我。
读完后，我没有说话，直接把信交还给拉韦尔律师。我有许多话想问，却不知该从哪里问起。
“科洛先生所说的物品，已经由德·雷米卡埃夫人带了过来。既然您已经来到了巴黎，遵循了科洛先生提出的条件，那么，现在就请您接受这件物品。”
雷米卡埃夫人打开随身携带的浅黄色皮包，从里面取出一个黑色的方盒，从外形看，很像是磁带盒。她把黑色方盒递给了我。
这确实是磁带盒。
我把磁带盒拿在手上端详了一会，将其打开，里面有盘磁带，黑色的卡式录音带。磁带从外形上看来普普通通，与人们日常用来录音或着播放的卡带是同一种规格尺寸。我抬起头，视线落在古董钟的下方，那里有一套落地式音响。
“可以吗？”我问拉韦尔律师。
“当然。”
律师颇有风度地点点头，从我手中接过磁带，走过去接通音响电源，把磁带放入卡槽里，按播放键。磁带启动。音箱里传出沙沙的空带运转声。如此过了二、三分钟，这种令人窒息的沉默没有出现任何变化。磁带的卷轴确实在转动，带子匀速地从左方的卷轴缠绕到右方的卷轴。没有任何声音出现。
雷米卡埃夫人看了看我，似乎想对我说什么，但她最终没有开口。办公室里的三个人谁也不说话，只是默默地看着磁带卷轴的转动。外面的走廊传来高跟鞋清脆的脚步声，渐行渐远。大约二十分钟后，磁带的一面走到了尽头。律师按停止键取出黑色磁带，换入另一盘磁带。几乎同时，席琳·迪昂的《芭蕾》响起。音响看来没有问题。再换入黑色磁带的另一面，启动，还是一片寂静。
在一片寂静之中，磁带的另一面终于也走到了尽头，依然是空白一片。磁带里毫无内容。
钢琴家让－雅克·科洛留给我的，是一盘没有录过音的空白磁带。
签完一些手续文件，遗嘱的事已告一段落。我原来想再询问一下关于遗嘱和磁带的事，但又不知道该怎么问，于是起身告辞。律师既没有解释什么也没有多问什么，只是以一种饱含风度的沉默送我到了楼下。我们握手告别。
刚跨出事务所的大门，雷米卡埃夫人从后面叫住了我。
“请梢等一下，徐先生。”
“您有什么事么，夫人？”
她摇了摇头，走到我身边。
“您现在去哪里？”
“去对面的咖啡店等一位朋友。”我说。
过街的绿灯亮了，我们一起走过车行道，来到咖啡店外。露天座位上看不见薇奥莱特。她好像还没来。
“朋友不在？”雷米卡埃夫人问。
“也许吧，我没有看见她。”
“那我们一起喝杯咖啡怎么样？一边等你的朋友。”
我点了点头。我们在白色帐幕下的露天座位坐了下来。雷米卡埃夫人要了加菊苣的纯咖啡，我要了掺巧克力的卡布基诺。天空虽然有些阴云，但没有起风，大概不会下雨。店内放着MICHEL DREJAC演唱的“PARLEZ MOI D’AMOUR”，留声机时代的经典香颂，不过我是从磁带里听来的。我成长的年代早已远离了留声机时代。较之留声机和胶制唱片，我对磁带的感情更深厚一些。
一想到磁带，我不由把钢琴家遗留的，并且让我来巴黎接受的那盘空白磁带从外套口袋里掏了出来，拿在手里。夫人看了一眼磁带，端起咖啡杯。
“这次您来巴黎，会很快回国吗？”她问。
“我想不会很快回去的。”我把磁带重又放回口袋里。“我并不只是为了科洛先生的遗嘱来的。以前就一直很想来法国，来巴黎看一看，但一直没有机会。这次既然来了，我想尽量多呆些时候。”
“您的法语说得相当不错，怎么会一直没来过法国呢？”
“法语是大学的时候学的，至于以前没有来法国，有各种各样的原因。”
我想了想，自己也说不清为什么一直没有来法国一趟。没有具体原因，只是一直没有来过。
雷米卡埃夫人喝了几口咖啡，把杯子放回碟子里。
“有个私人方面的问题想问您，可以吗？”
“可以，您问好了。”
“您和让－雅克·科洛，以前认识吗？”
我摇了摇头，说：“我以前并不认识科洛先生，只是从音乐杂志和电视新闻里知道他的名字。”
“可是，我觉得我好像以前在哪里看见过您的名字，先生。”
“我想您可能看错了。”我说，“我的职业虽然和音乐有点关系，写过一些古典乐方面的评论文，但今年以前我从来没有写过与科洛先生有关的文章。而且我没有来过法国。”
夫人略微考虑了一下，说：“那么，您和他是怎么认识的呢？”
“科洛先生来上海举行他的个人演奏会，我住在上海，并且会说法语，所以杂志社安排我在一月十六日那天晚上对他进行专访。没有想到第二天他就去世了。”
“他为什么留给您这盘磁带，您清楚吗？”
“不清楚。我也很想知道他为什么会在遗嘱里提到我的名字。”
在二月中旬接到拉韦尔律师寄来的信以后我就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打电话问律师，拉韦尔律师却说他只是忠实地执行遗嘱而已。钢琴家在一月十七日，也就是他死去的那一天，给自己的律师寄了一封作为最后遗嘱的信——就好像是他已经预感到了自己的死一样。可是为什么他会在这封遗嘱信里提到前一个晚上才认识的我呢？我不明白。
我沉思了很久才端起咖啡杯喝上一口咖啡。咖啡已然变冷。
“恐怕我刚才提了几个不太合适的问题。”她说。
“没有什么不合适的。”
“既然您今天要等朋友，那么，明天晚上您有时间么？”
“明天晚上？”
“我想邀请徐先生明晚来我家做客，参加我家的晚宴，”她看着我说，“您答应么？”
我有些顾虑，没有马上回答。
“您有什么不便吗？”夫人问，“是不是您已经另有安排了？”
“不是的，我只是觉得没有合适的服饰去您那里。”
“您过分绅士了。”她娴静地笑了笑，“我说的晚宴只是家庭式的，对着装没有要求。那我们就这样说定了。我的家在巴黎远郊，明天我会派人来接您的。您现在住在哪里？”
“我现在住在一个朋友那里，在卢森堡花园旁。”
“有电话吗？”
“有的。”
雷米卡埃夫人把薇奥莱特家的电话号码记在了自己的移动电话上。一辆暗蓝色泽的迈巴赫型轿车驶到咖啡店门口。穿制服的司机下车打开车门。
“这样就可以了。明天下午会有人去接您的，您千万不要忘了。”她说。
“我不会忘的。”
“那好，我先走了，明天见，先生。”
夫人付了两杯咖啡的帐，起身走到轿车前。她像是突然想到了什么，又回过身来。
“那盘磁带……也许您应该再听一下。”
“磁带不是空白的吗？”我问。
“也许是的，可是，我希望您能够再听一下。”
雷米卡埃夫人乘坐迈巴赫轿车离开不久，薇奥莱特就来到了咖啡店。我们离开咖啡店，仍旧坐巴士返回她在卢森堡公园旁的寓所。
路上，我从口袋里取出磁带拿在手里仔细端详。磁带全是黑色，从外壳到轴轮都是完完全全的浓缩了的黑色。外壳边沿细小的磨损来看，它并不是崭新的，似乎已经使用了很长时间。死去的钢琴家究竟为什么留给我这盘磁带呢？按常理推测，磁带里多少应该是有点什么东西存在的，例如一段话，或是一段优美的音乐。我个人倾向于认为有可能留给我的是段音乐。钢琴家应该不至于留下一盘空白的录音带。他的确是想让我听点什么的。如果我没有想错的话。
回到薇奥莱特的寓所，我想起临别时贵族夫人的话，于是问薇奥莱特有没有卡带播放机，她拿给我一台SONY的WALKMAN。我把磁带放入机器里，戴上耳塞，按动play键。耳塞里出来电流通过的沙沙声。没有声音。只有很长很长的空白。我闭上双眼，把全部的注意力集中到耳内的感受上。空白的声音逐渐拉长，变宽，仿佛构成了一个无声的无边世界。这里只存在没有尽头的虚无。虚无吸引着这个世界的所有事物，使人无法脱身离开。空白改变其形状，虚无在黑暗里形成旋涡，意识仿佛也被卷进旋涡深处。旋涡深不可测。声音的黑洞。耳塞里只有电流通过的低微杂音，除此外什么也听不到。我摇摇头，取下耳塞。
在我听磁带的�
小提示：按 回车 [Enter] 键 返回书目，按 ← 键 返回上一页， 按 → 键 进入下一页。
赞一下
添加书签加入书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