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凡是对我有恩的人，我都要一一报答。”李振声多次在李永颖面前提起这句话。
开始李振声的工资并不高，可是他往家里寄钱的习惯却从来没改变过。李永颖说，哥哥对钱看得很淡，他关心的只有他的科研成果和国家的小麦产量。
前几年，李振声回老家的时候，区政府专门为他准备了一辆车，可是他从来不用，吃完晚饭后他把司机打发走，独自骑着一辆破自行车去母校转转。李振声每次回老家，省里的领导问他有什么需要时，他从来都是说“不”。妹妹李永颖的４个孩子工作收入一直不高，家里日子也过得很清贫，老人住的房子是租的，可是李振声从来没利用自己的职务为家人走过“后门”。李永颖告诉记者，他们兄妹三个商量好绝对不能麻烦二哥，不能利用他的职务办私人的事。
李振声的忘我工作让他错过了很多和家人在一起团聚的机会，可是家人从来没埋怨过他。从１３岁就失去父亲的他，一直坚定地支撑着整个家，并且帮着母亲担负起了养活全家人的重担。但后来一直长期在外搞科研，李振声的母亲去世的时候他还在实验室里。“我们都不怨二哥，母亲病得很重的时候他回来住了一段时间，可是他太忙又被领导叫走了。母亲也理解，她知道儿子是国家的人。”说起哥哥没见到母亲最后一面，妹妹李永颖心里很理解。李振声就是这样一位不为名利，只为工作和科研的“工作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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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振声：民谣“要吃面，种小偃”的背后（11）
２００３年，李振声的夫人因脑溢血卧床不起，病情时好时坏，大部分时间都靠输液。从夫人生病到去世的两年半时间里，李振声每天都要两次去医院照顾病人，风雨无阻，医院里所有的人都被感动了。病情有好转时，他将夫人接回家里，她的饮食、起居、活动、护理都详细记载了厚厚一本，护理的细致程度就像他搞科研一样。由于长期劳累，他也病倒了，大把吃药，可是他却从来没有请假不去上班，没放弃他的科研事业，照样照顾着心爱的妻子，照样每天工作到很晚。
女承父业。李滨是李振声的二女儿，在陕西长大，１９８７年才回到北京，当年２９岁，一直在李振声课题组工作，她印象最深的就是父亲对工作的严谨。她说：“记得有一年写调查报告，父亲每天都睡得很晚，似乎梦里也在思考，想到什么问题，醒了马上扭开台灯把问题记下来。那段时间，父亲的卧室经常在半夜或凌晨还透出光亮。”在女儿的心里，父亲永远高大。“父亲为人正直严谨，谦和宽容。工作时一丝不苟，生活上但求温饱，他几乎是个完美的人。”李滨说：“父亲对工作的严谨贯彻始终。他６４岁时，因工作需要向沈允钢院士、匡廷云院士请教有关光合作用的知识和研究方法。他听说中午时叶子的气孔会关闭，就和匡院士大日头底下一起跑到田里观察叶子。”
“叔叔俭朴、和蔼，做事认真仔细，尽管和我们在一起的时间不多，但他的一言一行却一直深深影响着我。”李振声的侄子李树桐谈起叔叔对他的关爱和对父老乡亲的深情十分激动。李树桐一直清楚地记得，２０世纪六七十年代家里经常收到叔叔来信的情景。“那时家里没有电话，叔叔每次来信总是要问问我的学习，让我们这些晚辈好好读书。他写信总用铅笔，信纸正反两面都写得满满的，一点也不浪费。当时，家里生活不宽裕，叔叔总是把他的旧衣服寄回来，衣服上补丁套补丁。其实叔叔尽管在大城市，但生活却一直很俭朴。他从年轻就戴眼镜，一副圆形的镜框一直用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
“叔叔生在农村长在农村，后来又研究农业，对土地、对作为农民的父老乡亲总是念念不忘。还是生产队时，他只要一回老家，必定到地里看看，很多乡亲向他求教田间管理技术，他蹲在地里一点一点地讲解。一次，正好是夏天，他戴着草帽和乡亲们在地里察看快要收割的小麦。中午一点多了，叔叔还在不厌其烦地回答老乡提问，我到地里喊他回家吃饭，他总是说‘不慌不慌’。不止对小麦，他对棉花、高粱甚至旱情都非常关心。他那么忙，有一次回来还和我们摘了１个小时棉花。”李树桐对叔叔回家时的点点滴滴记忆犹新。
李振声的外孙李亮，小时候起就看到外公在阳台上种上了小麦。“最先用陶瓷的小盆种，后来改用专门的培养箱”，李亮印象中，种的最多时，阳台上有五六箱麦苗。这些宝贝，外公不让孩子碰，李亮他们也很乖，小时候在阳台上玩也生怕碰到麦苗。而每当外公出差，李亮就主动承担照看麦苗、浇水松土的任务。读初中时，很多同学从没有见过麦苗，麦子韭菜不分，那时李亮就是大家的专家。
说到李振声，已经跟随了李振声十多年的童依平研究员感慨良多：“先生非常关心后辈，是一个很有人情味的人。”
１９９９年５月初，李振声安排童依平带着学生往１００多公里外的海拔１０００多米的一个中国科学院的生态站送小麦苗，进行小麦加代试验。谁知，天快黑的时候，卡车因为故障坏在了半路，没有办法前进。那个时候手机信号还没有覆盖到这个地区，童依平没有办法跟外界取得联系，他们被困在山沟里了。在北京的李振声一下子断了和他们的联络。
李振声往生态站打电话，得知童依平还没有到目的地。送小麦的车也没有回到所里。肯定是车在半路出问题了！
李振声当时就叫上一个修车师傅，带上夫人一起开车进了灵山，这时已经是凌晨２点多了。那时，虽然北京已经进入５月，但是山里的凉意还很浓，更何况是在夜里！对于一个快７０岁的人来说，这未尝不是一个考验，而且夫人也跟着去了。可是李振声没有想那么多，他担心的是自己学生的安全。
李振声：民谣“要吃面，种小偃”的背后（12）
“也许是天黑路不熟，李先生没有看到我们停在路边小店旁的车。他们开车到了生态站。得知我们还没有到过那里，先生就往回找我们。当他找到我们的时候，已经是早上６点了。这次以后，师母的身体健康受到很大的影响。”这事情过去了这么多年，谈起来童依平依然非常感动。
作为李振声的学生，童依平对当初报考博士生的情景记忆犹新：“带着对李振声院士的崇敬之情，我报考了作先生的研究生。很幸运，我如愿以偿地考入中科院遗传发育研究所，成为李先生课题组的一名博士研究生。对待科研工作，李先生一贯严肃认真、一丝不苟。他十分关心学生的研究进展，总是主动与学生交谈，交换研究思路。”
“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李振声指导学生，跳出了单纯的知识传递，更注重培养学生的提出问题、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在科研方面，给学生足够的研究空间，鼓励青年人发挥创新精神，对自己感兴趣的问题进行研究。
２００５年元旦，童依平等一行给恩师拜年。期间，李振声利用这个机会，精心挑出许多人生格言，讲给后学们听。“老师亲自念给我们听，每念完一条又给我们讲他对这句话的理解，这里面饱含他对事业、家庭的感悟以及对待失败和成功的正确态度。”
陈云做财经工作的一个重要方法是调查研究。每解决一个重要的财政经济问题，每做出一个重大的经济决策，陈云事前都有一个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的过程。在谈到决定政策与调查研究时，陈云曾指出：“重要的是要把实际看完全，把情况弄清楚，其次是决定政策，解决问题。难在弄清情况，不在决定政策。只要弄清了情况，不难决定政策。我们应该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去弄清情况，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来决定政策。这样决定的政策，才有基础。”当读到陈云同志那句“我们应该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弄清情况，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决定政策”时，李振声反复对前来拜年的后学们说：“搞科研，甚至把百分之九十九的时间花在调查研究上。这样得出的结论才算是水到渠成。”
李振声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小麦育种是李振声课题组主要研究方向之一，在整个小麦生长期里，他经常前往研究所农场试验田，亲自调查麦子的生长状况。一年四季，在田间地头总可以看到李振声忙碌工作的身影。有时候，突然发现一个好材料就像找到了一个宝贝，他高兴得像一个孩子乐不可支，并且总能想出办法把这个材料尽快用到育种工作中去。往往在田间工作大半天，助手们都感到有点儿累了，他仍然不知疲倦地调查记录。童依平说：“李先生这种对工作的热忱和激情鼓舞着后辈，让我们感受到他对待本职工作的朴素的情感。”
“创新”是李振声一直提倡的观点。他说，科学研究本身就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人只有不断地学习才能在做研究的时候有所创新。“书本上的知识都是间接知识，是别人总结出来的。要坚持科学创新，必须得把书本中的知识拿到实践中去验证。当你发现了书本知识和实际情况不一样，有了问题的时候，那就是创新的起点了。”
在一系列的成绩和荣誉面前，李振声始终保持着自己为人谦和、诚恳的本色，无论担任多高的职务，他都始终如一地尊敬着自己的老师。还在李振声在西安工作的时候，当他得知余松烈院士来西安出差的消息后，他偕同夫人登门看望自己的老师，并诚恳地把老师邀请到家里吃饭。尽管两人都是院士，但由于一位属于中国科学院、一位属于中国工程院，在北京开院士大会的时候两人并没有太多见面的机会，而且开会期间每位院士的日程都安排得相当紧凑，尽管如此，李振声依然在每一个可能遇到的场合，向老师余松烈嘘寒问暖。
山东农业大学农学院的退休教授尹承佾是李振声在山东农学院求学期间的同班同学，谈起自己的老同学李振声，尹承佾十分兴奋。尹承佾一直到现在还记得大学毕业时，自己和李振声以及另外一位同学共同完成毕业论文的情形，他说：“当时李振声对自己要求很严格，哪怕是一个细微的知识点他也要寻求验证。自己在工作中由于研究方向很接近经常与老同学交流切磋，发现李振声在为人处世上还保持着以前谦和有礼的态度，做事情依然很扎实，‘有一说一’，从不说自己做不到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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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振声：民谣“要吃面，种小偃”的背后（13）
“长期以来，您一直坚持工作在第一线，在农业学科研究领域里孜孜以求，为我国小麦产量的提高和品质的改善作出了突出贡献。今天我代表中科院党组前来给您拜年。”２００７年春节前夕，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紧紧握住李振声的双手说。
“也许我们需要更新农业的概念。农业不仅仅指粮食，还有更多的涵义。”谈到我国的粮食问题，路甬祥与李振声探讨说，“现在人们已不满足于吃饱，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人们更加关心营养结构，我们需要走优质高产的农业发展道路。”李振声回应：“是啊，我们不仅需要多生产粮食，还要生产品质更好的粮食。”路甬祥与李振声还讨论了作物品种、生物安全和科技人才培养等问题。
临别时，两位科学家聊起了业余爱好，路甬祥指着李振声客厅墙上一幅“宁静致远”的书法作品说，“您的书法见长啊！”李振声笑着介绍，退居二线后，自己最初摸索着写写画画，后来中科院邀请了欧阳中石先生为离退休人员作指导，书画才算逐渐入门。
李振声的女儿李滨说：“父亲平时没有什么爱好，不会抽烟，也不会打麻将。他认为那些东西容易让人浮躁。就是看看电视，散散步，常常爱去小麦育种基地走走。他一有时间，就在家练习书法，写字会让人心情沉静。”
“以后，我要读读书、看看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农业咨询工作。最主要的是着力培养青年一代，促进他们的工作有更大的发展。‘长江后浪推前浪’，只有年轻一代上去了，科学才有发展。”李振声是这样安排自己以后的工作和生活的。
“苍龙日暮还行雨，老树春深更着花。”以“农民的儿子”自居的李振声始终以这种质朴的情怀，关注着中国农业的发展。“我们一定能够看到，在祖国的大地上，农业会持续发展，农民会不断增收，农村将走向繁荣。”李振声表示，今后他“要在节约资源和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上、在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和提高农产品科技含量上下大工夫，多出看得见、摸得着、用得上的科研成果，用科技造福亿万农民”。
“以兴趣始，以毅力终”，这是李振声的座右铭。诚然，积跬步方能致千里。无疑，这种兴趣就是一种忧国忧民的情怀，就是一种崇高的理想和追求，而正因为有了这种让农民日子过得更好的人生目标，他在枯燥的实验田地里守望尽责，壮心不已，奋斗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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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隆平：从“泥腿子科学家”到“中国第一富翁”（1）
袁隆平，世界著名的杂交水稻专家，我国杂交水稻研究领域的开创者和带头人。１９３０年９月出生于北京，１９５３年毕业于西南农学院农学系。１９７３年在世界上首次育成强优势杂交水稻，后被国际同行誉为“世界杂交水稻之父”。１９９１年受聘为联合国粮农组织国际首席顾问。１９９５年被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１９７１年至今任湖南农业科学院研究员，并任湖南省政协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
自小我与杂交水稻结下了不解的情愫
年已７１岁的袁隆平，脸因经年累月风吹日晒而布满沟沟壑壑，那仿佛代表着一种农民式的沧桑感和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的复杂组合。在他的办公室里，常年放着三样东西：草帽、毛巾和西装。因为他每天都要下田查看试验田，戴上草帽、毛巾就走；而作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水稻专家，他又要经常接待各方人士，所以，穿上西装，他又能马上回归到知识分子身份。
出身知识分子家庭的袁隆平对水稻的痴迷远远胜过农民。袁隆平６岁时，在武汉郊区的一家园艺场参观，看到繁茂的花果挂满枝头，那红红的桃子，绿绿的葡萄，让他欢喜极了，植物王国就成了令他心驰神往的地方。“从那时起，我开始喜爱上了农业。不久我做了这么一个梦，我们种的水稻，像高粱那么高，穗子像扫把那么长，颗粒像花生那么大，我和几个朋友就坐在稻穗下面乘凉。那时我就想：长大一定从事这样的工作！”
然而，现实并非想像般浪漫。１９６０年，罕见的人祸天灾降临中国，大饥荒夺去数千万人的生命。严酷而沉痛的现实，使从西南农学院毕业分配至湘西教书的袁隆平感到深深的不安。此刻，他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必须走水稻高产之路。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早期，袁隆平发现了一株长得非常粗壮的水稻秧苗，但他当时并不知道这是一株野生杂交水稻。第二年，他播下了这些种子。但没有一株长得像去年那么高，并长得零乱不齐。失望中袁隆平想到，纯品系水稻不会产生分化，由此又联想到这肯定是杂交稻。意识到发现的这株秧是第一代天然杂交水稻，可是袁隆平１９６４年第一次提出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