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２的一半。年初，自然是１月，而１月１１日，排成阿拉伯数字是１１１，３个１连排，很好记。”
就这样，他已经在数学研究领域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漫长道路。他的老伴说：“他是个搞学问的人，一心只搞学问。做家务，他没有时间，也没有兴趣。”即使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受到冲击也仍然抓紧时间从事科研。
“我本来根本没有想到我会跟计算机打交道。一直到文化大革命，要我到工厂学习，我到了北京无线电一厂。这次学习对我来说非常有成果，因为无线电一厂当时转向制造计算机，我在那儿真正接触到计算机，我对计算机的效率大为惊奇，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武器。这是一个机遇。另外一个机遇就是１９７４年学习中国数学史，我也得益于中国传统数学的学习。两者一对照，我觉得中国数学的思想和方法跟现在的计算机是合拍的，就促使我进行一些机器证明方面的尝试。”真的，机遇只光顾有准备的头脑，但是有准备的头脑能不能在机遇来临的时候不失时机地抓住它，就需要科学家敢于打破惯有思维的勇气和创新精神。难怪，一同荣获国家最高科技奖的世界“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也这样认为：“吴文俊机器证明的研究方法，是中国古代数学思想跟当代计算机技术的‘远缘杂交’，如是‘亲近杂交’想必是要退化的。”
吴老为拓扑学做了奠基性的工作，取得的成就闻名国际数学界。１９７６年，年近花甲的吴文俊毅然开始攀越数学生涯的第二座高峰———数学机械化。１９７７年，吴文俊关于平面几何定理的机械化证明首次取得成功，从此完全由中国人开拓的一条数学道路铺展在世人面前。这是国际自动推理界先驱性的工作，被称为“吴方法”。数十年间，吴文俊不仅建立了“吴公式”、“吴示性类”、“吴示嵌类”、“吴方法”、“吴中心”，更形成了“吴学派”，被国际数学界称为“吴文俊公式”、“吴文俊示性类”等已被编入许多研究名著。８０年代，美国计算机科学界的权威曾联名写信给我国中央领导，认为吴先生的工作是“第一流的”，美国人工智能和自动推理方面的一些权威人士指出：“吴的工作不仅奠定了自动推理研究的基础，而且给出了衡量其他推理方法的明确标准。”“吴的工作改变了自动推理的面貌，是近几十年来自动推理领域最主要的进展。”“他使中国的自动推理研究在国际上遥遥领先。”数学家李邦河分析说：“必须是具备多方面的数学知识和善于创造性思维的人，才可能作出这一独特的发现，一是他对中国古代数学的深刻理解，中国古代数学是构造性的，可计算的，而只有构造性的数学才可能在计算机上实现。二是对初等几何的非一般可比的精通。三是熟悉代数几何，他面对的是多项式系统。”美、德、英、法、意、日等国都在致力于“吴方法”的研究和证明，并已在智能计算机、机器人学、控制论、工程设计等方面获得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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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文俊：生活在数学王国中（3）
吴老一生教了多少学生，无法用数字统计。据悉，现在以吴文俊为名誉主任的数学机械化中心的１０位研究员，其中８位为３５岁以下青年研究员，另外还有３名外籍，吴老带领他们一起做研究，给他们做指导。通过研究实践，我国一支较完整的数学机械化研究队伍初步形成，并在机器证明、方程求解、实代数几何等方面做出了国际领先的成果，多次获得国际、国内重要奖项。
生活中的“普通人”
作为中国科学院系统科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院士的吴文俊，是数学界的天才，但是，他的兴趣还相当丰富，活力不亚于年轻人。有一次去香港参加研讨，活动间隙出去游玩，那时年逾古稀的他竟坐上了过山车，玩得不亦乐乎。老伴一提起这个就说：“嗨，那是小孩玩的，他也要玩。”吴老访问泰国期间，还坐到大象鼻子上开怀大笑。有一次在澳大利亚，他“顽皮”地将蟒蛇缠在了脖子上，吓得旁人纷纷后退。
但平日里，这位鼎鼎大名的数学家很大的一个嗜好就是看电影，不仅有手举纸钞苦候退票的“经历”，也有“泡”电影院误了末班车徒步回家的逸事。话一触及到电影，吴老便兴趣盎然：“这两年没看了。那些大片，武打片子，把我胃口倒掉了。”颇不满意的他，仿佛像一个要东西却没得到而噘着嘴的孩子。
“我最喜欢历史片，不过‘戏说’类的，我从来不看；真正的历史片，是从那里边我可以学到一些历史方面知识的。比如说吧，我第一次见到袁隆平呀，吃饭时一聊起来，没想到我们的爱好有点相同，都喜欢看由普希金的小说改编的电影《上尉的女儿》，两人不约而同的都喜欢，而且对这电影看法相同。我是在法国的时候看的，就因为看了这个电影，就变为电影爱好者了。”
除了电影外，吴老的另一大嗜好就是书籍。按他自己的说法是“随便乱买”，种类很多，那些书绝大部分是中外文的数学资料，其余多是与历史有关。为了节省时间，平时他节制业余爱好，“读小说也只读短篇，怕长篇误事，耽误时间”。吴老家位于中关村腹地，朴实无华，简单得近乎简陋，地板和墙壁好像和主人的岁数差不多。虽有５个房间，但是吴老的书要两三间房才容纳得下。
吴文俊的老伴陈丕合也是上海人，自１９８６年退休后就在家中干家务，全心照顾吴老。在采访中她说：“我们家生活很简单，普普通通，跟一般人家一样，不追求什么奢华。关键是快乐，我们俩身体都很好。”
吴老的三个女儿都在国外，只有儿子在身边，继承父业，和父亲在一个研究所工作。当吴老获奖时，他在异乡的女儿们都在电视上看了直播或转播，陈老还说：“后来还将报纸上的报道剪下来寄给她们。那么多优秀的人参加，当时没想到会获奖。现在一个人的成功，很重要是找对方向。”
谈及成功这个话题，吴老说：“天才是人努力造成，我不相信天才，但相信灵感。我有种怪论，数学是给笨人干的，一些人干数学就不合适。”
最后，吴老说：“我会继续努力，不能到此为止，不能在什么功劳上躺着不动。每个人哲学不一样，从此以后就满足了，不应该这样，我要继续搞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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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应明：“中国的查德”（1）
刘应明，福建福州人，著名数学家。１９４０年１０月出生，１９６３年７月毕业于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历任四川大学助教、副教授、教授，四川大学副校长、研究生院院长；曾当选四川省科协副主席，四川省政协委员，全国政协常委等；曾兼任###高校数学研究中心主任，###理科数学与力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学位评议组成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数理学部咨询委员兼数学评审组组长，国家博士后管委会数学与系统科学专家组召集人，国家天元数学基金领导小组副组长，中国数学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工业与应用数学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副会长，日本模糊逻辑与系统研究会国际顾问，国际模糊系统协会副理事长兼中国分会主席等职。现为四川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九三学社四川省委主委，四川省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兼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系中国科学院院士。
Ａ的忆述：从小就生活在一个贫穷而闭塞的小镇，家境贫寒，有一段时间常常吃不饱饭。高中时一直是班里的语文科代表，曾梦想将来成为一名作家。
Ｂ的巅峰：解决了拓扑学中有名的Ｗｈｉｔｅｈｅａｄ难题与Ｌａｗｓｏｎ－Ｍｉｓｌｏｖｅ问题，成功地把Ｄｉｅｕｄｏｎｎｅ插入定理这一经典结果格值化，把大数学家Ｅｈｒｅｓｍａｎｎ倡导的格上拓扑学发展到新的阶段；并被授予“首批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曾获国家自然科学奖、全国科学大会奖，最近摘下国际模糊数学界最高奖“Ｆｕｚｚｙ Ｆｅｌｌｏｗ奖”，从而打破了欧美科学家垄断的格局并成为“科学中国人”２００４年度人物。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的高层讲坛上，他常常纵论发展大计，议谋兴国良策。
Ａ与Ｂ这两个影像很难叠加，但它们着实发生在同一个人身上———全国人大常委兼教科文卫委副主任、四川大学原副校长刘应明院士。在今年的“两会”间隙，记者撞进了一时戒备森严的“中国职工之家”，敲开了刘应明在住地的房间。尽管他两鬓有些花白、福州口音比较浓厚、学科也属较深奥的边缘科目，但丝毫不影响这位模糊学与拓扑学大家与我这位还算年轻的记者的坦诚交流……
万水千山总是情。他把对国家有所贡献的人生准则应用于新的天地，
奔赴各地实地调研，边走边看；或建言，或献策
２００４年１１月２２日下午，冬阳融晴，海棠飘香。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九三学社四川省委主委刘应明前往九三学社乐山市委视察调研，并与社员代表亲切座谈。他认真听取了九三学社乐山市委主委的工作汇报，详细了解九三学社乐山市委近年来参政议政、社会服务、思想建设、组织发展等方面的情况，在听取汇报的过程中，他不时询问关于组织建设，机关人员补充，“九水合作”等方面的问题，对九三学社乐山市委所取得的成绩给予了充分肯定，并指出“九水合作”是社会服务工作中的闪光点，争取今后能在更宽的渠道上，更多的领域里，用更好的方式为地方经济建设服务。
同年１２月１日下午，刘应明赴九三学社凉山州委、西昌市委视察指导工作。
１２月１０日，刘应明来到九三学社南充市委机关进行社务工作调研，与九三学社南充市委委员、南充市基层组织负责人、部分老同志和机关干部进行亲切座谈。
这一年９月下旬他还带领全国人大代表团赴爱沙尼亚等国议会访问。
……
屐履天涯献诤言，踏遍千山总关情。近些年来，刘应明奔赴各地现场走访、实地调研，了解国情，体察民情，边走边看边建议。和谐社会与其说是令人神往的蓝图，不如说是“刘应明们”乃至整个社会正在创造着的活生生的现实。
１９９８年４月下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召开。４月２８日的《人民日报》以“继往开来，迎接新世纪”为题，报道了这次会议。文中提到刘应明常委就审议的法律草案提出了若干修正意见。刘应明就是这样一位一片丹心的建言献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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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应明：“中国的查德”（2）
１９９７年１１月，刘应明当选为第十届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当时，他刚满５７岁，是最年轻的副主席。现在，他正勇敢地挑起这副担子，坚持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发扬九三学社的优良传统，履行参政党的光荣使命。
１９９４年，中央统战部通知他作为无党派人士参加在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举办的首期民主党派骨干班学习。他因在国外无法参加，只好于次年４月参加了第二期民主党派骨干班的学习。这次学习大大加深了他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这一基本政治制度的认识。学习结束之后，经九三学社四川省委名誉主委、中科院院士柯召和九三学社四川省委主委徐尚志介绍，他于１９９５年５月加入了九三学社。后被增选为九三学社第九届中央常委。１９９８年４月，他到中央党校参加了中央统战部、中央组织部与中央党校合办的“省部级干部多党合作理论与实践专题研究班”，较为系统地学习了党关于新时期统一战线工作的理论、方针、政策，对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风雨同舟、合作共事有了进一步的体会，对自己所担负的角色与责任有了较清楚的认识。
早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刘应明就是统一战线中活跃的一员。１９８１年４月，在四川省政协第四届十次常委会上，他被增补为省政协委员，进入群英荟萃的参政议政民主监督大雅之堂。这是他政治生活中的转折点。以后，他担任了第六、七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八届全国政协常委，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他把对国家有所贡献的人生准则应用于新的天地，以科学家高瞻远瞩的眼光，脚踏实地的作风，积极建言献策，提出了颇有见识的意见和建议。
针对中国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模糊学理论科研队伍，却没有真正形成有竞争力的产业的现状，他与同行们提出构想，吹响了模糊技术产业化的号角。在１９９４年召开的全国政协会议上，他与几位教授联名提出尽快成立学术界、工程界、企业界相结合的国家级模糊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并附上了具体实施方案。５月，国家经贸委委托中国科技促进经济发展基金会召开了“模糊技术产业化”专家咨询会，他担任专家组组长。会议对家电生产与工业生产控制两方面的模糊技术应用作了深入探讨，并把产业化任务落实到几家大企业，确定了尽快形成产业体系的发展路子。１９９５年“两会”期间，他与４位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就此进一步致函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批示国家经贸委办理。“模糊控制技术的开发应用”项目列入了国家技术开发重点项目计划。１９９５年３月，一个以“迎接２１世纪挑战，推进中国模糊技术产业化”为主题的研讨会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召开———主持会议的就是刘应明。１９９６年至１９９８年，他在广东、北京、重庆分别主持了有关模糊技术攻关项目的成果鉴定会与现场交流会。模糊技术产业化在他的推动下正在持续发展。
刘应明认为重视基础学科的发展，是贯彻“科教兴国”战略的重要一环。１９９５年，刘应明同苏步青、朱光亚等院士（均为八届全国政协常委）向党中央领导提出了一份建议书：建议在全国选择一批水平较高的大学的基础学科点建立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的基地；国家设立这方面基金，在经费、教学环境及招生政策等方面予以特别支持。这个建议得到中央领导的首肯，设立了高达３亿元（５个年度）的“国家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基金”。基金于１９９７年９月正式启动，刘应明担任“数学与力学”评审组副组长。经过自愿申报与严格审批，在全国若干大学中建立了８３个各个基础学科的培养基地。单从经费上看，每个基地每年就可得到五六十万元用于本科学生的教育与培养。通过５年实践，基础学科的教学与人才培养工作不但扭转了衰退的局面，而且还得到良性的发展。经过评估，实践证明绝大多数基地都成绩斐然，产生了颇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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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应明：“中国的查德”（3）
到了２０００年，原来５年为期的基金快到期了。怎么办？这时，刘应明在九届全国人大任常委会委员，经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等部门协商，草拟了在“十五”期间继续实行这项基金的建议，并希望有所发展。在全国人大会议期间，刘应明积极联络了科教界全国人大代表５８名，其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６名、中科院院士１７名、全国人大常委１４名、###直属大学校长１２名，并由他所在的时任九三学社中央主席吴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