叹一口气，像唱歌一样地叹气，能把内心的块垒吐出来，比唱歌还痛快。”除了诗作，他还有散文集《滹沱河与我》、《萤火集》和评论集《学诗手记》等问世。他和记者开玩笑说，过去是热血青年，现在依然是热血老年。
“人们谈我的诗，最初总是归入现实主义的大类。后来觉得不合适，说我有超现实主义的情调，还带着某些象征主义的色彩。后来，又觉得我这个人太野，拒绝定型，无法规范我。是的，我不属于任何‘主义’，我不在什么圈子里。我永远不依赖文化知识和理论导向写诗或者其他文体的作品。我是以生命的体验和对人生感悟构思诗的。”牛汉认为创作本来是各写各的，可以自然形成流派。“现在却好像形成一群一伙，好像不团结起来就成不了气候。流派不是拉起来的帮派。七月、九叶诗派是由于大量的创作，经过自然交流渗透，由于他们大致的历史背影、个人和个性的创作体验，形成相近的风格。”
“我不用电脑，不上网，我与世界的联系不通过任何媒介，而是和世界、人生以及大自然直接联系。汉字的魅力和内涵是电脑所不能代替的。别人会说我不愿接受新时代的新鲜事物，是一种落后的、原始的生存状态。但我活得清净。我坚信历史会不断前进，诗也会飞跃起来。我的座右铭是：有容乃大，得大自在，默默而存，问心无愧。多方面吸收，才可使心胸博大，活得自信，不会被蒙蔽。搞创作，主要靠自己心灵对大千世界的感应，绝不要被物质化、商业化所左右。”牛汉思维敏捷，说话铿锵有力。面对当下诗歌的低迷，牛汉说他对新诗有信心，“从来没有动摇过。没有诗的民族是悲哀的。现在是历史转型期，有些年轻人的诗缺乏意象，结构不完美，几乎没有韵律，甚至没有节奏，诗写得不成熟。我相信他们会不断地调整自己，他们有很大的成长空间”。
“我这一辈子除了写诗以外，写得最多的是交代材料，上世纪８０年代开始写散文，已出了散文集７本。我这一生就是被‘鬼’迷住了，我所指的这个‘鬼’也就是指我所钟爱一生的诗和散文，还有蒙古人的摔跤，我是蒙古族的。也是这个‘鬼’把我解救了，让我的灵魂得到安宁和升华。”牛汉动情地说，“每一首诗是一个生命的诞生，另一首诗又是一个生命的诞生。我一辈子是清清白白做人，堂堂正正写诗。我是历史的伤疤、活着的伤疤，我的肉体与心灵里里外外都是伤疤，每一首诗都是伤疤在诉说。我羡慕现在的年轻人，他们的生命是历史的一行诗、一朵花、一枚果实，多么美。”
牛汉的夫人吴平可谓是名门之后，她的爷爷曾任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总教习（相当于教务长），是后期桐城派的领袖人物。吴平曾在河南洛阳一带和牛汉一起作党的地下工作。吴平在晚年因为骨折而多年卧床不起，全凭牛汉一人照料。“现在，老伴走了，我已成了孤家寡人，也无家务琐事缠身，又可一心一意专事写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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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汉：诗坛上倔强的老黄牛（9）
“我现在的生活挺好的，闲人一个，粗茶淡饭，饭后无事看看书，看看电视，出去散散步，有时候跟年轻人谈谈心。生活很安静，这个房子里面一点声音都没有，在北京这么吵闹，这么不平静的一个城市，能有一个安安静静的角落，坐在这里谈心，说出自己的心里话，这是过去所没有的。二三十年前根本不可能，１０年前也不太可能。现在我的人生到达了这样一个开阔、自在的境界，可以谈自己的心里话、真话，把心中的疙瘩、块垒吐出来，本身是一种舒畅的感觉，你说是幸福也可以。”牛汉这位山西汉子真是心直口快。
夜色渐浓，今天本是诗人的寿辰日，记者不得不撤退。告别时，牛汉写了６个字送给记者：“人为本，诗乃魂。”字的线条很美，像一根根铮铮铁骨。写毕，他说：“人品是根本，人要做得干干净净、清清白白、堂堂正正，很不易。做诗和做人同样难，人做不好，诗也肯定做不好。当然，人生这么复杂，写诗可以净化自己，对自己是一种反省，自我斗争。”
这是诗人在生日里给诗坛乃至文坛最珍贵的礼物。其实，牛汉的人品、作品均为行内行外人士赞赏，被誉为中国当代最具有“硬骨头”精神的诗人。走在返程的路上，记者咀嚼着老诗人不老的六字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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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岸：用生命与美的诗魂拥抱（1）
屠岸，本名蒋璧厚，著名诗人、翻译家、出版家、文艺评论家，曾被称为“中国十四行诗最严谨的楷模”。１９２３年出生于江苏常州，１９４６年肄业于上海交通大学。历任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文艺处干部，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艺术处科长，《剧本》月刊编辑，《戏剧报》常务编委、编辑部主任，中国戏剧家协会研究室副主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现代文学编辑室副主任、主任及副总编辑、总编辑、专家委员会副主任、编审，《当代》文学双月刊杂志顾问，中国散文诗学会顾问；现为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名誉委员、中国诗歌学会副会长、《当代诗坛》汉英双语诗学季刊主编。
有人说，屠岸先生的名字是和诗歌，和惠特曼、莎士比亚、济慈等诗人的那些闪光的诗篇紧密相连的。坐在面前的这位温厚儒雅的老人，就是记者久已仰慕的著名诗人屠岸，更难得的是能够面对面地倾心交谈。
出于对诗的热爱，屠岸在他的名片上印上了“诗爱者、诗作者、诗译者”的“头衔”，也许只有这样才能完全表达他对诗歌的感情吧。从老人那慈祥而优雅的笑容里，记者看到了他不泯的诗心与暖暖的爱心。
母亲是“诗爱者”的第一启蒙人
“一别家园四十秋，归心日夜忆常州。几回梦泳塘河水，难涤乡思万斛愁。”在诗《乡思》中，屠岸寄托了自己魂牵梦萦的乡情。他坦言，随着年岁的增大，他的思乡之情也愈来愈浓了。
文笔古塔在常州人心目中是笔魂化身，常州依赖文笔塔而增辉。１９２３年屠岸出生在江苏常州文笔塔下的一个书香门第。他母亲的家族在常州算得上是名门望族，大舅公（外公的哥哥）屠寄是大学者，编著了史书《蒙兀儿史记》；大舅屠元博也是一代名士，著名的常州中学创办人，曾在北京担任过中华民国国会议员，后在一场经济斗争中，被日本人毒死。屠岸自豪地介绍说：“大舅公屠寄，字敬山，是辛亥革命常州###之一，也是近代史学家，是光绪年间的进士，拥护孙中山的民主革命，响应武昌起义，曾跟随孙中山。大舅公还是辛亥革命后武进县的首任民政长，后任国史馆总纂。”由于家学渊源，屠岸的母亲屠时（字逸俊）是常州的才女，琴棋书画，诗词歌赋，无所不通，尤其是在诗词丹青方面，造诣颇深。至今他仍精心保存着母亲当年绘制的国画，时时观摩，以寄托对母亲的思念。
屠岸原名蒋璧厚，是他父亲给他取的名。至于这名字的意思，屠岸说：“大概是希望我成为一块很好的玉吧。至于用‘屠岸’作为笔名，我是学鲁迅，用母亲的姓。‘岸’字有对当时反动政府傲岸的意思，我很喜欢。”
１９５９年，陕西省秦腔赴京演出团带来了秦腔剧目《赵氏孤儿》，但不敢公演，因为此剧在当地受到了某些权威的批评，所以只能内部演出，征求意见。这时，在《戏剧报》编辑部担任领导工作的屠岸写文章坦率地陈述了自己的观点，正面批驳了那些错误意见，为这出戏脱去了“认贼作父”、“曲线救国”两顶大帽子，肯定这是一出好戏。这样，此剧得以公开演出，北京京剧团也把《赵氏孤儿》改编成京剧演出。
当时，陕西省有关方面把屠岸所写的那篇文章作为“学习材料”印发给剧团的演员等参考。一次，有位演员对作者“屠岸”质疑：是屠岸贾（《赵氏孤儿》中的主要反面人物）的后代吗？为什么屠岸贾派他的后代来写“翻案文章”？！采访时，屠岸不免尴尬地苦笑道：“当年，我用‘屠岸’作笔名，用的并不是‘屠岸’复姓，用的是姓屠名岸，那时并没有读过秦腔本的纪君祥的那出著名元代杂剧，也根本不知道古代有个大奸臣叫屠岸贾！”
“我读小学一年级是进的‘女西校’（也收男生）。到二年级，母亲把我转到塘河畔的冠英小学（觅渡桥小学前身），从此我就在这所小学里读到毕业。”屠岸说，学校里有位叫余宗英的女老师是位“自己的亲父母所不可代替的人生领航人”，常常为他和同学们讲文天祥、戚继光、史可法的故事，在他的心田种下了爱国主义的苗子。
屠岸：用生命与美的诗魂拥抱（2）
屠岸的家就在冠英小学旁，与瞿家祠堂是隔壁。“如今，瞿家祠堂已改为瞿秋白纪念馆。瞿秋白与我父亲是同学，从父亲口中我曾听过一些有关瞿秋白的事迹。我的父亲曾公费留学过日本，学的是建筑工程，回国后当过工程师，也受聘过中学校长、大学教授。父亲给我的影响是做一个正直、爱国的人。”
夜灯红处课儿书。屠岸在小学三年级时，母亲就教他古文，读《古文观止》、《古文辞类纂》，后来又教他《唐诗三百首》、《唐诗评注读本》。“我对诗的爱好，就从这时开始养成。她先是详解文章的内容，然后自己朗诵几遍，叫我跟着她诵读。她规定我读３０遍，我就不能只读２９遍。母亲教我用家乡常州的口音吟诵古诗。这个吟诵调是我母亲从我的大舅公那里学到的。从此，我读古典诗词必吟，不吟便不能读。如果环境不宜出声，就在心中默吟。平时母亲一面干活一面吟诗。有好些古诗名篇我能背诵，是听母亲吟诵而听熟了的。”屠岸说，他愿意按照母亲教的调子完成诵读若干遍的任务。“我好像是在唱山歌，对文章的内容则‘不求甚解’，只是觉得能够从朗诵中得到乐趣。”但长大后“反刍”这些诗文，越来越深入地了解其中的含义，成为终生的精神财富。在母亲的教诲下，屠岸从小掌握了古诗词的遣词造句方法和平仄格律，这为他以后从事旧体诗和新诗创作以及十四行诗的翻译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直到今天，有时候屠岸心中默吟起那些诗篇，脑子里就浮现出母亲的形象。薄暮、窗帘前，出现了母亲的“剪影”；或者黄昏、灯下，展现了正在做针线的母亲的侧面———宛若清晰地听到从她口中流出的一句句唐诗……
小时候，屠岸非常喜欢画风景画。在觅渡桥小学读书时，他的风景画曾被送入武进县学生画展展出，受到奖励。“我的画都是通过水彩或水墨对英国风景画家透纳的风格进行模仿，虽然我当时对透纳的风景画的精髓是什么并不了解。”透纳始终是屠岸作画时心仪的大师。如今屠岸到外地旅游时，也不忘随身带上画笔和速写簿，“我不是职业画家，我的画只在家人和朋友间传看”。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故乡如画的风景、动听的歌谣，潜移默化地刻映到屠岸年幼时的脑子里。他学会了用眼睛默默地去看，用耳朵仔细地听，他所留心的一切，后来都化做了充满意象的诗句，让人揣摩和品味。
在母亲的吟诵感召下，屠岸渐渐开始偷偷地作起旧体诗来。他说：“那是一种极为艰苦而又有乐趣的劳作或游戏。要把胸中激发出来的思想或情绪用诗句表达出来，要把一个一个字连缀成句，要照顾到平仄、韵脚、句式、对仗等等，这对于我当时作为一个孩子来说是很难的。但是我苦中作乐，乐而不倦。母亲没有责备我‘不务正业’，相反还拿起笔来认真地作了批改，这对是我极大的鼓励。”直到解放后，屠岸被调到北京后每有新作，都要寄到后来定居在苏州的母亲那里，去向她汇报，向她请教，这成了母子之间思想感情交流的一种方式。
绰号“尤里卡”与“诗呆子”的背后
屠岸的母亲是开明知识分子家庭里出来的大家闺秀。她知道好男儿志在四方的道理，因此极力主张屠岸走出相对于全国来说已经狭小的常州，到上海去接受新文化、新思潮的洗礼。１９３６年，屠岸挥手作别了故乡熟悉的林木河流，到热闹繁华的大上海，考进了当时很难考进的江南名校江苏省立上海中学。
与故乡常州比，大上海俨然一个万花筒。最让他兴奋的是五花八门的各类书刊，他像海绵一样如饥似渴地吸收对自己有用的知识，并有意识地把这些知识运用到生活中，去理解和探索一些让他困惑的社会现象。
１３岁那年冬天的一个晚上，屋外寒风呼啸，滴水成冰。不知怎么，他被一股情绪牵制着，坐卧不宁。屋里实在待不住了，他索性来到学校的操场上徘徊。天上挂着一轮惨白的月亮，四周静悄悄的，感受最深切的就是那寒冷如刀的北风。突然，他想起大街上那些衣不遮体的穷苦人，这时候他们该如何度过？有谁去关心帮助他们呢？诗使他找到了表达情感的突破口：“天上是孤独的月亮 ／ 我站在操场上 ／ 想那些衣不遮体的穷人……北风呼呼如狼似虎。”（《北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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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岸：用生命与美的诗魂拥抱（3）
这是屠岸的第一首诗，虽然没有发表，其中的一些句子也已忘记，但当时那股情绪冲动一直铭刻在心。正是这种情绪促使他日后走进了革命的队伍，并不断挖掘深化自己的思想。屠岸说，在所有的古代诗人里，他的心与杜甫最接近，特别是在祖国经历苦难岁月的时候，他和杜甫隔着时空在灵魂深处进行对话。
屠岸的第一首诗发表在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１日上海“孤岛”时期的《中美日报》副刊《集纳》上，诗的题目叫《孩子的死》。“处女作是篇散文诗，写的是一个农村孩子在日寇入侵时为保卫祖国而投奔抗日阵营，最后战死在沙场上。那时是在抗战时期，皖南事变之后，是有感而发。但我生长在城市，诗中的人物是凭想象描写的，诗很幼稚，但感情真实。”屠岸说，“写诗开始时是由于读了不少诗，自己感情高涨时，觉得需要宣泄，就用了诗的形式。”
那时，屠岸的诗歌写作受冯至、艾青和卞之琳影响较大，比较注重诗的语言提炼和表现张力，能比较自觉地把个人感受与思想意蕴结合起来。诗人的命运往往是与祖国的命运紧密相连的。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军队攻占了上海租界，“孤岛”业已不存在。屠岸这时正是风华正茂的青年，对日本侵略者的野兽行径他满腔仇恨，作为一名学生虽然他没有拿起刀枪，但民族尊严和民族气节使他下定决心，不给任何敌伪报刊写稿。
“我学英语从学英诗开始的。还没有学语法，先学背英诗。我读高中时，表兄进了大学英文系。他的课本英国文学作品选读和英国文学史都成了我的读物。我把英诗１００多首的题目抄在纸上，贴在墙上，然后用羽毛针远远地掷过去，看针扎到纸上的哪一题，便把那首诗找来研读。经过两年多时间，把１００多首诗都研读了一遍。然后选出我特别喜欢的诗篇，朗读几十遍、几百遍，直到烂熟能背诵为止。”屠岸说，读高三时，不顾功课，沉湎于写半通不通的英文诗。
一天，屠岸正在理发馆里理发。不知不觉地，他心中默诵起英诗。突然领悟到一句济慈的诗的意义，屠岸兴奋得从椅子上站立起来，大呼“好诗”！正在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