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褒贬不一，一方面热烈响应，反响强烈；另一方面，激烈反对，反响同样强烈。舒乙还因此“光荣地”获得了“爱国者导弹（捣蛋）”的外号，但舒乙坚信“说了不白说”。因为，他们的苦口婆心终于有了正面的实际反馈：北京市政府责成首规委、市文物局和市规划院限期制定保护古都风貌的规划，该规划几乎吸取了他们的全部建议。为此，舒乙曾激动地当面向市长们说：“我要‘叩头了’！”
风雨的浪沧，岁月的磨逝，使大多数的胡同和四合院失去了往日的光彩，但院落中的一砖一石却记录下了时代的变迁，唤起了人们对历史的追忆。漫步在这朴实而恬淡的胡同或小院中，细细品味散落院落里的生活情趣，你也许能领略到渗透在这小小胡同或四合院中的文化神韵。
舒乙：众人称甲的“爱国者导弹”（4）
不看他人脸色就是给自己“面子”
参观台湾戏剧博物馆的经历，对舒乙触动很大。他说，那里的收藏品并不丰富，而我们呢，剧团、演员、剧本都有，现在不做就丢了。“我们不应给子孙后代留下遗憾”。于是，在全国政协九届五次会议上，他提出建设国家艺术博物馆，但到今天依然没有下文。在舒乙的眼里，现代化、全球化带来了很糟糕的现状：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升，“但文化上却消灭得很厉害！”舒乙看着每年都有几十种地方戏曲在消亡，出于一种深沉的责任感而提出这个倡议。舒乙对一些行为深感悲哀：他曾经看过一场民族舞蹈表演，一个女舞蹈演员光着脚跳，而按道理她是应该穿着绣花鞋的，人家说她，她还很生气。“观念发生变化了！连自己都鄙视自己的文化了！”现在的曲艺，只剩一个相声了，别的可怜得很，有的连表演场地都没有了。“那可是千锤百炼才形成的文艺样式啊，多少的艺人，多少的文人、艺术家共同打造、历经数代，才得以形成的文化形式，就这样轻而易举地被消灭了！”舒乙对此表示忧虑。
一年，舒乙在法国国家图书馆考察，发现专门开辟有手稿研究阅览室。于是，他联想到自己工作的中国现代文学馆，“我们收藏了数以万计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的手稿，却基本无人利用。因为没有手稿学”。为此，他呼吁建立手稿学。
要建立手稿学，舒乙首先想到要由高等学校的中文系做起来。一要有人教这门课，有学生选修它；二要有硕士生、博士生对手稿方面的课题进行专门研究；三要有这方面的专著陆续问世，形成手稿学专著系列。“国外的手稿学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可以翻译一些他们的研究成果，看看他们的学科体系，看看他们的研究方法，看看他们的具体结论。试想，有时一本对某一部名著的手稿研究专著，竟会比那部作品本身还厚，那是何等精深的学问啊。手稿学既研究作品的形成过程、修改过程，试图解释作家的主观追求，又阐述研究者对作品的理解。”舒乙说，手稿学的研究成果，常带有惊人的震撼力，往往连作者本人都迫不及待地要读，因为作者主观意图和研究者客观分析是不相同的，甚至是大相径庭的，但因为言之有理，是对大家都有启迪的。
据悉：舒乙曾和姐妹一起将老舍《四世同堂》的原稿捐献给现代文学馆，很快被定为国家的档案遗产。“当时后方没有钢笔水，用毛笔，老舍先生能写一手漂亮的小楷。他的字写得又工整又漂亮，因为写得慢，所以就像抄稿一样漂亮，他自己也很喜欢。《四世同堂》手稿特别长，摞起来也有一尺多高，他走到哪里带到哪里，他自己也认为是很漂亮的东西。我们兄妹商量，认为这是民族的遗产，是一个时代的代表作，应该保存在环境更好的地方，就捐了出去。”
鲁迅先生说过这样的话：想知道该怎么写，要读名著；想知道不该怎么写，要念手稿。舒乙认为，手稿学不可或缺，不论对写作者，还是对阅读者。
赵朴初、叶至善、冰心、曹禺、启功、夏衍、陈荒煤、吴冷西、张志公九位全国政协委员在政协八届三次会议上提交提案，提出推行四书五经教育，以及老的文化传统不能断代，并确定圣陶学校的办学宗旨“以义务教育课程为基础，以传统文化素质教育为特色”。舒乙说，“五四”健将提出要恢复国学，本身就是一个有趣而深奥的现象。拿老舍来说，他最反对封建“那一套”，但他“那一套”比谁都棒。当初这些人力主打破传统，但打破得太彻底，文化反而出现断代危机，而他们自己，反倒成为受益者。１９９８年，舒乙等几位知识分子成立北京市圣陶实验学校，该学校在义务教育教学大纲之外，增加三成课程量，学习传统文化。
２００５年，北京市公交公司重新确定了１６６０个站名，拟重新调整其中３５个带“坟”字的公交站名。舒乙得悉后，表示强烈抵制改地名：“地名包括站名都属于老北京文化的一部分，这些名称背后都是一段历史。”舒乙告诉记者，比如现在的灯市口西街以前叫“奶子府”，这源于专供宫里的奶妈。有一个奶妈“奶大”的孩子做了皇帝，于是奶妈就有了显赫的地位，修了一个府，也就有了“奶子府”这个地名。民国初年很多人觉得“奶子府”难听，就把名字改了，以至于后来老百姓根本不知道它的历史背景。
舒乙：众人称甲的“爱国者导弹”（5）
“还有很多地名改得莫名其妙！”舒乙说，“以前有一个‘狗尾巴胡同’音译改为了‘高义伯胡同’，简直狗屁不通！”舒乙表示，地名是一种民俗文化，越通俗越好记，不能单纯为了好听更改。
在那次的“站名之争”中，也有不少人要求将以往所改地名逐个恢复。对此，舒乙认为，已经改了几十年的地名就没必要恢复了。他还表示，如果市民都举手赞成改某处地名也是可以考虑的，除了考虑京味文化以外，大家的感情也应照顾到。
十年前的一次北京市政协小组会上，舒乙痛斥“官本位”—————冰心先生因几十年前翻译了黎巴嫩大诗人纪伯伦的散文诗《先知》和《沙与沫》，黎巴嫩总统签署命令，授予她国家级勋章。授勋仪式上，主持人介绍贵宾，第三位才介绍冰心先生，而她正是授勋仪式的主角。第四介绍黎巴嫩大使和夫人，然后是各级官员，直到所有的官员都介绍完了，才开始介绍到会的著名作家张光年、王蒙、萧乾……舒乙对此十分不满。会后，记者朋友晚睛问舒乙能不能将刚刚的发言写成一篇文章。舒乙沉思了几秒钟，说“什么时候要？”“当然越快越好。”没几天，稿子寄过去了，舒乙在文中毫不留情地批评了“官本位”：“毛病出在不分场合不看具体情况一律以官位来排队，把它当成衡量事物的第一标准和唯一标准。这是个相当迂腐的坏习惯，不仅败坏风气，而且常闹笑话，完全违背了我们的干部行为原则，即不论多大的职位，都是人民的公仆。”
一次，中国作协机关处以上党员干部集中在北戴河办学习班。对于领导的发言，许多人都顺着领导人思路，表示赞同，或者就着领导的意思发挥，尽管个人方式不同。但大家为了这种任务式的学习，谁也不愿得罪领导。可是，舒乙却“不识时务”地提出了与领导相反的观点，而且理论联系实际，旁征博引，讲得有根有据，慷慨激昂，根本不顾领导的“面子”！
坐在前排专门来听大会发言的作协领导，脸色渐渐不悦。主持会议的作协机关党委负责人再也坐不住了，直跟舒乙使眼色、作手势……舒乙全看在眼里，但他一点也不停顿，反而口若悬河，越讲越激动，越讲声音越大！
这就是一个外表长得斯文、儒雅，但骨子里很有些文人的清高和桀骜的舒乙。他不迎合上头、不媚俗，不攀附权贵，不看别人眼色行事。看到舒乙书桌上的鲁迅著作，让记者觉得自己好像鲁迅先生的《一件小事》里的那个“我”，被他的高大“榨出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来”。一想起他当年因古城文化保护向市长大人抱拳“叩头”的场面与这次在作协会上不给面子的情景，记者十分感动：向市长“折腰”是一种睿智，不看脸色说话同样是一种高贵！
几个第一眼和几个最后一眼回首早年难忘的辗转岁月
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４日，２０世纪杰出的文学大师老舍不堪迫害，投北京太平湖自尽！文化界把老舍之死与屈原投江相提并论，认为是“文革”历史上最具英雄主义气概的抗争行为之一。
父亲的死给舒乙带来了巨大的伤痛。他在回忆的文章中写道：“那一夜，我不知道在椅子上坐了多久，天早就黑了，周围是漆黑一团。公园里没有路灯，天上没有月亮和星星。整个公园里，大概就剩我们父子二人，一死一活。天下起雨来，是蒙蒙细雨，我没动。时间长了，顺着我的脸流下来的是雨水，是泪水，我分不清。我爱这雨，它使我不必掩盖我的泪。我爱这雨，它能陪着我哭，我只是感到有点冷。……我摸了父亲的脸，拉了他的手，把泪洒在他满是伤痕的身上，我把人间的一点热气当做爱回报给他。”
或许在那个时候，舒乙想起了父亲留给他的第一印象。“我童年时代的记忆中第一次真正出现父亲，是在我两岁的时候……不过，说起来有点泄气，这次记忆中的父亲正在撒尿。母亲带我到便所去撒尿，尿不出，父亲走了进来，做示范，母亲说：‘小乙，尿泡泡，爸也尿泡泡，你看，你们俩一样！’于是，我第一次看见了父亲，而且明白了，我和他一样。”
舒乙：众人称甲的“爱国者导弹”（6）
老舍原名舒庆春，字舍予。“舍予，就是舍我的意思。”舒乙说，老舍先生把“舍我”作为自己的人生指南，并在这条路上坚定地走了一辈子。老舍是“文革”之初中国作家舍身殉难第一人，直至１９７８年６月３日才举行骨灰安放仪式。两个月后，邓小平同志曾在胡絜青的上书中批示：“对老舍这样有影响的有代表性的人，应当珍视，由统战部或北京市委作出结论均可，不可拖延”，为沉冤九泉的“人民艺术家”彻底平反一锤定音。
１９３５年，舒乙出生于山东青岛，那时老舍在国立山东大学（前身为齐鲁大学）文学院任教。舒乙出生之后的第二年暑假，老舍辞去了山东大学的教职，开始了他自由的作家生涯。家里就是父亲的工作和写作环境，父亲进入工作状态后，特别严肃。老舍要求在他写东西的时候，家里要非常安静。舒乙从小遵守着规矩，只要爸爸在写作，他就不出声。
说到“舒乙”这个名字的来由，他笑了笑：“有来由，来自３个方面。我的姐姐生在济南，叫舒济，但上学时才发觉这个繁体的‘济’字太难写。这时，父母特别后悔。到第二个孩子出生时就决定不再犯同样的错误。所以到了我这儿，就极左一下，一笔。‘乙’，有第二的意思，我是老二嘛，甲乙，对吧？还有一个缘由，我出生的那一年，乙亥年，属猪的。我这个名字很少重名，到现在还没碰到第二个跟我一个样的呢。”
１９３７年“七七事变”爆发之后，彻底改变了老舍之前的平静生活，他离开家人，从济南只身去到武汉和重庆。那时，舒乙刚刚两岁多。“我们呢，因为太小，３个孩子，最大的４岁，我是老二，两岁，还有一个刚生出来，那么３个这么幼小的孩子，走在路上肯定是很危险的，所以呢我们就滞留在济南，跟妈妈一起，就等于是跟父亲分开了。”
１９４３年，抗战期间的形势依然严峻，兵荒马乱之间，饥荒又接踵而至。当时舒乙的母亲胡絜青，带着舒乙和他的姐妹们踏上了去重庆投奔老舍的艰难旅途。“６年后才再见上这一面。等见到他的时候，就发现他面色很苍白，已经变成了个老人似的，其实他还不到４５岁。他是很喜欢孩子的，看到我们自然是很高兴，但是也烦恼，要养活这么多人啊，他完全是靠写作，就是等于生活更加困难，要养活我们，要关心我们上学，其他的好多杂事儿就要堆上来了，等于拖家带口了，挺难的。为了缓解家里的生活压力，这一年底，妈妈在编辑馆里找了个工作。”
舒乙曾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说：“‘慈母’这个词讲得通，对‘慈父’这个词我老觉着别扭。依我看，上一代中国男人不大能和这个词挂上钩，他们大都严厉有余而慈爱不足。我的父亲老舍，既不是典型的慈父，也不是那种严厉得令孩子见而生畏的人，所以是个复杂的父亲。”
老舍对子女的学习采取了一种绝对超然的放任自流的态度，从未过问孩子的成绩，也没辅导过孩子功课。他表示赞同的，在当时的舒乙看来，几乎都是和玩有关的事情。他很爱带舒乙去拜访朋友、坐茶馆、上澡堂子。走在路上，总是他拄着手杖在前面，舒乙紧紧地跟在后面，他从不拉舒乙的手，也不和舒乙说话。舒乙回忆说：“我个子矮，跟在他后面，看见的总是他的腿和脚，还有那双磨歪了后跟的旧皮鞋。就这样，跟着他的脚印，我走了两年多，直到他去了美国。现在，一闭眼，我还能看见那双歪歪的鞋跟。我愿跟着它走到天涯海角，不必担心，不必说话，不必思索，却能知道整个世界。”
１９４５年抗战胜利之后，老舍本希望能够回到北平，但在此时，曾经工作过的山东大学向他发来了聘书，而几乎与此同时，美国也向他发出了访问邀请，两相权衡之后，老舍于第二年的３月去了美国。老舍未曾料想，这一次滞留竟会是前后３年多的时间。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新中国成立后，国内召开了第一次文代会。会议期间，周恩来总理亲自向老舍发出了归国邀请。这一年１２月９日，老舍从美国回到了自己的祖国。第二年春，老舍一家人从重庆搬回了北京。“又过了这近４年，再见到他到前门火车站去接我们。这个时候就显得更老了，就好像完全是个老人了，但是呢，他情绪比那个时候好多时。我们从火车上下来时，他一一地给我们打招呼，胡噜我们的脑袋，但是到我下来的时候，他突然把手伸出来———舒乙，你好。着实把我吓了一大跳，因为在这个以前啊，我在家里永远是叫我小乙，小名，叫舒乙，很正式的；第二呢，从来没有人跟我握手，一个小孩子谁来跟你握手啊。他完全是一种洋式的，西方的这种，好像你已经是大人了，你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咱俩是平等的，我尊重你，向你这样打招呼，我一下就觉得我好像是长大了吧。”
舒乙：众人称甲的“爱国者导弹”（7）
２００５年４月，舒乙应山东大学之邀出席“《世纪回响》———山大知名人物系列纪念活动”。舒乙深知父亲对这个曾经任教数年的城市的眷恋，所以每次到济南来都要去大明湖、趵突泉、山东大学西校区（原齐鲁大学）走一圈———这些都是老舍曾经在文章里描写过的地方，雷打不动、决不改变。
今日的山东大学西校区、昔日的齐鲁大学校园里，绿油油的枫树已经高大得足以遮天蔽日，阳光能透过树叶中的一点点缝隙泻下来，在石板路上留下斑斑驳驳的碎影。舒乙抚着大树半天说不出话来：“就和老舍先生在文章里写的一模一样，‘那几条白石凳，上面有枫树给张着伞，便成了我的临时书房。手里拿着本书，并不见得念；念地上的树影，比读书还有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