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凳，上面有枫树给张着伞，便成了我的临时书房。手里拿着本书，并不见得念；念地上的树影，比读书还有趣……’”
不“认”父亲的孝子，半路出家研究“先生”的“空白”之谜
１９５３年，中国急需经济建设人才，毛泽东作出了一个决定：送大批大学生到苏联留学，学习各个专业，只要是苏联有的科系全都学。于是，在此后的连续３年中，每年都有３０００多个学生被派往苏联各个高等院校。１９５３年６月毕业于北京二中的舒乙，于这年９月成为当时那一万多名留苏学生的第一批成员。
父亲是大文豪，母亲是名画家，舒乙最早从事的却是化工，他说他读大学的时代，最时髦的就是地质、冶金、化工、石油，所以家里的４个孩子学的全是理工，“父母一点都没反对，觉得很有实际的用途，认为应该服从国家需要，选一些当时国家最需要的专业来学习”。当回忆到老舍先生由于听不懂他们的理科术语、无从插话而作《可喜的寂寞》时，舒乙露出了由衷的微笑……
舒乙被分配到列宁格勒基洛夫林业工程大学，学习林业化学工艺专业。１９５９年，他学成回国，分配至中国林业科学院从事科研工作。１９６０年入林科院南京林产化学工业研究所，主持一项具有“战略储备”意义的“国家重点研究项目”———从林木废料中制取酒精和酵母。１９７８年调北京市光华木材厂当工程师，后晋升为教授级高级工程师，领导科研室和中心实验室，荣获全国总工会颁发的“技术革新全国先进单位”称号。在林产化工口，他度过了将近２０个春秋，直到１９７８年这一项目下马。
“文革”结束后，老舍成为中国现代文学重点研究的对象。于是，就有很多人来找舒乙，请他协助研究老舍。因为在老舍６７年的生命里，由于各方面原因，不为外界所知的“空白”竟占了３０多年。这３０多年“空白”分为三大段：第一段是在老舍２４岁当作家之前，他那时是个穷人，没有家谱，文字记录非常少；第二段是１９２４年到１９２９年，老舍２５岁时去了英国，在伦敦大学教了５年书，别人对这段历史也不清楚；第三段是１９４６年到１９４９年，老舍在美国，由于新中国成立后紧接着就爆发了朝鲜战争，中美两国一直势不两立，老舍也就一直没提在美国的事。
填补父亲留下的历史“空白”，自然是做儿子的义不容辞的责任。１９７８年，舒乙写出了他的第一篇作品《老舍的童年》，解开了老舍研究问题上的一些谜团。当时这方面的材料很少，最详细的记载只有４行字，但还有一批与老舍同时代的人活着，舒乙用了几年时间采访了１００多人，“居然可以将他的空白按年份做出补充。我有两种做法，一种是将这些素材，简单加以整理，提供给别人；另一种是我干脆自己将这些写出来，于是我拿起笔。由于散文不同于报告文学，文字比较活泼，比较抒情，可以加很多个人的因素进去。所以我决定用散文的方式写‘老舍的童年’”。作品在《人民日报》连载后，很受欢迎，很多人给他写信。
命运确实会开玩笑，让这位文豪之子在埋首实验室搞了半辈子林业化学研究后，４３岁时竟被“拉”进现代文学的殿堂，开始文学写作。这些年来，他陆续出版了《父亲最后的两天》、《散记老舍》、《老舍和朋友们》和《我的风筝》、《小绿棍》、《梦和泪》等１０多部著作，成为当代著名的作家和老舍研究专家。舒乙深爱着自己的父亲老舍，非常以他为自豪。对老舍的许多著作，他都能背诵如流；他自己的作品，也有很多是写老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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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乙：众人称甲的“爱国者导弹”（8）
在谈到父亲的时候，舒乙几乎句句以“老舍先生”相称；但对母亲胡絜青，他称的是“妈妈”或“母亲”。问到他为什么这样称父亲，舒乙说自己１９８４年从文以来，是以一个研究者的身份来审视父亲，称其先生而不称父亲，是要将父亲拉远，客观地从一个研究者的角度来研究他。另外，“先生”是别人对老舍的尊称，所以他也从众，称其为先生。
辽宁省辽阳市教育局离休干部梁廷信，系辽阳市满族联谊会常务会长。梁廷信离休后，开始着手编写《辽阳满族历史文化志》。２００２年春，梁廷信将《辽阳满族历史文化志》手稿拿到辽宁省原副省长朱川家中，请他帮助修改。朱川在读完《辽阳满族历史文化志》后，建议梁廷信将辽阳籍的文化名人写进去。交谈中，朱川告诉梁廷信，应该考证一下老舍的祖籍，因为据朱川回忆，老舍夫人胡絜青生前曾告诉他，老舍祖籍很可能在辽阳。
从朱川家中回来，梁廷信便投入到了对老舍祖籍的研究工作中。寻访中，梁廷信了解到，上世纪９０年代初，舒乙曾到后金故都辽阳东京城访祖，并写出了《老舍早年年谱》续篇———《古城墙上的一棵小枣树》。在文章中，舒乙提到，老舍是满族舒穆禄部的后裔。老舍这代是“庆”字辈，哥哥叫“庆瑞”，老舍叫“庆春”。舒乙考证的《八旗满洲氏族通谱》记载：“舒穆禄部最有名的人物叫杨古立，是清朝的开国元勋之一。舒穆禄氏的后代多分布在辽宁辽阳地区和北京等地”。舒乙还考察了杨、徐、舒、宿４个名姓的满族人残存的家谱，最后一代几乎都是“庆”字辈。而舒穆禄氏大家族在一次内讧后，老舍的父亲舒永寿从这一支分出迁往北京，亲戚间从此也不再往来。
舒乙的文章令梁廷信很受启发。他先后前往抚顺、沈阳、承德、北京等地考察舒穆禄氏家族繁衍。几经周折，梁廷信最终在辽阳市新城村找到了答案。新城村有位７８岁的老人名叫徐光秀，也是满族，并与老舍同是舒穆禄氏家族的后裔。徐光秀告诉梁廷信，满清时舒穆禄氏是一个大部族，他曾听长辈讲过，舒穆禄氏部族迁到辽阳东京城（辽阳新城村）一带，属于正红旗。
根据徐光秀老人介绍的史实，梁廷信又考证了清代满族的姓氏。研究中，梁廷信发现，满族人姓氏在清代多是按部族居住地名字定姓。上世纪初，满族人的姓氏又发生了变化。有的冠上翻译成为汉姓，有的将其祖父或父亲名上第一个字为姓，或者找一转音的汉字冠为姓，而舒穆禄氏部族主要以杨、徐、舒、宿为姓。从梁廷信对辽阳新城地区舒穆禄氏后代的走访和大量资料中可以判断，老舍的祖籍很可能就在辽阳。这一结论现在也得到不少专家和学者的认可。接受采访时，舒乙认为辽阳有可能是老舍先生的祖籍，也有可能是黑龙江人。
舒乙是老舍之子，也是一个老舍研究者。他认为，“老舍先生的投湖是必然”。对此舒乙分析道，老舍先生作品中好人自杀的多，而方式多是投水。此外，１９４１年日本人围逼重庆时，老舍就意欲投嘉陵江，有老舍写给王冶秋的信为证。老舍在信中说：“我看不出能再向哪里跑，而且跑也没有用，好在嘉陵江又近又没有盖儿。”
至于老舍为什么选择太平湖作为自己的人生终点，舒乙认为，太平湖位于北京旧城墙外的西北角，和西直门大街西北角的观音庵胡同很近。而观音庵胡同曾是老舍先生母亲晚年的住地。“老舍先生是去找自己可爱的老母了。”
关于老舍的最后一天，舒乙回忆道，那天清晨一大早，父亲就把母亲支出去了。当时，父亲对母亲说，“你去上你的班，不要管我”。母亲走后不一会儿，父亲也出了门。出大门前，父亲拉着３岁小孙女的手，说：“和爷爷说再———见———！”这一幕与老舍作品《茶馆》的结尾几乎一模一样。舒乙说：“老舍之死是场悲剧。他的‘舍予’反抗精神，他的悲壮气概，在那非正常的特殊条件下，有着巨大的震撼力量。他的死，向世人抛出了一串大大的问号和一串更大的惊叹号。”
舒乙：众人称甲的“爱国者导弹”（9）
舒乙提到父亲笔下的老北京，说到：他笔下有着最地道的老北京，这和他是满族很有关系。清末民初的每个旗人，都会养花、养狗、养马、养鸽子、养蛐蛐，都会骑马射箭，都会舞枪弄棍，都会拳术，都是美食家，都懂各种礼仪……老舍先生熟悉老北京和满族人，所以写出来的东西就特别真，特别乡土。
“老舍先生的作品，我看有１１部半是他的代表作，那半部就是《正红旗下》。他的作品好多属于‘隐式满族文学’。他没有正面描写过一个满族人，其实他写了大量的满族人。祥子，我分析了，他不是满族人，而是河北乡下人。”在文学研究中，舒乙把工程的分类法、统计法运用上了，发现老舍留下的２５０万字的长篇小说中，以北京为地理背景、风土人情的有１５０万字。他运用理工统计方法统计出老舍全部作品中共出现２４０多个地名，９５％都是真实的。“这些地名从地图上标出来，会发现全部在北京的北角，他小时候就出生在这边。”舒乙从地名的分类和功能研究老舍身世的关系，有关研究文章在老舍学术研究会议上宣读后引起大家的兴趣，有人将此命名为“文学地理学”，由此派生出很多这方面的研究。日本研究老舍的中山矢子教授看了舒乙写的关于《骆驼祥子》中祥子拉车路线的研究，率队由舒乙陪同走了５次祥子的拉车路线。“老舍先生的作品改编为影视剧的最多，改得较好的有《离婚》、《四世同堂》，有些本来只可改为１０集，结果大量注水，拉得很长，他们追求的是广告。”
舒乙原本学的是理工科，４３岁才开始写作，发表了不少散文集。在这些散文集里没有过多的华丽之辞，但平凡的语句中却倾注了深厚的情感。他的散文以真实的素材为基础，传达了他对生活的观察和思考。复杂的经历，细腻的感情，生活中的真实，在他眼里，处处皆精彩。
“散文一定要记录有意思的事情，如果不是特别让人感动的事情或是流水帐式的东西，宁愿不写。散文一定要有感而发，某种程度上，散文家不仅是文学家，还是思想家、抒情家。”他强调，散文还要运用技巧加工，而不是一些未经加工的语言碎片。他的风格是，用最普通的话语，加工而不着痕迹，读起来自然，琅琅上口，但不追求文字的华丽，“瞧之无花朵，点点现花香”，以生动活泼见长。
解密扑朔迷离的中国诺贝尔文学奖
诺贝尔文学奖与中国作家一直是媒体热衷炒作的话题，“谁谁被某某推荐为候选人了”，“谁谁有可能今年问鼎了”，“谁谁早就该获奖了”，“不要把诺奖当回事”，“那只是几个不懂中文的瑞典老头子私下攒出来的”，“诺奖有强烈的政治倾向”等等，总是不绝于报端。有许多中国作家不管出于何种心理，骨子里都有一种浓重的诺奖情结。采访中，记者就一时社会上曾传闻“老舍曾被授予过诺贝尔文学奖”一事求证舒乙。
“我其实不是很愿意说这件事，因为没有过硬的档案材料来证明。”舒乙说，中国作为文学大国，始终没有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其原因除了政治偏见以外，还因为中国作家的作品被翻译成外文的太少，在交流上存在着技术上的难题。而老舍当时在中国作家中恰恰是作品被译介最多的，连瑞典文的也有。另外，诺贝尔文学奖评选程序也很复杂，先是由国际著名学者进行提名，被提名者可能有几百人，然后层层筛选，最后剩下５位候选人，再由评选委员秘密投票，得票最多的就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老舍在１９６８年被提名，到了最后５名还有他；秘密投票结果，第一名就是老舍。“但是在１９６８年，中国已经进入了‘文革’高峰。各国谣传老舍已经去世，瑞典就派驻华大使去寻访老舍下落，又发动其他国家进行联合调查，中国官方当时对此没有答复，瑞典方面断定老舍已经去世。由于诺贝尔奖一般不颁给已故之人，所以评选委员会决定在剩下的４个人中重新进行评选，条件之一，最好是给一个东方人。结果这一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成了日本的川端康成。”
舒乙：众人称甲的“爱国者导弹”（10）
舒乙清晰地记得，前日本老舍研究会会长藤井荣三郎，曾于１９８１年４月受该会的委派，专程到北京，向自己与母亲胡絜青通报：１９６８年，川端康成获得诺奖从瑞典载誉回到日本以后，受到盛大的欢迎。据参加庆典活动的瑞典驻日本大使披露，当年的诺奖原是要授予中国的文豪老舍，后考虑到中国处于“文革”，对中国的印象很差，加之又经查此人已经去世，而诺奖只授予在世的人，于是授给了日本国际笔会的一位叫川端康成的作家。舒乙说：“我知道这些情况，但瑞典诺贝尔文学奖的档案没有解密，所以不能证实。关于这个问题我曾经跟瑞典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委员会委员之一马悦然交流过，他是唯一懂中文的评选委员。可是他对此断然不承认，表示不可能，后来我才知道他是###的，在政治上有偏见，他的太太是台湾人，他评选是不会评主旋律作品的，与他们的立场有关。”
同时，舒乙还向记者讲述了一些并非题外的细节：梁实秋去世后不久，他的###韩菁青到北京探望冰心，当时舒乙在场。梁夫人当时说，梁实秋生前交代，等自己百年之后，让她到北京，只转告冰心和老舍的家人一句话，即在梁的眼里，中国的现代作家中只有一个人有资格获得诺奖，那个人就是老舍。“作家朱光潜先生，他也曾说过中国能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只可能有两个人，一个是老舍先生，一个是沈从文先生。”
１９８０年，挪威汉学家伊利莎白？艾笛因研究萧乾的小说《梦之谷》，开始与萧乾通信。次年秋，伊利莎白？艾笛访华，拜访萧乾。谈话时，伊利莎白？艾笛向萧乾及其夫人文洁若透露：当年，本来已决定把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中国作家老舍，然而查明老舍确实已去世，而按照规定，诺贝尔文学奖是只颁给仍在世的人的，所以就给了另外一个人。文洁若“情不自禁”地很快将此事告诉了当时与她同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的舒济，还“给她写了一份不足４００字的书面材料”。后来，记者在专访文洁若时，她承认有这么一回事，“不过西方人是成心的，人一死就说要给奖，沈从文不也是这样吗？要说真想颁奖，为什么不给还在世的巴金呢”？
另悉：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员傅光明也曾就此采访过不少相关证人，可是他得到的结论仍是一个谜。
完成一代宗师的“人生最后一件大事”
２００５年１０月１７日晚７时０６分，一代文学巨匠巴金走完了他人生的最后历程，安然辞世。
大师离去，各界阵痛。得知巴金不幸逝世的消息后，中国现代文学馆连夜布置了一个吊唁堂。一幅大大的遗像悬在大厅中央，照片里的巴金，依然显得那么慈祥睿智，仿佛在静坐沉思，又似在谆谆教导。是的，他永远面带微笑，他对国家抱有无限的信心，他是中国文坛的一座山，他甚至是文学的代名词。巴金这个名字，在普通读者心中重如泰山，在作家们的心目中，更有着无比崇高的地位。遗像两边，摆满了吊唁花篮。
舒乙回忆说：“文学馆和巴老的渊源很深，当初就是他６次写信给中央领导，倡议建立这个文学馆，并且担任了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