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他是受党中央的委托，还得照办啊！否则，就成了各行其是。”
由于在前方直接指挥作战的朱德、周恩来同在后方的博古、李德等意见一直不能取得一致，李德便以统一前后方指挥为名，建议并经中共中央局决定，取消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和红一方面军司令部的名义和组织，将“前方总部”撤回瑞金，并入中革军委，由中革军委直接指挥中央苏区的各军团和其他独立师、团。虽然朱德在名义上仍担任中革军委主席，周恩来、王稼祥为副主席，但他们的实际权力已被剥夺，部队改由博古、李德直接指挥。于是，1934年1月初，朱德和周恩来不得不率红军前方总部返回瑞金。
博古、李德直接控制红军指挥权后，在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遭到碰壁时，又转而实行防御中的保守主义，对四面包围的敌人处处设防，节节抵御，“以堡垒对堡垒”，进行“短促突击”，进行徒劳无益的战斗。到了8月，红军的北部防线被突破，东线被打开，西线和南线也愈加艰难。在四面告急的局面下，李德无计可施，抱病躲避，朱德毅然担负起支撑整个战局的责任。
由于李德不再过多干涉前方战事，使朱德有可能部分地改变消极防御的错误战法。9月初，朱德指挥红一、九军团等部，发挥红军打运动战的特长，在东线取得温坊大捷，歼灭敌东路军李延年纵队两个师的4000余人，缴获大批武器弹药。这是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打得最好的一仗，使苦战一年的红军得到最大一次补充。
博古与李德控制红军指挥权前后（5）
但是，个别的胜利已无法挽回整个指导错误所铸成的大局。到9月中下旬，中央苏区已缩小到只有瑞金、于都、石城、长汀等几个县。
陈毅在高兴圩的战斗中身负重伤，朱德和康克清都很挂念。一天，陈毅躺在一副担架上被抬到红军总司令部作战室，见康克清站在旁边，陈毅微笑着对康克清招招手。陈毅对朱德说：“我请求跟红军一块走，因为已经到了红军主力非转移不可的时候了。总司令，我正式向你提出，请求跟红军主力一起突围。我的伤很快就会好，我还要继续指挥作战，请不要把我留下。” 康克清听到这里，不由得泪水涟涟。
朱德等陈毅讲完，问起他的伤情。陈毅是被炮弹炸伤的，伤在屁股和大腿上，流了不少血。经过手术，取出几块碎片，打上石膏绷带，医生说，不久就能恢复行走。陈毅说：“总司令，我怕做了决定再说就晚了，所以叫担架抬到你这里，这样做不算过分吧？！”朱德听了，心里很不好受，背过身子半天没有说话。
一想到红军和苏区人民经过千辛万苦、千难万险创造出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将要不得不放弃，一想到将要告别这片被烈士鲜血染红、被战火烧焦的红土地，朱德的心情十分沉重，对“左”倾教条主义者在军事上的瞎指挥表示忿懑……
过了几天，中央终于下达了“准备出击”的命令。虽没有明说突围，康克清心里清楚，该摆脱坐以待毙的局面了。她对朱德说：“是不是他们开始接受教训了？”朱德苦笑了一下，说：“博古还是博古，李德还是李德，我看不出他们有什么变化。”
朱德在屋子里踱步，走到康克清身边低声说：“这一次，他们总算让毛泽东同志一起走啦。只要有毛泽东同志，我们总会有希望的，朱毛不分家嘛！”
“听说反动派到处在悬赏捉拿你？”康克清问。朱德提高声调说：“毛泽东同志虽然暂时离开了红军，敌人依然把我们两个人看作红军和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他们悬赏捉拿我们，悬赏的价格好像一再提高，从5000元提到5万元，又提到10万元，现在好像又提到了每人25万元了。这样很好嘛！我在国民党银行的存款已经有25万元了。”
康克清问起陈毅的事，朱德摇摇头：“已经决定他与项英留下，他们率领红军16000人继续在苏区坚持斗争，无法改变了。”
过了一会，朱德对康克清说：“部队将进行大的战略转移，你的准备做好了吧？”康克清心里不是滋味，只知要转移，至于到哪里也不清楚，什么时候能回来更是不知道，于是问：“转移到哪里去？”朱德考虑了一会儿，还是没有说。
对于这个问题，人们已经议论纷纷。有人猜测将去湖南，有人猜测要去江西的另一个地区，有人认为可能去贵州，也有人认为可能去云南或四川……人们认为康克清和总司令生活在一起肯定会知道的，就拐弯抹角地向她打听，她只能苦笑着摇摇头。她确确实实是无可奉告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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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义会议上的失声流泪与声色俱厉（1）
1934年10月10日晚，蜿蜒的山路上，一条见首不见尾的火龙缓缓向西游动。原来是红一、三、五、八、九军团及中共中央、中央政府、中革军委机关及直属单位组成的中央纵队、军委纵队，共86万人，被迫踏上了悲壮的战略大转移征程。
红军要走了，男女老少的老百姓赶来了。乡亲们把一双双草鞋、一只只斗笠、一把把雨伞、一个个鸡蛋……送到即将离别的红军战士手里。一时，叮嘱声，夹杂着哭泣声、祝福声……
队伍之中，只见挑着各种物资的担架队，驮着辎重的骡马队，由数人抬着的笨重机器，骑在马上的官长，躺在担架上的伤病员，几十名妇女组成的特殊连队首属相衔，冗赘不堪。披挂齐整的红军战士，夹护在带着“坛坛罐罐”的队伍两翼，形成甬道，亦拉不开前进的步幅。
朱德身着一套褪了色的灰军装，脚踏草鞋，走在司令部队伍的最前面。出发前，组织上给少数中央领导人配备了担架、马匹和文件挑子，朱德虽然年已48岁了，但为着节省出几名强壮士兵去充实作战部队，他既不要担架，也不要文件挑子，只要了两匹马，一匹供骑乘用，一匹驮行李、文件。
康克清看到朱德年龄不轻了还同红小鬼一样跋山涉水有些心痛：“一晃你是奔50的人了，组织上派给你的担架不要，两匹骡子除一匹驮文件，那匹也最终留给我收容伤员，这样长途行军……”朱德听后，说：“放心，我命贱。这双脚板儿越走越精神。徐老、董老、谢老他们怎么样？”
康克清说：“都好，谁也不甘落后，还争着照顾伤病员呢。”朱德笑开了：“革命之大幸啊！”远处，响起了急促的枪声，火龙顿时消隐在苍茫的夜色之中。
红军主力10月18日由于都南渡赣水后，按照朱德发布的突围作战命令，于21日晚从赣县王母渡至信丰县新田之间突破国民党军队的第一道封锁线，再过信丰河，向湖南、广东边境转进。部队在五岭山区的坎坷山路上缓缓西进，到11月8日全部通过敌军在汝城至城口间的第二道封锁线，进入湘南地域。
在通过湘南郴州和宜章之间的第三道封锁线前，朱德曾几次电令林彪率红一军团抢占粤汉铁路东北约20里处的制高点九峰山，以掩护中央纵队和各军团从九峰山以北安全通过，但林彪不顾大局，企图拣平原走，一下子冲过乐昌。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坚持要执行上级命令，最终说服了林彪，派出有力部队抢占九峰山制高点，保证了红军左翼的安全。
第三道封锁线被红军突破后，蒋介石看清了中央红军主力西征的意图，全力加强湘江的第四道封锁线。他任命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指挥西路军和北路军的薛岳、周浑元两部共16个师的兵力加紧“追剿”；同时，命令粤军陈济棠、桂军白崇禧各率主力部队扼要堵截。国民党各路重兵云集湘江沿岸，企图围歼红军于湘江以东地区，局势异常严峻。
在一个农家小屋所设的临时指挥部，昏暗的灯光下闪现着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博古、李德等一张张思索而不无忧虑的脸。朱德讲话时，伍修权在一旁小声地为李德做着翻译。房东大娘和她的儿媳为在座的每人送来一碗热腾腾的姜汤并一个烤红薯：“趁热，吃吧，幸好藏在地窖里，才没被那帮白匪抢走。”朱德手里拿着红薯，心里涌起一股莫名的酸楚。
小屋外，伫立路上的红军战士人不解甲，马不卸鞍，原地待命。一位拉着马尾巴的红小鬼竟然站着打起了呼噜。远处的枪声渐次稀疏……
“我看，只有甩掉坛坛罐罐，快速赶赴渡河点，强渡湘江。”朱德说。周恩来接着说：“我同朱老总的意见完全一致，我们不能再坐失良机呀。”架着眼镜，一副文质彬彬的博古，说话十分武断：“不行，不能更改中央的决定！那些兵工、印刷、造币、医疗设备物资是我们付出极大代价从敌人手中夺过来的，万不可因为暂时的困难，扔掉革命的本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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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义会议上的失声流泪与声色俱厉（2）
朱德一听可气了：“革命的本钱是人，不是物！”博古还想反驳，被朱德用平和的语气打住：“同志哥，为了这些劳什子，我们会断送多少将士的生命，你想过没有？”
李德又端起他那居高临下、唯我独尊的架子，一开口便训人：“革命哪能没有牺牲？列宁说‘布尔什维克的每一个胜利都是用鲜血浇铸而成’，为了战略转移取得成功，无论付出多大代价也在所不惜。”这时，无线电话务员报告：“朱总司令，先头部队已将堵截的敌人击溃。”朱德下令：“部队继续前进！”
众人离开小屋。朱德走进房东灶屋，只见老大娘一家五口挤坐在柴禾上，默默无语。朱德转身回来，从警卫员身上取下一个米袋，悄悄地放在室中桌上。
11月27日晚，红军先头部队顺利渡过湘江并控制了界首至脚山铺之间的渡河点，后续部队却不能及时跟进过江。整个红军队伍前后相距约200里，特别是庞大的中央纵队和军委纵队共14万多人，有1000多副担子，被各战斗部队夹护在约100多里长的狭窄甬道里，缓缓地向湘江前进，每天只能走四五十里。由于红军先头部队已突破湘江，湘、桂两省国民党军队纷纷向红军渡江地段扑来，在飞机配合下发动猛烈攻击，企图夺回渡河点，把红军围歼在湘江两岸。
在大崖洞临时指挥部，朱德指着铺在地上的军事地图，向周恩来、王稼祥、博古、李德做着敌情分析和战斗部署。在这种险恶的处境下，原来高傲自信的李德一筹莫展，而朱德临危不乱，同周恩来等一起，指挥各战斗部队顽强抗击敌军，掩护中央、军委纵队渡江。
周恩来说：“正如朱老总所分析，情势万分危急，我们已没有犹豫和选择的余地，必须甩掉坛坛罐罐，争取分分秒秒，保证中央红军和红军主力尽快渡过湘江！”胳臂上受伤，缠着绷带的王稼祥以十分诚恳、坚决的语气对朱德说：“过去的一切争论都该结束了，因为血的教训和无可辩驳的事实已经说明了一切。在这红军生死存亡的关头，朱老总，你就果断地布置和指挥吧，我支持你，如果错了，算我王稼祥一份！”朱德用眼神征询博古、李德的意见。李德无可奈何地摊了摊手，博古心情沉重地说：“我同意稼祥同志的意见。”
朱德转身走向无线电报话务员：“现在，我命令——”
立刻，脚山铺红一军团指挥所内，政委聂荣臻接到朱德发来的电令：一军团必须坚决抵抗沿桂黄公路向西南前进之敌；军委及湘江以东各部队将星夜兼程过河。红一军团长林彪对话务员下令：命令各师团坚守阵地，寸土必争，就是用我们的尸体也要为红星纵队铺设一条前进的道路！
行军路上，红军已由夜行军改变为昼夜兼程，将士们几乎是一路小跑前进。走在队伍前面的朱德，利索地跃上路旁一个小坡，用望远镜观察，宽阔的湘江已隐约可见。朱德指挥、催促经过跟前的队伍：“快，紧跟上。搬不动的家伙，扔掉！”他看见后面四个战士抬着一台发动机，行动迟缓又吃力，便跳下土坡，快步到发动机旁，命令战士：“甩到沟里去。”朱德同战士一起将机器推下沟去……
由于前期行动迟缓的庞大辎重队伍改变了整个行动计划，队伍冒着敌机的扫射前进。离浮桥稍远些的浅水处，成百上千的红军战士在涉水渡江。东岸等待渡江的已是人山人海，后续部队仍像潮水般涌来。在这里，不得不与敌人展开一场新的战斗。
这时的湘江渡口，几十架敌机轮番轰炸，炮声轰鸣，炸弹在江中掀起巨大的水柱。红军战士的鲜血染红了碧蓝的江水，道路旁到处丢的是出发时好不容易从瑞金抬来的各种机器物品。大火在燃烧着，江面渡口一片混乱，战士们争先渡江，枪声、炮声、人叫、马嘶，交织在一起。
桥头堡上，朱德用望远镜观察渡江情况。尽管渡江队伍加速了，也有序些了，但敌机的轰炸、扫射更加密集。无数红军在过江前、过江中、过江后中弹倒在血泊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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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义会议上的失声流泪与声色俱厉（3）
经过四天四夜血战，红军终于渡过湘江，但整个部队由出发时的8万多人锐减至3万余人。
湘江两岸，滔滔江水泛起殷红的血光，累累的英烈尸骨横列两岸。硝烟未尽，悲壮惨烈。朱德脱下军帽，沉重发誓：“苍天在上，湘江为证，我朱德将永志民众英魂，不负万千先烈，毕其一生为人民利益奋斗不止，忘记了这一点，就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
12月10日，红军攻占通道县城。按照原定计划，中央红军主力将由这里北上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但这时国民党军队已了解红军的意图，预先在通往湘西的道路上布下相当于红军兵力五六倍的重兵，张开口袋等候红军钻入。在这个关系到红军命运的关键时刻，毛泽东提出绝不能往这个口袋里钻，主张放弃原定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较为薄弱的贵州前进，力争在运动中打几个胜仗，以扭转红军突围以来的被动局面。于是，中央几个负责人在通道临时开了一次紧急会议，对此做出决定。会后，朱德命令各军团、纵队“迅速脱离桂敌，西入贵州，寻求机动”。
红军突然折入贵州，出乎蒋介石意料之外，一下子就把十几万敌军甩在湘西，赢得了主动。15日攻占黎平后，部队得到了两个月连续行军作战中的第一次休整机会。但是，转变战略方向问题虽在通道会议上提了出来，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博古、李德不顾国民党重兵仍在湘西的实际情况，依然主张从黎平再北去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于是，中共中央政治局18日在黎平开会，讨论红军今后的战略方向问题。
这次会议显然比通道会议开得从容，因此大家都有机会坐下来各抒己见。毛泽东这次不仅讲了红军进军路线，同时还提出在川黔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建议。会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朱德非常赞成毛泽东的意见，和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等多数人站在一起，否定了博古、李德要中央红军去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错误主张。
这以后，中央红军向黔北重镇遵义直进，于12月底到达乌江南岸瓮安县猴场一带。野战军司令部开始部署强渡乌江的战斗。这时，博古和李德仍对黎平会议的决定持不同意见，再次主张不过乌江，回头东进同红二、六军团会合。
于是，1935年1月1日中央政治局在猴场召开会议，对博古、李德提出批评，决定强渡乌江，并通过《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