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事让朱德知道以后，立即把身边的工作人员召集到一起，语气坚定地说：“房子不能换，我就在这儿办公。”接着和缓地对大家说：“你们注意到没有，这老乡家有两位老人，有小孩，还有个快要生孩子的儿媳妇，住房并不宽敞，他们能腾出这么一间房借给我们，已是尽了最大的力了。我们不能再为难人家了。再说，我们有这么一间房居住、办公，比当年过雪山草地时睡在野外、在破篷布下办公强多了。咱们部队每到一地，不能向老乡要这要那，而应想着为他们谋利益、创造方便才对，时刻把人民的疾苦放在第一位才对。”同志们听后，默默点头。
第二天，朱德身边的工作人员为老乡修补了这间破旧的房屋，随后随总部转移到沁源县官军村。
17日，朱德率总部抵达沁源县城郊的一个村落。这里前些日子遭到过日寇的抢劫，村庄里断壁残垣，地里荒芜，找不到一个人影。看到这些，大家都感到无比义愤。
走到一个破败的院子时，朱德意外地发现了一位劫后余生的老大娘，只见她坐在炕上的破席上，身边的一床棉絮烂得像油渣子，稻草般的头发遮盖着一张满是泪痕的脸。朱德强忍住内心的悲愤，急切地问：“大娘，家里就您一个人了吗？”老大娘抬头一看是八路军，再也忍不住心头的哀伤，抱头痛哭起来：“鬼子黑了心呵，鬼子黑了心呵，我儿子被他们活活烧死了，老头子被他们抓去修碉堡，剩下的一个17岁的闺女也被他们拉去糟蹋了。这仇你们一定要为我们报呵，为我们报仇呵……”
老大娘哭得撕心裂肺，撞击着朱德的心胸，满腔的怒火顿时燃烧起来，他紧紧拉住大娘的手说：“大娘，这笔血债一定要偿还。我们八路军就是您的亲人，一定把鬼子赶出中国去，为您和您的家人报仇。”
在频繁的转战中忙里偷闲寄家书（4）
朱德说完，站起身来，一声不响地拿起扁担挑满了缸里的水，让警卫员把院子扫得干干净净，临走时还留下一些干粮。老大娘看到这一切，眼泪扑扑往下掉，对朱德泣不成声地说：“八路军是我们穷人的救命恩人，我就是拼上老命也要跟着八路军呵，亲眼看着你们杀死那些无恶不作的日本鬼子。”
20日总部抵达安泽县白素村，21日抵达洪洞县苏村，22日抵达韩家庄，25日抵达高功村。
11月29日，朱德的外甥###扬等随第四十一军来到山西，找到了他，给朱德带来了渴盼已久的家中消息。然而，带来的消息却又是忧多乐少。朱德这才知道家里的人因他参加革命而遭受迫害的情况，家中经济非常困难，所幸生他、养他的两位母亲还健在，都已80高龄，却又遇到荒岁乏食，恐不能度过此年。
康克清得知朱家的困难后，十分同情。可是当时她与朱德两人除了身上的衣服和简单的行囊用品，没有任何积蓄。“能不能找人借点钱，以后再还他？”康克清对朱德建议。“还？你以后拿什么去还？”康克清一下被问住了。
“能不能找这么一个人，借了钱又不必还他？”康克清的这句话提醒了朱德：“对！有这么一个人，就请他帮忙吧！”
此时，朱德想起了幼年的老同学戴与龄，当年自己在云南军队当旅长时曾安排他在旅部当军需，如今他在国民党军队已是个少将，请他帮这个忙应该没有什么问题。想到这里，朱德写起信来，求助时在川中的好友戴与龄。信中充满了信赖与厚望，信结尾处说“我又函南溪兄（寄）200元，恐亦靠不住，望你做到复我。此候，近安”。
朱德的前妻陈玉珍，四川南溪人，故称“南溪兄”。“我又函南溪兄”是朱德指又给陈玉珍写信嘱她寄款，但又担心她可能也没有这财力，因此把能寄钱的主要希望还是寄托在好友戴与龄的身上了。“望你做到复我”，其言外之意是你一定要把钱寄到再给我回信，而且借钱的时候就宣布“此款我亦不能还你，请作捐助吧”。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一封家书的重量是那么的轻，可它所蕴涵的内容却又那么的沉。信写好后，康克清看了看，完全赞同。这时，朱德又问康克清：“还有你家里，你生父生母、养父养母比我的还多，是不是也要想点办法？”康克清一听，对他的好意心生感激，说：“不用了。他们都不过50多岁，正是能劳动干活的年龄，不像你那两位妈妈都已年过80，非要帮助不可。”
后来，朱德收到戴与龄的回信，得知戴与龄筹足了200元，送到朱家，帮助朱家渡过了难关。朱德后又曾两次致书戴与龄。据戴与龄子女回忆，前一封信是要他招3000个民夫奔赴华北战场，后一封信说前线已把人民群众发起来踊跃参军、支前，要他不要再招民夫。
据悉：当时，朱德写给前妻陈玉珍的信中说：“近来转战华北，一月之内29日行军作战，即将来永无宁日。”他叮嘱陈玉珍今后要自己独立，不要再依赖他，也不要来看他，因为“万望你们勿以护国军时代看我，亦不以大革命时代看我”。由此足见，以身许国的朱德，充满了壮士一去不复还的悲情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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沸沸扬扬的“遇难噩耗”让人揪心（1）
1938年1月12日一大早，朱德、彭德怀迎着晨曦，和八路军的三位师长林彪、贺龙、刘伯承及副参谋长左权一行，踏上了出席蒋介石在河南洛阳召开的第一、第二战区军事会议的旅途。
途经临汾，朱德第一次见到时任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的卫立煌。对于卫立煌这个人，朱德不仅早就有所了解，而且做过研究。十年内战，两军对垒，朱德当年作为红军之帅不能不研究卫立煌这个重要对手。他知道，这位比自己小11岁的国民党少壮派将领，有着与自己相似的身世和早年经历。
卫立煌，字俊如，又名辉珊。1897年2月16日出生于安徽省合肥市城东郊卫杨村一个农民家庭。因家境贫寒，小时读书不多，只念了几年私塾。辛亥革命爆发后，离家从军，成了孙中山卫队的一个卫兵。由于作战勇敢，屡立战功，20多岁就升任国民革命军营长。孙中山逝世后，他跟随蒋介石，很快发迹为国民党“五虎上将”之一。
朱德也知道，卫立煌曾参加过对中央苏区和鄂豫皖苏区的军事“围剿”。但是，他出身贫寒，为人正直，有爱国思想。抗战开始后，卫立煌看到华北前线这么多中国军队都吃败仗，只有八路军打胜仗，内心非常佩服。
在没有见到朱德以前，对于这个担任八路军总司令、闻名全国的英雄人物是什么样子，卫立煌实在无从想象。真正见了面以后，又大出卫立煌意外。朱总司令穿着一套灰色棉布军服，风纪扣扣得紧紧的，腰间扎了一根士兵用的小皮带，脚上穿了一双旧布鞋，绑腿打得整整齐齐。他眉毛浓黑，眼睛奕奕有神，年纪在50岁上下，有如一个老农夫。这和卫立煌所见过的国民党阵营那些威风八面、讲究排场、阴险狡诈、穷凶极恶的形形色色的“总司令”，实在有天大的差别。当朱德与卫立煌握手的时候，卫立煌的目光中充满了心仪已久的敬重。
见面后，朱德也很赞赏卫立煌积极抗日的态度。在忻口会战中，他们指挥部队协同作战，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军，彼此对对方都有很深的印象，却一直没有见过面。
朱德一行到临汾后，再在1月13日乘火车南行经风陵渡过黄河到洛阳。在赴洛阳的途中，卫立煌和朱德两人同乘一节车厢，朝夕相对，给卫立煌同朱德提供了一次长谈的机会。两个人谈得很投契。
卫立煌对朱德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国民党官方曾经捏造了许多谣言，把朱德描绘成一个青面燎牙的人。民间和国民党的普通士兵中间，也流传着有关朱德的种种传说。对此，卫立煌早有所闻，他想知道这些传说是否确有其事。他不断地询问朱德，想弄明白这位昔日战场上的对手从前是怎样打退国民党的历次围剿、怎么长征过来的。按朱德生平性格，向来不喜欢炫耀自己的过去，但现在卫立煌既然如此殷勤地询问，朱德只得将自己的个人经历，尤其是在探索救国救民过程中的思想转变，原原本本地讲了出来。
听完朱德的一番叙述，卫立煌大动感慨，在感情上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他感到朱德青年时期追求革命，探索救国救民真理的经历和自己大为相似，又对朱德蔑视功名富贵、以身报国的高尚思想境界深表敬佩。于是，朱德给了卫立煌一个“气量大、诚恳、忠厚的长者”的美好印象。
历来在蒋介石召开的军事会议上，主要是听他训话，很少展开认真的讨论，这次也不例外。朱德只是想在会上了解一下蒋介石的想法和打算，以便研究八路军今后的战略发展方向；同时，对国民党上层军事领导人做些统战工作，发展团结抗日的形势。他带去一些从日军手中缴获的战利品，其中送给白崇禧一把日本指挥刀，送给何应钦一条军犬。蒋介石在“训话”中虽然没有改变片面抗战的错误思想，但他当时对抗日还比较积极，准备在津浦路南段同日军会战，准备保卫武汉，还要求反攻太原。他不让阎锡山、卫立煌的部队退过黄河。山东省政府主席、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在这个时期被蒋介石以失地误国罪枪毙。
沸沸扬扬的“遇难噩耗”让人揪心（2）
洛阳军事会议后，在研究第二战区开展对敌作战问题时，卫立煌向朱德求教。朱德向卫立煌分析了我方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着重讲了“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道理。朱德还对如何改进卫辖属军队的战略、战术指导思想，密切军民关系，加强军队的政治思想工作以提高战斗力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此后，朱德和卫立煌的友谊日益发展。每次见面，两人总是促膝交谈；有时闭门密谈，甚至接连几天长谈。康克清说：“朱老总说过，卫立煌这人可靠。表面看来朱老总与卫立煌的关系不同一般，无话不谈。”
2月28日，在大后方武汉，一条令人震惊的消息把大后方的军民惊呆了。报童们背着报袋在中山大道、在江汉关边跑边喊：“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为国捐躯！”“民族英雄朱德以身殉国！”“原红军总司令朱德战死在华北抗日前线！”
各种报纸的号外在武汉满天飞扬，各式传闻不胫而走。新闻界闹得沸沸扬扬，老百姓纷纷为国家痛失英才而感到悲伤。这时，八路军驻地的办公处不时接到电话，询问朱总司令的情况。《新华日报》社也向延安发去电报，探询“朱德将军有无危险？”在延安的党中央、毛主席也给八路军总部发来急电，询问情况，特别问到朱德所在位置，要求立即回电。
康克清听到有关消息后非常着急。她知道，2月20日，朱德和左权率领八路军总部带两部电台离开洪洞县的马牧村，去太行前线。随行的除10多名总部工作人员外，只有警卫通讯营的两个连，约200人。没想到才过几天，就听到“噩耗”传来。这时，又传来日本侵略军司令部通过华语广播电台说：“八路军总部所在地古县镇在飞机的猛烈轰炸下已成一片废墟，###在华北的总司令朱德和他的司令部已化为乌有，不复存在！……”
康克清听到这里，更似五雷轰顶！怎么！丈夫真的遇难了！不！不可能！与老总结婚十年了，这是患难与共、相濡以沫的十年，如今国难当头，国家、民族正需要你的时候，你怎么能离去呢？怎么能舍我而去呢？
一时间，乌云满天，风雪漫舞。到底华北抗日前线发生了什么事情，让人这样揪心？！
原来，这时山西的局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侵占了太原的日军在完成对部队的整理、补充后，看到中国军队在积极活动，蒋介石还打算反攻太原，便抢先发动攻势，从北面、东面分两路向晋南大举进攻。
2月21日，朱德到达安泽县县城所在的岳阳镇。他根据变化了的新情况，立刻做出相应部署：命令离日军较近的友军第三军曾万钟部和第四十七军李家钰部赶到屯留附近阻击日军；命令一二九师主力迅速从正太铁路一带南下；总部暂驻安泽。
战场局势的变化很快。22日，日军占领屯留、长子，向八路军总部所在地安泽逼近。晚上，毛泽东从延安来电，告诉他们有一部分日军已到晋西黄河边上的离石县军渡一带，请朱德判断这路日军的主要目的是什么。23日凌晨，东路日军的先头部队苫米地旅团已进入良马镇，良马地处屯留和安泽两县的交界处。朱德判断东路、北路敌军的直接目的，都是攻占临汾。因此，他复电毛泽东说，北路日军的一部分进到离石军渡一带，可能是佯动，用来引诱八路军西渡黄河，回师陕北。当天深夜，毛泽东即致电朱德，对日军意图做了类似的估计。他判断日军这次行动的目的，在夺取临汾、潼关，然后进攻西安、武汉。要求朱德和阎、卫两部“在好的情形下，力图在临汾以北、以东两地区歼灭敌人，顿挫敌之进攻”。
那时，朱德身边只有约200名警卫通讯战士。他所在的岳阳镇在临屯公路北面，周围都是山地，要把总部转移到安全地带很容易。但是，这路日军来得太突然，临汾军民还没有思想准备。如果听任日军长驱直入，迅速攻占临汾，对局势将造成十分不利的影响。考虑到这些，朱德不但没有向山地转移，反而毅然率领他身边那些数量很少的警卫通讯部队开到临屯公路上的古县镇（今旧县镇）进行阻击。
沸沸扬扬的“遇难噩耗”让人揪心（3）
24日，总部警卫通讯部队在古县以东的府城镇（今安泽县县城）附近同日军先头部队接触。友军曾万钟、李家钰两部没有依令及时赶到。朱德只得派左权率领少数部队前往阻击。下午两三点钟，朱德向毛泽东等通报了情况，说明“手中无兵，阻敌不易”；“总部现在古县，拟于明日向南转移”。但到傍晚六七点钟时，曾万钟部已接近屯留，朱德命令他迅速截断屯留、良马之间的大道；李家钰部一个团也已向府城急进，准备同曾军夹击日军。另外，阎锡山表示准备抽一个团，卫立煌也准备抽一个师，星夜来援，情况有所缓和。为此，朱德致电彭德怀及八路军各部并报毛泽东等人，表示：准备以手中现有的两个连尽量迟滞敌军，“以待上列各部赶到而消灭此敌。总部明日仍在古县指挥”。
25日，战场局势更加严重，友军却没有能阻止日军西进。毛泽东连连致电朱德，提出御敌对策。对北路日军，除令林彪率陈光旅配合卫立煌部作战外，还提出巩固河防的部署。但他最担心的仍是东路日军，指出：“进入府城之敌欲用间进急趋手段袭占临汾”，要求朱德设法抽调有力兵团“于临汾府城间，正面迎击顿挫该敌，否则临汾不守，有牵动大局之虞”。下午3时，毛泽东电告朱德：“必须使用全力歼灭府城西进之敌。但请预告阎、卫，即使该敌冲入临汾亦决不可动摇整个战局。该敌甚少，可用一部包围之，其余全军应决心在敌后打。”
这时，东路日军探知在正面阻击他们前进的竟是威名赫赫的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和他的少数警卫通讯部队。于是，日本侵略军的空军接到起飞出击的命令后，就摊开作战地图，在山西省的南部寻找古县的位置。
自以为是“中国通”的几个侵略军头目，凭着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