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子颖先根据党委指示，用中文起草了信件，提出了下列具体要求：
（1）在各集中营重新向全体战俘宣读公告内容。
（2）立即将“72”、“86”、“70”各集中营的俘虏官加以隔离审查；由我方最高军官王芳上校前往各战俘营在无干扰情况下向战俘们进行解释说明。
（3）从现在起美军应在集中营内外日夜巡查警戒，防止流血事件。
（4）立即将下列有生命危险的四百八十人（名单附后）送来“71”，以保证其安全。
草稿经党委审定后，立即由书法工整的何平谷、吴孝忠加以誊清。我和张济良同时动手翻译。当天晚上八点钟，我们将给杜德的紧急信件，中英文各一份送给格林中尉，请他尽快转送杜德将军。我对他说：“在此关键时刻，为了减少中国战俘的死亡，务请您立即送去。”
格林接过信，用手掂了掂，便去打电话给司令部，请杜德的副官来“71”取信。
巨济岛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
我们回来时，吴孝忠已向值勤的伪军交涉好，用几条军毯换几大瓶红药水和奎宁丸来“治病”，伪军答应于明天凌晨送来。曹明也已经和钟俊华等几位难友，把军用防雨布变成了一幅白绸子。他们先把雨布放在炉子上烤热，再用帆布使劲一点点擦去橡胶，变戏法似的将雨布变成了白色的尼龙绸。
4月7日，太阳躲进了厚厚的云层，浓雾从海上爬出来笼罩着巨济岛。“71”和“72”表面上都极为安静，上午10点钟美军的广播车又开来广播了公告，“72”又是一片喊叫声和敲打饭盆的嘈杂声，接着广播车又开走了。
我们估计当天下午可能开始甄别审查，便加紧制作国旗。雨开始下起来，公路上出现了装甲车的隆隆声。为了防止美军闯进来，我们增派了室外监视哨。在屋里，白绸子被曹明用红药水染红，还有一块则用奎宁水溶液染成鲜黄色。几位难友趴在地上根据回忆画着五个星星的大小与位置，然后用小锯片磨成的小刀裁剪出五个五角星来，又用浆糊粘在了红旗上。
有人说：“应该用针缝上才不怕风吹掉呢！”于是，曹明又拿出他自制的针线。这时，军官队的战友们几乎都过来了，都想看看这面亲爱的五星红旗，都想去缝上一针。
赵政委建议大家排好队轮流上去缝一针。旗子被摆在房子中间，大家肃静地等着开始。凄风苦雨在室外呼啸着，仅有的一盏灯摇曳着，照着这群面容憔悴苍白但意志弥坚的中华儿女。
赵政委第一个走上去，跪在国旗旁为五角星缝边，有人带头唱起了国歌。政委艰难地站起来又跪下去，捧起一只旗角亲吻起来。在低档的国歌声中我听见了哽咽声，我自己忍不住流出了热泪。
难友们一个个怀着对祖国的热爱，对祖国的敬仰，对祖国的思念，对祖国的忠诚前去跪着缝旗、吻旗，呜咽声更大了，歌声、哭声和着风雨一起飘向远方。
啊，祖国，你听得见我们在地狱里的呼唤吗……
那天下午没有美军来巡查，我们松了一口气。当天夜里，曾德全等几位比较有力气的战友在风雨掩盖下悄悄地在操场上挖着埋旗杆用的深坑。地面极硬，又无工具，实在难挖，随即改成将三个空汽油桶紧靠一起，在桶里装进石块、土块，三个桶的空隙中将立起旗杆。岗楼上的探照灯几次穿过雨帘照过来，他们急速趴在泥水里不动，回屋时已成了泥人，大家赶忙为他们擦身换衣。军官队的战友则将卸下的帐篷支柱用铁丝绑成一根长达十余米的旗杆，这一夜大家几乎没有合眼。
从对面“72”集中营传来的一阵阵狗腿子们的狂喊，难友们的惨叫彻夜不停。我们“71”的战友们愤怒之极，轮流冒着雨到外面对“72”高唱革命歌曲、喊口号，激励难友们坚持住。
1942年4月8日凌晨，雨逐渐停了，“71”地下党委决定，天一亮就升起巨济岛的第一面五星红旗。
钟俊华、何平谷被指定去升旗。天刚亮，先是军官队10名战友抬起系好绳子的旗杆冲出去，把旗杆在三个汽油桶之间立起来又迅速填进砂石固定好。钟俊华、何平谷又冲出去站在汽油桶上把旗在绳上系好，等着升旗。
岗楼上的美军好像睡着了没有动静，值岗的南韩军人在外面还傻瞪着眼。全体战友迅速集合到旗杆下，军官队副大队长骆星一站上士坡指挥大家齐唱国歌。鲜红的旗帜在海风中，在雄壮的国歌声中慢慢地升上了杆顶，骄傲地飘扬起来。
这时，岗楼上的美军像是刚弄清了怎么回事，大喊起来：“降下旗子，你们这些混蛋！快降下，否则我要开枪了。”
在公路值岗的南韩军人也跟着喊叫起来，同时拉响了枪栓。气氛骤然紧张起来，吴孝忠走上去用日语向那些南韩军说：“根据日内瓦公约，战俘有权利保留自己的信仰和升自己的国旗。”
南韩军看了看岗楼上正在用机枪瞄准国旗的美军，蛮横地嚷着：“不行，你们再不降旗，我就开枪。”
吴孝忠拍着胸膛说：“你敢！你要开枪就朝这里开吧！”
岗楼上的机枪响了，南韩军人也扣动了扳机，吴孝忠同志捂着肚子倒下去！任贵全、孙长青战友也倒在了血泊中！国旗上洞穿了一串机枪眼。
难友们愤怒了，一些同志跑去护理伤员，许多人在地上寻找石头准备反击。马兴旺营长振臂高呼：“大家不要动，共产党员站到前面去掩护群众！”于是，党团员迅速出列拉起手围起一道人墙，《解放军进行曲》的歌声更加响亮，敌人似乎被自己的枪声吓住了，暂时沉寂下来。
老孙在我旁边大声对着我耳旁喊：“泽石，你赶快去找格林要救护车！”
我转身朝“71”联队部跑去，我看对面“72”的帐篷外面站着好多好多难友在仰望着那面不屈的五星红旗，狗腿子们提着棒子不知所措。
格林正在联队部里来回转圈。见我去了，急问：“你们怎么搞的，死了人让我怎么交代！”
我也焦急地说：“请您先打电话要救护车吧！有三个人倒下了，晚了就不行了！”
他急忙拿起电话往医院里打，我又跑出联队部去看国旗。机枪又响了起来，机枪子弹将旗杆打得木屑横飞，终于系旗绳被打断，旗子慢慢地飘落在保卫它的人丛中。
三个重伤员被战友们用雨布做的临时担架抬到了联队部。我跑向吴孝忠，见他脸色煞白，就伏身问他：“孝忠，孝忠，你伤着哪里了？”
他努力笑了笑，喘着气说：“大概是肚子打穿了，不要紧。”我赶忙扭过脸去不让他看见我的眼泪。我又跑过去看了孙长青，他的左腿被打断了。
这时，大门外响起了汽车声，我忙回身去和格林一起打开大门。两位美军护士给伤员做了包扎，大家七手八脚急忙把伤员抬上了救护车。鲜血一滩滩留在大门口，它那殷红的颜色多么像国旗上的红色啊！
上午10点，几辆卡车和一队美军开进了第71集中营，带兵的上尉对我说：“奉杜德将军之命，前来审查甄别。”他指着几个穿军装的黄种人说：“他们会讲中国话，将由他们来审查，请把你们的人排成队，带到联队部跟前来。”
我立即回去报告了情况。大家紧急集合，带好简单的行李，整队前往联队部。
那个上尉又说：“你们将一个一个进入联队部，单独地、自由地表明自己的去向，愿意去台湾的立即上车送走。”
我把老孙介绍给他说：“这是我们的少校，我们的代表，请听他的回答！”
老孙严肃地对他说：“我们已经明确地向你们的杜德将军表明我们对甄别的态度，我们全体238名志愿军战俘也已全部签名向杜德表示了回国意愿，你们不用再麻烦了。”
那个上尉听了我的翻译看了看格林中尉，问：“您知道这是真的吗？”格林肯定地点了点头。
上尉回过头看看秩序井然地静坐着的战友们那凛然不可侵犯的神色，便挥手说道：“那就全部上车走吧！”
我们一面激动地想着：“可能这就要上船回国吧！”一面列队上了车。
汽车发动了，我回过头来望着71集中营，看了看我们整整半年在那里住过的铁皮房子，看了看仍然屹立在那里的旗杆。心想：“再见了，永远再见！‘71’，你这巨济岛的小延安。”
这时站在旁边的钟骏华小鬼把我的右手拉进了他的怀里，我触摸到那面五星红旗的滑润的绸面和一颗剧烈跳动着的心！
我的左手又被攥住了，我扭过头来，看见的是曹明的满脸笑容。他对着我的耳朵悄悄说：“咱们胜利了！”
1987年1月的一天，一个须发皆白士里士气的老头叩开我的家门，他激动地对我说：“啊，我就是找你，泽石！”说着就紧紧抓住我的胳膊。
我赶紧请他进了屋。坐定后，他让我仔细端详他，要我猜一猜他是谁。我努力回忆着，过了好半天，仍然认不出来。我难为情地摇摇头。他却对我笑了笑。我一把抓住他大喊一声：“曹明！”他什么都变了，只有当年他那深深印在我心中的笑容却一点也没变！
“啊，曹明！”我声音嘶哑了。
他立刻把我抱住，哭了。他不断他说：“见了你！我就想大哭一场。”原来，他回国后一直在山西一个农村当农民，这次是到北京来上访解决他的党籍问题的。
这年2月，当年的小鬼、现已两鬓斑白的钟骏华出差来北京，也到我家来看我。他在成都当一个供销社的书记，他是我们战友中能在我们落实政策之前就入了党的少数几人之一。这些年来，每逢春节他总要托人捎给我一些充满兄弟情谊的土产品。这次是亲自带了泸州大曲和他爱人张雪明亲手做的四川腊肉来“探亲”的，喝着家乡酒我们一起回忆了那次反甄别斗争！
第十一章 602战俘营——回国支队
孤岛上的群英会
1952年4月8日，巨济岛第71集中营里的238名中国战俘中严正拒绝了美方强行审查甄别战俘的命令，庄严地表达了坚决回归祖国的集体意志。美方只得将我们238人作为“集体要求回国战俘”送离“71”。
五辆十轮军用卡车向海边驶去，后面跟着押送我们的装甲车。
我和钟俊华、曹明等40多名战士队战俘站在第一辆卡车前头。迎面吹来的风咸味愈来愈重，海岸似乎愈来愈近了。
车队越过一个石头山梁，一望无际的大海就显现在远方，使我们这些被长时间关押在山沟里的囚徒心情为之一振：多么宽广的世界，多么自由的空间！那一群群在海上翱翔的白色海鸥，多么令人羡慕！它们尽情地欢叫着，不理睬人间还有没有战争悲剧。
啊，海上还停有几艘舰船，我们不禁狂喜起来，那是送我们回国的海船吧！眼看我们快驶向它们了，但是卡车却拐进了通向另一条山沟的公路。大海、舰船、海鸥又从我们视线中消失了。
我们的心沉下去了，卡车开向一个显然是刚建起来的集中营营地。营外还到处倒放着没用上的电杆，带刺的铁丝盘条、固定铁丝网用的水泥柱子。四周的岗楼顶上的铁皮还没生锈，正在阳光下闪亮。
在较平坦的土坡上，堆放着尚未打开的草绿色帐篷，显然是等着我们自己去支起来居住。营门口堆放着铁炉子、大锅、用草袋装的粮食、蔬菜、墨鱼干，显然是在等着我们自己建灶起伙。
看来，我们确实是不会被立即交换回国了。卡车驶近大门了，我看清上面挂的那块不大的牌子上写着“NO。602P。W。Camp。”（第602号战俘营）。
站在联队部门口看着我们下车的是一个身材魁梧的红脸膛上尉和一个少尉、一个上士。
老孙领着我走向那位上尉。我向上尉介绍了：孙少校—我们“回国战俘总代表”和我自己—“回国战俘总翻译”。
他自我介绍姓博托。又把少尉、上士介绍给我们，说少尉负责管理生活用品、医疗，上士负责伙房和卫生。
博托上尉说：“你们是第一批送来的要回大陆的战俘，很快所有志愿回国的中国战俘都将集中在这里。我知道中国战俘中主要负责军官都在你们中间，我就全权委托你们负责这个战俘营的全部自治管理工作。我仅负责向你们提供生活物资及安全警戒。”
我试探着问他：“请问上尉先生，我们遣返回国的日期定下来了吗？”他摇头说：“无可奉告。我只知道你们将在这里住下去，直到在板门店的和谈代表们完全达成交换战俘的协议为止。”
我和老孙回到难友们的队列前。老孙将情况简单告诉了大家，然后说：“我们恐怕要有个长期思想准备。当前的紧急任务是立即行动起来，支好帐篷，建好伙房，做好饭菜，迎接即将前来团聚的难友们。他们在”72“、”86“、”70“受尽折磨，我们要尽可能让他们一来就住进帐篷吃饱、穿暖！”
难友们分头忙活起来，在地下党委的统一指挥下有条不紊地抓紧建设营场，我们一面干活，一面焦急地期待着自己熟悉的难友能早点到来，战士队的同志们特别希望“86”能有较多的难友脱离苦海。我思念着关在“72”军官队的姜瑞溥、金甫和原来86联队部的郭乃坚、高化龙、杨永成等战友。
不久，装载难友们的卡车接连不断地开来了。我们涌向前去，打开车槽，扶着那些被折磨得行动困难的难友们下车。许多难友在车上就流下了眼泪，那些彼此熟悉又互相日夜思念着的难友们，一见面就抱头痛哭起来。
那种情景使我想起1948年夏天，我从苦难深重的蒋管区通过封锁线第一脚踏上解放区的土地时的心情，那时我真想跪下来亲吻那块圣洁的土地！对于从叛徒特务白色恐怖下拼死冲出来的难友们，当时他们那种回到亲人怀抱的心情我很理解，尽管这里仍是在孤岛上，仍是在铁丝网中。
但是，我更深地理解他们的感情却是在几天以后。那时我才详尽地知道了他们在甄别前和甄别中的种种可怕的遭遇！
一天黄昏，我终于在一辆从“72”开来的车上找到了由几个难友托抱着的姜瑞溥。听到我动情的呼唤，他使劲睁开血肿的双眼，看清了我。我抓着他双手摇晃着，用手巾擦着他那无声的泪水，小心地和大家一起扶他下车，扶进重伤员住的帐篷。
从各个中国战俘集中营送来“602”的难友总共才400鞍多人，我们不能相信在200鞍0多名志愿军战俘中仅只有1／4的人要回归祖国。但是，博托上尉告诉我除釜山伤病战俘营外，全部中国战俘包括釜山第10收容所都已甄别完毕，该送来的都来了。
地下党委开会研究了严峻的形势，做出如下决定：
在各大队分别召开控诉会，收集整理敌人在这次血腥的“四八甄别”中的罪行。
公开隆重举行全集中营的追悼大会，追悼在这次反对强行甄别、争取回国斗争中的死难烈士。
举行游行示威，最强烈地抗议美方采取一系列卑鄙恶劣手段强迫扣留战俘的滔天罪行。
向美军管理当局提出强烈要求：由我们派代表前去调查在这次甄别中发生的全部屠杀事件，严惩杀人凶手。按照我们在4月6日提交的紧急信中具体建议，重新调查战俘的个人志愿，尽快把那些在其生命受到严重威胁情况下未能表达回国志愿的战俘送来“602”。
最后，党委还决定尽快派人到64野战医院和朝鲜劳动党战俘营地下党取得联系，共同行动。
悼念血腥“甄别”中被惨害的烈士
在各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