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数难友一个多月来在山上躲避搜捕、寻机突围，被饥饿疾病折磨得衰弱不堪，整个队伍显得十分狼狈。我心里多么希望难友们能挺起胸膛来，就是打了败仗也要在敌人面前表现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骨气！但我也理解难友们肯定也和我刚被俘时一样还陷在深深的羞辱、迷惘和痛苦之中。
拐过一个山脚，集中营的密密匝匝的铁丝网赫然出现在我眼前。再往前走，就看见在公路两旁的铁丝网里面挤站着不少裹着绷带、拄着拐杖的难友在观看我们的队伍。他们虽然换上了美军的旧军服？但不少难友还戴着自己的军帽，其中不少是人民军军帽。看来这是伤病战俘集中营，而且中朝难友们被关在一起。
志愿军难友大都沉默地用难过的眼光看着我们，而人民军难友们的神情则要开朗得多，有的甚至对着我们把两只手举起来紧紧地扣在起摇动着，示意我们中朝军队的团结和友谊，使我十分感动！我看看自己周围的难友没有什么表示，就赶快向他们点头致意。
朝鲜姑娘的歌声
过了好几个伤病战俘营，公路伸向一个高坡。高坡旁有一个孤立的集中营，从那里传出阵阵悠扬的歌声，使我非常惊讶！走上高坡，我看见铁丝网里的小广场上整齐地成正方形围坐着上百名女战俘，都戴着人民军军帽，一位臂上戴有袖标的姑娘竟然在那里指挥着四部女声合唱。那歌曲我曾听朝鲜房东的女儿唱过，是流行的朝鲜民谣《春之歌》。啊，这真是仙乐，那么优美的旋律，那么动听的和声！一个多月来，我生活在一个没有生气没有歌声的世界里，突然听见了从牢狱里传出来的歌声，而且竟然是描述春天的歌声！它深深地触动了我心里对自由、爱情、光明的渴望！我的眼睛模糊了：春天，春天，如果在我眼前晃动的不是带刺的铁丝网和黑色的枪口，而是绿树、鲜花，如果这梦幻似的歌声是来自鲜花丛中，该多么好！
歌声突然中断了，那位小合唱的指挥者看见了我们的队伍，向我们跑过来，站在铁丝网跟前用带有东北口音的中国话喊：“志愿军战友们好！朝中人民是一家！金日成、毛泽东万岁！”
我们的队伍停了下来，难友们抬起了头。我激动地回喊：“人民军女战友们好！毛泽东、金日成万岁！”正喊着，冷不防背上挨了一枪托，一声怒骂响在我耳边：“GODDAMN！DONOTSTOP！DONOTLOOKAROUND！”（混蛋，不许停留！不许东张西望！）这使我冷静下来，使我更痛切地意识到自己的囚徒身份！
搜身比赛
我们被押送到挂有“第10号战俘收容所”牌子的营门口就停了下来。接着，两旁的美国卫兵开始了对我们的“搜身比赛”。他们狂呼着一拥而上，搜索每一样值钱的东西：钢笔、手表、打火机……每当有人搜到一样东西就发出一声欢乐的怪叫。我原以为自己藏得很好的瑞士GYMA怀表可以免遭劫难，也被一个大胡子美军在我裤档里找到了，他摸到以后得意地怪笑着，硬把我的裤子全部扯了下来，拿着怀表对别的美军高喊“GYMA”！炫耀他的“胜利”。
那只怀表本是我父亲送我的珍贵纪念品。1948年我从清华大学到解放区跨过封锁线时，曾用同样的办法使它免被国民党士兵搜走。这次却没有躲过更为狡猾贪婪的美国兵。
经过这次光天化日之下的抢劫，我们被赶进了第10号集中营。我们列队进入一个帐篷，完成每个人的入营登记。在“战俘登记卡”上除了写明姓名、性别、年龄、籍贯、所在部队番号、军衔、职务、健康状况等等之外，在卡片的顶上还有一个要求战俘本人必须记住的战俘编号。
我的编号是730930。
然后由一些从战俘中选任的工作人员各领50名新来的战俘到一个空帐篷里住下来。同时，扔给我们每人一床旧军毯，一身美军士兵替换下来的旧军衣，上面打印有“P。W。”（战俘）的字样，拿走了我们的志愿军军装。从此，我们就正式开始了集中营内的战俘生涯。
寻找
当我疲惫不堪地躺在潮湿的草垫子上，思考着下一步行动计划时，进来了一位胖胖的战俘操着四川口音问：“你们哪个会写英文？要会，就来参加填写登记卡片工作，我们人手不够。”帐篷里无人响应，我慢慢地举起手，他高兴地向我招手，我们一直走出帐篷。
我们坐在一条田埂上，手里扯着脚下那些因修建集中营而荒芜了的田里的杂草，慢慢地交谈起来。
开始我们只是互相试探，交换了各自的简单情况。当他知道我也是四川人、大学生、宣传队员等等情况后，显然在感情上比较亲近了。于是，他告诉我他名叫方向前，四川人，从中学志愿参军，在部队当文化教员，被俘较早。因为会些英文，一直在这个集中营的“卡片登记科”工作。
在我请求下，他介绍了不少情况：这个集中营主要是接收从前方新下来的志愿军战俘，进行登记、分类、编队后，即送往巨济岛战俘营长住，只有登记卡片的工作人员、炊事班、清扫队继续留下来。另外在这个集中营里还有一个特殊的小集中营，叫“G－2”，是美军情报部门设置的专门审讯战俘、收集情报的地方，受审人员也是流动的。管理这个集中营的美军上尉叫泰勒。看起来为人还和善。他手下有个美军少尉负责后勤供应。负责营内管理的有一个大队部，从大队长、翻译，到文书、卫生员、通讯员等都由战俘担任。大队下面有中队和小队，都设有中队长、小队长。只有大队长是由美军上尉任命的，其余工作人员全由大队长挑选。
最后他说：“你就到卡片登记科来工作吧！这样至少可以不出苦工，可以吃饱饭。”我问：“怎么当个普通战俘连饭都吃不饱？”他苦笑了一下说：“这里每天吃两餐，每餐只有大半碗大麦米饭，饿不死也吃不饱。”
“担任工作的战俘不是应该和美军士兵同等待遇么？”
“你听谁说的？”
“日内瓦战俘公约规定的呀！”
“我们这里从没有听说过。”
“你们怎么能吃饱饭呢？”
“美军上尉规定我们工作人员吃饭直接由伙房送来，一般都比普通战俘多点，这就算是报酬吧！”
我想：我必须首先熟悉环境，摸清敌我友情况，再确定自己的行动方针，既然在“卡片登记科”有较大的行动自由，便同意了方向前的推荐，和他一起干上了登记工作。
几天以后，我确定他是一个敦厚正直的爱国青年，便发展他参加了爱国主义小组。
朝鲜战友崔成哲
一天，我因感冒发烧到营内的医务室去看病。给我看病的是个很精干的黄种人，年龄不过30岁，穿着白大褂。我以为是美方雇佣的华侨大夫。但等我刚坐在他旁边，他举起大拇指用很蹩脚的中国话问：“你的，蒋介石的这个？”
我惊讶地看着他，没回答。
他又问：“那么，毛泽东的这个？”
我环顾一下周围，用英语问他：“你会说英语吗？”
他高兴了，使劲点点头说：“当然！”便用英语问我是不是共产党员？我反问他是不是劳动党员？怎么来这里当医生？
他笑了，说：“我是人民军军医，去年被俘的，我一直在给中国难友们看病。但凡是找我看病的我都要进行考试，如果你说蒋介石好，我就不给你好药！”
他的神情是那么天真。我也不禁笑了，说：“你不怕我去向泰勒上尉告密？”
他摇摇头说：“我看你不像坏蛋，你一说英语我就更可以肯定了。你们志愿军会说英语的只有大学生，而大学生是不会当叛徒的！”
“你的这个推理并不可靠。但我可以告诉你，我是你的同志，你的兄弟！”
他激动地站起来，紧紧地拥抱着我，在我耳边低声说：“我是劳动党员，你是共产党员吧！”
我轻轻地点了点头，我们拥抱得更紧了！看到旁边的病人奇怪地看我们，他冷静下来，放开我仔细地为我诊断了病情，给了药，又用英语跟我约定晚饭后在医务室见面，有要事相商。
晚饭后，我走进医务室，只有他单独在那里等我，桌上还摆着打开了的水果罐头。他一见我又赶上前和我热烈拥抱，把我按到他自己坐的椅子上，把罐头移到我前面用英语说：“我没有更好的东西招待我的好朋友，请吃吧！”
“你要先告诉我这罐头怎么来的？”我笑着说。
“这是这里管后勤的美军少尉送给我的。为了酬谢我常给他开些贵重药品拿到黑市上去卖高价赚钱。我这是帮助敌人去偷敌人的物资，多有意思！”他低声地说完爽朗地笑了。
“医生同志，我还不知道你的姓名呢！”
“哦，我叫崔成哲，毕业于平壤医科大学，中尉军医，今年29岁。你呢？”于是我介绍了自己的情况。
他告诉我说：“这个集中营里有志愿军的叛徒，已经把握了G－2特号的大权，正在帮助美第八军情报部拷打被审讯的难友。他们把伙房也掌握了，贪污大家本来很差的伙食。我真急死了！我看志愿军战友们太老实，叛徒们太坏！你要主动去争取泰勒上尉的信任，把这个集中营的大队部抓住。否则就太晚了！”
他抓住我的手使劲摇着说了他的上述建议，我也使劲地点了点头。
争权
当晚，我躺在炕上反复考虑崔成哲的建议：看来美军并不了解战俘内部状况，语言又不通，只得任用战俘来管理战俘，谁当上了大队长谁就掌握了这个集中营的内部控制权。最好的办法是请一位连、营干部来当大队长，我来当大队翻译协助他掌权，但目前我熟悉的连、营干部这里一个也没有。我必须自己去当这个“俘虏官”了。只是，难友们会怎么看我呢？会不会把我当成敌人的走狗呢？我最好等见到团里的首长请示之后再行动。可空等下去会不会丧失时机呢？最后，我还是下了决心立即去争当大队长。
第二天，我转到位于营门口的泰勒上尉的办公室。泰勒看起来有50来岁，不像军人倒像个和善的老头。我尽量自然地用英语对泰勒说：“哈罗，您好！泰勒上尉。我希望能为您做些什么以减轻您的辛劳！”
体格健壮、脸色红润的泰勒抬起头来，像看见了什么怪物一样惊住了。然后摊开双手说：“怎么搞的，你是从天下掉下来的？我怎么不知道在我的眼前还有一位英语说得这么好的战俘！”
“我一直在卡片登记科为您效劳，现在工作量很少了，以致我想我快要失业了。另外，我还希望最好能说说英语，以免错过一个能增强我的口语能力的机会！”
“等一等，你先坐下来告诉我你的名字，你是怎么学会英语的？你是不是在美国生活过？”泰勒问了我一连串问题。
我又把曾对布鲁克斯说过的话对他重复了一遍。
他把上身往后一靠说：“哦，哦，你想有一个练习英语的机会，你肯定会有的，只要你在我手下！从现在开始你就是我的翻译官了！不，等一等，对了，现在这一批战俘过几天就要送往对面战俘营在那里等待去巨济岛了。你立即为我建立一个新的大队部，你来当大队长。”
我故作为难状说：“大队长！我担心我干不下来。我从来只执行军官们的命令，还没有指挥过别人呢！”
泰勒不屑地一摆手说：“有我呢，谁要敢不服从你，我会给他点颜色看看的！”
“那我就试试看吧，如果不行，还是只当你的翻译算了！”
我谦虚地说。
“不，你一定行！”
“我尽力而为吧！”于是，我戴上了大队长的袖标，真的当上了这第10收容所内最大的“俘虏官”。
当天，我就找了方向前担任我的大队文书，并请他替我物色了管理员、卫生员、翻译员等等，组成了大队部。在第一次大队部会议上，我宣布了“根据泰勒上尉指示”必须遵守的两条规定：
（1）不得打架骂人。大家都是中国人，要讲同胞兄弟的团结互助。
（2）不得搞贪污，搞特殊，要和大家同甘共苦。
随后，我又请管总务的美军少尉布朗领我前去“视察”伙房、清扫队。我请少尉做指示，少尉强调了饭要做好，卫生要搞好。我在翻译时则趁机补充了上述两条规定，并明确说违反规定者将立即解除工作，送往巨济岛去。
在用这种策略建立了我的权威之后，就等于建立起了一个核心。这要求我首先深入了解我周围难友们的政治态度，精神面貌，但又不能暴露自己。该怎么做呢？想来想去，想出了个好主意。
方向前为我挑选的通讯员小刘，卫生员小夏，管理员小李都是四川小鬼，只有原来就在清扫队担任翻译的曹友是湖北人，是个“老”战俘。
据方向前介绍，曹友脑子受过伤，有些疯疯癫癫的，这首先引起了我的警惕。于是每天晚饭后我开始给几个小鬼讲故事，从《安徒生童话》到《一千零一夜》，我观察他的反应；后来又教他们唱民歌，唱歌剧《王贵与李香香》插曲。
一天，我已睡下了，曹友拿着军毯挨到我身边躺下，轻声地要我再唱唱歌剧《刘胡兰》、《白毛女》插曲。我轻声地唱了几首，忽然听到他低档的抽泣声，便问他怎么了？
他沉默了好久说：“你唱得太好了，这些歌使我想起在祖国的自由幸福的生活，现在一切都完了。”
我问他是怎么被俘的？他详细地叙述了他作为侦察员深入敌后抓“舌头”被敌人发现后，为了掩护战友们撤退，头部受重伤被俘的详细经过。
“多么好的同志！”我完全解除了对他的怀疑。于是我详细讲了当前的形势和我们必须与叛徒斗争、团结教育难友、坚持革命气节的任务以及秘密建立爱国主义小组形成斗争核心的措施。他听了非常兴奋，说：“你消除了我心里的苦闷。我就跟着你干了，给我分配任务吧！”我布置他继续装疯卖傻掩护自己，以便接近“G－2”特号里的叛徒们，了解他们的活动内幕，为我们下一步与他们开展斗争提供情报。
用同样的办法，我分别和大队部的几个小鬼谈了心，发展他们为爱国主义小组成员
掩护政委
一天曹友带领清扫队到“G－2”特号掏粪，忽然跑下来把我单独拉到一个空帐篷里，说：“你们师有位叫王芳的团政委正在‘G－2’受审讯，叛徒们奉美军情报官员的指使正在残酷地析磨他，想迫使他说出军事机密。我们要赶快想办法救他！”
我想了想，便在香烟盒上写了两句话：“您已得了痢疾！赶快要求到医务室看病！明天上午我等您，您的战士。”要曹友想办法把字条偷档塞进单独拘禁政委的帐篷里去。曹友回到“G－2”特号后，和叛徒们嘻嘻哈哈闹着要去看看共产党的大官。叛徒们就陪他进去了。他看见团政委蓬头垢面，裹着床破毯子，佝偻脊背，闭着眼坐在草垫上，便说：“这哪里像个团政委！恐怕是个炊事班长吧！”叛徒们哄笑起来，出门时他走在最后，把字条从背后扔在帐篷里。
“是哪个团的政委呢？不会是我们团的赵政委改了名字吧？”
第二天，我站在医务室外面等着“王芳”团政委下来看病，心里总是想着这个问题。
早上九点钟左右，我看见两个狗腿子押着一个行动艰难的老头儿走下来了，那样子有点像赵政委，可又不太像，等走到跟前再仔细一看，原来真是我们团的赵政委！
狗腿子们先向我点头哈腰地打招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