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旅，尾追红军的踪迹，向松潘高原进发。蒋介石得意洋洋地宣称，红军已经被压迫到川西北的蛮荒高原，他判断西渡嘉陵江的红军不会再尝试从广元进入陕南，决定让胡宗南布置一道封锁线，企图将红军困死在松潘高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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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川西北的缠斗（4）
虽然蒋介石另调了两个师又两个旅共十二个团的兵力归胡宗南指挥，使得胡宗南的总兵力高达廿四个团，但是胡宗南并没有组织起一个像样的指挥机构，松潘高原作战使得胡宗南原形毕露，他或许是一个称职的师长，但是指挥大军团作战则力不能逮，他十五年之后的彻底失败，在松潘之战中已可见端倪。
1935年6月12日，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两方的先头部队在四川懋功达维地区胜利会师。为了统一下一阶段的战略方向，*中央政治局于1935年6月26日在懋功以北的两河口举行会议。1935年6月28日，中央政治局作出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明确指出：“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使中国苏维埃运动放在更巩固更广大基础上，以争取中国西北各省以至全中国的胜利。”“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在战役上必须首先集中主力消灭与打击胡宗南军，夺取松潘与控制松潘以北地区，使主力能够胜利的向甘南前进。”为贯彻两河口会议的决定，中央军委制定了以夺取甘南、赤化川陕甘为目的的《松潘战役计划》，并将一、四方面军分编为左、中、右三路北进。但是，与胡宗南已有交手经验的张国焘却主张回避胡宗南的主力，向川康边界少数民族地区退却。由于张国焘与中央意见相左，红军在懋功和毛尔盖地区滞留一个多月，战机贻误，致使胡宗南的重兵控制了松潘北去的交通要道，红军已难以按原计划经松潘进入甘南，*中央只得撤销原定的《松潘战役计划》，改从自然条件极端恶劣的大草地北上参见*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6年8月 。
读过红军长征历史的人，都对红军爬雪山过草地艰苦卓绝的壮举印象深刻。而对他们的敌人，在他们前后面围追堵截的国民党军队的境遇，一般人了解得并不多。其实，对此时封锁松潘高原企图守株待兔的胡宗南大军来说，他们的日子也是度日如年。
为了追剿红军，张灵甫也不得不爬上了雪山。这一次，张灵甫的战场转到了侯君集、松赞干布、年羹尧等历史上著名将帅曾经叱吒纵横的古战场松潘高原。
自从秦朝建置湔氐县之后，松潘地区几乎在每个朝代都是汉族与羌、蕃等少数民族长期争夺的战场。清顺治九年松潘卫内附，清廷在松潘部署了防务。五十年后，这片高原成为全国瞩目的焦点，前后相连十余年的兵祸，使松潘成为清初最多事的军事重地。
松潘高原风景壮丽雄伟，但是除了土生土长的当地居民之外，很少有人能够适应松潘高原上的恶劣气候。这是一个平均海拔在三千公尺以上的大高原，最低处的海拔也有一千多公尺，高原上群峰绵延，山陵积雪终年不化，长年严寒，一年间的封冻期长达五个月，大部分地区全年之中并没有显著的无霜期，气温最低可以低达摄氏零下二十度。
恶劣的气候、复杂难行的地形与极度匮乏的粮食，都是兵家大忌，要在松潘高原上部署大军封锁线就意味着天价的成本。
既然红军已经渡过嘉陵江，第1师独立旅就没有必要继续在广元地区驻防。张灵甫奉命率部向西面的平武进击，部队出广元走的是昔日三国魏将邓艾袭蜀的故道，经剑阁暗渡阴平，正是唐代诗人李白慨叹的“难于上青天”的古蜀道。即使无需像邓艾一样“束马悬车裹毡推转而下”，在艰危的古蜀道上行军，部队仍被搞得人困马乏，苦不堪言。虽说“踏遍剑门蜀道，胜读半部三国”，对三国历史如数家珍的张灵甫，此时骑在战马上，却是没有半点游历三国故地的雅兴。
他的手里捏着一封急电：碧口告急！
碧口是白龙江在川陇边区切割出来的一个狭长河谷，白龙江由碧口向东，到广元汇入嘉陵江。天然形势与舟楫之利使碧口成为摩天岭侧川陇交通的重镇，往南则是通往青川的山路，商旅由碧口出发，可以经青川转往江油、成都。但是碧口只是一个山区小镇，腹地不足，平时粮食不能自给，需由外地采购才能满足居民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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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川西北的缠斗（5）
1935年4月初，红30军第89师与红31军第93师第279团兵分三路向碧口袭来。当时驻防碧口的只有一个由西北补充旅副旅长刘鸿勋率领的百余人的游击支队；碧口郊区出现红军的消息传来，城内军民惊恐万状，商旅们争相将财产货物装船，准备逃难。就在碧口乱作一团的时候，张灵甫团及时赶到，独立旅曾经在碧口驻防一年有余，他的出现对商民们起到了一些稳定人心的作用。独立旅大部队随后全部抵达碧口，紧接着，胡宗南准备入川的大军也开始在碧口集中。面对云集的国民党大军，碧口当面的红军寡不敌众，主动撤退。蒋介石由陇海铁路调来的大军先后由碧口进入了川西北。
胡宗南抵达碧口后，下令独立旅与补2旅由平武向松潘推进。独立旅沿涪江行军，翻越海拔四千五百多米高的小雪山，张灵甫第一次尝到了在雪山高地行军的艰辛。
与张灵甫的部队一同向松潘进发的还有补2旅，该旅的参谋主任李炳藻事后回忆这段高地行军时仍然心有余悸：
“由小雪山东山脚下的姜糖铺到松潘上下约百余（华）里，（上坡60里，下坡40里），早晚不能行走，只有早8时到下午4时可以通过，在上山之前需喝姜糖水暖暖肚子，不然上山遇到风雪就有冻死的危险。我们到达姜糖铺也做了一些登山的准备，在登山的时候并没有遇到风雪，只是空气稀薄，喘不过气来，走上几十步就得停下来休息休息，若勉强行走；就要头昏呕吐。爬到最高峰时正值中午12时，远望西南方向的大雪山，雪天相接，白茫茫不分天地，日光照耀光华夺目。下山时山坡陡峻，脚不停趾就到了山下。”李炳藻《在川北松潘截击红军的经过》（《围追堵截红军长征亲历记》（上）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审组编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0年 ）
张灵甫领着他的第1团也跋涉在这条艰难的行军道路上。部队离开大本营越走越远，给养接济也随之越来越困难。第1师当初刚回师碧口的时候，一日三餐已经难以维持，能吃上两顿干饭就算不错了，如今行进在荒无人烟的高原雪山上，举目四望，不见村落，更不见炊烟，一天两顿稀饭都难于保证，连找个适合设营的地方都十分困难，虽然进入了夏季，终年积雪的高原早晚温差极大，再加上高原缺氧反应，张灵甫与手下的官兵们一样，在饥寒交迫中步履维艰，精疲力竭第1师参谋长于达回忆说：“那里（松潘）的艰苦之情，我是身受的。当参谋长连饭都难以吃饱，第1师初进时每天两顿干饭都支持不了（笔者注：应指在碧口），而今每天是两顿稀饭。事先胡先生也知道松潘粮食困难，一到松潘即展开外交工作，派人从成都送茶砖哈达分别去阿坝、芦花、毛儿盖交涉粮食补给……阿坝地大富庶，胡先人派人去买粮，粮是买到了，却因运输困难而无法运到。我们的粮食一部分是由江油、青川、平武运去的，那里有两个土司，他们买了一百多条牛背了粮食来送我们。江油到松潘的运输不能用挑，都雇人背上去的。这一段路程雇工来往要走十几天，只来运输的工作就要把粮食吃掉一半。打仗皆靠粮食，粮食不足，士气不振……这一仗主要靠补给，我方虽有补给来源，却已饱尝艰苦，而*所占据之地多数是山地，根本不产粮食，又缺乏后勤，他们的境遇更可想而知。”（《于达先生访问记录》 于达口述 张朋圆等访问 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历史研究所 1989年）。
比起其他外来部队，张灵甫的部队适应能力还算是强的，毕竟他们在碧口屯驻过一年多，多少已经习惯了当地的气候，相比之下，刚刚从北平调来的补2旅就较难适应，至于拨给胡宗南指挥的其他部队，情况就更糟。第49师与第60师是由原来19路军缩编的部队，士兵几乎全都是广东人，这些来自温暖湿润的南方地区士兵对北方高原雪山的气候反应，结果可想而知，每日因冻饿而死的官兵竟达上百人，部队非战斗减员数量惊人，战斗力大打折扣第49师在上包座战斗详报提到在高原上的惨状：“沿途全属荒草古林，无村落可资设营。加之淫雨绵延，数日不习。官兵因冻饿而死者日以百计……给养无法补充，官兵筋疲力竭，举步艰难。故不能与悍匪作殊死战……”《1935年8月 第49师四川上包座战斗详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 第一编 军事（五）》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 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5月）。
第七节川西北的缠斗（6）
当张灵甫在雪山上饱受煎熬的时候，第1师第4团先抢占了松潘，使胡宗南得以部署他的松潘围堵线。胡宗南深知在松潘高原上作战的艰难，当年清军统帅抚远大将军年羹尧大量使用川陕一带适应本地气候的绿营作战，而胡宗南手上多半是新从东南地区和北京调来的部队，高地恶劣气候成了部队最大的天敌，这令胡宗南烦恼不已。另一个胡宗南不愿意承认的缺憾，是他其实缺乏驾驭大军协同作战的能力，在高原上的大军作战会使经验丰富的老将畏怯，何况胡宗南从来没有这种实战经验，所以他选择消
红军走过的雪山。极围堵的策略也是不得已为之。他将大军沿松潘、岷江一直到上下包座展开，占领每一个可以离开高原的隘口，并向毛儿盖伸出一个前进基地，试图构成一道完整的封锁线。
翻过了小雪山，张灵甫奉命于岷江以西布防，即使在这一地区，他与他的部下官兵的境遇也不见得能比在雪山上好过多少，部队还是遇到与年羹尧当年屯兵松潘时一模一样的问题：缺粮。
胡宗南的封锁线由于准备仓促，严重的粮食问题早在大军集结碧口时就已经发生，当大部队在松潘地区撒网般散开，补给线拉得更长，缺粮的情况就愈加严重。松潘地区多产青稞，外地人不能适应这种寒性的食物，许多人吃了会腹泻，因此军队一部分补给所需的粮食只好从离开松潘四五百里外的四川江油、清平、平武等地雇挑夫人力输送，扣除沿途十几天的损耗，每个挑夫一次能送到松潘的粮食平均只得七八十斤，根本不足以维持大部队的供给需求，官兵普遍处于半饥饿状态。
李炳藻回忆说：“胡宗南玩弄了一个欺骗官兵的花招，下命令道：‘国难当头一切要节约，上至司令下至士兵；每天只吃一餐，放午炮吃饭……’说到挑米的民夫，更是苦不堪言。白天挑重爬山，食不饱腹，夜晚没有被盖御寒（穷苦旅店没有被盖，只有用山条编成的山芭，在芭上铺一层小草作为被盖），病倒者比比皆是。死了的扔到山洞里喂狼，病重的脖颈和腿弯间用麻绳兜住，像抬猪一样抬着走。这种惨状真是亘古未闻。” 李炳藻《在川北松潘截击红军的经过》（《围追堵截红军长征亲历记》（上）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审组编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0年）
非常的时期就会有非常的手段，有些搞粮食的创意实在是别开生面。阿坝在当地是属于比较富裕的地区，第1师派人去向当地土司买粮食，被派的是一个叫谢义锋的营长，他是张灵甫在黄埔四期的同学；与张灵甫一样长得高大英俊，能骑善射，但是他还有一本正经不善交际的张灵甫所不擅长的本领：会跳舞，会讨女人喜欢，是女孩心目中的白马王子。谢义锋到阿坝后吃了阿坝土司的闭门羹，为了完成找粮任务，他居然使出美男计，诱惑了当地土司的女儿。土司的女儿很热情地为情人指点如何打通关节，使谢营长顺利完成了采购重任。阿坝土司不久之后亲自到松潘见胡宗南，疏解了胡部的粮荒。也许因为这一功劳，战后不久谢义锋被升为团长，接替后来因获罪而被解职的张灵甫的位置。
1935年8月底，红军越过大草地北上，并在包座歼灭守军及援军第49师。第49师的大量溃兵向碧口涌来，当地驻军本来已经在缺粮中自顾不暇，根本不去管这些友军的死活，败下来的伤病员境况及其凄惨。当时在碧口的目击者瞄写了所见的惨状：
“在松潘围堵的后期，国军已经筋疲力竭。从伍诚仁的败兵（笔者注：指第49师）到达碧口，市上就不断出现乞食的病兵，沿门讨饭，有些竟然倒毙在街心，胡宗南的留守处从不过问……约末农历六月，我从碧口回到县里，沿途看到死尸纵横，都穿着军衣，佩有符号。有些村落旁边狗一群一群地在那里争食，头面被啃的有骨无肉；军服和徽章仍赫然在眼。这样伤心惨目的状况被我亲眼看到，觉得古诗中‘鸟鸢啄人肠，衔飞挂枯枝’的景象，还没有这样惨凄。”韩定山《一九三五年胡宗南部在碧口阻截红军》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甘肃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 1986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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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川西北的缠斗（7）
有后勤支援的国民党军尚且如此，在高原不毛之地上的红军的悲惨遭遇，比起国民党军更要艰难百倍。美国作家斯诺在《西行漫记》里说：“由于不抢就没有吃的，红军就不得不为了几头牛羊打仗。毛泽东告诉我，他们当时流行一句话叫‘一条人命买卖羊’，他们在藏民地里收割青稞，挖掘甜菜和萝卜，就靠这种微不足道的给养过大草地。”毛泽东幽默的对我说：“这是我
美国记者斯诺1936年在宁夏与强渡大渡河的官兵合影。们唯一的外债，有一天我们必须向藏民偿还我们不得不从他们那里拿走的给养。”埃德加·斯诺著 董乐山译《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
第1师第3游击支队支队长朱冕群在红军北上之后负责清扫战场，他亲眼目睹了牺牲在途中的红军战士：“ （我营）沿红军北上所经道路，向腊子水搜索前进，清扫战场……看见沿途冻死、饿死的红军很多。走上一二十步，就有红军遗尸四五具，并在路旁发现红军遗下的一些草根树皮和牛马牲畜的骨骼。遗尸的眼珠都被老鸦啄去，情景壮烈，不忍卒睹。当时由于我是处于敌对状态，为这样多不怕牺牲，甘于冻死饿死，弃骨异乡的红军的献身行动，迷惑不解。我还在哨棚里见到已冻死的红军战士，两手作射击姿式的英雄形象，实令人感佩。”朱冕群《胡宗南部在川陕甘边区堵截红军概况》（政协成都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成都文史资料选集第13辑》）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在包座打的大胜仗，击破了胡宗南精心布置的封锁线，为红军北上扫清了障碍，打开了向甘南进军的通道，使国民党军企图把红军困死在草地的企图彻底破产。
失利的消息传来，耐力已经达到极限的国民党军官兵们表面上对作战的功亏一篑感示遗憾，私底下莫不对终于能够脱离松潘这个不是人待的鬼地方而暗自庆幸。
1935年从松潘高原上生还的军人们，无论来自哪一方阵营，在他们晚年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