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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令台下的军官生们整齐地列队肃立，身材高大的张灵甫站在前排队列中，毕恭毕敬地聆听着蒋校长一口浓重难懂的宁波腔的训话。他和同学们刚刚才结束紧张而与外界隔绝的入伍生训练，对于校长这番话的弦外之音，台下的大部分学生还浑然不觉，而蒋介石却是实有所指的。
当时黄埔岛上的政治风云，已经呈山雨欲来之势。
还在第四期入伍生入校之前，黄埔军校内的政治气氛就弥漫出吊诡之气。1925年8月20日，黄埔建校时的党代表廖仲恺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前遇剌身亡，一般认为，刺杀廖仲恺是由当时国民党右派的领袖代理大元帅胡汉民的授意，张灵甫开始入伍生训练期间，胡汉民与部分国民党右派的一些重要官员正相继离开广东，新任的党代表是当时被认为左派的汪精卫，他曾大呼“革命的向左来”，黄埔军校政治部自主任熊雄以下几乎全部都是共产党员，校内的政治活空前活跃。黄埔军校的原校名“陆军军官学校”也在一九二六年初改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以强调在军官训练中的政治教育比重。而此时，国共虽然还处于第一次合作的蜜月期，两党的裂痕其实已经显露端倪，可以说是黄埔军校多事之秋的开始。“青年军人联合会”和“孙文主义学会”的斗争就是这种裂痕的具体表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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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黄埔四期生（3）
青年军人联合会，成立于1925年2月，当时黄埔第一期学生即将毕业，鉴于当时广州商团反动势力日益强大，黄埔一期的共产党员学生蒋先云首先提议成立这个组织，起初的宗旨倒也简单，就是把所有驻扎在广州倾向革命的青年军人联合起来，以联合的革命军人，来对付联合的反革命商团。当时成立青年军人联合会，校长蒋介石也是点了头的，他向来把黄埔军人看作是他自己的势力，把其他军队里的革命青年吸引到黄埔军人周围，对他扩张自己的势力不无好处，何乐而不为呢，所以他起先不但不反对，还把自己的心腹学生贺衷寒等人也派到会里担任骨干。不过，会里的活跃分子大部分是共产党员学生，领头的有蒋先云、周逸群、王一飞、李之龙、陈赓等人，结果青年军人联合会很快演变成了由共产党人领导的左翼军人组织。
买了炮仗给别人放，这样的结果蒋介石当然不乐意了。他支持的贺衷寒等人先是常常在会里与左派学生唱反调，后来干脆忿然离开另起炉灶，在蒋介石的默许下，军校内的右倾教职员和学生于1925年秋冬组织成立了孙文主义学会，由军校政训主任王柏龄和一期毕业生中有名的右派学生贺衷寒、曾扩清等人领衔。他们公开宣称，共产党虽然与国民党合作，其实是想乘机篡夺国民党的党权，一朝得逞，所有国民党员，尤其是黄埔同学中的国民党员，将受到无情的*，而无立足之地。因此，他们以学习研究三*义为号召，集结一批黄埔师生，专门与左翼师生的青年军人联合会对着干。
如此一来，在黄埔军校前三期的同学中间就形成了针锋相对的左右两派，在学校里，如果看到两队学生唇枪舌剑，箭拔弩张，不用问，那一定是两派学生在相互较劲。1925年10月，两派的成员在广东大学举行的关于第二次东征的*上大打出手，拔枪相向，形成势同水火的局面。四期新生的连排长们，大都是先期毕业的黄埔学长，这种斗争也就不可避免地通过他们蔓延到了新生之间。青年学生血气方刚，容易受到政治鼓动的影响，部分学生在左右两派的诱导之下迅速在政治上“站稳立场”，加入了两派之间的政争。
其实像张灵甫这种刚入军校的四期入伍生，多半踏出校门不久，缺乏社会阅历，他们的投奔大革命，一般凭的是年轻人的爱国热情和对国家民族救亡图存的责任感，有的或许还加上一点个人出人头地的企图心，要说对什么主义的绝对信仰，一开始还谈不上。用张灵甫的同学文强日后的话说：“当时许多同学入学时甚至连三*义和三大政策都搞不大清楚。”他们多数对这场*背后涌动的暗流不甚了了，对当时广东风云变幻的政局更没有深刻的认识。
文强的升军官生甄别考试，就很形象地体现了这批入伍生的政治水平。主持升学口试的黄埔军校教育长邓演达问文强的：“为什么要来这所学校学习？志愿何在？”文强的回答像是在背口号：“是为革命不怕死而来，志愿是打倒列强，打倒军阀，为实现‘三*义’而奋斗。”邓演达满意地连连点头，吩咐他以后要多多研读“具有‘三大政策’内容的新三*义”。文强是政治科的准学员，入学之前已经是共青团员，入学后不久又转为正式的共产党员，在同学中属于政治上的活跃分子，可即便是他，口试结束之后却也对这新三*义怎么个“新”法颇为纳闷，他连问了许多同学，都不知所以参见文强口述 刘延民撰写《文强口述自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年9月。文强黄埔军校毕业即参加北伐，国共分裂后，他参加南昌起义，后来到四川领导兵运工作，三十年代初因党内肃反而脱党出走，数年后接受黄埔同学邀请加入了国民党的军统组织，在抗战期间领导过有益的敌后地下工作。解放战争中文强曾任杜聿明的徐州剿总前进指挥部中将副参谋长兼军统局北方区区长，淮海战役被俘。解放后他作为战犯一直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改造，于1975年获最后一批特赦释放。。可见当时的学生们对于共产主义和三*义有什么区别，在理论上也不十分明白，军校里悬挂的标语还有“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的字句。可以说，除了青年军人联合会中的共产党中坚分子和孙文主义学会中的坚定右派分子外，许多黄埔生在入学的时候，政治上还是模棱两可或者说是幼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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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黄埔四期生（4）
这种政治上的模糊，在前几期的军校学生中也相当普遍，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张灵甫的大师兄，后来在黄埔一期毕业生中成为仕途佼佼者的胡宗南。胡宗南在校时与时任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走得相当近，他时常向周恩来虚心求教，课余有空，就到周恩来的政治部打下手跑龙套，以至周恩来称他为“黄埔先进”，可见得他的表现一度也相当左倾。他与倡导成立青年军人联合会的共产党学生蒋先云关系不错，在蒋先云的鼓动下，胡宗南还差一点加入了共产党，右派学生甚至把他当成共产党分子，声称要教训他。只是，黄埔军校的校长蒋介石也非等闲之辈，他对黄埔军校可谓呕心沥血，对学生关怀备至，以一个政治人物的敏锐目光，他很清楚，能够考入黄埔军校的青年，都可以说是社会精英分子，今后将成为国民革命军中的骨干力量，必须善加笼络利用。胡宗南就是在蒋介石的感召之下，再加上右派学生骨干贺衷寒也与他私交不错，一直在政治上对他晓以利害，胡宗南权衡再三，最终摆脱了共产党的吸引，投入了国民党的怀抱，并加入孙文主义学会，从此走上一条截然不同的政治道路，后来成了蒋介石的一员*大将参见蒋超雄《我在黄埔军校学习的回忆》（《广东文史资料 第三十七辑 黄埔军校*专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12月）。
张灵甫与大多数军校同学一样，是在入学时集体加入的国民党。黄埔的国民党组织发展学生入党，程序十分简单，填写入党登记表就像是做作业，每人一份。理由就如招生简章上所说，学校对考生政治思想上的要求，就是必须是中国国民党党员，或者具有接受本党主义之可能性，无抵触本党主义之思想者。现在既然已经入学成为国民党军校的军校生，加入国民党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至于共产党学生，共产党组织早有决议，党员可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
张灵甫虽然加入了国民党，以他之前单纯的学生经历，他在入学时对三*义的理解，大概还停留在为考军校而向于右任恶补的那点水平，至于共产主义，在北大读书的时候倒是可能听过演讲，那时不过是当作另一种西方的新思潮而已，不见得就视为洪水猛兽。按照军校规定，学生每个周末可以放假进城，学校安排渡轮，由值星官统一带队离开黄埔岛，下午四点再在城里规定地点集合回校。城里的农*动讲习所曾经是不少左翼学生的周末聚会地点，张灵甫有没有与左派同学一同去过那里，无从考证，不过从他后来的表现来看，那里讲的打土豪分田地那套理论，不大可能是他的兴趣所在。他的投笔从戎，既是基于青年人挽救国家危亡的民族意识，也是出于不安现状想成就一番事业的个人抱负，反帝反军阀的革命他是可以拥护的，要说把自己勤劳致富的老父当作土豪劣绅来革命，让自己的家业给别人共产，这显然不是他能够接受的理论了。
与日后的名气相比，张灵甫在军校可以说是默默无闻，也不见他热衷于主义之争的政治派别活动，也许是以前参加学生运动留下的阴影，在左右两派学生为彼此的信仰主张激烈辩论，吵得面红耳赤甚至打架斗殴的氛围中，张灵甫选择了保持沉默，他的兴趣集中在新接触的军事课程上，对战术学、兵器学、筑城学、地形学等军官生专业讲义爱不释手。
这些课程正规军校生至少需要用两年才能学完，而黄埔四期的学生要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速成，课时安排必须十分紧凑；教官只能以短暂的时间对每个课程进行提纲挈领式的宣讲。好在与当时国内其它几个速成军事学校相比，黄埔师生的素质远为优秀整齐。黄埔的大部份军事教官均出身于保定军官学校、云南讲武堂或留学日本，当时流传着一种说法：“保定的教室，（云南）讲武堂的操场，黄埔的战场。”意指在当时国内的军校中，以保定军校的军事教育最为完整，早期一名保定学生要经过长达七年的学习方能毕业，所以保定出身的军官很适合当其它学校的教官。而云南讲武堂的学生以操场动作训练严格著名，据说这所学校的学生在晚上睡觉时均向同一方向侧卧，在熟睡中能依口令一致翻身，所以云南讲武堂出身的是操场上的优秀教官人选。
第四节黄埔四期生（5）
在这些优秀教官的指导下，早期的黄埔生们虽然接受的只是速成教育，所学得的知识还是足以应付基层军官阶段的要求，大部分人一毕业就马上投入实战，学以致用。以黄埔四期的教官素质和课程安排，像张灵甫这样文化水平高又专心用功的学生，不难在课堂上掌握军学素养的基础条理，形成在实战中以经验自我充实的客观条件。蒋介石也很明白他的学生们在正规军事教育上的局限，北伐结束之后，他大力发展军事教育，并成立了大量深造班以提升他这批早期学生的素质。不过仍有一些军官因种种因素没能脱产参加这类深造进修，而单凭战场经验、战功的积累和个人的悟性升至高位，在这些人当中，张灵甫是一个典型。
三
四期学员正式开始军官生的学习课程后不久，军校纷纷扰扰的左右翼学生团体纷争也终于有了一个了结。在“所有官生应精诚团结努力研究学术”的名义下，蒋介石取缔了青年军人联合会，为示公允，孙文主义学会也一并取缔。此事的导火索，是1926年3月18日发生的“中山舰事件”。此时，黄埔四期入伍生升军官生的开学典礼刚刚过去仅十天。这一事件虽然没有导致像后来四一二政变那样自相残杀的极端结局，国共合作的裂痕显然更加恶化，一些著名的共产党教官如高语罕、恽代英等先后辞职离校，当时的黄埔岛上，也是各种传言、猜测纷纷出笼，学生们莫衷一是，人心惶惶。
蒋介石把黄埔军校看成他安身立业的命根子，岂能让他视为心头肉的
黄埔生们受到“异端”的挑唆而产生对他的不利情绪，他也不愿意政治风潮影响军校学生的日常作息，待事态稍微安定，他就匆匆赶回军校，亲自出面百般安抚。
蒋介石先是在校本部大礼堂召集全体师生大会，后又在总理纪念周发表讲话，表明“绝不承认3月18日那天的事件，共产党有什么阴谋在内”，轻描淡写地把整件事说成是一场误会，已经平息了，要大家安心学习，亲爱精诚，共泯猜疑。接着，他话锋一转：“我军既以三*义为主义，唯有以信仰三*义者为干部，而共产主义及无政府主义分子，应暂时退出，以求各军精神之团结，而谋革命之成功。”他目光炯炯，扫视着台下的学生们，语气逐渐激昂起来：“至于说共产党完全脱离了国民党之后，国民党就不能革命，不能存在！这些话！是不应该讲的！……共产党同志，不要这么轻侮国民党。本党所有的宣传机关和言论机关可以讲统统都属于诸CP同志，就是我们的党报——《民国日报》、《国民新闻》，这样的机关报，也完全是交CP同志来办。要晓得，这完全信托CP同志能够同我们国民党合作到底。所以宣传上和言论上的机关，一切都由他处理，信托他、重任他，不去过问。这完全可以证明国民党对于共产党问志，丝毫没有存一些彼此之见。否则，国民党怎能把这些重要的宣传机关，信托一个不相干的人，来污辱本党吗？……大家总要相互体谅，两方面自觉错误，免去一份纠纷，就可以团结一份力量。”见台下有的学生神情茫然，他又加重语气道：“如果本校长不革命，反革命，同学们就应该打倒我！”参见《蒋校长辟谣谈话》和蒋介石《关于“中山舰事件”》（《黄埔军校史料 1924—1927》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等编 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
蒋介石貌似公正的言辞，很能迷惑一大批黄埔军人的心，否则就难以解释当初这么多追求进步的黄埔青年会留在国民党军队，心甘情愿效命于他们的校长。在第一次国共合作前期，蒋介石自知羽毛未丰，表面上对共
产党表现得相当合作，而且言必称革命。孙中山逝世时，国民党的右派曾一片鼓噪，质疑联俄联共的政策，蒋介石则公开讲话：“反革命的势力虽然很大，但是我们有国共两党的合作，有全国民党的支持，总理死了，还有鲍顾问（注：指苏联顾问鲍罗廷）领导我们，总理的精神不死！”国民党的右派干脆说蒋介石已经加入共产党了。连共产党当时都没有把蒋介石当成右派，而是作为可以合作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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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黄埔四期生（6）
张灵甫早年通过和于右任的接触，一直以为孙中山创建的国民党才是唯一正统的革命党，一般的军校学生在入校前大部分也没有接触过共产党，当他们面对孙中山先生的遗像和青天白日的国民党党旗在军校集体宣誓入党的时候，很自然为自己终于成为一名正统的革命党人而由衷自豪，崇高的归属感使命感油然而升。而以革命长者面目出现的蒋校长，俨然是总理事业的继承者和捍卫者，也就成了众多学生拥戴效忠的当然领袖。
共产党方面把中山舰事件作为一个分水岭，认为蒋介石起初打击左派以取得右派的支持，又打击右派以表示革命，但是自该事件发生之后，蒋介石实际上已经成了国民党的右派。果然，蒋介石在大礼堂说了那番冠冕堂皇的话后不久，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提出了整理党务案，禁止国民党党员在脱党之前加入其他党籍，并以要求做一个纯粹的党员为名，迫使二百五十多名跨党的共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