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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韩国大企业热中于高风险投资，赚了钱归自己，亏了钱就再从银行借。银行也如法炮制，有的韩国商业银行甚至用借来的短期美元外债投资于东欧和俄国债券，进行高风险套利。在1993年到1996年期间，韩国商业银行的外债总额每年增长12％，而外汇资产只增加7％。银行系统内的窟窿越来越大。
韩国政府为了实现产业政策，往往直接规定某些企业生产的特定目标和资金筹措计划。只要企业能够达到政府规定的出口目标就可以取得政策性融资、出口补贴、减免税赋。既然政府官员手中的权力有可能转变为金钱，必然鼓励企业与政府高级官员挂钩，政商勾结，用各种方式寻租，贪污**案件层出不穷。上至两位前总统全斗焕，卢泰愚，前总统金泳三之子金贤哲以及许多政府高官显贵都因为贪污被送上法庭。韩国人普遍相信，被揭露出来的贪污案件只不过是冰山的一角而已。
在1997年1月韩宝集团因无法偿还高达58亿美元的债务而宣告破产。韩宝贿赂案牵连了许多政府重要官员和银行高级管理人员。因之而被捕的有2名银行行长，4名国会议员和许多政府官员。韩宝的破产揭开了某些大企业迅速发展的奥秘，戳穿了大企业无往不胜的神话。在韩宝之后，一个又一个大企业应声落马，使经济危机越来越严重。
到了金融危机时排名第26的三美集团破产，拖欠债务22亿美元。随后，纺织业巨头，排名第36位的大农集团因欠债美元破产。排名第19位的真露集团也宣告无力偿还36亿美元债务而破产。在金融风暴袭击亚洲之后，韩国在马来西亚、泰国和印尼的投资亏损惨重，加剧了韩国金融周转困境，外债负担成倍增加。破产风象瘟疫一样蔓延开来，终于把排名第8的大企业起亚也拖下了马。“宇成”，“建荣”，“韩太”，“韩国新核心”，“纽科”等大企业也都因为过度投资，债台高筑，陷入困境先后宣告破产。同年排名第11位的造船、机械制造巨头“汉拿”集团资不抵债宣布破产。
当大企业破产时，那些初贷款给他们的银行出现巨额呆账。“韩国第一银行”，“发展银行”，“朝兴银行”的呆账特别严重，运行困难。当97年第三季度韩国银行的不良贷款总额亿韩元，到12月上升为兆韩元。韩国企业界和金融界一片混乱。金融系统的混乱又牵连到许多中小企业。许多生产正常的企业也因为缺少流动资金而被迫停产，陷入困境。
当决策层出问题的时候咨询系统也跟着出了问题。韩国并不缺少经济学家，他们的悲剧在于明知道危机即将到来却无法及时修正产业政策。在此期间，政府企图挽救大企业，短期债务和变为呆账的贷款越来越多，韩国金融机构的国际信用大跌。外国银行不愿意再给韩国新的贷款，投资银行的筹资成本迅速上升。韩国大量外债、外贸赤字、银行系统的巨额坏账摧毁了人们对韩国货币的信心。无论是外国投资者还是普通民众见形势不妙，纷纷把手中的韩元兑换成美元。在97年年底每天从韩国流出的资金超过10亿美元。由于大量资金外逃，韩元不断出现贬值的压力。
此时张子剑感觉要是自己的计划能成功的话，这就是一个关键，怎么才能把那些美元吸引到手中，这个需要一个庞大的财团来支持，但总不能把一家商业银行开到韩国来吧！或许能用美元换成不动产，只有这个办法，才能疯狂的吸收韩国人的血汗钱。
不过韩国政府确实混蛋，韩国那些大企业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坚决要求中央银行进场干预，抛出美元以稳定汇率。面对着大量抛售韩元的浪潮，就是韩国政府想捍卫韩元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在金融风暴中，韩国且战且退。在一场惨烈的外汇保卫战中韩国中央银行损失惨重，外汇储备从300多亿美元急剧下降。到12月2日韩国可动用的外汇储备只剩下60亿美元。12月12日仅剩32亿美元。11月17日韩国中央银行被迫放弃固守政策。兵败如山倒。韩元币值一路狂泄，几周之内就下降了48％。
在推行新重商主义发展战略的初期，韩国政府尚能对企业和金融机构实行比较有效的金融监管。政府通过信贷管理来控制对财阀的信贷规模，甚至干预企业的产出计划。在60年代和70年代，在类似计划经济的管理下，韩国企业的利润率比较高。韩国政府曾经数次果断地下令让那些经营状况不能令人满意的大型企业关门停业，从而防止给金融部门带来更多的坏帐。韩国发展模式的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机构在管理经济方面的权威。
从80年代中期开始，韩国大企业羽翼逐渐丰满，很快地走向国际市场。为了实现快速扩张，韩国财阀迫切需要引进外资。显然，开放资本市场，提高国内利率水平是大量引进外资的前提条件。为了和国际金融体制接轨，韩国政府在全球经济自由化的潮流影响下，逐步减少了对经济的干预，对外开放了金融市场。开放金融市场的效果是非常显著的。韩国从1994年到1997年第三季度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高额海外资金，达到659亿美元。
可是，取消了旧的金融管制，却没有建立有效的市场机制，韩国企业，特别是财阀们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操作空间。缺乏约束机制必然导致了企业的“软预算约束”。结果，过度投资和过度借款的现象大量出现，企业收益率越来越低，最终在金融机构中累积出来大量不良贷款。
政府部门对于金融机构的海外投资没有建立有效的监管机制。韩国金融机构，特别是新建立的商业银行的海外投资高速增长，风险极大。
在金融自由化过程中，政府的金融监管方式需要改变，但是监管力度非但不能削弱，反而应当加强。但是，在1987年到1997年期间韩国两任总统都没有这样做。政府不仅没有能够提高金融监管能力，反而由于贪污**破坏了金融监管体制。官僚和政客用各种手法控制银行，经常强迫银行进行政治贷款，1997年披露的“韩宝”企业丑闻就是其中一例。
韩国一直没有能够建立一个完善的银行系统。在金融风暴之前，韩国有20家银行和许多非银行金融机构。其中有三家国有独资银行，在其他银行中政府也是大股东。在金融风暴之后，关闭了三家银行，经过调整后还有17家银行。
在金融风暴之前，韩国政府规定，私人和私人机构不得单独拥有一家银行的4％股份。所有银行的行长、经理都必须由政府任命。银行的财权和人事权都牢牢控制在政府手中。官员和财阀在幕后决定了贷款的去向。政府不仅控制信贷的流向和贷款利率，也控制了贷款的期限和贷款种类。
韩国政府长期以来对大企业实行优惠的保护措施。按照道理，银行应当发挥对企业的监督和约束作用，但是，在韩国的金融体制下，银行根本无法约束大企业的金融活动。财阀的金融结构缺乏透明度，它们通过交叉担保方式贷款。银行将企业的地位作为其贷款安全性的指标，在相当程度上放弃了对财阀借贷的审查和监督。
许多非银行的金融机构则在这些财阀的控制之下，成为了企业领导的私人金库。最终，韩国的金融体制出现了非常荒唐的局面：企业约束金融机构，而不是金融机构约束企业。
韩国政府和银行对金融体制监管不力，那么，企业是否有可能实现自身的金融监管呢？在韩国经济发展的初期，韩国新兴的大企业确实对自身的金融状况非常当心，企业内部的金融监管措施也比较健全。
在1987年以后，韩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放松对经济的控制。首先，韩国政府不再提出新的工业政策和发展目标。不再对某些特定的行业给予特殊照顾。在很长时期内，韩国政府曾经严格规定，某些行业必须得到政府的特许之后才可以进入。韩国政府在1987年以后就取消了这些约束，企业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进入任何行业。在其他国家几乎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到了韩国就有了麻烦。在这个时候，韩国财阀的领导权已经传到家族第二代或第三代身上。这些继承人才能平庸，往往眼高手低，好高骛远，管理企业的能力和决策能力远远不如他们的前辈。
想到这里张子剑嘴角微微的带着一丝坏笑，那位朴大志不久像报道说道，眼高手低，只会玩乐享受，好高鹜远，根本不懂管理，到时候要报仇，也不是不可能。
有些大少们他们盲目追求高科技和高资本投入的资本密集型产业。由于决策错误而导致过度投资和投资失败的案例层出不穷。其次，韩国政府宣布不再监控大型企业的产出和投资。这一决定进一步助长了财阀的过度投资。结果，由于财阀的连续亏损在金融系统中迅速累积起巨额坏帐。韩国政府不再直接命令资不抵债的企业破产。企业的破产程序将服从法院的裁决。在五至十年间，破产企业的债务都作为不良贷款对待。银行根本就不知道应当如何应付财阀破产。
到了90年代中期，许多财阀在资本市场上陆续上市。虽然在名义上财阀只控制少量股份，但是，财阀首脑通过在企业成员间的复杂的循环投资，在实际上控制了整个企业。财阀的企业家族就象圈钱一样，拿全体股东的资金来追求自己的利益。股份化之后，财阀的过度投资变本加利，越演越烈。
毫无疑问，放松对企业的干预和控制是正确的。但是，实现这一点的条件是需要有健全的市场竞争机制。在政府放松管制之后，由市场来制约企业的投资行为。在韩国内部几乎没有任何对财阀有效的市场约束。放松政府的管制以后，财阀几乎可以为所欲为，必然会加剧它们过度投资和借款的趋势，从而把韩国日益推向金融危机的边缘。
实际上，由于韩国银行的金融监管机制极不健全，政府和企业在金融监管体制中占有主导地位。那么，由谁来监督政府和企业呢？政府和企业都有各自的利益取向，无论如何，稳定国家金融秩序不会成为他们的主要目标。政府官员希望保住官位，并且得到晋升。财阀追求高额利润，希望得到更多贷款，高速扩张。他们都赞成必要的金融秩序，但是都希望管住别人而对自己网开一面。在经济自由化的过程中放松了对金融部门的监管，为韩国的金融体系埋下了祸根。
说到底，金融危机就是银行丧失了资金流动性。银行内部的不良贷款再高，只要存贷基本均衡，就不会有支付危机。也就是说，不良贷款本身是不可能直接导致金融危机的。只有在短期内出现大量资金外流，才能使得银行陷入无法支付的困境。在一般情况下，国内资金的流动比较容易预测，其规模也有限。从97年以来的各次金融危机都是和国际间的资金流动密切相关。对外开放了资本市场之后，资金大进大出，增加了资金的流动性和不可预测性。倘若一个国家的金融体制暴露在国际资本市场上，那么就很有可能招致短期外资的攻击。这些攻击是否会造成灾难则要看这个国家的金融体制是否健康，是否具有抵抗能力。不良贷款、过度投资带来的高额短期外债都是导致危机的条件。突然出现的大规模资金流动才会导致颠覆性的灾难。
自1987年以来，韩国顺应历史潮流，积极走向世界，大方向是正确的。但是，韩国在开放金融领域的过程中犯了开放程序错误：在没有整顿好国内金融秩序，没有建立完善的金融竞争规则的情况下，大幅度对外开放金融。韩国对于外资银行进入国内市场始终有所保留。但是，韩国很快就打开国内大企业集团走向国际金融市场的大门。韩国财阀大举外债，并且利用外资到海外投资。外资通过韩国财阀大量进入韩国。
促使韩国打开金融市场大门的主要是来自于外部的压力。由于韩国在贸易、金融上日益融入国际社会，韩国与国际金融市场的冲突频频发生。从80年代初期开始，在内部，韩国的财阀要求摆脱政府控制的需求越来越强烈，在外部，欧美各国已不再能容忍东亚国家的新重商主义政策，于是，韩国新重商主义的发展模式开始向更自由的方式转化。
正如韩国经济学家所指出的那样，对于韩国的危机“在一些经济学家和政府官员中盛行的自由化思想也是有责任的。在新重商主义被滥用的时代，任何鼓吹自由化的思想都被认为是好的。例如，在他们的自由化思潮中，监管和经济规章约束似乎都没有意义了。另外，一些经济学家和政府官员一直以来都以为过度监督管制金融部门会使韩国失去内部改革的动力。只有外部的压力才能够促使金融部门的自由化。就没有看到短期资金运动的危险性。结果，本来应最后实现自由化的短期资金活动，却最先实现了自由化”。
在金融风暴之前，韩国官方以及大多数经济学家都很教条，他们认为国内自由化要在国外市场开放之前进行；贸易项目自由化要在资本项目自由化之前进行；金融业开放要在资本运作之前进行；长期资本自由化运作要在短期资本自由化运作之前进行。这些笼统的原则并不能代替对外开放金融的程序设计。要建立有效的金融监管体系不仅需要完善适合国情的法制还需要培养一大批专业人才。这些都不能一蹴而就。金融市场的竞争机制更需要长期培养。在整个过程中必须要加强涉外交易的金融监管。遭遇金融风暴是缺乏金融监管的后果，而不能怪罪于对外开放。不能因噎废食。
想到这里，张子剑看着天外有点泛亮了。自己身了个懒腰，一看笔记本上已经别他写的秘密麻木的，而且还有很多涂画的痕迹，看着草稿，想趁着自己还很精神，趁热打铁，整理出一份资料来。
现在张子剑已经摸清韩国经济危机的重要原因，甚至不次于小日本的房地产泡沫。这么大的危机，竟然在政府的可以隐瞒下产生，这也不得不怪罪到金泳三大叔的行为上，此时这位距离上台还有半年多的时间，怎么利用这半年多为自己以后的大计作为铺垫呢？张子剑同时也有预感，这次捣鼓韩国，会比任何的一次金融事件要盈利的多，甚至能十几亿美金，不过前期的投入是非常大的。得想办法怎么来个空手套白狼啊！
不过张子剑想到金泳三大叔好想在上台后不久先后罢免了一千三百多名高级公务人员的职务，其中包括国会议长、国会议员、执政的民自党秘书长、汉城市长、法务部长官、卫生部长官、建设部长等，国防部也下令把四百九十多名将级军官的家庭财产公开，海军总参谋长因受贿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