铃，外加一百五十磅的铁轮。弗兰妮替大家开门兼清场，莉莉扶着弗洛伊德，充当回程的“导盲熊”。
“耶稣基督！”父亲说。公车司机不准我们上去。
“来的时候明明可以！”弗兰妮说。
“他们在乎的不是熊，”弗洛伊德说，“是那根杠铃。”
“你们这样抬看起来很危险。”弗兰妮对弗兰克、苏西和父亲说。
“要是你跟爱荷华巴布一样练过举重，”我告诉父亲，“就可以自己抬了，不至于看起来那么重。”
莉莉注意到奥地利准熊坐巴士，却不准举重器材上车；她还注意到这里对滑雪这回事也很宽松，便建议去买个装滑雪板的袋子，把杠铃包在里面。这一来，司机就会以为那只是副特别重的滑雪板了。
弗兰克建议找人回去借史劳本史吕瑟的车。
“它从来不跑。”父亲说。
“也应该会跑了吧，”弗兰妮说，“那呆子不知修了几年了。”
于是父亲跳上巴士回去借车，但被激进派一口回绝。也许当时我们就该警觉，停在旅馆外的是一颗炸弹？但我们以为这只是激进派不友善的一面，只得自己把举重器材扛回家。走到美术史博物馆，我不得不先走一步，让其他人和杠铃待在那儿。博物馆也不让杠铃进门——当然更不放熊进去。“勃鲁盖尔＇ 译注：Brueghel，十六世纪佛兰德斯画家。
09 第二家新罕布什尔旅馆（5）
＇就不会在意。”弗兰克说。结果他们只得在街角打发时间。苏西跳了一会儿舞，弗洛伊德用球棒打拍子，莉莉和弗兰妮唱了一首美国歌——闲晃之余顺便赚点钱；街头艺人是维也纳的特产。称这些表演为“老鼠王再现”的弗兰克则摘下帽子收钱，那帽子就是当年父亲买给他的巴士司机制服配件之一——那顶他充当旅馆门房时戴的，活像葬仪社的灰色帽子。弗兰克在维也纳一向戴着它——我们家的老鼠王化身。我们常想到这位忧伤的艺人，带着没人要的老鼠一起跳楼，不再走过打开的窗口。“人生太严肃，艺术才有趣！”是他的宣言；他一直走过那些打开的窗口——直到终于被牵引过去。
我提着一百五十磅慢跑回家。
“嗨，扳手。”我对车底下的激进分子说。
然后我奔回博物馆，再提起七十五磅踱回家，剩下的七十五磅由父亲、弗兰克、苏西、弗兰妮、莉莉和弗洛伊德分摊。就这样，我有了举重器材，足以唤起我对第一家新罕布什尔旅馆和爱荷华巴布的记忆，驱走一些维也纳的陌生感。
我们当然也得上学。美国学校在美泉宫旁、希庆的动物园附近。一开始苏西每天早上陪我们搭公车上学，放学时来接我们。有只熊接送让我们在同学面前神气极了。不过父亲或弗洛伊德得陪着一起来，因为熊不能单独坐公车；而且学校离动物园不远，这里的人看到熊比城里人更紧张。
很久以后我才猛然发觉，我们一直没有关心弗兰克的性生活，实在太对不起他。在维也纳七年，我们始终不知道他交了什么男朋友。他只说是美国学校的同学——因为弗兰克年纪最长，修的又是高级德文课，他一个人待在学校的时间比我们都长；待在性泛滥的第二家新罕布什尔旅馆里，弗兰克一定养成了谨慎小心的习惯，就像当年我要求朗达在对讲机下说悄悄话一样。至于弗兰妮，当时她有熊做伴——苏西老是对我说，还是需要从强暴的阴影里走出来。
“她早走出来了。”我说。
“你还没有，”苏西说，“奇柏·道夫还在你心里，也在她心里。”
“那么，弗兰妮的问题在道夫，”我说，“强暴的事已经过去了。”
“等着瞧吧，”苏西说，“我是只聪明熊。”
胆小的客人不断上门，不过并没多到惊人的程度。多到“惊人”的胆小客人，其实也不全是好事，虽说我们是多多益善。无论如何，这里的投宿名单至少比第一家新罕布什尔旅馆好看。
观光团比一般客人容易应付，独行的胆小客人更容易不安。那些胆小的单身旅客、胆小夫妇——偶尔还带个胆小孩子——更容易被旅馆里日夜轮流的活动惊扰。不过，第二家新罕布什尔旅馆开业头三四年内，只有一个客人敢抱怨——他们果真够胆小。
抱怨的是个和丈夫女儿同行的美国人，她女儿跟莉莉差不多大。他们也来自新罕布什尔，但不是得瑞那一带。这一家子到柜台登记的时候正好轮到弗兰克当班——向晚时分，刚放学。弗兰克说，那女人一开始就抱怨，他们有多想念新罕布什尔那样“干净清白、童叟无欺的好风气”。
“又是那套‘简单实惠’的狗屁。”弗兰妮说，想着尤里克太太。
“我们在欧洲简直是一路挨抢。”新罕布什尔来的丈夫对弗兰克说。
恩斯特当时人在大厅，正向弗兰妮和我描述一些印度密宗的奇怪体位。用德文说起来难懂得很，不过，尽管我们的德文程度从未追上弗兰克——而莉莉只花一年，口语就讲得几乎跟弗兰克一样好——在美国学校还是学了不少。课堂上当然不教性爱用语，那是恩斯特的专长。尽管恩斯特令我发毛，我还是无法忍受让他和弗兰妮单独一起，因此只要我撞见他们在谈话，总是尽可能地在一旁听着。苏西熊也喜欢旁听——用她的大爪子碰碰弗兰妮，好让恩斯特看清楚。但新罕布什尔的美国客人来投宿时，苏西熊正在上厕所。 。 想看书来
09 第二家新罕布什尔旅馆（6）
“浴室还有毛，”那女人对弗兰克说，“你绝对想不到我们住过多肮脏的地方。”
“我们把旅游指南扔了，”她丈夫对弗兰克说，“根本不能信。”
“我们现在只相信自己的直觉，”女人说着，环顾着新罕布什尔旅馆崭新的大厅，“我们要找有美国味的。”
“我想赶快回家。”女儿像老鼠一样小声地说。
“三楼有两个不错的房间，”弗兰克说，“而且相邻。”但他担心可能离妓女太近，只隔一层地板。“不过，”弗兰克说，“四楼的视野比较好。”
“去他的视野，”女人说，“我们要三楼那两间，不要毛的。”她怄气地说。就在这时，苏西熊慢吞吞走进大厅——跟小女孩打了个照面。苏西故意把头一昂，发出低沉的吐息和鼻鸣。
“你们看，有熊。”小女孩抱住她父亲的腿说。
弗兰克按了一下柜台的铃：“提行李！”他大叫。
我不得不从恩斯特的密宗体位中抽身。
“‘梵俨塔’（Vyanta）有两种主要体位，”他平铺直叙地说，“女性身子往前倾，双手着地，男性站着，从后方进入她——这就是‘偈奴迦梵俨塔阿沙那’（dhenuka…vyanta…asana），或者‘母牛体位’。”
“母牛体位？”弗兰妮说。
“呃！”苏西不悦地说，把头搁在弗兰妮怀里——娱乐一下来客。
我提起行李往楼上走，小女孩两眼一直盯着熊不放。
“我妹妹年纪和你差不多。”我对她说。莉莉带弗洛伊德出去散步了——他一定又到处描述那些自己看不见的景物。
弗洛伊德就是这样带我们观光的。一边拄着球棒，一边跟着我们其中一个，或者苏西。我们随他穿越大街小巷，在街角大声把街名念给他听，弗洛伊德的听力也不行了。
“我们走到Blutgasse没有？”弗洛伊德会喊，“走到‘血路’没有？”
然后莉莉、弗兰克、弗兰妮或我就跟着吼道：“Ja！ Blutgasse！”
“右转，”弗洛伊德指示道，“等走到Nomgasse，孩子们，”他说：“先找五号。你们会看到费加罗家的大门，莫扎特的《费加罗的婚礼》就是在这里写的。哪一年，弗兰克？”
“1785！”弗兰克吼回去。
“还有比莫扎特更重要的，”弗洛伊德说，“就是维也纳第一家咖啡屋。我们还在Blutgasse上吗？孩子们？”
“Ja！还在‘血路’。”我们说。
“看六号，”弗洛伊德嚷道，“那就是维也纳第一家咖啡屋！连史芳格都不晓得这回事。史芳格喜欢鲜奶油，可是她跟那些搞政治的没两样，”弗洛伊德说：“半点历史都不懂。”的确，我们从史芳格那儿学到的不是历史。我们学着爱上喝咖啡，跟着再来一小杯水；我们还喜欢上报纸油墨染上手指的感觉。弗兰妮和我总是抢着看仅有的一份国际先锋论坛报。在维也纳七年，报上总少不了小琼斯的新闻。
“宾州大学胜海军官校，三十五比六！”弗兰妮念道，大家欢声雷动。
后来，这些消息变成了克里夫兰布朗胜纽约巨人，二十八比十四，或者不幸败给巴尔的摩小马，十七比二十一。小琼斯偶尔写信给弗兰妮，谈的事也不外这些。但以如此间接的方式——过期报纸上的橄榄球赛比分——得知他的消息，感觉真是相当特别。
“到Judengasse，右转！”弗洛伊德说。于是我们沿着“犹太路”往圣·路普雷希特教堂走去。
“落成于11世纪。”弗兰克喃喃道。对他而言历史愈悠久愈好。 。。
09 第二家新罕布什尔旅馆（7）
接下去是多瑙运河，在斜坡最下方的弗朗兹·约瑟夫河滨道路，就是弗洛伊德常带我们造访的大理石碑：纪念被纳粹屠杀的受难者——当年该地正是盖世太保的大本营。
“就在这儿！”弗洛伊德尖叫，边跺脚边用球棒敲地下。“把石板的样子讲给我听，”他叫道，“我没看过。”
他当然没看过，因为他就是在这里瞎的。纳粹在集中营，对弗洛伊德的双眼做了个失败的实验。
“不是，跟夏令营没关系。”弗兰妮必须向莉莉解释，因为莉莉一向怕被送去夏令营，听到露营的人惨遭折磨一点也不惊讶。
“这不是夏令营，莉莉。”弗兰克说，“弗洛伊德待的是‘死令营’。”
“但是死神先生从来没逮到我，”弗洛伊德对莉莉说，“他找上门时我都不在家。”
弗洛伊德还对我们说明，新市场边那座喷泉——天佑之泉，或者多纳喷泉（以设计人命名）——的裸像，其实是仿制品。真品在下观景宫（Low Belvedere）。玛丽娅·特蕾莎＇ 译注：Maria Theresa，十八世纪奥匈帝国女皇。
＇曾谴责过这些象征生命泉源之水的裸像。
“特蕾莎是个婊子，”弗洛伊德说，“她还创办了个什么‘贞操委员会’。”
“‘贞操委员会’？”弗兰妮问，“干吗吗？”
“还能干吗？”弗洛伊德反问，“这些人有什么好干？他们拿性这码事没法子，只好找几个喷泉开刀。”
即使是弗洛伊德——另一个——的维也纳，也以“拿性这码事没法子”恶名远播。不过同时的英国维多利亚王朝还不信邪，硬把玛丽娅·特蕾莎“贞操委员会”那套搬出来试。“那年头，”弗洛伊德赞美地指出，“妓女还可以在歌剧院的走道上谈交易。”
“中场休息的时候。”弗兰克补充，怕我们不知道。
弗兰克最喜欢跟弗洛伊德一起去历代皇帝的藏骨之地——卡普齐纳教堂地下墓地的皇室陵寝。哈布斯堡王朝自从1633年起，代代都埋骨于此。装贤淑的老玛丽娅·特蕾莎也在这里，除了她的心。陵寝里的遗体都没有心脏——放在另一间教堂里，我们得另走一趟。“到头来，历史总是把一切拆散。”弗洛伊德在无心的陵寝中叹道。
再会，玛丽娅·特蕾莎——还有弗朗兹·约瑟夫、伊丽莎白，以及下场凄惨的墨西哥皇帝马克西米利安。当然，弗兰克心目中的英雄也和他们睡在一起，自杀身亡的哈布斯堡继承人，可怜的鲁道夫也在这里。每次一进陵寝，弗兰克的心情就特别沉重。
令弗兰妮和我心情最沉重的，是跟着弗洛伊德走过魏普圆场街到富特路这一段旅程。
“转弯！”弗洛伊德叫道，球棒随之颤抖。
我们在犹太广场上。这里原本是维也纳的犹太区，打从十三世纪就一直算是贫民窟。犹太人在1421年在本地首次遭到大举驱逐，而关于最近这一次，我们所知也没有多多少。
令我们难以承受和弗洛伊德待在那里的原因是，这一段路已经少有可见的历史。弗洛伊德沿路喊出的公寓已经不再是公寓，他指出的整栋建筑根本不存在——而他在那里认识的人也不存在。这一段旅程充满我们见不着的事物，但弗洛伊德看得见，他看见的是1939年之前的犹太广场，他还在那里，眼睛完好。
新罕布什尔夫妇带着女儿前来投宿那天，弗洛伊德带莉莉去的就是犹太广场。我知道，因为莉莉回来时非常难过。刚把美国客人和行李送到三楼的我也很难过，上楼时我一路想着恩斯特对弗兰妮描述“母牛体位”的情景。行李感觉并不重，因为我把它们想成恩斯特；我想把他提到新罕布什尔旅馆顶楼，找个窗口把他扔下去。 。 想看书来
09 第二家新罕布什尔旅馆（8）
新罕布什尔来的女人用手摸了下楼梯的扶手。“灰尘。”她说。
史劳本史吕瑟在二楼的楼梯口经过我们身边，一双手从指尖到前臂都沾满机油，脖子上套了一卷铜线，活像要上绞架的犯人。他抱着一个看来很重的盒子，像是个超大型电池——日后回想起来，用在宾士车上实在太大了些。
“嗨，扳手，”我说。他咕哝了一声擦身而过，嘴里小心地——对他而言——咬着一支小小的东西，像是包在玻璃里的保险丝。
“那是旅馆的技工。”我解释道，这么说最简单。
“样子不怎么干净。”新罕布什尔来的女人说。
“有汽车停在顶楼吗？”她丈夫问。
我们走上三楼，正在微暗的走廊上找房间时，五楼有个房门开了，泻出一屋子十万火急的打字声——菲格波大概在给哪篇宣言下结语，要不就是在写她那篇以浪漫传奇为美国文学中心思想的论文——阿贝特的吼声从楼梯间传来。
“妥协！”阿贝特叫道，“你最会的就是妥协！”
“每个时代都不一样！”老比利吼回去，老激进派忙了一天正要离开。当他走到三楼的楼梯口，我还在跟行李和钥匙奋斗。
“你这只风向鸡，老头！”阿贝特大吼，吼的当然是德文。我猜，对不懂德文的美国人来说，听起来一定更诡异不祥；我听得懂，也觉得这话挺吓人。“总有一天，老头，”阿贝特下结论，“你会被风一起吹走！”
激进派老比利在楼梯口停下，对着阿贝特回骂：“你这疯子！想把大家都害死吗？没耐性的家伙！”他大吼。
三楼和五楼之间有个如鲜奶油般柔和的人影轻悄地移动着，好心的史芳格出来安抚他们两个，一会儿往下跑几步跟老比利耳语几句，一会儿又往上跑几步去找阿贝特——跟他说话得把声音放大些。
“闭嘴！”阿贝特打断她，“去怀你的孕！”他对史芳格说：“堕你的胎！吃你的鲜奶油！”他语出恶毒。
“禽兽！”老比利大叫，开始往回走，“对你这种人用不着绅士！”他对阿贝特怒吼：“你甚至不懂人道主义！”
“求求你们，”史芳格还在试着调停，“比利、比利……”
“你要鲜奶油是吗？”阿贝特对她吼道，“最好整条卡恩纳街上都是奶油，”他疯狂地说：“最好把整条圆场街的车子都淹掉，奶油与鲜血。”他说：“你会看到那一天的，到处都是，淹没一切！”阿贝特说：“奶油与鲜血！”
我领着胆小的美国夫妇走进满是灰尘的房间。天马上就黑了，我知道，楼上的对吼会熄火，而楼下的呻吟声就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