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过了很长的时间才使南朝鲜军队树立起抗击敌军夜间进攻的信心。脚踏胶底鞋的中共士兵如果突然出现在南朝鲜军队阵地上，总是把许多南朝鲜士兵吓得头也不回地飞快逃命。
一月三十一日至二月十八日这个阶段，美第2师在作战中继承了它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的优良传统。在这三个星期中，打了许多硬仗，但是，哪一次也不如保尔·弗里曼上校（现晋升为将军）指挥的第23团战斗队（配属有勇敢的蒙克拉尔指挥的法国营）打得巧妙、英勇和顽强。在中共部队发动第四阶段攻势的整个过程中，第23团战斗队一直在原州西北大约二十英里处的双洞—砥平里地区作战。
中共的五个师包围了这支部队，连续发起了攻击，以图突破防御圈并消灭这支部队。第23团战斗队粉碎了敌军的全部进攻，使敌军遭到极其重大的损失。据报告，倒在第23团战斗队阵地前的敌人尸体达两千具之多。在第l骑兵师的一支装甲特遣部队夺路进入防御圈、中共部队突然中止全部进攻行动之后，我立即乘直升机飞抵第23团战斗队的阵地，看到了数百具尚未掩埋的敌军尸体。
尽管仗打得非常激烈，而且敌人的决心显然也很大，但是，我对这一仗必定打胜是毫不怀疑的。无论是在地面上同前沿分队呆在一起，还是在他们的上方飞行以更全面地观察情况，都使我深信，他们肯定能够坚持得祝一旦敌人的这次攻势受到遏制，我的下一步计划就是发动一次强大的有限目标进攻，以两个师的兵力在汉城以东强渡汉江，旨在切断敌人的补给线，并包围在西部地区集结的敌部队。原先，我认为，收复汉城在军事上没有什么价值，因为，我感到，背靠一条无法徒涉的河流我们无法进行有效的战斗。但是，麦克阿瑟向我指出了重新使用金埔机场和仁川港的重要价值，认为这样做可以加强我们的空中支援，并能减轻我们在补给上存在的困难。他也认为，汉城几乎毫无军事意义，但他却告诉我，如果我们能重新夺得汉城，便能在精神上和外交上取胜。我接受了他的意见，并将这些建议考虑到我的计划之内。但是，我的基本指导思想依然未变，即某一地区本身对于我无足轻重，除非占领这一地区有助于消灭敌军，保存自己。
一月底（此时，我们正全力向前推进）至二月二十日这段时间，麦克阿瑟将军曾三次光临我的部队进行视察，每次都对我们的作战行动和作战计划表示十分满意。在他进行第三次视察期间，我们曾于二月二十日在原州会面。我让他看了一份标有“仅供参阅，不许抄录”字样的备忘录，这是我那天拟就、打算送给所有军长和南朝鲜军队参谋长参阅的。在备忘录中，我概略地介绍了制定计划的事实根据和全部作战行动的主要目的，特别是当时正在酝酿的、派两个师再次渡过汉江的主要目的。在敌情方面，据报告位于平壤一带的中共的四个军，在实力、武器状况、士气，以及作战企图等方面的情况依然不明。但是，几周来，敌增援部队很可能在源源不断地由该地区南下，以加强我当面之敌。他们几乎每天都可能出现在战线上。除此之外，我们没有其他情报，我本人也没有掌握其他指挥官所不知道的情况。至于我们的意图则仍然是：给敌人以最大限度的杀伤，同时尽量减少我们的伤亡；保持各主要部队建制的完整性；小心谨慎，避免因敌之诡计或我之贸然行动而陷入敌人包围，被其各个击破。我们的追击要有限度，只能在仍可获得强大支援的情况下才继续追击，或者至少要在部队能及时与敌脱离接触、进行局部后撤的情况下才实施追击。
正是基于这种思想，我制定了即将实施的代号为“屠夫行动”的进攻计划。我是在二月十八日（星期日）夜晚、总司令视察的前两天亲自动手拟定的这份行动计划，并且已向美第9、第10军军长和第1陆战师师长作了扼要介绍。
可以说，这次恢复攻势使我的计划终于见诸行动。从接任第8集团军指挥职务那一刻起，我就一直在酝酿这个计划，而且，可以说，计划的酝酿工作是在包括总司令在内的各级指挥官普遍存在撤退思想的情况下进行的。
所以，你们可以想见，在二月二十日亦即目标日期前夕，当我听到麦克阿瑟将军对聚集在他面前的记者发表的声明时是何等地吃惊，甚至震惊。当时，麦克阿瑟站在聚集在第10军作战指挥所的十几名记者面前，我靠着后面的一张桌子。他很镇定地宣布：“我刚刚命令恢复攻势”。
他在提到“我”宇时并没有特别加重语气，不过含意是清楚的，即他刚从东京飞抵这里，分析了战场的形势，并且就这个问题与下属进行过讨论，尔后才命令第8集团军发起进攻。不用说，设在东京的远东美军司令部或曰联合国军总部从未发布过任何有关这次作战的命令。自然，关于我的作战意图，麦克阿瑟曾得到过详细的通报。但是，无论其本人还是其参谋人员在“屠夫行动”计划的构想或拟制过程中均未发挥过任何作用。
问题倒不在于这项突如其来的声明使我的自尊心受到严重的伤害，而在于它又使我很不愉快地想起了我以往所了解的、但几乎已经忘却的那个麦克阿瑟。事情刚过不久，我就不得不注意起总司令另一次企图使其在公众面前的形象永放光辉的做法。这一次，我感到自己有责任进行干预，因为，这种做法肯定会给我们带来危险的后果。麦克阿瑟有这样一个老习惯，即每当一次大规模进攻快要发起之时，他总是要视察他的部队中担负进攻任务的那些部队，并且，用一个形象的说法，打响发今枪。一般地说，这是个值得称道的做法。指挥官亲自到各处走一定对部队是一种鼓舞。
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指挥官对士兵的情绪必然会有一个很深刻的了解。指挥官的这种视察通常很少为敌人所知，一直到事情过去很久才会透露出去。
但是，这里说的是，每当一次大规模作战行动即将开始之时，麦克阿瑟就会由东京飞来，在前线抛头露面，这已成为一种定规。而且，他在空中飞行时的那种讲究排场的阵势本身，就几乎肯定会把他的每次飞行暴露给敌人。
这种情报是否会很快传到敌人那里从而使他们能够采取对策，这使我十分重视。因为，我们即将开始第二阶段的总攻“撕裂者行动”。这次作战如能成功，我们就能打回“三八线”及其以北地区。我非常清楚，以我这样的身份向麦克阿瑟提出反对他现在视察的意见可能被当成一种无礼行为、不欢迎上级的行为或者侵犯上级权利的行为。可是，我认为，必须把问题直言不讳地讲出来，所以就召集了一次很长的会议来斟酌辞句，尔后，将长长的电文发了出去，表明了我的看法。在这件事情的处理上，总司令表现出他那非凡个性的另一个侧面。他收到电报后马上就明白了其中的意思，没有误解电文的精神实质，所以，立即将这次视察的时间推迟到全面发起进攻之后。
这里，我想插一段有关“屠夫行动”的趣闻。当我选定的“屠夫行动”的代号通知五角大楼之后，乔·柯林斯马上（但很有礼貌）就提出了反对意见。他指出，“屠夫”一词肯定会给公众造成一种不舒服的印象。我不明白承认战争就在于杀死敌人这样一个事实有什么可反对的。好几年以后我才听说，这种反对意见是由于共和党的指控引起的，他们指控杜鲁门政府在朝鲜的目的就是屠杀中国人。据认为，鉴于美军会付出重大的伤亡，因而以杀敌作为作战的目标在政治上缺乏“魅力”。我听到的另一种说法是：杀中国人对于第8集团军司令来说也许是很有吸引力的目标，但是，从战略观点来看，这样做并不能防止北京在今后发动侵略战中。麦克阿瑟在参院听证会上曾经提出，要想防止北京今后发动侵略，唯有“现在就消灭其发动战争的力量”。其潜台词就是“现代战争的特点表现在武器装备上面不是人力上”。
但是，即使是现在，我仍然认为应当告诉国内的人民，战争就意昧着杀人。对于任何企图使人民相信打仗是件流血甚少、只是稍微有些令人不快的做法，我是从内心反对的。
为了打回并渡过汉江，为了再次包围汉城，第8集团军付出了很大的牺牲。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坚持如下方针，则损失还会大得多。这些方针是：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敌人的最大伤亡；避兔采取一切不顾后果的无计划的推进行动，这样的行动有可能使我们被人数上居优势的敌人所包围。推进过程中，有一些推进行动居然伤亡很校有一两次营规模或稍大一点规模的推进行动，部队甚至没有任何伤亡，因为，这一两次行动有周密的计划，时机得当，部队之间能密切配合，尤其是步兵、炮兵和空军采取了老式的协同方法。
中国军队的数量大大超过了联合国军，他们能够大规模地增援己方前线部队。但是，我们的火力优势能够压倒他们在人数上的优势。然面，在以前，我们由于缺乏严格的训练，采取的追击战术分散了兵力，而且，变得越来越依赖公路，因而一直未能发挥这种火力上的优势。一九五一年二月，在美国经过集中训练、早就计划用于朝鲜战场的许多野战炮兵营，开始编入第l军和第9军，从而使这两个军的部队得以重新采用标准的老式协同战术。
我们的火力在集中使用时确实具有令人胆寒的威力，在“屠夫行动”中，第9军成功地肃清横城——原州地区之敌便是明证。这两座城市基本上位于半岛东、西海岸之间的正中位置，在汉江以北，地处对沟通南北交通起重要作用的主要公路线与铁路线。第9军沿杨平——胡津一线发起了进攻。七天时间内，估计在这一地区打死五千名中国人，我们牢牢地控制了这一地区。
这次重新采取的攻势有一个特点，就是南朝鲜军队的作战技能有了很大提高，其中有些南朝鲜分队在作战上可以同第8集团军的任何部队婉美。南朝鲜军队得力的指挥人员仍然非常缺乏，我们后来不得不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但是，那些指挥得当的南朝鲜部队总能取得显著的战果。在“撕裂者行动”（一九五一年三月七日开始实施）期间，南朝鲜第2团第1营歼灭敌军一个营，自己则无一伤亡。该营一支巡逻队发现第l连的前方集结着敌人部队。
营长李洪顺少校遂命令首先发起突然袭击，尔后实施两翼包围。第l连由正面实施攻击，第2连和第3连分别由左、右两翼发起攻击。敌军发觉上述行动后企图撤退。于是，李少校命令立即发起攻击。这次进攻速度之快，就连南朝鲜部队本身都感到不胜惊讶。他们顽强地向前推进，毫不留情地将敌人扫倒在地，自己无一伤亡。战斗结束之后，战场上躺下了二百三十一具敌军尸体，此外，第1营还缴获大批完好的装备，其中有四门火炮和七门迫击炮。
尽管后来有不少是小部队行动，而且，推进时往往是一点一点地向前挪动，但是，部队还是又打了不少引人注目的胜仗。三月中旬，第8集团军在汉城以东出敌不意地渡过了宽阔的汉江，并夺取了一座瞰制着汉城地区之敌主要补给线与交通线的、南北走向的山岭。这次作战行动的计划是由我亲自拟制并命令付诸实施的，而且，在开始实施这一行动时，我还亲临现场加以监督。最初，我在地面上与美第25师所属先头步兵分队待在一起，后来，则乘坐我的L—19型轻型座机进行监督。象以往一样，飞机照例由勇敢而不知疲倦的麦克·林奇驾驶。
当我们的步兵艰难地沿北汉江河谷向前推进时，麦克和我在天上忽高忽低地飞行，最后，总算在平坦、干涸的砾石河滩上发现了一个合适的地点，降下了飞机。于是，我走下飞机，来到这次进攻的先头部队士兵中间。这样做，总是使我从心底感到愉快，而且，我认为，这还会起到鼓舞士气的作用，因为，当作战不顺利的时候，他们总是愿意“老头子”能前来同他们待在一起。这样做还可以使我有机会分析作战的进展情况，直接了解到我能够帮部队做些什么事情。
这次作战行动很快便取得了彻底胜利，几乎无一人伤亡。我们达成了预定的目标（前一个夜晚，我曾向聚集在一起的随军记者扼要地介绍过这一目标）：在敌人心脏，其实就是在敌司令的头上，插上一把匕首，迫使其作出两种选择，要么在极为不利的条件下（因为我们控制了制高点）对我发起进攻，要么放弃南朝鲜首都。三月十四日，南朝鲜第1师的一支巡逻队奉命由西面越过汉江，查明汉城的防御情况。这支巡逻队向北走出好几英里远才遭到敌人射击。
那天夜间，另有一支巡逻队侦察了汉城的外围防御工事，结果发觉，这些工事几乎完全被放弃。三月十五日上午，第8集团军开进汉城，重新在这座疮痍满目的古城上空升起了大韩民国的国旗。城里剩下的居民衣着槛褛，饥肠辘辘，疾病缠身而且慌恐不安，他们在那里欢迎我们。这些人也许有二十万左右，而汉城的人口原先却是一百五十万。商业区因空袭和炮击而遭到毁坏，所有的电灯都不复存在，电线杆倾倒在地，电线则在摇曳不定，有轨电车早已停止运行。可是，不到两个星期，一个新的市政府便宣告成立，这座城市又充满了生机。（艾森豪威尔将军在其《受命变革》一书中说，汉城是在詹姆斯·范弗里特将军担任第8集团军司令之后收复的。这种说法与事实不符。在我们收复汉城一个多月之后，范弗里特将军才接替指挥职务，而且，汉城收复后一直掌握在我们手中。）然而，“撕裂者行动”的目的不仅在于收复首都或者占领新的地区。其主要目的在于俘虏和消灭敌军有生力量，缴获和摧毁其武器装备。从这种意义上讲，这次作战没有获得完全成功，因为，敌军迅速向北撤退时只实施了阻滞战斗。天气和地形给我们造成的困难比敌军行动造成的困难还要大，特别是在中部地区，那里的山峰直插云雷，陡峭的山坡则直落几乎连大车也无法通过的峡谷。对敌人高踞于荒凉山头上的坚固工事，我们不得不加以包围并发起冲锋攻占之。
春季消融的冰雪和雨水使公路变得象稻田一样泥狞不堪，以致补给品只得靠士兵们肩扛手提来运送。前线部队靠极少的一点必需品勉强在那里维持，直到向他们空投了补给物资为止。直升机也发挥了作用，用以将伤员空运出去，否则，这些人要用担架运送两天的时间才能送到吉普救护车上，尔后，还得由救护车运往医院。
敌人在我后方地区的活动也影响了我们的推进速度，北朝鲜第10师的残余部队还在位于我战线后方大约十英里处的、崎岖的春邦山脉一带活动。整个三月中旬，不断有该师的小股部队从后方进入我军阵地，夺路逃往北方。
“撕裂者行动”的一个额外收获是夺取了春川。这是个重要的补给站和交通枢纽，座落在一个良好道路纵横交错的盆地中央。我们根据得到的情报曾断定，敌人在该城贮备了大量补给物资，因为，该城恰好位于对我中部地区发动二月攻势的敌部队主力后方。我们预计，夺取该城要经过一番苦战，实际情况也是这样。敌人在战场上的其他地点做法不同，在那些地点，我们往往只遇到位于敌主要防线大前方、兵力又很小的敌屏护部队的抵抗；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