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真的发生一场两线作战的战争，我们是来不及进行准备的。
五角大楼对于在南面开辟第二战场牵制中国力量的建议进行过长期而深入的考虑，但还是否决了这个方案。对于英国和英联邦其他诸国来说，使用蒋军一案是完全不能接受的。把敌对行动扩大到福摩萨地区将大大加重我们在太平洋地区担负的任务。同时，我们为进行朝鲜战争而一手撮合的、本来就勉强维系着的联盟就会遭到一定程度的损害。
麦克阿瑟将军与政府之间的另一个分歧是：是坚持我们在联合国中的集体安全政策呢，还是单独干？很显然，麦克阿瑟决心已定：如果我们的盟友不与我们站在一起共同对付共产党中国和苏联，那么，我们就应该自己挑起全付重担。然而，美国早就承诺了集体安全的义务。尽管联合国其他成员国实际提供的人力并不很多，可是在联合国的旗帜下作战能使我们在朝鲜的行动带有道义上得到支持的色彩，而这在我们与自由世界其他国家打交道时具有无可估量的价值。
在那些今天看来具有历史意义的参议院听证会进行期间，这些结论再次为在此之前就已得出这些结论的绝大多数（即便不是全部）主要领导人所说明和肯定。这些人是：艾奇逊、马歇尔、布莱德雷、谢尔曼、范登堡、柯林斯和解多其他的人。这些人都进行了宣誓。他们的证词还被记录在案。他们受到了各种询问。最后，为了保密起见，证词作了删节，尔后公布于众。这样，否决麦克阿瑟方案的原因也就成了一件有案可稽的公开事实。所以，无论是谁，如果再认定这些官员以及总统、副总统求“胜”的愿望不如批评他们的人强烈，对国际形势的看法比这些人狭隘，为国家最高利益服务的决心不如这些人坚定，那就十分荒谬了。
可是，这些说法却曾经被人以尖锐的公开批评方式或隐晦的方式作为攻击政府的炮弹，当时，拒绝批准麦克网瑟的建议被扣上了姑息养奸的罪名。
所以，不是由于匿名的颠覆分子们巧妙地塞进我高级委员会的什么“无须取胜”政策才导致了政府拒绝麦克阿瑟提出的方案。问题的实质在于，政府要坚持一项根本不同的政策，即对“胜利”一词作出不同的解释，根据对世界形势比较全面的了解对事实情况采取不同的观点。
很清楚，国家最高层的文职领导和军事领导，由于眼界较宽，关于苏联原子武器的发展状况有比较高级的情报来源，对于欧洲爆发全面战争可能产生的后果有更全面的估计，因而，他们对于当时的现实情况和责任也就有一个清醒得多的认识。在他们看来，即使能在朝鲜取得战区司令所追求的那种“胜利”，我们也会因此面在其他地方背上过于沉重的负担。
他们认为自己的看法是正确的，麦克阿瑟的观点是错误的。这些看法正确与否，在当时都无法得到证明，今天亦无法证明。向总统提出建议和忠告是他们的职责，因而他们这样做了；作出决定是总统的职责，因此总统定下了决心。
政府的决定以及作出这些决定的理由很快就向联合国军司令作了传达。此外，为使重点突出，含意明确，总统在一九五一年一月十三日亲自致函麦克阿瑟，对政府的决定做了说明，所有这些争论最终发展成为观点上的深刻分歧。然而，不管麦克阿瑟的洞察力多么敏锐，他的信念却是一部分建立在对于世界形势缺乏了解的基础上（无疑，对于完全在他视野之外的国内政治因素，他更是缺乏了解），一部分建立在他这个战区司令本人对情报显然作出了错误判断的基础上。
在参议院听证会上，当就麦克阿瑟的整个方案进行辩论时，参议员林顿·约翰逊向麦克阿瑟将军问道：“……设想我们采纳了你的方案，中国人被赶回到鸭绿江对岸，但他们仍然拒绝签订一项条约和达成一项有关他们未来命运的协议，那么，届时你将采取何种对策？”
麦克阿瑟根本提不出任何方案。他只是说，他认为那不过是一种荒诞不经的假设。
“他们退了回去，”约翰逊参议员追问道，“我们将采取何种行动？”
“我认为他们不可能继续处于交战状态”，麦克阿瑟答道。
麦克阿瑟对于事物的判断有时不仅仅凭主观的想象，他还以对情报的错误分析为依据。
我认为，一九五○年十月初，在威克岛会议期间发生的事情可以证明这一点。当时，杜鲁门总统接见了他，同他私下讨论了朝鲜的形势问题。从那次会见的谈话记录来看，麦克阿瑟估计，即使中国人真的参战，他们可望在朝鲜保持的最大兵力至多不过五、六万人。这意昧着联合国军可以享有二比一的优势。可是，事实上，中国人在十一月底发动攻势时，估计兵力达到了三十万人。麦克阿瑟的这一错误判断是导致他发动“圣诞节回国”攻势的一个原因，这次攻势几乎把我们引向灾难的深渊。
麦克阿瑟并不总是坚信我们能够把中国人赶出朝鲜的。一九五一年十月十日，敌人迫使我撤回三八线以南的大规模进攻已结束很久，我部队还在医治中国人新中攻势所造成的刨伤，麦克阿瑟电告参谋长联席会议，如果美国的决心中变（即：不派增援部队，不对红色中国实施海上封锁，不许轰炸满洲，以及不利用蒋军反攻大陆），那么，按照他的意见，“如无极其重大的政治原因，则我军应以作战情况允许的速度尽快撤离朝鲜半岛。”只是在联合国军恢复了元气、信心和斗志并再次接近三八线之后，特别是一九五一年四、五月间粉碎了中国人第五次钳形攻势之后，人们才重又听到了要求取得彻底的决定性胜利的呼声。
至于我本人，从来就不相信，如果俄国人不派兵介入战争中国人能够把我们赶出朝鲜。
而且，我和第8集团军全体官兵一样都深信，如果我们得到命令，我们完全可以在一九五一年春季一直推进到鸭绿江边。然而，发动这样一次进攻所付出的代价将远远超过我们所能获得的好处。
我们可能要遭受惨重的伤亡（我当时估计，伤亡人数可能会达到十万之多），因为我们要在朝鲜北部的所有崎岖地形上与顽强抵抗的敌人进行激烈的战斗。可是，我们所能得到的只不过是若干平方英里的不毛之地，而且，在这片不毛之地的大部分地区，今后若干年内还会有大量游击队活动。随着我们自己的补给线拉长，敌人的补给线就会缩短。
他们最终就会以巨大的兵力，凭借宽阔的鸭绿江和图们江与我们相抗衡。我认为，只是把敌人压回去而不能歼灭其相当的兵力，实在是很不合算的做法。
战役结束时，我们的战线就会由一百一十英里拉长到四百二十英里，控制这条战线的主要责任就会落在我们头上，因为，这远远超出了南朝鲜军队的能力。接着，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美国人民会赞成保持一支扼守这条战线所必需的庞大军队吗？他们能同意为进行满洲之战所付出的血的代价吗？他们会全力以赴地投入在亚洲大陆这个无底深渊所进行的一场无休止的战争吗？我当时和现在都认为，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就是一个“不”宇。
将军与总统之间争执的另一个突出的问题，是打全面战争还是打有限战争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只不过是把“胜利还是相持”的问题用更为明确的语言表达出来罢了，也就是我们是应该全力以赴、一劳永逸地击退“红色浪潮”呢，还是尽量适当克制我们的行动，把战争限制在朝鲜境内？不过应当指出，对杜鲁门政府进行派性攻击的人，特别是以已故参议员罗伯特·塔夫脱为首进行攻击的那些人，并不赞同在亚洲或者欧洲进行一场全面的地面战争。
相反，他们似乎只是提供了一种早期的“美洲堡垒”理论的最新翻版：不要增加我们在德国的驻军；停止进一步向欧洲提供援助；重新制定一项建立在退出欧亚大陆基础之上的全球政策（这是前总统赫伯特·胡佛的建议）；利用海、空力量保持美国的利益（在麦克阿瑟的方案中，甚至将这一战略运用到了远东地区）。总之，应该建立一种美国强制下的和平，以便在海、空力量的庇护下使西方文明得到保护，就象在英国强制下的两个世纪的和平时期所做的那样。
在麦克阿瑟被免除职务很久之后，这个方案才得以强行贯彻。艾森豪威尔政府上台以后，其基本宗旨就是利用海军力量来控制海洋，利用以原子弹进行“大规模报复”相威胁，来维持现存的疆界。此时，人们认为，我们再也不能向海外输送大批地面部队了，所以，陆军和海军陆战队的地位也就可以降低了。财政部长说，我们的财力只能支持我们打一种战争，即中场大战。国防部长则很肯定地对我们说，如果爆发战争，那一定是一场大战。
最后，杜鲁门—麦克阿瑟之争使当时人们尚未普遍认识的一个问题变得突出了，那就是在决定国家政策的问题上，文职政府是否拥有对于军事当局的统帅权。
就我记忆所及，在朝鲜战争之前，美国总统的权威受到现役军官无论何种形式的挑战的先例只有那么一次。那就是在林肯执政期间，乔治·麦克莱伦将军公然无视总司令的命令。
杜鲁门先生本人在其《回忆录》中专门提到了这件事情。他写道：“林肯常常直接向麦克莱伦（当时任整个联邦军的司令）下达命令，可是，这位将军却不予理睬。
全国有半数的人都知道麦克莱伦怀有政治野心，并且知道反对林肯的那些人企图利用这种野心。林肯是个宽宏大量的人。但是，在施了很久之后，他终于被迫解除了联邦军最高司令的职务。“（关于对麦克莱伦和麦克阿瑟的详细评论见附录1）将近一个世纪之后，历史再次重演。据杜鲁门先生说，甚至在一九五O年以前，麦克阿瑟就不尊重总统的权威。
起初，他还有所收敛，后来便越来越放肆了。最后，他即使没有故意蔑视上级的合法命令，至少也是对这些命令明显表现出漫不经心的态度。杜鲁门先生把麦克阿瑟的行动归纳为“违抗命令”。其他的人则使用了一些比较文雅的字眼，从“蔑视”到“公开反抗”等等无所不有。
就象国际舞台上古往今来的一些其他伟大人物一样，麦克阿瑟似乎常常以为，他那天生的、常常为其军事成就所证明的才华，使他的判断能力远在他所有的同级乃至上级之上。可是，事情的关键并不在于是军事领导人还是政治领导人的判断能力更高一筹，而在于以总统为代表的文职政府和以战区司令为代表的军事当局哪一个有权决定美国应当采取何种行动。
在作出决定之前，麦克阿瑟当然有权也有责任就某个预案是否正确发表自己的看法，并提出他个人的建议。但是，在总统的决定向他宣布之后再与总统争辩，那就既不是他的特权，也不是他的职责所能允许的了。在政治派别自私狭隘的偏见表现最烈的时刻，在为一九五O年秋末冬初令人痛心的失败感到羞耻和灰心的时刻，相当一部分美国公众似乎忘却了这些基本常识。
这些就是朝鲜战争期间美国舞台上的两位重要人物争论的主要问题，而政府当局与军事当局究竟谁领导谁的问题是这次战争引起的最为敏感的问题。按一般的推理，根本不应该出现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涉及的原则就象我们政府工作中的所有原则一样，是早巳存在、牢固确立了的。
如果只是这么一条原则而没有那些有意无意地缠绕着它的虚构的问题和琐事，那么，我相信，大多数美国人本来会毫不犹豫地支持总统的。可是，这场争论与其他令人伤脑筋的问题纠缠得太深了，那些问题又没有一个能完全为人们所理解。其中一个存在很久的问题是我们的中国政策问题。其他的问题则是：原子武器的正确使用问题；有限战争的最新思想问题；以及在符合联合国宪章所规定的义务助前提下对主权的含义作必要修改的问题等等。
可是，根本的问题仍然是：杜鲁门总统或麦克阿瑟将军究竟谁有权来决定我们对外政策中的重大问题？正如马歇尔将军在参议院对此事作证时所表明的那样：“这个问题是由于司令的地位与参谋长联席会议、国防部长和总统等人的地位存在着固有的差别所造成的。作为司令官，其使命仅限于在一个特定的地区内对材一个特定的敌人；而作为参谋长联席会议、国防部长和总统，则要对美国的整个安全负……并且必须处理好在世界某一地区的利益和目标与在世界其他地区的所有利益和目标这两者之间的利害关系。”
“在我们的军事史上，这种分歧并不新奇，”马歇尔将军接着说，“要说有什么新奇的并使我们必须罢免麦克阿瑟将军的事情，那就是一位局部地区的战区司令公开地对美国的对外政策表示不满和反对，这种情况确实是前所未有的。（他）……发展到与美国的既定政策如此格格不入的地步，以至于是否还应当允许他继续行使一个战区指挥官通常所拥有的那种作出决定的权力都成了很大的问题”。
可是，我认为，下述情况对国家来说还是值得庆幸的，那就是问题毕竟暴露出来，而且，选举产生的政府首脑完全由于他个人内在的恢弘气魄和高度勇气而不是由于来自政界或军界的任何压力，对问题进行了断然处置。总统的决定可以说是一项有力的预防措施，能够防止再度出现这样的情况，即在今后某个重大的危急关头，其他人也会跃跃欲试，企图向宪法赋予总统及其顾问们的制定对外政策的权力挑战。
一九五一年三月二十日，参谋长联席会议通知麦克阿瑟：国务院正在拟制一份总统声明，大意是，联合国准备讨论解决朝鲜问题的条件。三月二十四日，这项声明即将最后定稿。声明将表明，我们愿意在撤回到战前分界线的基础上解决问题。
可是，三月二十四日这一天，麦克阿瑟将军擅自发表的一项声明拆了总统的台，激怒了我们的盟友，而且使中国人处于如果真要接受邀请进行谈判就会大丢其丑的难堪境地。了解实情的人都不会天真到认为：麦克阿瑟不知道自己的声明可能会造成何种后果，也没有任何公开反对总统的企图。三个多月以前，亦即一九五O年十二月六日，杜鲁门总统向全体官员，包括麦克阿瑟将军在内下达了一项专门指示，禁止发表有关国家对外政策的任何公开声明。
但是，专门下达这项指示实际上是多此一举。根据我国宪法，制定对外政策向来就不是军人份内的事情。那是由选举产生的官员所特有的、专门的和正当的职责，这个规定不会因为有谁评论现行政策“正确”与“否”而受到影响。只有在专制制度下，一个军事领导人才能独断专行，由他一个人决定在与其他主权国家交往时本国应采取何种方针。
麦克阿瑟的一句话就打乱了国务院发表声明的计划。
因为，麦克阿瑟说：“因此，敌人现在一定已痛切地认识到：联合国如果决定改变其把战争限制在朝鲜地区的容忍态度，而把军事行动扩大到中国沿海地区和内陆基地，肯定会使赤色中国在军事上面临迅速崩溃的危险。”这句话如此明显地主张彻底改变联合国的方针，以至于无论是谁，如果借口说这仅仅是如某些人所说的那样，表达了一种想接受别人投降的愿望，那都是很难令人信服的。即便是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