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纳所表现的那种大科学家式的直言不讳、童言无忌的言谈和我行我素、其奈我何的独立人格、率性做人、放荡不羁的潇洒举止，给年轻时的宋健留下了深刻的经久难以忘怀的英雄般的印象。时过近40年，维纳早已作古，可当年他与会时的风采仍未在宋健心中混灭，曾在数篇文章中提到这一点，备加赞赏。
1963年第二届国际自动控制联合代表大会在瑞士巴塞尔如期举行，中国派以吕强为团长、钟仕模为副团长的大型代表团去瑞士开会。让宋健带了120份在上面印有“曾投稿”字样的论文，伺机在会上揭露某些人违反科学道德的行为。
中国代表团到达瑞士之后，马上就弄清了真实原因，不幸竟被料中，其时正是国际上美苏两个超级大国联手反华之时，鼓噪得沸反盈天，所以在评审论文时被反华者做了手脚。这种因政治上见解不同所属国度不同，而不惜违反科学的态度，偏狭的轻而易举地去否定或是贬低别国的他人的学术建树的做法，是一种最龌龊最不道德的行为，从来就是科学家的大忌，不齿于整个世界的科技学术界。
在钟仕模教授的指挥下，宋健相机在大会做了发言。
宋健发言时，主持会议的主席是美国A．Hopkin教授，他不知内幕，发现宋健发言不是针对前边代表所做报告的评论，而是在宣讲一篇论文，于是出面干涉，听众大哗，许多科学家起身，用不同的语种呐喊：让他讲下去！中国人讲下去！
会场顿时乱作一团，使会议的程序无法进行下去。为了不影响大会进行，钟仕模教授起身，示意宋健从台上下来，随他一同先行退场。
钟先生是40年代麻省理工学院博士，主持会议的主席美国A。Hopkin教授认识钟先生，慌忙走下主席台，找钟先生交涉道歉，钟先生愤而谴责道：这种作法，令人不解，这哪里是做学问！
宋健前脚跟随钟先生走出会场，后脚会场上数百名科学家却跟着追了出来，紧追不舍，将宋健背来的120份印有“曾投稿”字样的关于《线性最速控制系统综合的理论研究》论文，一抢而空，晚来一些的，没有拿到宋健论文的有些外国科学家，满脸遗憾地一再缠着宋健索要，宋健只好抱歉说：对不起，没有了。
宋健以为，事情至此，已经结束，120份论文四散一空，从受人欢迎的程度看，结果还是让宋健满意的，便心满意足地，安安心心地躺在床上睡了个好觉。
谁料第二天起床，却发现中国代表团人人脸上都很神秘警惕的样子，原来是一大早，就在会议大厅挂出一份大宇公告，上写：今天早上9点，在会议大厅召开特别会议，邀请宋健教授作特邀报告，请大家参加。
这时不断传来消息，说西方的一些科学家们，也对大会上的某些心怀叵测的人违反科学道德，压制中国科学家一事表示不满和声援。还有一些科学家，一方面是义愤填膺地对中国的不幸遭遇表示同情和大力支持，一方面也对此次大会的不民主情况深为不满，种种不满，都是由宋健那一篇论文生发，在大会上相继造起反来。
这样一种混乱局面，让中国代表团很是难以把握。
于是代表团经过研究，认为事先没有征得我们中国代表团和宋健本人的同意就做出这样一个决定，违反了起码的礼貌，另外，其出发点不明，我们不能打无准备之仗。并按照那时惯常的做法，求教于毛泽东思想，认为——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于是决定抵制报告会，不让宋健去作报告，中国代表团也不去参加，来了个不予理睬，看他们怎么收场。
后来宋健和中国代表团得知，聚集在会议厅中的百余名大科学家，久候不见报告人踪影，便通过了一个集体决议，强烈谴责某些人违反科学道德的行为，郑重申明《线性最速控制系统综合的理论研究》是一篇优秀论文，对当代控制系统的综合理论作出重要贡献，要求IFAC理事会纠正错误，将该论文纳入会议文集予以刊出。
IFAC理事会最终不得不尊重和接受了这些科学家们的最后一条意见，将宋健和韩京清先生合作完成的那篇论文，郑重收入了本届会议的文集予以出版。
这大概是60年代东西方科学界的协同造反惟一成功的绝无仅有一个范例。
宋健在文章中写道：二十年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我应邀去西方各国访问讲学，到处都遇到巴塞尔事件的参加者，他们都已经是著名研究机构和大学中的控制论学科的领导人，犹有笑谈那次“遭遇战”的余兴，成为学术交流合作的轶事。
原来身为以科学为本的科学家，也常会遭遇这种不科学或曰反科学的仇视民主的冷面杀手，如果当年，没有那些国内和国外的科学家同行们本着科学精神和民主意识，出面支持被损害的科学，主持被欺侮的民主，还之以公道，宋健和韩京清这两位大科学家，恐怕也不得不含辱忍垢，蒙受一段不科学不民主的不白之冤。
以宋健如此卓越者尚且碰到过如此不科学不民主的遭遇，想来世界上当然也包括我们中国在内（尤其是我们中国）处处都有这样一些不科学的冷面杀手，他们身居这样或那样的虽然不起眼但在某种意义上至关紧要的位置，每每出于自私和偏见或是别的什么不科学不民主的原因，漫不经心地也不知无端杀死了多少刚刚处于萌芽状态的科学少年和一些正想有所建树但缺乏自信心和判断力的科学天才。
身为科委主任的宋健，对此，大约深有体会吧？
宋健“出差”
宋健其时常梦魂倏忽归故里，与妻儿握手依
偎，相顾而泣；蓦然惊起，惟有夜色茫茫，夜风凄
凄，夜泉惊啼；寒月照影，孤灯相伴，四顾怆然；心
酸鼻塞，泪流满面，哽咽无语；披衣起坐，再难入
眠，惟有以书解忧，读以待旦。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塞翁得马，又焉知非祸。
巴塞尔事件，对一位科学家而言，是一件天大的好事，但因为当时中国的国情使然，一切都从政治出发，却又为“文革”来临时的宋健，种下了天大的祸根。
巴塞尔事件后，宋健一时成为巴塞尔会议上尽人皆知的人物，会上许多科学家来找宋健，或表示关切、友好，或向宋健索要论文，或交换文章资料，还有的主动约请宋健谋求科学上的某种合作。在大会的闭幕招待会上，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的L．Neustadt教授携夫人要与他干杯，这些都成了宋健在“文革”时的罪状。
“文革”时宋健被指控为“里通外国”，证据便来自巴塞尔事件，都是自由生发和无端创作的一些异想天开莫须有的东西。宋健因此被隔离审查，引发的大字报、大标语、大批判、铺天盖地，批判宋健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为取得铁证，宋健的家中多次被抄，大量珍贵的科学资料散佚一空，一些记载着宋健在科学研究上重要心得工作日记、论文的手稿等等也被查抄，从此影踪全无，损失惨重。
宋健还被多次拉出去，当做活靶子批判，当成“里通外国”的特务。
1968年“文革”升级，武斗频起，可谓一夕数惊，比当年宋健小时听到大人说“鬼子来了”还要觉得恐怖，因为那时是个不晓事的孩儿，这时却是一个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一样的“里通外国”的特务，真要被革命群众出于义愤一顿饱打，打死了也就打死了，这还不算，还得落一个“死有余辜”的罪名，祸及全家和子孙后代。
可想而知，宋健当年，心里有多怕。
好在当时以阎揆要将军为首的军管会向周总理提出紧急报告，要求采取断然措施，保护一批科学家。宋健理所当然地被列人保护名单。经周总理批准，军管会立即采取措施，将一批科学家集中保护，以防意外。宋健则被派往国防科委所在酒泉地区第二十试验基地“出差”，住在酒泉基地，被部队保护起来。
宋健出的这趟差，可真算得上是一趟长差，一出，就是一年多。
宋健初到酒泉基地，无所事事，委实地从容了一番。
但是过了没有多久，宋健便闲不住，跑去基地图书馆找书看。基地图书馆藏书甚丰，宋健看了不觉大喜，便发了书呆子气，浑忘了所遭不幸，没明没夜地看起书来。这期间，宋健抓住机会，发愤苦读，补充自己的学养，补修天文学、宇航原理、超高音速空气动力学、原子物理。分子光谱学等理论。
宋健只有在强颜向学之中，才能忘记自己羁旅异地归去无期的窘境，才能慰藉自己孓然一身的孤寂，和对远地亲人、朋友和师长的怀想与深深的担忧之情。
这一段时间，宋健像在哈工大和莫斯科上学时一样，白天在图书馆里读，晚上还要带书回房间续读，所不同的是心境和处境，前后读书的目的虽然都很明确，是为了今后学以致用，但以前学问洞明，而今时知识幽暗。何日方可出头，茫茫无有分晓，纵你学富五车，不见天日，又何以致用？岂非瞎子点灯白费蜡吗？
若说宋健当时，无此一点担心，那断乎是假的，不说也罢。
在酒泉一段日子，宋健时常半夜里，梦魂倏忽归去故里，与妻儿握手依偎，相顾而泣，梦醒时分，摹然惊起，却惟有天头一轮寒月照影，屋中一盏孤灯相伴。夜色茫茫，夜风凄凄，夜泉惊啼，四顾怆然，乡关不知何处？由不得就心酸鼻塞，泪流满面，哽咽无语。每每披衣起坐，再难人眠，惟有以书解忧，读以待旦。
只是这一段的有心无望、英雄末路式的、英勇悲壮的发愤苦读，恰似武林师尊隐居时的拳不离手，歌手伶人赋闲时的曲不离口，弱国居安思危式的袜马厉兵，在以后宋健出山的日子里，可谓使他受益匪浅，成就了一个偌大的心愿。
故而以后宋健在一篇名为《珍惜机遇》的文章中这样写道：若夫概断文革全损无益，也未必，太史公早有定论：《春秋》、《离骚》、《国语》、《兵法》、《诗》三百篇大抵为发愤之所作。我这一年多的逃难，收获甚丰，特别是天文和原子、分子物理，对我以后的工作和科研产生了极其重要影响。
宋健所言极是，但当时定力能如宋健者，遭际能如宋健者，中国又有几人？不堕青云之志者，尚可砥砺其志，劫后得益，寻常人却承受不起，因而受害最深。
许多的大学人和大知识分子喂猪的喂猪，养牛的养牛，十年下来之后，连一些寻常的文字和简单的公式都记不起来，学问和知识荒疏得连自己都无地自容，有的还可以重拾八九，重归原位，有的却连三二也捡不回来，只好坐在那个位于上，吃十几年前自己的那些老本，腆着一张老脸，尸位素餐而已，真是让人匪夷所思。
1969年秋，宋健奉海军副司令兼七机部军管会副主任杨国字将军之命返京，从而结束了一年多的“出差”和苦读生活，恢复了工作，任七机部二院生产组副组长，得以为中国的航天事业效力，贡献自己以往之所长和在困境中之所学，不负宋健学以致用的苦苦企盼，遂了一个科学家位卑未敢忘忧国的心愿。
姑妄言之，如果不是周恩来总理的英明果敢，在危难中，不顾一切地保护了一大批中国的科学家，如果不是因为宋健是一个国家不可或缺的国防科学人才，而只是一个薄有文名的作家、或是一位学有所长的教师抑或一般的工程师，恐怕还得再继续熬煎几年，直到盼来那个中国盛大的节日，才会有出头之日吧？
所以，宋健对周恩来总理是深有感情的，他在写到总理逝世时的一段文字也是十分感人的，他这样写道：1976年周恩来总理去世时，我泪流满面，惶惶然不知所依，肠一日九回，忽忽于所亡，全家人仁立于八宝山下，敬送总理归去。曾忆及，1971年，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主持会议，深夜听取反导弹第一次试验汇报。他问及导弹试验状态和我的出身、经历及其它，亲切勉励之言索绕于怀，终生不忘。
1977年，是中国知识分子盛大的节日，也是中国人民盛大的节日，十年内乱终于过去。春风一浩荡，花木又复苏。中国科技界、知识界、经济界、教育界以及社会各界的人们，像从漫长的冬季醒来的蛰虫，欢呼着自己的新生。尤其是科技界和知识界，还没有来得及完全暖和过自己僵硬的身体，治好冻伤，便又开始蠕蠕地弹动着人类良知的触须，去摸索和寻找强国富民的大道，研究和呼号国家大事了。
这些本性难移的中国的知识分子，素来忧国忧民，总是以天下之任为己任，不辞辛难，不畏艰险，不计前嫌，不接受任何专横暴政的教训，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只要尚存一线生机，就绝不肯做事时为自己留什么退路，只要是认定对国家民族有好处的事情，做起来就会热血沸腾，义无反顾，不顾一切。
十年无计划的生育，使中国人口如江河陡然暴涨，从1964年的7。6亿增长到1976年的9。4亿，年平均自然增长率达到2。5％，这引起了科学界的恐惧。
人们自然而然想起了中国的人口学家马寅初先生。
马寅初和《新人口论》
雄牛健牯一般梗着真理的硬脖子，不肯做些
微的弯曲和退让，明知寡不敌众，仍然坚持斗争。
如果当年听从马寅初先生控制人口的主张，中国
的人口何至膨胀如斯？
马寅初老先生在50年代仗义执言，发表了《新人口论》，倡议控制人口的增长，以求人口与经济发展相协调，相一致。然而如此忧国忧民的真知灼见却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只因为毛泽东说过“人多力量大”的话，便使马寅初犯了上，受到有组织的全国大批判，受到急风暴雨式的攻击，遭到极不公平的对待。
马寅初老先生委实不愧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楷模，雄牛健牯一般梗着真理的硬脖子，不肯做些微的弯曲和退让，明知寡不敌众，仍然坚持斗争，甚至还在1959年11月公开发表一则声明云：我虽年近80，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服人的那种批判者投降……最后我还要对另一位好朋友表示谢忱，并道歉意。我在重庆受难时候，他千方百计来营救，我1949年自香港北上参政，也是应他电召而来。这些都使我感激不尽，如今还牢记在心。但是这次遇到了学术问题，我没有接受他真心诚意的劝告，心中万分不愉快。因为我对我的理论相当有把握，不能不坚持，学术的尊严不能不维护，只得拒绝检讨。希望这位朋友仍然虚怀若谷，不要把我的拒绝检讨视同抗命则幸甚。
严酷的人口事实，使活着的人们倍感头疼并认识到了马寅初老先生“新人口论”的正确和重要，如果当年听从马寅初先生控制人口的主张，中国的人口何至膨胀如斯？何至于今日中国政府在人口问题上陷入如此大的被动局面之中？以致中国不得不痛下基本国策之决心，对中国广大地区的无计划生育痛下狠手。在控制人口问题上，将说服、教育、行政命令，甚至强制执行等手段，一古脑儿全部使用和调动起来，这似乎迹近专制和强横，其实却并非如此。
原本是迫不得已，原本是英勇悲壮，原本是在为全世界控制人口做贡献——因为中国的人口问题不仅关涉中国自己，也关涉全球生态平衡，中国人和中国政府不仅为自己，也为顾全世界大局——在控制人口问题上，可谓全民总动员，经济大投入，下定不怕牺牲的决心，呕心沥血，义无反顾，死而后已，去争取胜利。
如此末路英雄一般慷慨、悲壮、艰苦卓绝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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