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环保局第一任局长
1992年联合国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环发大会，
183个国家派代表团、102位国家元首或是政府首
脑出席了会议。以李鹏为团长、曲格平为副团长
的中国代表团一行60多人参加了会议。这次会
议与斯德哥尔摩大会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1976年10月，曲格平教授卸去中国常驻联合国环境署代表职务，从内罗毕乘机回到北京。曲格平教授在内罗毕期间，对西方国家环境政策做了大量研究工作，井结合中国的情况有过一些考虑，认为中国的环境治理，必须从立法开始。
当时认识到了环境保护的重要性，经两年起草和广泛征求意见，1979年9月五届人大第十一次常委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从而结束了中国无环境保护法的历史。
曲格平教授参与了立法，他认为其中有四点特别值得一提。
一是设立了环境保护机构并确定其职能。如果不建立完整的环境保护管理机构体系，环境保护只能停留在原地踏步。经过积极努力争取，建立环境保护机构被写进了环保法。法中规定：国务院设环境保护机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立环境保护局。市、自治州、县、自治县根据需要设立环境保护机构。
二是明确了环境责任，建立了排污收费制度。从1973年开展环境保护工作以来，工厂和工业部门一直认为排放污染物是理所当然的事，治理污染不是他们的责任，而许多地区的环境管理部门又在从事污染治理。各级环保部门都存在着分歧，有的认为环境保护局就是治理污染的，有的认为环境保护局主要是管理和监督职能，不是具体治理污染的。环境责任划不清楚，就难以推动环保事业的发展。
为此，环保法中明确规定：谁污染谁治理。从而划清了环境污染治理的责任，也明确了环境部门的管理职能。根据这条原则还规定了征收超标排污费。
这是一条中国式的创举，不仅促进了污染的治理，而且对于强化我国的环境监督管理和环境机构的能力建设，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三是规定了环境影响报告制度。环保法规定，凡属新建。改建。扩建工程时必须提出对环境影响的报告书，经环境保护部门审批后才能进行设计。
这是从国外学来的，当时这种制度只在有数的几个国家中施行。这项先评价后建设的制度，有助于正本清源，是预防环境污染的积极措施，这项措施写进环境保护法里，奠定了环境保护在我国基本建设中的法律地位。
四是规定了“三同时”制度，为了控制工业污染，从70年代初试行一种“三同时”的做法，即防治环境污染的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
实践证明，这是控制工业污染的有效手段。把这项士生土长的中国环境保护的经验写进法里，使之成为了一项控制环境污染的重要措施。
1982年秋，有曲格平教授参加的一次国务院常务会议上，万里提出环保作为一项基本国策的建议。同年底，在第二次全国环境保护大会的会议上，李鹏代表国务院所做的报告中宣布：环境保护是一项基本国策。
1982年，经国务院批准，环境管理机构从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单列进入政府序列，把环保局正式改为国家环保局，但隶属关系不变。
这种隶属关系直到1988年机构改革中才宣告结束。
国家环保局从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正式分出来，成为国务院的直属局，曲格平教授继续任局长。在此期间，国家环保局抓紧了环境法规的起草。全国人大陆续颁布了《海洋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和《水污染防治法》，环境立法步伐的明显加快，与环境保护是一项基本国策的确立是分不开的，三大环境政策思想和各项环境管理制度的出台，说明了中国环境保护事业的渐趋成熟。
发达国家在对环境的治理上，大都只提要求，不管做法，只管两头，就工业企业来说，只管建设前的影响评估和建成投产后是否环境达标。你如果达不到环境标准，那就对不起，你只能停产，只能关门大吉，绝没有别的什么话好说。
中国除在两头管理外，还给予中间引导，如果建成后环境影响不达标，还不会一棒子打死，有限期治污一说，这里便有点中国式的仁义道德了。
在环境投入上，发达国家推行的是高标准，高投入，严要求，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实行的是逐步提高环境标准，不断提高环境投入的方式，期望在有限的资金投入下，达到控制污染的最大的效果。似乎又有些理想主义的色彩和过高奢望了。
1992年6月3日至14日联合国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了环境与发展大会，183个国家派代表团、102位国家元首或是政府首脑出席了会议。
以李鹏总理为团长、曲格平教授为副团长的中国代表团一行60多人参加了会议。
这次会议，与曲格平教授20年前参加的斯德哥尔摩环发大会，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照，说明了中国政府对环境保护问题的认识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同时也说明了中国环境保护事业的卓有成效。
1990年曲格平教授年满60岁，提出辞去国家环保局局长的职务，国务院领导要他到1993年政府换届时再下来。
1992年底曲格平教授被山东省选为全国人大代表。
在1993年3月八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曲格平教授被选为主席团成员，接着又被选为八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主任委员。1993年6月，曲格平教授正式离开了他任职11年之久的国家环保局局长的职位，到全国人大环资委任职，时年63岁，已经在环保战线工作了40多年。
曲格平教授和中国的环保立法
1993年通过电视，报道了河南小造纸厂污染
河流、毁坏农业生产、使淮河两岸居民无水可饮
的严重情况，在社会上引起很大震动，国务院马
上做出治理的决定，环保世纪行一炮打响。
我见到曲格平教授时，他已经是68岁的老人，至今仍然坚守在环资委的工作岗位上，为中国的环保事业呕心沥血，贡献余热。
在全国人大环资委工作期间，曲格平教授为国际环境事务做了大量工作，1992年联合国环发大会以后，联合国秘书长加利为了更好地处理国际间的环境保护事务，成立了联合国可持续发展高级咨询委员会，由国际经济和环境知名人士21人组成。
曲格平教授也被聘请担任这个委员会的委员，每年开两次会议，就秘书长关心的问题进行讨论，加利秘书长亲自到会听取意见。
第一届期满后，征得曲格平教授的同意，又聘请他延长一期。
除此之外，曲格平教授还是联合国全球环境基金的高级顾问，为筹款和分配全球环境资金，经常被邀请开会。
这项基金是联合国环发大会后新建的组织，按照环发大会的决定，发达国家每年要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占其DNP0。7％的官方援助资金（ODA）。
这样，每年可以筹集到1200亿美元以上的资金，其中很大一部分要用于援助发展中国家的环境治理。
但是，发达国家没有执行环发大会的决定，全球环境资金只筹集到20多亿美元。钱虽然不多，但由于分配使用得当，使发展中国家也从中得到了一点实惠。
曲格平教授真诚地希望全球环境基金能够不断地得以扩大起来，以便为发展中国家的环境保护做出更大的贡献。
曲格平教授在全国人大环资委工作期间，主要做了三件事。
一是构筑环境与资源保护的法律体系框架，修改通过了《大气污染防治法》和《水污染防治法》，制定了新的《固体废弃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使被称为四害的水、气、渣、声污染防治都有了相应的法律，加上原有的《环境保护法》和《海洋环境保护法》等，可以说我国控制污染的法律框架体系已经初步形成。
在资源开发利用保护方面，修改通过了《矿产资源法》和《煤炭法》，并参与修改了《水法》和《森林法》以及《土地管理法》等法律。
特别是在新刑法中增设了“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一节，一改环境保护处罚过轻过软的弊端，增强了环保法律的威慑性和权威性。
二是开展了环境资源保护的执法监督，五年期间，全国人大环资委共组织了33个检查团和检查组，检查了《环境保护法》、《森林法》、《野生动物保护法》、《水土保护法》、《草原法》等法律的执行情况，检查时间延续之长、规格之高、声势之浩大、效果之好都是前所未有的。
在检查中敢于碰硬，敢于揭露问题，不走过场，督促解决问题。特别是对京、津、沪三市的执法检查，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通过检查，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有法不依、违法不究的现象。
三是开展了环境与资源保护的舆论监督工作，开展了中华环保世纪行活动，具体情况笔者在前边章节中已经予以披露，几年来共有1000多家新闻单位、5000多名记者参加采访活动，编发各类稿件36000多篇，普及了全民的环保意识，在全国掀起了一次又一次规模宏大的绿色冲击波，提高了全民的环保法律意识。
笔者在采访曲格平教授时，承蒙曲格平教授赠书，这是一本他写的由吉林人民出版社《绿色文库》推出的《我们需要一场变革》的新书，只印制发行1000册。
这本书中收入了这些年曲格平教授所写和发表过的一些文章，对我最有教益的是开头的一篇序，本文大量的资料都来自这篇序言。
序言中写到中华环保世纪行时，曲格平教授满怀激情地这样写道：
1993年通过电视，报道了河南小造纸厂污染河流、毁坏农业生产、使淮河两岸居民无水可饮的严重情况，在社会上引起很大震动，国务院马上做出治理淮河污染的决定。环保世纪行一炮打响。随着，又接连报道了晋陕蒙“黑三角”煤炭乱采滥挖小秦岭金矿乱采滥挖、野生珍稀动物非法买卖等许多触目惊心的事例，形成了强大的舆论监督力量，促使了这些问题的解决……
曲格平教授在文中所说的“河南小造纸厂污染河流”一事，便是本文在前边已经提到的李风，当年制作的三条有关小黑河和小洪河严重污染的新闻报道。
我这才恍然大悟，难怪时过五年之久，曲格平教授对小黑河和小洪河的污染事件仍然记忆犹新，原来已经写入了他的这本《我们需要一场变革》的书中了。
……
……（本章结束）…多多电子书……
十、守护天使解振华
平民出身的解振华
从咿呀学语到蹒跚学步，从看图识字到上小
学，从无知到有知，可谓经历了新中国成长的每
一个重要历史时期，在他生命之树的年轮上，可
以找到新中国逐年发展壮大的每一圈年轮的历
史痕迹。
1949年10月1日，是个历史性的日子，在这个日子，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一个月零十八天，脚前脚后，天津市一户姓解人家呱呱堕地一个男婴。这个男婴的出生可谓恰逢其时，暗结珠胎于旧中国，十月怀胎之时，势不可当的解放大军还在与蒋家王朝争夺大好河山，一朝分娩，却已经出生于清风化雨的新中国。三座有形的大山没有压着他，离乱之时的腥风血雨也没有淋着他，可谓幸甚。只是这个虎头虎脑男婴的出生，一方面十分讨父母喜欢，一方面却也让父母忧心忡忡。因为那时中国尚且崇尚多子多福，解家自然也不例外。
这个男婴的出世，在解家子女已经排行老八，给原本生活已经十分捉襟见肘拮据困难的解家，多添了一张嗷嗷待哺的小嘴，少不了要与众多子女分一杯羹了。
虽然如此困难，父母却没有二话，照旧敞开丰腴的怀抱，悉心养起，挺起压弯的脊梁，再努力地负重一个孩子，再苦再累也只苦累父母，尽量不让自己的儿女们受什么委屈，这不仅是东方式为人父母的仁爱，也是所有人类共有的天性。
父母见这个排行老八的婴儿生得虎头虎脑，又恰逢新中国成立，中华有望振兴富强，百姓有望丰衣足食，儿女有望成龙变凤，不免欢欣鼓舞，便寄予厚望，起个大名叫解振华，意谓振兴中华之意。
解振华从咿呀学语到蹒跚学步，从看图识字到上小学，从无知到有知，可谓经历了新中国成长的每一个重要历史时期，在他生命之树的年轮上，可以找到新中国逐年发展壮大的每一圈年轮的历史痕迹。
随着城市社会主义改造和农村合作化和人民公社的实施，很快就迎来了1958年的大跃进。那时的解振华刚刚九岁，正在天津市一所小学读书，小小年纪，便耳闻目睹了当时一切狂热而盲目的跃进现象，发着高热的人们，为了提前进入共产主义去吃土豆烧牛肉，是如何义无反顾地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而砸了自己家的小锅，吃起了共产主义的大锅饭，人们是如何战天斗地，如何毁林开荒，如何围湖造田，如何建起无数个土法炼铁炉，让钢铁元帅升帐，炉火熊熊，大炼钢铁，几乎砍光了附近山上地里的所有的树木做炼钢铁的柴薪，结果炼出了无数个似铁非铁似钢非钢的黑疙瘩，永远地废弃在荒郊野外，生锈腐烂，成了没用的东西。
遗憾的是盲目乐观，狂热蛮干，是不可以当饭吃的。
很快，那些发高热的人们便尝到了自然规律的报复，三面红旗迎风飘扬的最终结果是迎来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三年困难时期。
这些善良的人们，岂但没有提前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天天去吃土豆烧牛肉，却很快便遇上了三年自然灾害。现在看来，三年自然灾害，从某种意义上讲，是自然生态对盲目大跃进，对自然生态放纵破坏的一次大报复和总清算，大跃进造成的森林破坏，水土流失，是水旱灾害频仍的根源。所谓的天怒人怨，是自然清算驴打滚一般叠加起来的社会利息，这些负增长的利息是新中国永远的一笔欠账。
加上在当时那种情形下，人为的虚报冒进，隐瞒真实的经济状况，使得毛泽东他老人家要赌一口气，不向修正主义低头，以至让全国人民勒紧裤腰带，给已经被定性为修正主义的苏联还债，这样一来，便使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了一个经济大萧条的苦难岁月。
那时的解振华，正处在长身体的时候，挨饿的滋味自然是饱尝过的，虽然我没有问起过他的这一段经历，但以我自己的经验，那时不挨饿的人几乎没有，比我大六岁的解振华，对饥饿的滋味，不用多说，至今一定记忆犹新。
1962年至1965年是中国实行战略调整的几年，调整国民经济比例关系，减少基本建设投资、增收节支，力争财政平衡、精简职工、减少城市人口、恢复农业生产、关停部分厂矿等等。调整以后，中国的经济刚刚喘过一口气来，理论学家们还没有认真的加以总结研究，引申出一个切实可行的战略方针。
然而，时日实在无多，1966年，“文化大革命”就爆发了。
十年“文化大革命”与1958年大跃进一脉相承，似乎无非一种思想模式的花样翻新，或是一种方兴未艾的激进愿望的继续，不同的是由一种物质的跃进，变成了一种精神的跃进，内在的核心理论和路线的本质丝毫没有改变，只是换了一种全新的包装和一种更加荒唐更加狂热的表现形式而已。
时至今日，经历过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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