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炮火射程外的安全海面上，海军拿出地图来找台湾的位置。
士兵问长官，“什么时候才到那个地方啊？”
军官说，“我也不清楚，反正到时候你就知道了，到的那个地方叫‘台湾’，我没去过，你也没去过，听说那地方不错。”
六十四军的军官简步城安慰惶惑的士兵，但是心里慌得厉害。他自己都不知道台湾是在东西南北哪个方位。从冰天雪地如苏武牧羊的绝境中一路打到海南岛，心力和体力的透支，已经到了人的极限。安慰了士兵，他再来安慰自己：人生的路，太累了，反正去那个叫“台湾”的地方，只是暂时“躲躲雨”吧，也好。
他作梦都没想到的是，这一场“雨”啊，一下就是六十年。
脸色苍白的美君在码头上，才从产房出来没几天，怀里抱着熟睡的婴儿，但是，别搞错，从淳安抱出来的那个孩子，已经带到湖南的老家，让奶奶保护，此刻在怀里安然闭着眼睛的，是在海南岛出生的应达。
叫他“应达”，是想，只有在这样的乱世里，方才明白，要“到达”自己想去的地方，是件多么不容易的事；就让这婴儿带来“到达”的希望吧。
大船无法靠岸，无数的接驳小船挤在港内碰来撞去，乱哄哄地来回把码头上的部队和眷属接到大船边，然后人们攀着船舷边的绳梯大网像蜘蛛一样拚命往上爬。很多人爬不动，抓不住，直直掉下海，“惨叫啊，一个一个噗通噗通像下饺子一样”，美君说。
炮声听起来就在咫尺之处，人潮狂乱推挤，接驳小船有的翻覆了，有的，快到大船边了，却眼睁睁看着大船开动，赶不上了。港内的海面，到处是挣扎着喊救命但是没人理会的人头，码头上一片惊惶，哭声震天。
如果你站在码头上望向海面，用想象力变魔术“咻”地一声倒退一百米，彷佛电影默片，你看见那水面上，全是挣扎的人头，忽沈忽浮，浮起时你看见每一双眼睛都充满惊怖，每一张嘴都张得很大，但是你听不见那发自肺腑的、垂死的呼喊。历史往往没有声音。
皮箱，无数的皮箱，在满布油渍的黑色海面上沉浮。
3，码头上
高雄，一个从前没听说过的都市，那儿的人皮肤晒得比较黑，说一种像外国话的方言。丈夫在动乱中失去联系，却有两个兵跟着她，臂弯里是吃了就睡，醒了就吃的应达。
美君打量一下周遭：满街挤着面孔凄惶、不知何去何从的难民。五月天，这里热得出奇，但是很多难民身上还穿着破烂的棉衣，脱下来，里面是光光的身体，不好看；留在身上，又湿热难熬。一场急雨打下来，码头上的人群一阵狼狈乱窜，其实没有一片屋檐可以逗留，于是干脆就坐在地上，大雨倾盆。
部队散了，丈夫走失，美君不再有“军眷”的身分，一下码头就没有人管她了；两个传令兵，也是家乡的庄稼子弟，没有兵籍。美君，其实不明白什么叫历史的大变局，但是她很快地察觉到事态的严重，此时此刻，除了自己，别无依靠了。
美君掏出身上藏着的五两黄金，找到一个叫苓雅市场的地方，顶下一个八台尺见方——也就是二米四乘二米四——的菜摊子，开始独立生存。晚上，两个庄稼少年睡在地上，她就搂着婴儿躺在摊子上，共盖一条薄被。
早上天还没亮就起来，她指挥着两个少年去买了几个大西瓜回来，切成薄片，放在一片木板上，要少年到码头上去叫卖。码头上，撤退的部队和难民像溃堤的大水般从一艘一艘的大船流向码头；她计算的是，在码头上热天卖西瓜，一方面可以挣钱，一方面可以寻人——丈夫如果还活着，大概迟早会在码头上出现。
美君的小摊扩张得很快。这个淳安绸缎庄的女儿冷眼旁观，很快就发现，难民在建筑自己的克难之家。他们需要竹片、钉子、铁锤、绳子等等“建材”，于是她的摊子就多了五金。她也发现，山东人特别多，于是她的摊子上马上有一袋一袋的面粉。南腔北调的难民进到市场，知道来美君这个摊子不但什么都可能找到，而且这个摊子的女主人能说国语，活泼大方，能言善道。
美君脱下了细腰身的旗袍，开始穿宽松的连衣裙，给孩子喂奶，也做肩挑手提的粗活。
但是能言善道的美君也有沉默的时候。她常一个人骑着那辆送货的男用脚踏车，来到码头。把车停在一个巨大的仓库大门前，她就倚着脚踏车望向码头和海港。军舰缓缓进港，军舰缓缓出港；人潮汇入码头，人潮一会儿散尽。汽笛声回旋在海港上头，缭绕不去。
一九五三年，摊子已成小店，美君抱着一岁的女儿，女儿叫“应台”。
穿着制服的港警，巡逻时经过仓库大门，看到这个体型纤弱的年轻外省女人，不免多看一眼。
4，美君回家
美君从此不能见河，一见河，她就要说：“这哪里能和我们老家的河比……”我从小就听她说：“新安江的水啊，”她总是絮絮叨叨地说，“是透明的！”第一层是细细的白沙，第二层是鹅卵石，然后是碧绿碧绿的水。抓鱼的时候，长裤脱下来，站进水里，把两个裤脚扎紧，这么往水里一捞，裤腿里满满是鱼 ……美君说完，总还要往我看看，确定我是不是还听着，然后无可奈何地叹一声气：“唉！对游弹琴啦，讲给你听，你也不会相信，你根本就没见过那么清的水嘛！”
牛，她总说“游”，所以“牛奶”，就是“游来”。
她沉默一会儿，又说：“有一天，有一天要带你回去看看，你就知道了。”声音很小，好像在说给她自己听。
我这个高雄出生的女儿，对长江、黄河都无从想象，但是自小就知道有那么一条新安江——江在哪里其实也毫无概念，连浙江在江苏的上面还是下面，左边还是右边都不十分清楚——但我知道，新安江水是世界上最干凈的水。
这个女儿长大以后，带着美君去看阿尔卑斯山里的冰湖，去看莱茵河的源头，去看多瑙河的蓝色风光，美君很满意地发出赞美：“欧洲实在太漂亮了！”然而还没走出几步，她就要轻轻叹一口气。我故意不回头，等着，果然，她说：“可是这水啊，跟我们新安江不能比……”
美君在台湾一住就是六十年，学会了当地的语言，也爱上了亚热带的生活，异乡已经变成了故乡。那新安江畔的故乡嘛，一九五九年建水坝，整个古城沉入千岛湖底。她这才相信，原来朝代可以起灭、家国可以兴亡，连城，都可以从地球上抹掉，不留一点痕迹。
一九八七年，台湾政府终于允许人们回乡探看以后，乡亲们纷纷结伴还乡；也许人事全非，但故乡，总归是故乡吧，可是淳安来的美君却冷冷地说：“回去？回去看什么呢？”
“看不到城，”美君的女儿，我，说，“看人总可以吧？”
距离美君离开淳安半个世纪之后，一九九五年九月，七十岁的美君，第一次回到了淳安，不，现在叫千岛湖镇了，而且是个新兴的小镇，“树小、墙新、画不古”的新兴的小镇，在一个小岛上。
“岛？千岛？”美君不悦地纠正我，“以前都是山，千山啦，什么千岛。”
当然，水淹上来，老城沉进水底，山顶突出成岛，千岛湖曾是千山乡，美君确实没想到五十年的“沧海桑田”竟是如此具体！
“这次回来，我一定要找到我父亲的坟，”美君说，“做了水坝，坟迁走了，迁去了哪里？好几年，我都梦见他，他从坟里出来，脸是绿的，水草的颜色，他说，女儿啊，我冷啊，你一定要想办法把我迁走……”
一圈围坐着的亲戚突然安静下来，我从一张脸望向另一张脸：这真是极复杂的安静；美君的话，在他们耳中简直“迷信”得骇人，却又不好伤老人家的感情。
“湖很大，一千多个岛，”他们犹豫地说，“我们只记得一个大概的范围，坟怕不好找……”
“可以试试看。”美君说。
一个亲戚说，“我们这儿是可以遥祭的，就是对着那个方向祭拜，大姊你遥祭也可以吧？”
我看看美君，她也正瞧着我。啊，我知道这个彪悍的女生要发作了。
“我在台湾遥祭了五十年，”美君顿了一下，脸色很不好看，然后一口气说出来：“我遥祭了五十年，你们觉得，我今天人千里迢迢到了淳安，是来这里遥祭的吗？”
又是一阵安静。
“……火烧船事件以后，”亲戚面有难色，“租船管制很严……”
“我是淳安的女儿，”美君还是寒着脸孔，说，“找父亲的坟是天经地义的。”
第二天，终于找来了一艘汽艇，还雇来了一位熟识水路的船夫，船夫带着老城的记忆，彷佛心中有一个隐藏的导航系统，看穿湖水，将每一座岛回复成山，认出哪座山在哪座山的什么方位。
汽艇在六百平方公里的水面上穿梭，掠过一个又一个大大小小的岛，烟波浩渺，千岛湖看起来素朴纯凈，原始自然，但是我们的眼睛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那无数个耸立水面的荒岛，其实既非岛，也不荒，那曾是山，母亲年幼时攀爬过、野餐过的地方。水面下，曾经是一片又一片的果园，母亲曾经让大人牵着手去收租的地方。这一片荒野素朴，曾经是沃土富饶，水面上看起来洪荒初始，水面下曾有绵延千年的人文繁华。
我们看起来像游客，我们不是游客。
水花喷溅，滴在手上觉得润凉。猴岛，很多猴子，想上去看看吗？不想。
蛇岛，很多蛇，想看看吗？不想。
我们只想看一个岛，寻找一个岛，在这一千个岛中。
船噗突噗突慢下来，船夫认为应该在附近了，亲戚们三三两两站在船头眺望水面，前面有一个不起眼的小岛；美君的表妹皱着眉注视，犹疑了一会儿，然后说，“这里，”她指着那个岛，“就是这里。”
她指的这个小岛还没一个房顶大，杂草丛生，近水处是一片秃秃的黄土。我们跳上泥泞的滩。参与了当年迁坟的表妹边回忆边说，“那个时候，是小表哥挑上来埋在这里的，原来以为已经迁得够高了，没想到……”
没想到水漫淹到山的顶尖，现在美君看见的是两块破砖头泡在水里，就在水面接触黄土的那条波在线。风很大，吹得人睁不开眼，美君的白发凌空飞扬，我紧紧扶着美君，满耳呼呼的风声，还有美君模糊的、破碎的语音，“……爸爸——我来了，我就知道，你明明跟我说你很冷……”
湖浪挟着些许水草，打着若隐若现的砖块。那砖浸泡已久，土红的表面已有绿苔。一炷香烧了起来，青色的烟像柔弱无骨、有所祈求的手臂，随风没入天水无色之中。
离开淳安，我们经由山路往建德，这是那年缉私船检查私盐的地方。小汽车在石子路上颠簸，爬上一个陡坡，又急急盘旋而下，车后一团灰尘，路边的树木也蒙着一层灰白，但千岛湖的水光不断地透过树影闪烁。或许累了，美君一路上不太说话，我推推她：“喂，你看，这也是新安江水啊，水多清啊！”
她望向车窗外，疲倦地把头靠在玻璃上，轻轻地说，“是吗？”
我伸出手去环着她瘦弱的肩膀。
5，上直街九十六号
这几年，美君不认得我了。
我陪她散步，她很礼貌地说，“谢谢你。有空再来玩。”
每隔几分钟，跟她说一遍我是谁，她看看我，闪过一丝困惑，然后做出很有教养的样子，矜持地说，“你好。”
奇怪的是，连自己的独生女儿都不记得了，她却没忘记淳安。
开车带她到屏东的山里去，她一路无言，看着窗外的山景，突然说，“这条路一直下去就会到海公祠，转一个弯，往江边去，会经过我家。”
从后视镜里看她，她的面容，即使八十四岁了，还是秀丽姣好的。
我问她，“你是应美君吗？”
她高兴地答，“是啊。”
“你是淳安人吗？”
她一脸惊喜，说，“对啊，淳安人。你怎么知道？”
天黑了，带她上床，帮她盖好被子，她怯怯地问，“我爸爸在哪里？我妈妈呢？”
我决定去一趟淳安，找余年春。
美君此生看不见的故乡，我去帮她看一眼。
余年春，是美君的同村同龄人。几年前三峡建水坝，中国政府为百万人的迁移大费周章，建新村、发偿金，还有老居民死守乡土不退。余年春看得热泪盈眶，看不下去了。
他回想起一九五八、五九年，淳安人是在什么情况之下被迫离开祖辈已经生活了一千多年的故乡的。
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提出“赶英超美”的口号，在共产党八大预备会议中，他热切地说，共产党要“完全改变过去一百多年落后的、被人家看不起的、倒霉的那种情况，而且会赶上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就是美国。这是一种责任。否则我们中华民族就对不起全世界各民族，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
在这种思维的推动下，开发新安江成了急切的重大项目。三十万淳安人，为了“国家”整体的进步，必须迁走。一个个村子化整为零，一个个大家族被拆开，从薪传千年的家乡土壤发配到百里千里以外分散各省的穷乡僻壤。
结果就是，到了任何一个陌生的村子，淳安人在当地人眼中，都是一群语言不通、形容憔悴、贫无立锥之地的“难民”了。家里没有一张八仙桌可以带得出来，也无法跟当地冷眼瞧着你的人解释：“嘿，我家喂狗的碗，都是宋朝的瓷器！”一向以“诗书传家”为荣的淳安人，如今一身孑然，满腹辛酸，沦为困顿褴褛的新移民，又从刀耕火种开始。
如果美君在一九四九年没离开淳安，她就会和她今天仍旧思念的爸爸妈妈，还有她自己的孩子，经历被迫迁徙的这一幕：
谏村是淳安远近闻名的大村，全村二一四户，八八三人，也是一个非常富裕的地方，村庄临溪而筑，依山而建，黛青瓦，雕梁画栋。一九五九年三月，通知我们移民，一只雕花大衣柜收购只给一元二角八分钱。一张柏树古式八仙桌只卖六角四分……到了四月三日，搬迁的那天，拆房队已进了村，邵百年的母亲坐在椅子上呼天嚎地哭叫着不肯走，拆房队绳子捆上他家房子的栋梁，几位拆房队的人把这位老人连人带椅子一起抬出门外，房子也就顷刻倒下了。
带着一点不甘心和不服气，八十几岁的余年春费了五年的时间，把千岛湖水底的淳安城一笔一笔画出来。故乡的每一个祠堂、寺庙、学校、政府建筑，每一块空地、每一条沟渠、每一条街和巷弄，以及街上的每一户人家和店铺——哪一家比邻哪一家，哪一家的主人姓谁名谁、店铺什么名号，巨细靡遗，一点不漏。余年春找出零落四方的乡亲老人，一个一个询问，一件一件比对，然后用工笔，像市政府工务部门的官方街道图一样，细细地还原了被夺走的故乡风貌。
打开在我眼前的，是一幅滚动条，淳安古城的“清明上河图”，我第一次，看见属于美君的新安江画像。
面对着这张不可思议的图，我问，“您知道美君的家在哪里吗？”
“知道，”余年春说，“上直街九十六号。”
他弯腰，把上直街九十六号指给我看；真的，如美君所说，就在新安江畔。
“不会错吧？”我问。
“绝不会错，”老人十分笃定地说，“你看，美君的父亲叫‘应芳苟’，这图上写着喽。”
弯下腰细看，上直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