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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知道“女朋友”在电话里跟她妈妈怎么说的，反正他们俩这次去衡阳就是去拿钱的。“丈母娘”不仅将老伴的工伤费悉数奉献，而且还从兄弟姐妹那里又凑了几万。本来钱几乎就要到手了，但女朋友的一个舅舅突然之间提出了疑问，他将姐姐拉到一边，说：“不对呀，姐姐，我们兄弟姐妹几个人钱凑在一起也不过二十万，一个台商为了二十万跑这么远来求我们，你不觉得奇怪吗？”
“这有什么奇怪？”丈母娘说，“你没听说如今越是有钱的人越缺钱吗？实话对你说吧，这点钱人家本来是不需要的，是我实地看了他那里的生意很好，有意想参一股。你姐夫死了，我将来不靠女儿女婿靠谁呀？”
丈母娘说着竟哭起来，舅舅只能反过来安慰姐姐，同时心里想着算了，反正我就拿了三万，就算是为了自己的姐姐吧。
二十万到手后，张国良当即真的成了台湾大老板，马上对丈母娘和几个舅舅表示：亲戚中谁要是没事干的，来深圳找我，全安排。
一句话说得丈母娘光彩照人，“女朋友”的一家一夜之间成了豪门望族，整条街上都知道丈母娘成了“台属”，说不定当年春节就能赶上台胞团拜会，几个舅舅走起路来头颅自然昂起30度。
人的预感有时是很准的。张国良拿到这二十万现金后就一直有一种要出事的感觉，所以他很紧张。
钱在“女朋友”身上，即使遇上打劫的也未必能搜出。他们拿女人的长*当袋子，一万一万地排好，然后绑在“女朋友”的腰上，“女朋友”因此看上去就像怀孕四五个月的孕妇。张国良自己身上另装了几千块钱，即使真遇上打劫的，光天化日之下，劫匪拿到几千块之后也会溜之大吉的，决不会再向一个孕妇下手。既然如此，还能出什么事呢？或许是做贼心虚，自己吓自己。
孔祥儒已经报了案，他向警方提供了确凿的证据，证明他的经理和出纳携款外逃，要求警方协助缉拿。孔祥儒不仅向派出所报了案，而且向深圳市台湾事务办公室作了口头和书面汇报，并将这一情况连同派出所和市台办的反馈信息一起传真给有关客户。
张国良和他的“女朋友”前脚回到凤凰冈，后脚就被警察带走。在派出所里，张国良对孔祥儒提出的指控举不出反证，只好强调自己并不是“携款外逃”，事实是自己也开了公司，挪用了宏大公司一部分流动资金，一旦自己运转起来，肯定会补上这个窟窿的，绝无“携款外逃”之意。并且说：如果是“外逃”，还会自己回来吗？
既已承认挪用，人也就暂时扣留，并进行检查，当即从“女朋友”身上搜出二十万，恰好是孔祥儒报失的数字，十六万现金和四万车床欠款，人脏俱获。
孔祥儒给派出所送了锦旗：“台商卫士，神警神速。”
又通报市台办，说案子已破，感谢协助。同样的文字也传真给有关客户。
第十九章 不能为老板丢性命（3）
张国良和“女朋友”被抓之后，宏大厂一下子热闹起来，成了整个凤凰冈的“明星企业”。我去洗头时，洗头妹和老板娘都热情地向我打听这打听那，我说我不知道，这是他们台湾人之间的事，但有一点我说了：宏大公司是孔老板的，张国良只是他请的职业经理，是为孔老板打工的。后来村主任在厂长的带领下来到厂里，找孔祥儒说情，说你们都是台湾人，既然钱已经追回来了，不要再追究了，算了吧。孔祥儒对村主任很客气，但关于放人的事，他说他做不了主，这是警察的事，我没办法。
没过两天，“丈母娘”来了，吵着找孔祥儒要人，被孔祥儒的妹妹顶回去：人是警察抓的，管我们什么事？张国良在台湾的老婆和丈母娘都没管，你算他什么人？
话虽然这么说，但此后不久，孔老板又突然亲自去派出所替张国良说情，说念其初犯，并且钱已如数追回，希望不予追究。派出所看张国良是台湾人，本来就照顾三分，现在被挪用的钱已全部追回，失主本人又来求情，加上凤凰冈村里面也出面找过西乡派出所和宝安公安分局，考虑到张国良现在也已经注册了自己的公司，也是“台商”了，这件案子可以解释为台商与台商之间的经济纠纷案，现在既然双方已经讲和了，派出所也就做顺水人情将张国良和他的“女朋友”放了出来。
对于孔祥儒为什么突然改变主意主动去派出所保张国良出来，我一直想不通，只是以为台湾人之间确实很讲义气，后来还是他妹妹无意中说漏嘴了：这个张国良本来就与孔祥儒的姐夫沾亲带故，否则孔祥儒当初也不会请他来做经理的。我想，后来肯定还是他姐夫出面了，孔博文才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不是他姐夫的面子大，而是他姐夫的资产大，孔祥儒在生意上还要仰仗他姐夫。
张国良出来之后，这件事我以为就算是过去了。后来我再也没有见过张国良，听工人说他在东莞的一家台湾厂打工，也有人说他到龙冈去办了一家自行车花鼓厂，发展得还不错。到底是什么情况我也不知道，这事真好像是永远过去了，与我无关了。突然有一天，“董事长信箱”又收到一封神秘的检举揭发信，信上说张国良已经找了人，准备杀了丁先生。孔老板经过慎重考虑，还是将这封信给我看了。并且实话告诉我：这个张国良在台湾时就与黑社会有染。那一刻，我像是接到了生死牌，眼前立刻浮现港台影视上黑社会杀人的各种场面，想到了我年迈的父母和刚会走路的儿子，想到了老婆。我当时只有一个想法：迅速逃离，赶快回家。
我没想到我这么怕死。我对孔祥儒说：“你不要对任何人说我家在哪里。”
“那当然。”
“这里只有你一个人知道我家的情况。”
“是的，你放心。”
“我今天就走，马上走，你送我到广州机场，直接送上飞机。”
“没问题。”
路上，孔祥儒塞给我一个信封，我捏了捏，大约有几千块，说：“谢谢。”
孔祥儒握住我的手，说：“你这都是为了我。”
我说：“你怎么办？他会不会对你下手？”
孔祥儒没说话，眼睛看着远方，似乎很远、很远。这时候我突然感到他的眼光中有一种令人琢磨不透的东西。但反正我也离开他了，不去深想了。
临上飞机时，孔祥儒对我说：“先在家歇段时间，我在江苏的业务很快就要开展起来，你要是愿意，可以帮我负责那边的业务。那些人你在无锡都见过，熟人。随你自己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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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章 忽悠老板从写简历开始
一回到家里，我就有一种死里逃生的感觉。我把儿子紧紧搂在怀里，半天没说话。老婆问我怎么又回来了？我愣了一下，回过神，说孔老板要在江苏开展业务，让我先回来筹备。她说：那你不回深圳了？我说再说吧，反正工资照副付。说着，我把那个信封交给老婆，她接过去，认真地数起来，数得很认真。而我则想，这几乎是我的一条命呀！
我照例回情报室“上班”，尽管我现在属于借出人员，市政府对外经济协作办公室主任已经为我办好了借用手续，我上班也没工资，但不去情报所我去哪里？好在有我一大堆来信，正好可以看看。我发现国人对印刷品是很信赖的，当初我为了混稿费胡乱写了一些东西，如今真被人当作某某专家了，收到了很多求教信，这些求教信中居然还有一封来自国防科技大学，并且是两位教授一起写来的，向我请教有关舰艇用轻质绝热材料方面的问题，我真想给他们回封信，问他们可不可以收我做博士，如果可以，我就可以天天当面指导他们了。
看着这些来信，我似乎又很怀念在情报所工作的日日夜夜。所里面人见我从深圳回来都很热情，那样子不亚于见到归国侨胞，我的虚荣心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某种满足。同事们还嚷着要我请客，仿佛认定我已经发了大财了。被他们这样一捧一抬，我的双脚就离开了地面，而且离得蛮远，想下都下不来。我豁然发现：我已经没法再回设计院了，没法再回情报所了，这里已经不属于我，开弓没有回头箭呀！
回情报所“上班”是有好处的。情报所可以看到各种报纸，其中《中国青年报》上一则招聘启示吸引了我。登启示的是海南一家股份有限公司，说招聘从副总裁到企划人员各个岗位的人才。我给他们去了封信，照例是附上各种证书和奖状的复印件，并对近几个月的经历作了夸张性描述。主要是把时间做了适当的延长，没有说是只干了几个月，还是说干了两年。其实这种“适当的夸张”也不算过分，的确，通过这几个月跟着香港老板台湾老板后面当职业经理人，我所经历的事情和增长的见识比在内地干几年都要多。
我记得好像就投过这一份个人资料，没想到一下就投中了。他们很快就给我回了信，拟聘我做公司发展部经理，并问我有什么待遇要求。我等不及写信了，马上回了电话过去，说我很乐意去海南服务，并说没什么待遇要求，按公司制度办就行了。我能这样说，就说明我这几个月在深圳没有白过，我在恒基公司搞过招聘，知道提待遇要求没任何好处，除非是老板求你，你自己去应聘还能提什么要求？难道公司还能为你改变他们的工资制度？再说，我现在已经没有退路了，回设计院上班肯定不适应了，就是能适应也丢不起这个人。我发现，像我们这样的人，只要你“下海”了，就别想再回头，也回不了头，各种各样的因素让你没法回头，没脸子回头。
对方说你可以来面试，我问面试怎么说，对方说面试时要带来各种证件的原件，一般这么远通知你面试大都能通过的，万一通不过，公司承担回去的路费。我说可以。
我相信自己的实力，包括应付面试的能力。毕竟，我面试过别人。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有这样经历的人还是少数中的少数。
我对老婆说我要去海南，她说你不跟孔老板干了？我编了个理由，说台湾人好色，老是要找小姐，我不愿与他们同流合污，所以要去海南。老婆听了很顺耳，就没说什么，我真担心她问：要是海南的老板也好色怎么办？但她没问，我的担心是多余的。
老婆和儿子一起送我到南京，我将从南京乘火车到广州，再从广州坐汽车去海南。我心情不好，在南京无缘无辜地跟的士司机吵了一架，直到今天都觉得对不起那个的士司机。在南京车站广场，正好有儿童电动三轮车玩，一次两块钱，老婆觉得太贵了，舍不得，我坚决主张给儿子玩。我们再也不是“二百五”了，无论到哪里我都不可能是“二百五”了，我失去那么多，换来的就只有这一个，如果连儿子玩一下电动车都舍不得，我“下海”干什么？
我排队买票，老婆带儿子排队等电动车。他们等到了，老婆将电动车抓在手里，叫儿子赶快跑过来取票，我看见儿子惶惶张张跑过来，我一惊：儿子大了！会跑了！我第一次去深圳时他连走都困难，现在居然能跑了！
火车开动时，老婆孩子倒没事，我哭了。不知道是为老婆儿子还是为我自己。等到再想和儿子说再见的时候，火车已经驶离很远，我忽然感觉自己不是在火车上，而是在船上，并且船正向驶大海，离岸越来越远，即使这时候我想回头，也可能找不到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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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章 有选择的真话就是假话
海南顺达股份有限公司在报纸上登出招聘启示后，总共收到800多份应聘信，经多轮筛选，最后确定13人面试。只要当面交流的事实与应聘材料上反应的情况一致，录用的希望就很大。但是，无论材料是否真实或表现多么好，最后只能从13个面试者中间录取8个，另外7个由公司支付回程路费回家。可见，竞争还是相当残酷的。
我可能是最远的应聘者，这么远跑来当然不是为了挣这半趟路费。我很重视，事先从电话里旁敲侧击了解到公司的一些基本情况，知道他们老板叫杨东升，吉林长春人；公司总裁是四川人，中国科技大学毕业；副总裁是重庆重型机械厂厂长，祖籍安徽等等。我决定打安徽牌，因为我是安徽人，而中国科技大学就在安徽，这样，与公司总裁和副总裁都能产生联系。
顺达公司总部在海口市滨海大道南洋大厦六楼。当时滨海大道上好像只有这一个三十多层的高楼，很好找。南洋大厦俯面为正方形，外表是玻璃幕墙，四周配上挺拔的椰子树，气派非凡。我心里想，只要能进入这间大厦，工资肯定少不了，少了也落个心情好。
面试在下午两点钟进行，我排在中间，不前不后。看着以前只有在新加坡电视剧《人在旅途》才见过的真正意义上的写字楼，望着前前后后一个个比我更加自负的博士硕士，想着13个人当中最后只能录用8个，我不敢肯定等待自己的是什么样的命运，想起南斯拉夫电影《瓦尔特保卫莎拉热窝》里面的一句台词：“任何意外的情况都是可能发生的”，不敢掉以轻心。
好不容易轮到我，尽管已经有了充分的思想准备，还是被那阵势吓得心跳。不大的会议室里摆着一个巨大的椭圆形会议桌，会议桌的里面坐了满满一排人，大约有十二三个，事实上，里面的一排根本坐不下那么多人，于是考官们已经坐到了两边，他们几乎围成一个大半圆弧，而我正好就在他们围成的抛物线的焦点上。
为了掩饰紧张，我准备变被动为主动，先发制人。
我朝这一圈人点头坐下后，主持人要我将自己的情况先作一个简单介绍，我立即滔滔不绝。
“我不知道这里有没有安徽人，”我说，“如果有，那应该认识我或至少听说过我。1988年，安徽省为表彰本省在自然科学领域有特殊贡献的科技工作者，特别颁发了三枚奖章，其中金质奖章授予了中国科技大学校长*，银质奖章授予了*，铜质奖章就授予了我。”
说着，我郑重递上了当年颁发给我的那枚铜质奖章。铜质奖章是真的，*获金奖*获银奖也是真的，但当时获得这些奖章的不只是我们三个人，而是三百多人，我将那三百多人全部省略了，只剩下两个叫得天响的大名人和我自己，意义就大不一样了。我其实并没有撒谎，只是运用了说话技巧，这些技巧是事先演练好的。
“其实，”我接着说，“这个奖项并不是针对获奖者的某一项具体的科学贡献，而是对他长期以来在学术上的一贯成就的综合肯定。事实上，在获得此项奖励之前，我已经获得过国家、省、部、委、市和院内的多次奖项。”
我又递上一二三四五六七一大堆获奖证书。这一次我不是递给主持人，而是东给一个西给一个，一下子就造成了全体考官都在看我的证书的壮观场景。
接着，我又如同变戏法般从挎包里取出书、论文等等，摊了一桌子，任他们翻阅。本来每个面试者只有二十分钟时间，轮到我的时候他们竟然忘了这个规定，大家都好像在看希奇长见识。
录取是必然的。总裁是中国科技大学毕业的，既然我与他们的校长和老师齐名，他如果不录用我就有嫉能妒贤之嫌；副总裁暗暗得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