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候，副经理又进来了，对赖老板不知说了句什么，然后笑着对我说：“丁先生，请吃饭去吧。”边说还边做着请的手势。
我还是第一次听见有人称我为“先生”，由于我的姓名一共只有两个极简单的字，所以熟人对我都直呼其名，合作单位的人一般都喊“丁工”，从来没被称为“先生”的。我看看赖老板，意思是说赖老板是不是一起去。虽然没说话，赖老板还是准确地理解了我的意思，他笑着示意让我自己去。
副经理将我领到楼下，来到主厂房的旁边的一个临时性建筑食堂，变戏法般地拿出一个带活动把子的不锈钢饭盒，递给我，说：“那边有水龙头，洗洗，从后面排队就行了。”我问：“不用饭票？”他笑笑，说不用。
食堂不大，比我们学校的食堂小多了，甚至比我们设计院食堂都小，差不多与上山下乡时我们连队食堂一般大，但那时候我们连队在食堂就餐人员只有30多人，而这里面挤了少说也有300人，满满的，全部在排队，没人在吃饭。仔细一看，才发现食堂有一个后门，打完饭之后工人从后门出去了。
我老老实实地挤到最后，一步一步地机械地跟着队伍往前移动。周围的男男女女不时地有人看我一眼，但看得时间很短，只要我一回眼他们马上就躲开。个别长相较好的女工在眼光躲开之后又对着同伴的耳朵嘀咕了两三秒钟，然后她们一起放声大笑，其中一个还做出要打另一个的样子。我知道她们肯定是在说我，所以尽可能目不斜视，面上露出极微弱地微笑。
快到窗口时，我才看清，员工在这里排队其实只是打菜，每人一荤两素，打完菜后迅速向后门走去，那里有饭和汤，打饭和打汤实行按需分配，吃多少打多少，没想到这小小的员工食堂居然还部分实现了共产主义。轮到我时，看着琳琅满目的菜肴，一下子竟愣在那里，不知该点什么菜。以前在食堂吃饭，窗口前面都有一块黑板，标明什么什么菜，多少多少价钱，习惯了，今天猛一遇见这么多没名没姓没价钱的菜，还真有点不知所措。窗口里面的小伙子非常友善地看着我，笑着问：“你是新来的丁主管吧？”尽管他将丁说成是“灯”，但我还是听清了他的意思，赶紧大幅度地点点头，同时心里纳闷：我是主管？主管是什么头衔？管什么？老板还没明确告诉是否录用我，就由食堂的厨工来宣布我的职位，看来资本主义的管理才真正体现工人（厨工）当家作主。
“老板说了，”小伙子说，“你随便点，要吃什么点什么。”
我怕妨碍后面的人，来不及细想，就随便点了三个菜，记得好像是半片红烧猪脚、一条油炸非洲鲫鱼和一份空心菜。这就是赖老板一再向我解释并表示歉意的“相当差”的伙食！说实话，比我在家里吃的好多了。事实上，如果我在家里有这么“相当差”的伙食，我可能就不来深圳了。在家里时，院里逢年过节发点荤，我和妻子总是像宝贝一样藏在冷冻柜里，需要改善伙食时，取出来如劈柴一般砍点下来，配点青椒炒个菜，一家四口像过年。当然，好菜也是会买的，比如买条小桂鱼，但那是专门给儿子补钙的，我和妻子是万万动不得的，如果我们要动，那也必须给保姆吃，而那条小鱼还不够保姆一个人吃。
吃着这“相当差”的菜，我只有一个想法：要是老婆孩子也能吃上就好了！这样想着，我的眼前就浮现了儿子吃榨菜的模样。眼泪滴到了碗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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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第一次听人说老板的坏话
赖老板说伙食“相当差”是有道理的。赖老板、副经理还有几个香港师傅他们吃小灶，单说那道汤，听说就加了各种参料，比香港的阿二靓汤还地道。相对于他们来说，我吃的确实是相当相当差。刚才我在赖老板的办公室里等他那段时间，赖老板正在与几个香港师傅交涉。赖老板主张我与他们一起吃小灶，几个香港师傅不同意，理由是：从今往后北方来的师傅越来越多，要是都跟了他们吃小灶怎么办？最后赖老板采取了折中的办法：我不跟香港人吃小灶，但在工人食堂吃什么吃多少都不受任何限制。这些情况我当时并不知道，是后来陈秉章告诉我的。
吃过饭，副经理领我去安排宿舍。他们好像不需要对我说“你已经录用了”之类的话，或者是赖老板以为副经理说过了，副经理以为赖老板说过了，结果他们谁也没说，直接安排吃住。直到这时候我才知道，原来资本主义工厂的员工是包吃包住的，工厂就是家，家就是工厂，真正做到以厂为家，全心全意为老板卖命。
宿舍在顶楼。这里的厂房与我印象中的不一样。我从小生长在钢城，后来从事的也是冶金行业，看到的都是大工厂。有很宽广的厂区，有大烟囱，厂区内能跑汽车，跑火车，而现在的这个工厂就只有一栋五层楼，一到五层全是车间，只有二楼的一小部分做办公室（他们叫写字楼），食堂在下面盖了个临时建筑凑合着，宿舍建在楼顶，用铁皮做的。这种建在楼顶的铁皮屋现在算是违章建筑，一律捣毁了，据说是不符合消防要求，但当时我们就是这么住的。
我被安排和陈秉章住一间。房子很小，上下铺。陈秉章已经占了下铺，我睡上铺。说实话，住的地方比我们设计院差多了，甚至比我在建设兵团时都差。铁皮房，又睡上铺，幸亏是冬季，要是夏天该怎样过？
陈秉章戴副眼镜，看就是知识分子，一问，果然是电视大学毕业，在公司搞化验。陈秉章比我大两岁，学历虽不高，但阅历并不浅。他问我是那里人，我告诉他是马鞍山的，他马上就说他知道马鞍山，并背诵了一段毛主席语录：马鞍山条件很好，可以发展成为一个中型的钢铁联合企业，因为发展成中型钢铁联合企业比较快。背完这段语录，我对他一下子亲近许多。
陈秉章告诉我他是广州人，因为他哥哥在香港原料行工作，与赖老板认识，所以他才能在公司谋得这个差事。
“他算什么东西！”陈秉章对赖老板好像很有意见，他说：“一个地道的潮洲农民，初中生，上学时还总是抄别人的作业，*期间混不下去了，偷渡到香港，在香港一间小电镀厂打工，后来不择手段骗娶了老板的女儿，自己就成了小老板。别看他现在人模狗样，还不是靠这几年在深圳省下的人工、房租、生活费、税费、环保费，使他的电镀成本比香港那边低许多，才一下子接到这么多定单。”
陈秉章的话具有权威性，因为他哥哥是香港人，而且在香港做电镀原料生意，对两边的行情都知道。
“‘人工’是什么？”我问。刚才赖老板对我说“人工你不用操心”，我就没听懂，也没好意思问。
“人工就是工资。”陈秉章说。
听了他的解释我忍不住地笑了。他问我笑什么，我把赖老板刚才对我说的话复述了一遍，并告诉他我以为是不要我管工人，只要我管技术。
陈秉章听完之后也哈哈大笑，但他很快就收住了笑容，严肃地告诉我：你上当了。我问为什么？他说：不事先谈好价钱，出粮时你看吧，最多给你一两千。我问“出粮”是什么意思？他说出粮就是领工资。我又问：你是说每月工资一两千元？他说是啊，你还以为是多少？我没敢说话，心里想：我乖乖，一月一两千呀！一月抵在家干一年了！我想如果我真能一月拿一千多，我就给老婆买个金项链带回去，准把她乐疯了。想起老婆在家省吃俭用的样子，我的心凝重了许多。
陈秉章见我不说话，并且脸色凝重，就来安慰我，说：“先干了再说，骑马找马。我哥哥说了，有机会他也来内地开间电镀厂，到时候去我哥哥那边做，保证他会给我们香港师傅的待遇，每月人工一两万。”
“多少？”我怕自己又误解了。
“每月一两万港币唠，”他说，“总不能真跟香港师傅一模一样拿两三万一月吧。”他肯定觉得我贪得无厌。
“不是这个意思。”我赶紧解释，“我是没想到这么多。”
“没想到吧？”他说，“这还不算最高的，最高的一月四万多呢。”
我觉得他在瞎说。
他接着说：“其实香港人有什么了不起？凭什么人工是我们的十几倍甚至几十倍？那几个鸟香港人跟他妈的赖老板一个样，都是从大陆偷渡过去的，一个个初中都没念完，懂个狗屁！他们谁行谁到化验室来做个分析看看。”
我刚来，不想介入到这些是非之中，就提醒他：“该上班了吧？”
“没事，”他说，“反正化验室就我一个人。”
“一块下楼吧，我正好要去取行李。”
“那好吧。”
下到四楼，陈秉章说，我到了，拜拜。我抬了下手，说拜拜，然后一直下到一楼，骑上那辆破自行车，一阵风似地找蒋大哥报喜去了。
第五章 蒋大哥的忠告（1）
蒋大哥对我这么快就找到工作非常惊奇。问我是哪里，我告诉他是山脚下工业四路顶头的恒基实业。他更高兴，说：那是一家相当不错的港资厂，很难进的，听说老板只要他们潮洲人，外省人一律不收的。
“安排你做什么？”蒋大哥问。
“好像是主管。”我说。
“主管？”蒋大哥问。
“是的，”我说，“但不知具体管什么。”
“主管是公司的第三把手，”蒋大哥说，“除了老板和那个副经理，就你官大了？”
“工钱多少？”蒋大哥又问。
“好像是一两千吧，老板没跟我谈这个问题。”接着，我把陈秉章对我说的话讲给蒋大哥听。
蒋大哥说：“那个广州佬讲得对，香港人在这边工资一个月是两三万港币，而大陆的工程师每月确实只有一两千，没办法，是这样的。”
蒋大哥见我没说话，又安慰我，说：“不过你可能要高些，做主管的应该有两千。行了，比我高了，我才一千四呢，先干着吧。”
我见蒋大哥误解了，赶忙跟他解释，说我不是这个意思，不是嫌少了，是觉得很多了。
蒋大哥看着我，认真地说：“你千万别这么说，跟老板没什么客气的。你绝不要说你在家只拿一百多，千万别说！这么远跑来，不就是想多挣两个吗？记住，跟老板别客气。”
蒋大哥如此严肃，由不得我不认真对待。
从蒋大哥那里回来，才三点多钟，我放下行李就去找赖老板，准备立即上手工作。赖老板没在，副经理告诉我，赖老板已经回香港了，要下个礼拜才过来。我问他我的工作是怎么安排的，他抬手看看表，想了一下，说：行，就算你从今天下午开始上班吧。那口气绝对是给我一个面子。想想自己以前在国营单位，上半个月报到拿一个月工资，下半个月报到，哪怕是31号报到，也拿半个月工资，绝不像这里具体到哪一天甚至精确到上午还是下午。还没上班，就已经充分感觉到资本主义气息了。
副经理告诉我：我的运气最好，老板每周只过来一天，恰好让我碰上了，否则谁也不敢当场拍板录用，至少不可能直接录用做主管，而且如果不直接做主管，要想从下面一步一步提起来就难了。
听了这话我先是一阵窃喜，后又觉得主管有什么了不起？但嘴上却说：谢谢您了，这全是您引荐的结果。
副经理说：“今后我们好好合作，我对技术不懂，你是专家了，要好好镇一镇那些香港佬。”
我听不懂是什么意思，不敢说话，甚至不敢点头。
副经理又说：“我主要管行政，500多号员工，吃喝拉撒睡，还有办暂住证、防火、安全、吵嘴打架男女关系，整天累死，老板还是不满意。他也不想想，香港佬一天到晚都干了什么，凭什么人工比我高那么多？”
他这么一讲我更不敢说话了，心里老是想着陈秉章对我说的话。
晚上加班，从晚饭后一直加到10点。在后来的几天里，天天加班。我感到很震惊，这怎么行？金属都有疲劳强度，何况人呢。既然让我管生产，我决定解决点实际问题，就从这个问题入手。
那几天晚上，我一个车间一个车间地看，一道工序一道工序地检查，又仔细分析了复印的定单和写字楼下达的任务表，发现一个问题：只要生产安排得当，同样的生产任务完全可以在正常工作日内完成，根本用不着加班加点！这一发现使我很激动，但我还是忍住了，没跟副经理说，甚至没有对陈秉章说，我有一个小心眼，生怕别人分享我的功劳。后来的发展证明，小心眼是有害的，不仅害人，也害自己。
第五章 蒋大哥的忠告（2）
我偷偷地写了份报告，并且附上包含劳力和设备合理利用在内的开工计划表。我盼望着星期二快点到来，我要向赖老板献一份大礼！事实上，人有点小心眼或好大喜功的心态很正常，但任何缺点都不能过分，一过分就是致命的。星期二那天，赖老板从香港来了，赖老板甚至还专门找到我，问我工作怎么样，生活是否习惯，我一一作了回答，可就是没有将那份附有计划的报告直接交给他。我的小心眼甚至小到老板的头上！我居然怕赖老板会将功劳窃为己有。现在想想觉得可笑，但当时我确实就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可能是我刚从内地国营单位出来，还带着在那种环境中长期养成的思维方式吧。
下午开会，赖老板说了许多鼓气的话。大意是说香港写字楼那边又接了很多订单，要我们这边加紧干，说准备还要再加两条生产线。我这时候才知道公司在香港那边还有写字楼，并且公司主要业务是香港写字楼那边接的，我们这边实际上是个生产基地，难怪老板一星期只过来一天。
赖老板说得很认真，也很费力，因为他为了照顾我，不得不用他不习惯的普通话来说。我很着急，生怕他说完之后就散会，如果那样，我就没有表现机会了。好在赖老板还算*，讲累了之后便问我们有没有要说的。先问副经理，副经理说了关于招聘的是事，说广告登出去之后，已经收到全国各地的应聘信70几封，其中大学毕业并且做过这一行的有15人，待遇要求符合我们希望的有6人，看是不是从中挑3人通知来见工。赖老板笑着点头，并没有表态。他接着又问几个香港师傅有没有什么要说的。几个师傅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然后又一起摇摇头，表示没有。不知道是不是陈秉章的话先入为主的缘故，这时候，我感觉他们像是一群在墙根下面晒太阳的农民，猛然碰见一个来问路的，他们答不出来一样。赖老板这时候问我，我其实已经等不及了，赶紧把自己早已想好的和盘托出，并且还双手呈上报告与计划。
赖老板对我好像格外客气，在问我有没有要说的时候，笑的幅度本来就比刚才大，听了我的发言笑度越来越大，后来又慢慢变得严肃，当我的材料递给他之后，他已经变得完全严肃。不仅他变得严肃，而且几个香港师傅也很严肃，只有副经理的面部表情很复杂，看不出是紧张还是幸灾乐祸。这样安静了好大一会儿，赖老板板着脸说：作业去吧。我不知“作业”是干什么，但看大家都往外走，也跟着走。心里有点失望，赖老板没表扬我，甚至没有讨论一下我的方案。
我来到化验室。化验室的陈秉章现在是我惟一能说说话的人。这里普通员工的素质实在太差，我没想到深圳工人的素质比我们那里差那么多，简直没法沟通。前两天我上生产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