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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帝对内对外两面作战，而叶名琛恰恰又是他最为信赖的宠臣。 叶名琛，字崑臣，湖北汉阳人。1809年出生于一诗书官宦人家，长咸丰帝22岁。其早年经历与当时中国许多年轻人相同，在科举途上一路奋斗。
1835年，叶名琛26岁时中进士，入翰林院。1838年散馆，外放陕西兴安知府，1839年擢山西雁平道。1840年调江西盐法道。1842年初升云南按察使，当年底晋湖南布政使。1844年丁母忧去职。1846年服阕，授广东布政使。1847年擢广东巡抚。从这么一份简历可以看出，叶氏是一名“火箭式”干部，出翰林院不到十年，已升至省级大员，在此期间还丁忧守制二十七个月。这么快的速度，在清朝的汉族官员中实不多见，可谓飞黄腾达。叶名琛在官场上—路搭快车，主要原因有两点：
一是他办事干练。如29岁时外放兴安知府，将这一三教九流汇集、号称“难治”的地区，整理得有条有序，博得善治的能名。
二是他理学、文学修养俱深。其祖辈颇有文名，著作等身，他从小耳濡目染，也很有造诣。他的上司、同僚、部属经常被他的学问功底所折服。理学和文学在当时是最崇高的学术。能办事、学问好，使叶名琛在官场甚有好评，因而几乎一年一迁。
不过，这些都是道光朝的事。咸丰帝之所以赏识他，是因为这两件事：本书第三章中提到，1849年广州反入城斗争时，广东巡抚叶名琛坚决支持两广总督徐广缙，断然拒绝英人入城要求，其中叶氏的主要功绩是组织团练，准备武力相抗。这一在今人看来无关轻重的事件，在当时被视为极大的外交胜利。叶名琛因此受封男爵。咸丰帝上台后，对外持强硬路线，对敢于与“西夷”相抗的叶名琛特别青睐。此为一。
本书第四章中提到，1850年9月太平天国领导层下令“团方”，准备起义。然而此时拜上帝教的势力不仅仅在广西，在广东的会众由凌十八率领，也准备参加金田起义。因为受阻，凌十八等人占据广东高州罗镜，部众达一万多人，与太平军占据的广西永安，遥相呼应，兵力不相上下。两广总督徐广缙率军久攻一年，师老无功，后被咸丰帝调往广西，接替钦差大臣赛尚阿。叶名琛随即赶至高州前线，调整部署，仅用了一个半月，便攻占罗镜，全歼凌十八起义军。此一战绩加上此前此后平定广东各地反叛的军功，使叶氏连获太子少保、加总督衔的殊荣。此为二。外能折冲尊俎，内能戈马平定，在咸丰帝的心中，很自然地将他与耆英之流比较，与李星沅等辈对照，从而看出叶名琛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因此，徐广缙调广西后，咸丰帝让他署理两广总督。
1853年2月，徐广缙被革拿，叶名琛奉旨改实授。就在叶名琛柄政广东不久，更大的考验到来了。1854年6月，广东天地会发动了规模空前的红兵大起义，先后占据东莞、佛山、花县、三水、顺德，以十万余众围攻广州。广东境内能征善战的部队早已调往外省镇压太平天国，叶名琛手中仅兵勇一万余人。在此危急时刻，他一不靠外省相援，二不要国帑相助，硬是靠自己的本事，沉着应变，谋定后动，居然也能婴城自固。
经过半年多的战斗，他竟将红兵逐出广州地区，随后又迫使他们退往广西。到了1855年夏天，广东全省的战火大多已平息下来，虽说还有几处仍在交战，但在烽火连天的南中国，有如世外桃源。我们若将广东与广西作一比较，可以清楚地看出，广东的反叛规模一点也不亚于广西，而咸丰帝对广东的关照又少得多，几乎是漠不关心。而在广西局势糜烂之际，广东却能摆脱危机，咸丰帝对此特别满意。
另外，除了本省事务外，叶名琛还为湘军购买洋炮，派红单船入长江，主动派兵援江西，表现出与其他省区大吏不同的慨然以“天下”为责的风度。对于叶名琛所做的一切，咸丰帝也报以实际的奖励。1855年10月，授叶为协办大学士。
1856年2月，再授体仁阁大学士。咸丰帝没有调他来北京，仍留他在广东，为咸丰帝看好岭南的这一份家业。还有什么比一名信得过靠得住的官员更让咸丰帝感到宽慰的呢？尤其是在懈怠政务之后。叶名琛成了咸丰帝的南方一柱，一切提议建策，咸丰帝无不言听计从。
自1844年起，两广总督例兼管理五口通商事务的钦差大臣。由于当时清朝自认为与“西夷”的关系仅仅是“五口通商”，管理五口通商事务钦差大臣也成了清朝与西方各国打交道的最高外交官员。作为两广总督，叶名琛在平叛中表现出治绩，为咸丰帝所倚重；作为通商事务钦差大臣，叶名琛也镇定自若，颇有“计谋”，为咸丰帝所信赖。事情就坏在这里。
第八章 外患又来了（2）
1854年春，包令（）继文翰出任英国驻华公使，根据本国政府的训令，于4月25日照会叶名琛，要求修约。修约是指修正1842年的《中英南京条约》和1843年的《中英虎门条约》及其附件。英国提出修约的外交依据是：
一、1844年《中美望厦条约》第34款： 和约一经议定，两国各宜遵守，不得轻有更改；至各口情形不一，所有贸易及海面各款恐不无稍有变通之处，应俟十二年后，两国派员公平酌办。
二、1843年《中英虎门条约》第8款： ……设将来大皇帝有新恩施及各国，亦应准英人一体均沾，用示平允。
按照英方的说法，虽然《望厦条约》12年的修约期限至1856年才到期，即便按《中英虎门条约》，也是要到1855年到期，但《虎门条约》作为《南京条约》的“附粘”条约，12年的修约期应当从《南京条约》算起，1854年到期。既然英国提出有权在1854年修约，那么享受最惠国待遇的美国与法国，也有权在这一年提出修约。
这有如连环套，一环扣着一环，可问题的要害在于，按照国际法，中英虎门条约所规定的最惠国待遇，只是针对“英人”，并不包括政府，更何况修约不应在最惠国待遇之内。对于这些理由，英方缄口不言，清方毫不知晓。叶名琛长期浸于传统学术，对外部世界并不知晓。他不怕“西夷”的恫吓，也不愿直接引起冲突。他就任管理五口通商事务钦差大臣后，对付西方使节的办法有两个：一是以军务倥偬为由，拒绝与西方外交官相见。多见面多麻烦，少见面少麻烦；二是对于西方使节各种外交文书，都以最快速度答复，而且每次都用温和的语言，对西方的各种要求一律拒绝，早一点结束这种纠缠。此次，他收到包令的长篇照会，依然如旧，对包令提出的各项具体要求一律拒绝；而对修约一事，小心地不作回答；至于包令提出的到广州城内两广总督衙署进行会谈一事，叶名琛敏锐地觉察到英方企图由此实现入城。
于是提出了反建议，在城外仁信栈房会面。叶名琛的答复，自然不能让包令满意。他于5月11日又一次照会叶名琛，称其对修约一事“默然不论”尤其不满，再次强调了他的各项要求，并坚持在广州城内两广总督衙署内进行会谈。由于历史文件保存不全，我们今天已不知道叶名琛对此如何作复的，但当时的局势已使在广州的继续交涉成为泡影。自1849年广州反入城斗争后，徐广缙、叶名琛从未对西方的要求让过步，曾任广州领事的包令，对叶名琛的行事方式可谓知根知底；更何况此时正是广东红兵大起义的前夜，广州城也在风雨中晃动。包令北上了。他准备到上海和天津，绕开叶名琛，另辟与清朝交涉的渠道。叶名琛似乎也掌握了包令北上的情报，1854年5月23日，他在一份奏折后附了约二百字的夹片，轻描淡写地汇报了英国等国的修约要求。在这份简短报告的最后，说了一句充满自信的话：“臣惟有相机开导，设法羁縻。”
如果仅仅从叶名琛的报告来看，谁也弄不清楚“修约”是怎么一回事，更何况对外部毫无知识的咸丰帝，对此似乎根本没有放在心上。既然叶名琛对此甚有能力且不乏自信，那么一切都交给他去办理吧，下发给叶名琛谕旨中，写了这样的话： 叶名琛在粤有年，熟悉情况，谅必驾驭得当，无俟谆谆告诫也。
按照清朝官场用语的习惯，这段话意思是，皇上本人并无定见，叶名琛可全权处理。 1854年6月，包令来到上海，与先前到达的美国公使麦莲（），向江苏官员交涉修约一事。咸丰帝得知这一消息，下旨江苏官员，让英、美公使南下，一切与叶名琛商谈办理。在咸丰帝的心中，叶是办理外交的最佳人选。 1854年8月，英、美、法三国公使在香港举行会议，讨论下一步的行动。他们一致认为若与强硬的叶名琛交涉，决不可能有任何进展，于是联合行动，再次北上。9月，三国公使到达上海，要求修约。江苏巡抚吉尔杭阿看出三国决不会善罢甘休，而叶名琛已与三国公使势同水火；更见此一时期三国外交官纷纷前往镇江、南京，恐已与太平天国暗通款曲；遂向咸丰帝提议，“可否钦派重臣会同两广总督妥为查办”，其意是削去叶名琛办理外交之权，结果遭到咸丰帝的严词驳斥。
1854年10月，英、美、法三国代表到达天津海河口外。经过一番交涉，英方向清政府正式提交了修约要求18条，美方亦提出修约要求11条。
从内容来看，已不是望厦条约中的“量为变通”，而是另订新约了。咸丰帝本来就对西洋事务不甚明了，看到这些密密麻麻的要求更难弄清其中的真意，遂下旨：除在三项枝节问题上可到广东与叶名琛继续商办外，其余坚予拒绝。此时英、法两国正与俄国进行克里米亚战争，无力东顾，美国官员见太平天国势强，清廷可能垮台，主张再观望一段时间。三国代表在北方转了一大圈，毫无收获，不得不南下香港。但他们都没有去找叶名琛继续交涉修约之事。三国第一次修约活动失败了。叶名琛费尽心力与围城的红兵交战之际，突然想起北上的“西夷”。这些隆鼻凹眼的“丑类”肯定在极力诋毁我，殊不知在“天朝”里，“夷人”的咒骂就是对我的赞扬。话虽如此说，但到底放心不下。11月18日，叶氏上奏： 该夷酋等（指三国代表）如果径抵天津，无论要求者何事，应请敕下直隶总督仍令该夷酋等速行回粤，臣自当相机开导，设法羁縻，以期仰慰圣廑。
第八章 外患又来了（3）
这段话的口气很大，请皇上将一切都交给奴才来办吧。此奏上呈后不久，叶名琛收到咸丰帝先前的谕旨，一切仍交给他处理。皇帝的信任增加了叶氏的信心，这些“夷人”想绕过我与朝廷打交道，连门都没有！叶名琛的自信并没有能维持多久。12月7日，在红兵围攻广州甚急之际，他给包令发了一份照会，最后有一句话：“惟得悉贵国兵舰此刻亦泊省河护卫，为此照会贵公使，通力剿匪。”
不管叶名琛发此照会的动机是什么，包令却看出其中有可乘之机，一面照会叶名琛表示英国的中立态度，一面乘军舰直入珠江，来到广州城外，要求到城内总督衙署会谈。又是入城。反入城是叶名琛起家之本，他决不会答应包令入城商议的要求。于是，他派了两名知县与包令交涉，会面在城外任何一地都可以。包令也不肯让步，过了近一个月，广州局势缓和，包令也自觉无趣，返回香港了。一直到了1855年9月8日，叶名琛突然发现去年咸丰帝给他的酌量变通三条的谕旨，既没有执行，也没有报告，于是他上了一道长达四千字的奏折，详细分析情况，提议将咸丰帝已同意商办的三条也一一推翻。咸丰帝看到这份奏折后，十分感慨，朱批道： 览卿所奏各夷情状，实属明晰，亦能善体朕意，示以镇静，不但杜其无厌之求，并免另生不测，以致扰乱大局。卿其永励斯志，忍待军务悉平，彼时饷裕气复，朕断不任其狡狯尝试，时存窥测。
每一个时期都有其特定的语言习惯，历史学家应当切入那时的语境。如从当时的语言习惯、尤其是皇帝用语习惯来看，咸丰帝的朱批，有着四层意思：一是赞扬叶名琛对外强硬的态度；二是要求对外强硬的态度不能发展到中外决裂，不能“扰乱”镇压太平天国的“大局”，因此要求叶名琛还需“忍”一下；三是批准了叶名琛的建议；第四点最有意思，即“彼时饷裕气复，朕断不任其狡狯尝试，时存窥测”，这实际是咸丰帝对其去年允诺商办三条的自我辩护（已经认识到不应当让步），这可看作咸丰帝婉转地向叶名琛作检讨！ 1856年，《中美望厦条约》已到12年，美国驻华委员伯驾（）联络英、法，再次向叶名琛提出修约，被拒绝后，又提议北上。英国公使包令认为此举不过是白费力气，拒绝同往；法国公使因尚未奉到政府训令，只是在外交上予以支持。结果第二次北上修约，成为美国的单独行动。叶名琛得知伯驾北上后，立即上奏咸丰帝，要求不论三国公使行抵何省，如有交涉事件，仍令其回广东“听候查办”，而他本人将“坚持定约”，“设法钳制”。咸丰帝因太平军击破江南、江北大营，正处于鼎盛时期，口气软了下来，令叶名琛“可择事近情理无伤大体者，允其变通一二条，奏明候旨，以示羁縻”，并告各省，对外交涉事件归叶名琛办理。
叶名琛收到此谕，心里十分清楚，稍为变通的方法不会使英、法、美三国代表满意，反会让这些得寸进尺的“夷人”掀起更大的波澜。于是，他仍旧我行我素，不作任何退让。从后来的历史可以看出，“修约”是英、法、美侵略中国的重要步骤，它们必然会使用一切手段来达到此目的。就在美国全权委员伯驾北上交涉之时，包令正在香港向伦敦要求炮舰。他的结论是，若要实现修约，“一支代表缔约国各自国家的威武舰队，应于明年五六月间会同于北直隶湾（指渤海湾）”。
包令在这里不仅要求战争，而且提出了战争的时间和地点了。火药桶已经打开了盖子，空气中充满了火药味，稍有火星，即刻就会爆炸。主管外交事务的叶名琛没有看出这一点，他正在为一再挫败英国等国公使的修约要求而自鸣得意。此时正迷恋声色的咸丰帝更没有觉察这一点，他肯定在为有这么一位能独挡一面分担忧虑的得力干臣而高兴。战争一步步逼近了。 1856年10月8日，广东水师根据举报，在广州江面上检查了一条名叫“亚罗号”的船，带走船上12名中国水手。英驻广州领事巴夏礼（）以“亚罗号”曾在香港登记为由，要求释放全部被捕水手，为水师官员所拒。于是，巴夏礼一面向公使包令报告，诡称水师官兵扯下了船上的英国国旗，污辱了英国的尊严；一面致函叶名琛，要求道歉、放人并保证今后不发生此类事件。 “亚罗号”事件只是一件小事，且内中疑问丛丛，但包令却一味扩大事态，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希望能在浑水中摸一些鱼”。
10月10日，即事件发生的两天后，叶名琛允放水手9人，但巴夏礼拒收。10月16日，包令照会叶名琛：“如不速为弥补，自饬本国水师，将和约缺陷补足。” 由此可见，英方不仅准备动武，而且将提出事件之外的要求。10月21日，巴夏礼限叶名琛在24小时内满足英方要求。叶名琛允诺释放全部被俘水手，但因未扯落英国国旗，不允道歉。于是，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