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我知道，可是我不吃鱼。”
她说：“长寿的人吃鱼比吃鸡肉还多。”
我说：“是的，妈妈，可是我不爱吃鱼。”
她说：“我也不是在说，你应该每天吃鱼鱼鱼，因为鱼吃太多了也不好，很多鱼可能含汞。”
我说：“是的，妈妈，可是我不去烦恼这问题，因为我反正不吃鱼。”
她说：“很多文明国家的人，都是以鱼为主食的。”
我说：“我知道，可是我不吃鱼。”
她说：“那你有没有去检查过身体里的含汞量？”
我说：“没有，妈妈，因为我不吃鱼。”
她说：“可是汞不只是在鱼里头。”
我说：“我知道，可是反正我不吃鱼。”
她说：“真的不吃鱼？”
我说：“真的不吃。”
她说：“连鲔鱼也不吃？”
我说：“对，鲔鱼也不吃。”
她说：“那你有没有试过加了芹菜的鲔鱼？”
我说：“没有。”
她说：“没试过，你怎么知道会不喜欢呢？”
我说：“妈，我真的不喜欢吃鱼。”
她说：“你就试试看嘛。”
所以……我就吃了，尝了一点点。之后，她说，“怎么样，好吃吗？”
我说：“不喜欢，妈，我真的不爱吃鱼。”
她说：“那下次试试鲑鱼。你现在不多吃也好，我们反正要去餐厅。”
我说：“好，可以走了。”
她说：“你不多穿点衣服？”
我说：“外面不冷。”
她说：“你加件外套吧。”
我说：“外面不冷。”
她说：“考虑一下吧。我要加件外套呢。”
我说：“你加吧。外面真的不冷。”
她说：“我帮你拿一件？”
我说：“我刚刚出去过，妈妈，外面真的一点也不冷。”
她说：“唉，好吧。等一下就会变冷，你这么坚持，等着瞧吧，待会儿会冻死。”
我们就出发了。到了餐厅，发现客满，要排很长的队。这时，妈妈就说，“我们还是去那家海鲜馆子吧。”
这个电邮，是安德烈给我的母亲节礼物吧？
我村
香港仔是“我村”。“我村”的意思就是，在这一个小村里，走路就可以把所有的生活必需事务办完。
早上十点，先去银行。知道提款机在哪个角落，而且算得出要等多久。两三个月一次，你进到银行里面去和专门照顾你的财务经理人谈话。坐在一个玻璃方块内，他把你的财务报表摊开。他知道你什么都不懂，所以用很吃力的国语认真地对你解释什么是什么。有一天，他突然看着你说：“我走了，你怎么办？”好像一个情人要去当兵了，担心女朋友不会煮饭。原来他要跳槽去了。
十一点，到二楼美容院去洗头。长着一双凤眼的老板娘一看到你，马上把靠窗的那张椅子上的报纸拿开，她知道那是你的椅子。她也知道你的广东话很差，所以不和你聊天，但是她知道你若是剪发要剪什么发型，若是染发用的是什么植物染料；在你开口以前，她已经把咖啡端过来了。
十二点，你跨过两条横街，到了邮局，很小很小的一间邮局。你买了二十张邮票，寄出四封信。邮务员说：“二十文。”“二十块”说“二十文”，总让你觉得好像活在清朝，但是还没完，他的下一句是：“你有碎银吗？”没有，你没有“碎银”，因此他只好打开抽屉，设法把你的五百大钞找开，反倒给了你一堆“碎银”。
带着活在清朝的感觉走出邮局，你走向广场，那儿有家屈臣氏，可以买些感冒喉片糖浆。你准备越过一个十字路口，不能不看见十字路口那个小庙，不到一个人高，一米宽，矮墩墩地守在交通忙乱的路口。蹲下来才看得见小庙里头端坐着六个披金戴银的神像，香火缭绕不绝。出租车在川流不息的人群里挤来挤去，庙口的信徒拈香跪拜，一脸虔敬，就在那川流不息的人潮车阵里。矮墩墩的庙却有个气势万里吞云的名字：大海王庙。庙的对联写着：“大德如山高，王恩似海深”。信徒深深拜倒。
广场，像一个深谷的底盘，因为四周被高楼密密层层包围。高楼里每一户的面积一定是局促不堪的，但是没有关系，公共的大客厅就在这广场上。你看过鸽子群聚吗？香港仔的广场，停了满满的人，几百个老人家，肩并肩坐在一起，像胖胖的鸽子靠在一起取暖。他们不见得彼此认识，很多人就坐在那儿，静默好几个钟头，但是他总算是坐在人群中，看出去满满是人，而且都是和自己一样白发苍苍、体态蹒跚的人。在这里，他可以孤单却不孤独，他既是独处，又是热闹；热闹中独处，仿佛行走深渊之上却有了栏杆扶手。
最后一站，是菜市场。先到最里边的裁缝那里，请她修短牛仔裤的裤脚。二十分钟后去取。然后到了肉铺，身上的围裙沾满血汁肉屑的老板看见你便笑了一下，你是他练习国语的对象。第一次来，你说，要“蹄”，他看你一眼，说：“台湾来的？”
“怎么知道？”
他有点得意：“大陆来的，说肘子。广东人说猪手。只有台湾人说蹄。”
嗄？真有观察力，你想，然后问他：“怎么说猪手？你们认为那是他的‘手’啊？你们认为猪和人一样有两只手，两只脚，而不是四只脚啊？”
他挑了一只“猪手”，然后用一管蓝火，快速喷烧掉猪皮上的毛，发出的声音，微微的焦味。
花铺的女老板不在，一个脑后梳着发髻的阿婆看着店。水桶边有一堆水仙球根，每一团球根都很大，包蓄着很多根。“一球二十五文。”阿婆说。我挑了四个，阿婆却又要我放下，咕噜咕噜说了一大串，听不懂；对面卖活鸡的阿婆过来帮忙翻译，用听起来简直就是广东话的国语说：“阿婆说，她不太有把握你这四个是不是最好的根，所以她想到对街去把老板找回来，要老板挑最好的给你。”
阿婆老态龙钟地走了，剩下我守着这花铺。对面鸡笼子里的鸡，不停扇动翅膀，时不时还“喔喔喔”啼叫，用最庄严、最专业的声音宣告晨光来临，像童话世界里的声音，但是一个客人指了它一下，阿婆提起它的脚，一刀下去，它就蔫了。
海伦
海伦一个礼拜来帮我打扫一次。看见我成堆成堆的报纸杂志，拥挤不堪的书架，床头床边床底都是书，她认为我“很有学问。”当她看见有些书的封面或封底有我的照片，她更尊敬我了。
她一来就是五个钟头，因此有机会看见我煮稀饭──就是把一点点米放进锅里，加很多很多的水，在电炉上滚开了之后用慢火炖。
海伦边拖厨房的地边问：“你们台湾人是这样煮粥的吗？”
“我不知道台湾的别人怎么煮粥的，”我很心虚：“我是这么煮的。”
我想了一下，问她：“你们广东人煮粥不这么煮？”
下一周，海伦就表演给我看她怎么煮粥。米加了一点点水，然后加点盐和油，浸泡一下。她还带来了鸭胗和干贝。熬出来的粥，啊，还真不一样，美味极了。当我赞不绝口时，海伦笑说：“你没学过啊？”
我是没学过。
过了两个礼拜，我决心自己试煮“海伦粥”。照着记忆中她的做法，先把米泡在盐油里。冰箱中里还有鸭胗和干贝，取出一摸，那鸭胗硬得像块塑料鞋底。打电话找到海伦──那一头轰隆轰隆的，海伦正在地铁里。我用吼的音量问她：“鸭胗和干贝要先泡吗？”
“要啊。热水泡五分钟。”她吼回来。
“泡完要切吗？”
“要切。”
“什么时候放进粥里？”
“滚了就可以放。”
“谢谢。”
鸭胗即使泡过了，还是硬得很难切。正在使力气，电话响了，海伦在那头喊：“要先把水煮滚，然后才把米放进去。”
她显然也知道，太晚了，我的米早在锅里了。
海伦清扫的时候，总是看见我坐在计算机前专注地工作，桌上摊开来一摞又一摞的纸张书本。当我停下工作，到厨房里去做吃的，她就留了眼角余光瞄着我。我正要把一袋生米倒到垃圾桶里，被她截住。
“放太久，里头有小虫了。”我指给她看。看不见，于是我舀出一碗米，放进水里，褐色的小虫就浮到水面上来，历历在目。
“这种虫，”海伦把米接过去，“没关系的，洗一洗，虫全部就浮上来，倒掉它，米还是好的。我们从小就是这么教的。”
我站在一旁看她淘米。她边做边问：“你──没学过啊？”
我大概像个小学生似的站在那里回答：“没……没学过。”
米洗好了，她又回头去摘下一个特别肥大的蒜头，塞进米袋里。微笑着
“这样，虫就不来了。”
“好聪明。”
“你……没学过？”
嗯，没有，没学过。
从香港仔买回来的水仙球根，像个拳头那么大，外面包着一层又一层难看的黑褐色外皮，但是里头露出婴儿小腿一样的晶白肉色，姿态动人。我把球根放进蓄满了清水的白瓷盆里，自己觉得得意。
海伦来了。她先劈里啪啦横冲直撞地打扫，我的眼睛不离开计算机，但是人站起来以便她的吸尘器管子可以伸到桌下。一阵齐天大圣式的翻天覆地之后，安静下来，她看到那盆水仙，轻轻说，“你们不把水仙外面那层拿掉？”
她把整盆水仙带到厨房，拿起小刀，开始一层一层剥除球根外面那难看的外皮。我放下计算机，站到她旁边看。她说：“你……没学过？”
事实上的情况发展是，只要海伦在，我连煎个荷包蛋都有点心虚了。
星夜
他把好几幅画在地上摊开。小店原本就挤，三张画铺在地上，我们就不能转身，一转身就要踩到画布上了。“这一幅，”我指着凡·高的《星夜》。他说：“一百块。”我说：“六十块。”他做出夸张的痛苦的表情，指着地上的《星夜》说，“你看看你看看，画得多么好，画得多么像，就是颜料钱也不止六十块呀小姐。”我说，“那好，我们再逛逛。”他一把拉住，说，“算了算了，就六十块吧。”
油彩很浓，他用一张薄薄的塑料膜覆盖在画面上，再把画小心地卷起来。
我走出小店，踏入画家村的街，一整条街都卖画，颜色缤纷，琳琅满目，气氛像成衣市集，只是挂得满坑满谷的不是衣服，是画。据说是一个奇人在这深圳的边缘荒村专门模仿凡·高的画，画得多，画得像，以至于国际媒体都纷纷来采访这中国深圳的“凡·高”。没几年，荒村已经变成画家一条街。凡·高的画，人人能画，从这里批发到香港的小摊上，和开衩的旗袍、绣着五彩金龙的衬衫、缎料的面纸盒等等“中国风味”礼品混在一起，卖给观光客。
回到家，我把《星夜》摊开，仔细端详。从色彩和结构来说，仿得还真像，该有的笔触，显然一笔都不少。如果──我将窗户打开，让海风吹进来，因为画的油彩气味还呛鼻──如果，用科学的方法鉴定，仿画的人功夫确实好到完全逼真，好到任何人都看不出破绽来，我是否能被这幅《星夜》感动呢？
爱上《星夜》，是有过程的。住在大海旁每天看日落月出，就发现有一颗星，总是在黄昏时就早早出场，那样大，那样亮，那样低，使我疑惑它是不是渔船顶上的一枚警示灯？是不是一架飞机停在空中探测气候的动向？是不是隐藏在山头里只有云破时才看得见的一盏隐士读书的火？那颗星，低到你觉得海面上的船桅一不小心就会钩到它。
太阳沉下去，月亮起来时，星还在那里，依傍着月亮。不管那月亮如何地艳色浓稠，这颗星还是堂堂正正地亮着。
有一天黄昏，一个天文学家在我的阳台上，我们一同看那轮绯霞绚烂的夕阳在星的陪同下，从云到山到海，冉冉层层拾级而下。他说：“海面上看金星好亮。”
我吃一惊，啊，原来它就是金星，维纳斯。无知的人，朝朝暮暮看着它，却不知它的身份。今天知道了，跟它的关系可就不一样了。
我赶忙上网去看凡·高的《星夜》，因为我记得，他画的是金星。
凡·高在法国南部的精神疗养院里，写信给他的兄弟：“今天早上，天还没亮，我在窗口看了很久，窗外什么都没有，唯有一颗金星，好大的一颗星。”“夜，”他说，“比白天还要活，还要热烈。”
如果我失眠，披衣起身，走进沁凉的夜里；如果我凑巧走过一个大门深锁的精神病院，那么我一仰脸就会看见在黑沉沉的大楼上有一扇开着的窗，窗口坐着一个孤独的人，正在注视大地的荒芜和人间的荒凉，只有夜空里的星，有火。他说：“看星，总使我神驰……我问自己：我们摊开地图，指着其上一个小黑点，然后就可以搭乘火车到那个点去，为什么我们到不了那颗星呢？我们难道不可以搭乘‘死亡’到星星那一站？”
三十七岁的凡·高真的买了一张死亡的单程票，说走就走了，行囊里只有煎熬的痛苦和无可释放的热情。《星夜》，在我看来，其实是一幅地图──凡·高灵魂出走的地图，画出了他神驰的旅行路线：从教堂的尖塔到天空里一颗很大、很亮、很低的星，这颗星，又活又热烈，而且很低，低到你觉得教堂的尖塔一不小心就会钩到它。
我会被深圳画家村的《星夜》感动吗？
换一个问法：如果科学家能把一滴眼泪里所有的成分都复制了，包括水和盐和气味、温度──他所复制的，请问，能不能被称做一滴“眼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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狼来了
德国环保部今年二月开了一个很正经的会议，主题是：“谁怕大野狼？”穿西装的人们坐下来热烈地讨论：欧洲森林里消失了一两百年的灰狼又回来了，该怎么处理？
读这样的新闻，实在让人忍俊不住，你可以想象一群“东郭先生”开会讨论“中山狼”吗？
德国的狼，被格林兄弟抹黑得可厉害。好几代人，从还不会说话、走路的幼儿期，就被他们的父母以床边故事的温柔方式灌输“狼很可怕”的意识形态。小红帽的奶奶就被那尖牙利嘴的狼给吞下肚了。而且狼还有心机，它会伪装成奶奶的样子来骗小红帽。七只可爱小羊在羊妈妈出门的时候，差点全完蛋。那狼，不但会装出妈妈嗲嗲的声音，还会用面粉把自己的手敷成白色。三只小猪，那更别说了，被个大野狼搞得倾家荡产。最后，当然是邪不胜正，野狼总是会死的，而且格林总让它们死得很难看。小红帽的大野狼是被猎人的枪给轰死的，七只小羊的大野狼是淹死了以后再被开膛破肚的。
这样在仇恨教育中长大的孩子，真正长大以后能与狼和平共处吗？中文世界里的狼，名誉和境遇好不到哪里去。狼心狗肺、狼狈为奸、狼吞虎咽、鬼哭狼嚎、声名狼藉、杯盘狼藉、豺狼成性、官虎吏狼、引狼入室、“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哪有一个好词？
在罗马、蒙古和日本原住民的远古传说里，狼都是高贵和力量的象征，但是挡不住污名化。人类对狼族进行理直气壮的“种族大屠杀”，到了二十世纪，欧洲和北美的森林里，狼已经基本被清算干净。
同时，城市里每一个广场上，鸽子聚集。
纽约市有一百万只鸽子。在水城威尼斯，鸽口是人口的三倍，走路过桥都要被鸽子撞上。每一对鸽子夫妻平均一年要生十二个孩子鸽，繁衍速度惊人。市政府的卫生官员都很头痛，因为鸽子带来种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