候，博物馆岛、柏林大教堂和其他一大批建筑相继完成。他按照香榭丽舍大街修建了选帝侯大街，柏林成为真正的大都市。
今日的柏林很大一部分是二战后的重建。俾斯麦时代的建筑还有一部分遗留，但大部分都毁于二战时盟军的轰炸，此时能看到的是战后新生。新老建筑的交错让人目睹历史的交错。申克尔代表新古典主义的柏林，他是19世纪初杰出的建筑家和画家，他所设计的宪兵广场剧院和老博物馆都是古典主义的典范。老博物馆中有希腊出土的多种雕塑，博物馆内外形成一体。国会大厦是1894年沃勒特建筑的文艺复兴式样建筑，1945年毁掉，20世纪60年代重建。选帝侯大街在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分裂的时候曾经被拦腰截断，这条宽阔笔直的大道一端连接国会大厦，另一端连接博物馆岛和霍亨索伦家族教堂、柏林大教堂。在隔绝的时期两边各自发展，如今当壁垒拆除，路的尽头一览无余的时候，清晰可见的差异如同赫然暴露的伤痕。
在柏林的街上走着，想到德国的整个20世纪，人的心里会有许多唏嘘。目睹19世纪的历史种种，也许我们能非常容易地理解当时德国希望统一与强大的意愿。西有法国威胁，东有奥地利与俄罗斯强盛，拿破仑与奥地利的婚姻让普鲁士夹在中央，又没有意大利的富有和英国的工业，没有海军和殖民地，只有代代相传的诗歌，唱着古老的日耳曼英雄。这样的内忧外患成为一种逼迫，越是忧患，人心里希望统合的意愿就越强烈。直到1871年才真正有了统一的德意志帝国。从文化多样的角度这或许是好事，但从民族心态的角度则很难说。像瓶子里的魔鬼在等待中许愿，从对拯救的答谢，到对拯救的诅咒，等得太久，所要的回报就要加倍。20世纪是对19世纪的反讽，统一的喜悦化为战争的疯狂，等待拯救等来一场屠杀。也许这一切都在意料之外，情理之中。
在世纪之交的时刻，还没有人能预见到后世的悲歌。1889年，柏林仍然在上升的希望之中，得来不易的辉煌，欣欣向荣的新的城市，梦想中的金色未来。
【德国人为什么深刻？】
1889年，有几件大事发生。其中之一是一个重要的人物在一个特殊的场合到达柏林。他是一个天才，一个预言家，一个饱受精神痛苦折磨的人。他在都灵发疯，抱着一匹受鞭打的老马哭泣，把马叫做自己的兄弟，因此被朋友带回柏林。他的名字是尼采。
尼采是德国哲学最特殊的人物。
从一方面讲，尼采继承了来自康德和黑格尔的古典与深邃，走到山巅，而从另一方面讲，他又拥有所有人都没有的个人态度与疯狂。他不像他的前人那样使用全景式的系统语言，他的论著是箴言式的、寓言式的，由格言警句和论断，而不是定义、推理和词语辨析构成。换句话说，他使用的是先知书，而不是牛顿力学的书写格式。
尼采是一位先知，他是最难评价的一个人。他用最嘲讽的语言批评基督教的懦弱文化，但又比任何人更懂得基督教精神。他鄙视大众的庸俗，赞颂英雄精神，但同样鄙视追求个人地位的群众将领。他批评之前所有哲学家，说他们一窝蜂发出冰冷而空洞的“美德的轰鸣”，是“用大话来粉饰”，但他也不认为纯粹感官的、物理的理论能解释事情。他将之前的善恶都抛下，却不愿走到虚无的尽头。
尼采的徘徊是德国哲学进入新世纪门槛时最关键的徘徊。德国哲学一直以来都是世界上杰出的典范。从康德开始，每一个伟大的哲学家都不仅仅总结道理，还能从人类历史中找到完整而深刻的哲学体系。德国哲学深入人的精神深处和历史深处，追问人的意识、理性、心和灵魂，寻找人作出决定的理由，探讨自由与命运，事物纯粹的本质。德国哲学不带有很强的社会训诫感，它从人的内心出发，从思考、理智、情绪出发，将人当作纯粹的宇宙存在。与德国哲学相比，17世纪的英国经验主义显得太贴近生活常识，18世纪法国的启蒙主义则带着太直接的改造社会的冲动。
康德是德国哲学的重要开创者。他想知道人怎样获得认识。他从英国休谟的《人性论》中提出的理解问题出发，将“先验综合判断”作为自身哲学的第一个问题。他用12年的时间思考《纯粹理性批判》，用几个月时间一挥而就，虽然其中有他自己承认的表达缺点，但那并非因为康德逻辑不明，而是他完全清楚自身讨论的问题有多困难。他从正反不同方向讨论自己的观点，像个孩子一样坦诚：“我怀着一种指望，在我像这样从别人的观点不偏不倚地看我自己的判断的时候，我能得到第三种的见解，要改善我从前的看法的。”他诚挚专注的思考，他的深入和广博，他的虚怀若谷的内心，让他的著作有超越时代的深入和独特的魅力。他的三本批判之书——《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和《判断力批判》，即使是哲学学生读起来也不容易，然而两百余年过去，研究康德的人还是很多，有增无减。他对先验知识的质疑与思考，他对道德的界定和反思，他对审美判断的依赖，直到今天还是许多人思考未来方向的重要指引。
康德不认为自己是浪漫主义者，然而他对自由意志的讨论使他赢得浪漫主义的称号。与康德同时代的德国艺术家正沉浸在名为狂飙突进的艺术运动中。18世纪六七十年代，克林格尔写作了一部名叫《狂飙突进》的戏剧，歌德留下著名的以自杀来结束的爱情小说《少年维特的烦恼》。席勒用诗和戏剧表达与康德类似的问题：自由、意志、道德理性、独立个人。他笔下的戏剧人物并非如同古典，受一时冲动或命运捉弄得到厄运，他写下更深入的悲剧：人的反抗，对世界、对自然的反抗。在他之后的哲学家费希特也同样热衷于自由，他后期虽然成为了狂热的民族主义者，但却是建立在一种由自身出发定义世界的自由之上。
康德提出的问题为德国哲学奠基。在他之后，很快有了另外一位与之比肩的伟大人物：黑格尔。黑格尔是宏大哲学的真正代言人。他的作品是如此波澜壮阔，以至于接触过其讲述的人，很难不被其全景式画面所打动。他所尝试的是将整个世界纳入一个可理解的框架，从世界的内在、而非表面的细碎观察一切。他所找到的是精神，精神是唯一真正独立的存在，精神的呈现就是我们可见的日常世界。精神的演化决定物质的表现，而精神在自身的发展中逐渐认识自己。古代建筑是淳朴的世界精神的展现，现代音乐是抽象复杂的世界精神的产物。宏大的历史，源于更为宏大的精神展开。
在这方面，黑格尔很容易被批评。精神听起来太玄，很多人认为黑格尔是“将宇宙想象为一种有灵魂的实体”，因而听上去接近古老的神学。然而黑格尔本身并没有这样故弄玄虚，他没有将其当作人格化的存在，而是清清楚楚地表明，精神是决定宇宙的内在规律。“精神是世界的内在存在。”黑格尔说，“经过发展，知道自身就是精神的精神，即是科学。科学是精神的现实，是精神用自己天赋的要素为自己所建立的王国。”这意味着科学是已经阐明的精神。他没有用规律一词，而是用精神，这并不代表他所指的是某种神灵。与柏拉图的理念相似，精神是物质遵循的内在基础，但不同的是，黑格尔笔下的精神更具有演化的特征。
黑格尔影响到在他之后的很多代人，包括马克思。黑格尔提出关于冲突的概念，他称作辩证法，一种正向精神与反向精神带来冲突，在冲突的过程中碰撞、成长、升华。历史冲突是其中内在精神冲突的体现。他将这种必然经历的过程看作净化的必须，它所带来的痛苦是世界本身的悲剧。
这样的悲剧冲突在他的同时代人叔本华身上体现得更为鲜明，叔本华是悲剧哲学家，他的核心观念就建立在这样不可避免的斗争的悲剧上。他同样强调某种宏大似理念的事物——意志，也同样强调意志将自身展现为可见的现象，然而与黑格尔强调精神本身的演化不同，叔本华相信，意志分裂到世界的万事万物中，事物因此开始经历无尽的斗争。意志总以欲求某种东西为基础，人受其推动，也就总在无穷无尽的欲求中行动。在意志与意志的碰撞中，人遇到毁灭的悲剧，并在这悲剧中看到一种特殊的壮美。
叔本华是尼采的精神导师。他骨子里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他说人的本质就在于他的意志有所追求，永不停息，得不到的时候，只能无尽地焦虑与追逐，而倘若得到，就会在厌倦和空虚中更加受苦。“人生是在痛苦和无聊之间像钟摆一样的来回摇摆。”他相信苦痛是意志的本性，生命问题最终要回到意志问题。
叔本华一生并不顺利。他生前很少受人关注。他与黑格尔同时任教，然而黑格尔的课堂人满为患，叔本华的课堂听者寥寥无几。叔本华的忧郁化为一系列重要的作品，其中最重要的一部莫过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这本滞销的小册子，曾在一个旧书摊的一角蜷缩，无意中被尼采捡起。尼采如获至宝，彻夜通读，从此人生大不相同。
德国哲学就在这一系列解释宇宙的宏大叙事中不断前行。它的脚步已经远远把其他民族落在身后。它从宇宙的角度反思自身与民族存在。在民族忧患与奋发的过程中，反思往往是最深刻的，对民族历史、对人类命运的自觉在这个时候达到激情的顶峰。从康德的普遍理性到黑格尔的宏大辩证法，从叔本华的意志斗争到尼采的重估道德，从20世纪韦伯的理性的社会学到海德格尔的存在哲学，生存只有在德国哲学中才不仅仅是吃饭与利益的日常琐碎，而化为精神与现象的双重斗争。
柏林大学是世界上容纳了最多深刻人物的大学。它于1810年成立，是世界思想孕育的摇篮。费希特、黑格尔、叔本华、爱因斯坦、普朗克曾经在此任教，马克思、恩格斯、海涅、韦伯和俾斯麦曾在此就读。如果将大学按照其思想的分量化为重量，柏林大学将把天平压断。柏林大学由普鲁士王国文教主管洪堡创建，他强调自由的理念，强调大学独立于政治经济，在超脱于世的寂静中潜心科学。他的理念得到了柏林大学所有杰出思想家以生命为蓝本坚决的贯彻。
柏林大学在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拆分的时候分为两处，民主德国柏林大学改名洪堡大学，联邦德国又成立一座柏林自由大学。洪堡大学是柏林大学的主要继承者，如今两所大学仍独立运行。今天在洪堡大学的院墙之外，能看到朴素的思想者雕塑。校门很小，校园静而简单，通道没有任何装饰，只有旧书书摊和流连的学生可以让人看出这是一所大学。大学本身是如此低调，没有宏伟的大厦，没有张扬的门楼，草坪和雕塑色彩单一，却有一种静穆标志自身的力量。在阴雨连绵的柏林苍穹下，思想用历史塑造自身，不需要任何多余修饰。
【被误读的超人】
历史走到尼采，也走到精神斗争的顶峰。
1889年，就在尼采因痛苦而发疯的同一年，就在韦伯在柏林获得博士学位的这一年，还有两件事值得一提：第一件是俾斯麦下台，另一件是希特勒出生。
历史总是以最吊诡的方式呈现自身。俾斯麦是德国第一个富有争议的强力领袖，他可能没想到，在他之后会有更极端的另一个人。尼采曾呼唤强有力的超人，韦伯曾着力研究官僚体制的优势和它对人的精神控制的铁笼，可是他们恐怕都没有预料到，德国的历史会以扭曲的方式上演超人与官僚制最可怖的结合。
尼采是最被人误解的一个人，他的理论核心是对强有力的精神的渴望。这种精神的本质是超脱与独立，它本身就是理想，不依赖于遥远拯救的假想，不屈服于软弱者的谦恭与悲伤。“处于突出地位的乃是充实的感情、抑制不住的强力感、高度紧迫的幸福、希望给予和赠与的富裕意识……喜欢对自己严厉而苛刻。”这是精神高度发达者冷傲的内心。他不在意温情与社会约束，他“生活在广袤而高傲的平静之中，永远超越”。
尼采被后世很多人诟病，因为纳粹曾经将他关于高贵的论说妄加阐释，作为自身的依据。尼采希望超人诞生，纳粹就将自身当作历史的超人。尼采说过一些有歧义的话，赞扬凶猛的精神和强者的权力，这使后人很容易将其当作种族主义的支持者。可是这不是尼采的意思。他从始至终都反对狭隘的民族仇杀，他的超人是看透了这一切仇杀之人。因为民族情绪总是庸众的集体情绪，而他所赞颂的永远是超脱的精神个体。“保持四项美德：勇气、洞察力、同情心和孤独。”尼采说，“孤独作为一种把我们引向纯洁的崇高趋势和倾向，是我们身上的一种美德。”他赞颂的永远是孤独，不是国家机器，“国家的一切都是假的——他用偷来的牙齿咬人。”
超人不是超过一般人，而是超越一般人。一般人屈从于自身的欲望、情绪、胆怯、狭隘的仇恨，而超人能用自身的意志战胜这一切。超人不在意人群中的安全，他独自隐居修行，走向精神的高山之巅。这样的人超越了人的本能。尼采所崇敬的民族不是国家中的一般人，而是穿过超人之桥，到达没有国家的地方，成为精神上的民族：“一个叔本华所说的与学者共和国相对的天才共和国：一个巨人穿越空寂的时间间隔，向另一个巨人呼唤，从容地继续着崇高的精神对话。”
尼采呼唤高山之巅凛冽的空气，呼唤寒冷的苍穹中的精神飞翔。“一旦生命应予拔高的时候，就应该加以拔高”，“就是现在！好吧！现在，要紧咬牙关！睁开双眼！”
尼采最后在孤独中死去。
德国的哲学有着悲剧主义的气息。这或许正是因为他们看到了个人与历史悲剧的命运：一个人可以看清历史，但还是会被历史卷入其中。
悲剧成就了德国精神。尼采所崇敬的另一位伟大的人物瓦格纳，更是将悲剧凝固在永恒的音乐之中，将英雄气质凝固在这无尽的悲剧斗争中。德国音乐是最深邃的音乐，从贝多芬开始的史诗从未间断。勃拉姆斯保持着贝多芬留下的古典传统，又加入自身的沉厚与悲伤。瓦格纳是新音乐模式的开创者，同时代者称其为丑陋，后人却迷恋沉醉于他的宏伟，他修了自己的剧院，为自己音乐中永不解决的斗争留下永恒的舞台。理查·施特劳斯的音乐壮丽，开创交响诗的篇章，如同阿尔卑斯山顶的空气，磅礴冰冷，构成历史长卷一般的恢弘诗篇。这些音乐是永恒的悲壮经典，永远翱翔在人类的音乐天空。
如果有机会，可以在柏林听柏林爱乐。柏林爱乐的音乐厅构造朴素，黄色简单的外墙，远不像世界其他一些音乐厅那样奢华，可是从那里飘出的音符，足够为世界上的每个角落绘制一幅瑰丽的画卷。
柏林的许多角落充满了伤痛的痕迹。破坏与复原，反反复复。就连标志性的布兰登堡门上的胜利女神与马车，也经历过失败与被劫持的凌辱，许多年后才复归原处。菩提树下大街见证着兴衰与荣辱；柏林墙刻写着曾经的分裂；国会大厦用威严的典雅，记忆着纵火案的疯狂；纳粹在这里留下废墟，记载着曾经激进的宏大规划。
相比其他城市，柏林给人的感觉始终是清冷。或许是因为柏林在二战受到的轰炸惨烈，至今仍有痕迹，或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