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的人事档案- 第2部分

　　接着每一个教研组长都发了言，包括夏振川的小舅子、数学组长涂序健，指责了校方的这种做法。

　　当事人十分难堪，真是内行看课堂，外行卡门房，夏振川竟失态地说：“你们怎么都为他说话？”

　　在这样的情况下，夏振川找到我说：“你和梁仁铮两人都有名声，一山难容二虎，你找单位调走吧，我们可以放。”

　　我自知在这个学校已经呆不下去了，也不愿再待，只好自找出路。

　　我找到自己的老上级、时任江西省农牧渔业厅副厅长的徐菊生。

　　徐副厅长对我十分看重，在我调来江拖之前，他任我当时所在单位的党委书记，正被省里提拔为副厅长之职，对我作了真诚的挽留，并提出可提拔为场机关的办公室主任，还可考虑把我调到厅办公室工作。后来，还是另一位老上级、时任副厅长舒惠国为我出了面，厅人事处给予了放行。

　　徐副厅长这次当即表示欢迎我回农业系统，并推荐到省农牧渔业贸易中心办公室工作。

　　然而，我的请调报告迟迟得不到厂里的批复。

　　厂人事科干事刘焕宇说：“学校的领导来过了几次，讲你在学校的影响不好，哪有那么容易就想走。你的调动是小事，现在厂里要抓的是大事情。”

　　我不得不含泪向厂人事科应志相科长诉说了情由，为了证明自己不是像夏振川讲的那样为影响不好的老师，我把出席各级学会的照片和在多种报刊发表的文章，一起摊了出来。

　　应科长的是非感很强，是个受人尊重的好领导，我现在还很想念他。

　　他此刻听说此事，拍案而起，气愤地说：“我们厂里竟还会发生这样对待人才的事，他们这样做简直是太过分了，真是无法无天。你为什么不早跟我们讲？你也太缺乏勇气，太不相信我们厂里的领导了！”

　　应科长还诚恳地挽留我，表示一定帮我把工资、奖金和浮动工资给补回来，并由厂里出面严肃处理这件事。

　　我急于离开这个是非之地，解释说：“我也不是不相信厂里，实在是受打击太大，不愿跟他们纠缠，再受折腾，还是走了的好。”

　　应科长最后尊重了我的意见，再三表示，如果万一没有能够调成，厂里也可以考虑另外安排工作。

　　由于自己常为《江拖报》供稿，与厂宣传部的人员很熟悉，宣传部长蔡志远知道我的情况后，他也主动向我表示，会帮我去找组织部谈谈。

　　在应科长和厂宣传部长的帮助下，厂务会终于批准了我的调出请求。

　　刘焕宇让我填写了干部调动工作报告表，并给我签了字“同意调出”，加盖了厂人事科人事调配专用章，由人事科报南昌市人事局批准。

　　市人事局经过研究，签字“同意调出”，加盖了干部调配专用章，连同《干部调出工作函（洪人干字900108号）》一起，发往了江西省农牧渔业厅人事处。

　　可是，省农牧渔业厅一直到七月份也没有收到，而市人事局又说早在一两个月前就已经发了，我不得不重新再办。

　　后来得知，是市政府公文交换站出了差错。

　　八月份，江西省农牧渔业厅收到函件后，贸易中心派办公室主任刘堂华等，由我陪同，专车到江西拖拉机厂组织部审查档案，是应科长和刘焕宇接待的。

　　此后，江西省农牧渔业贸易中心经过研究，由办公室主任刘堂华签字“同意调入”，加盖公章，报请厅人事处批准。。　最好的txt下载网

协议离岗待调令　　适逢冻结受刁难
一九九○年九月初，新学期已经开学，学校没有按常规安排我的任课，询问教务处干事王世友，说是我已在办理人事调动，上面叫不要安排的。

　　不久，校长夏振川特意找到我说：“你现正在办调动，工作不好安排，只能离岗待调，否则来了调令也不能走。”

　　经过权衡，我被迫同意了夏振川的要求。他又提出，要我写个“君子协议”。

　　我未多加考虑，即按照他的要求，写下了“为了便于学校学期工作的安排，本人同意不排课，九月份以后由本人负责”。

　　这份协议，正好让本校任教英语的上官老师看见，他不平地对我说：“学校怎能这样对待你？”

　　“他们硬要这样做，我有什么办法呢？”我无可奈何地说。

　　夏振川则把协议拿到手中，得意洋洋地说：“这是我们的君子协议，君子一言，驷马难追，以后你的一切我们就不管了。”

　　我万万没有想到，这一纸协议，在以后情况出现变化时，夏振川竟然不肯承认，而我当时没多留个心眼，把协议复写成两份，要夏振川也签上字，自己留下来一份，致使在灾难降临时，却没有了凭据。

　　人生的遭遇有时就会有这样险恶，善良的人们切不可掉以轻心。

　　我与夏振川达成了所谓的“君子协议”后，即按照夏振川的要求，每个月来学校签一次工资表，当然，工资是要全部留给学校的　。

　　在江西拖拉机厂工作了五年，对江拖人毕竟是有感情的，这里急着想走，心里又会有些舍不得。我写的《江拖人的心声》，回顾了与江拖人的情意，在《江拖企业报》上留下了我最后的依恋。抒情散文中有着聆听《江拖厂歌》那一段：

　　五年来，最难忘的却是来厂的第一天所听到的歌声。那是一九八五年夏的一天，我在厂人事科刚办好报到手续，一阵亢昂的歌声随风飘来，紧接着又是热烈的掌声和喝彩声，缕缕音流把我引向了窗外，人事干事唐方明告诉我，厂里正在举行歌赛，我心里一动，倒想去看看。

　　我带着江拖人新的一员所特有的心情，径直来到厂大礼堂。这里真是热闹，台上台下一片热气腾腾，人人兴致勃勃，场面令人振奋。歌咏比赛的队员，个个精神抖擞，雄赳赳，气昂昂，那动人心弦的音乐合着时代的节拍，伴着雄浑有力的歌声，响彻着礼堂，回旋在我的耳边：

　　燃起我们胸中的烈火；

　　唱起时代奋进的歌；

　　让铁牛插上翅膀；

　　给农村送去丰收的欢乐；

　　团结爱厂，

　　文明向上；

　　齐心协力，

　　振兴江拖；

　　迈开改革的步伐奋勇前进；

　　我们的道路越走越宽阔。

　　……

　　聆听着这昂扬的歌声　，注视着这些朝气蓬勃、奋发向上的江拖人，我的心头一阵激动，一股感情的热流从胸中涌出，传向全身，似乎感触到了江拖人强有力的脉搏，我为能成为江拖人新的一员而感到骄傲，为能加入到这充满朝气和活力的行列而感到自豪。

　　现在想来，那时我是不是有些书呆子气？

　　我的调动关系，经报到江西省农牧渔业厅人事处后，却意外的错过了时机。原厅长黄希仁退休后，由已担任省政府副秘书长的舒惠国兼任厅长，省农牧渔业厅的人事调动临时政策性冻结。直到后来舒惠国担任副省长后，由省计划委员会调来的刘初寻担任厅长，厅人事调进关系仍久久未能松动，虽经贸易中心和徐菊生副厅长的努力，我的调动关系仍然迟迟未批。

　　为此，徐副厅长曾把当时的人事处长邱正洪、干部人事主管孙建齐专门找来谈话。但徐副厅长分管的是经济工作，又没有上面解冻的发文，两位人事干部都感到为难。

　　这种情况，我在一九九○年底就向夏振川作了汇报，由于已有协议，没有正面提出回来上班的要求。

　　一九九一年底，为了维持生计，我以仅有的三千元钱，用妹妹经营的小食杂店的名义，联系了福建省振华矿泉851厂的保健品，做起了小量的代销业务。然而，一门心思仍挂在工作调动上。

　　一九九二年底，厂里对各部门离岗人员进行摸底，我向夏振川探问可否回来上班，夏不肯答应，但出主意可把编制挂到市人才交流中心。

　　一九九三年初，我向担任厂组织部长的应志相，转述了夏振川提出的挂编人才交流中心的建议，应部长欣然答应。

　　可是不久，应部长退休了，由原人事干事刘焕宇接任厂组织部长。

　　刘焕宇说：“厂里盖章同意调出的期限，是自盖章后的三个月之内，现在早已作废，学校说可挂人才交流中心，你去叫学校先批。”

　　一九九三年五月，经过慎重考虑，我正式提出了把编制挂往省人才交流中心的要求，报告这样写道：

　　由于本人的调动之事，虽然调收双方早已盖章同意，但有关主管部门仍未批复下来，为遵循厂部有关规定，现本人提出，把编制先挂到省人事厅人才交流中心，请予批准。

　　学校夏振川签字“同意本人挂编”，他想想不大对头，“本人”那不是成了他自己，便又赶快涂上个五六笔，以把原来的笔迹掩盖掉，再在下面重新签写“同意该同志挂编要求”，我在一旁暗暗发笑。

　　报告经校办盖了学校的公章以后，我来到厂组织部，把报告交给了部长刘焕宇。

　　“先要交五十元钱的盖章费，然后，再按离岗的时间，计算这几年的停薪留职费，把款交清才能办理。”刘又刁难说。

　　我据理力争，刘不予理睬。

　　看来，即使上面来了调令，我也是难逃这样一劫了。

　　我再到省农牧渔业厅询问调动的情况，人事处的孙干事告诉我，在舒惠国出任副省长的时候，人事调动上松动过几个，但一直没有正式开冻。

　　这一次我在省政府大院，恰好路遇时任副省长的舒惠国。他是我原在省蚕桑茶叶研究所工作时的副所长，跟我相处不错，他当副厅长时，我还常会去走往，他调到抚州地区当专员以后，见面的时间也就逐渐少了。

　　舒副省长对我很是热情，我顺便把我调动的情况向他作了反映，一是省农牧渔业厅人事关系冻结太久，我的调动现仍未得到批复，希望他能关照一下；二是江西拖拉机厂在我调动表上盖章以后，便拒不让我上班，现又声称同意我调出的签章已经作废，为了创收，在不肯让我回来上班的情况下，还要向我索取巨额的停薪留职费。

　　舒副省长当时很重视，由于又正与另一位省领导有事，叫我什么时候再来讲清楚一下。

　　可是，我想到省领导工作很忙，觉得这种事不好去打搅副省长，就尽量争取自己解决。

　　徐副厅长也说：“厅里的调动，我会去设法跟你办好，我办的事情，不要别人来插手，你也就不要再去找舒惠国了。”

　　一九九四年初，国家对税务政策进行了调整，我的小批发代销业务，不能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我仅用妹妹小商店的普通发票，已做不了保健食品给商场的代销业务，连已发出去的货物都难以收回款子，我的生活又陷入了困境。

　　三月份，省农牧渔业贸易中心所属农业大厦，被港商看中，与农牧渔业厅洽谈收购之事。徐副厅长书面委托，请江西省牧工商联合公司李焕生总经理，解决我的接收问题。

　　三月二十一日，李总经理经过向厅领导汇报，与厅人事处沟通，然后以公司的名义，亲笔向江西拖拉机厂组织部发函协商并解释。函件为：

　　江拖组织部：

　　贵厂秦付根同志的调动问题，我公司正在催上级有关部门加紧办理手续，请贵厂能够容缓一下，暂借我公司工作，请予以协助为感。

　　此致，

　　敬礼！

　　江西省牧工商联合公司（章）

　　一九九四年三月二十一日

　　我拿着这份盖有江西省牧工商联合公司公章的函件，交给了江西拖拉机厂的组织部长刘焕宇。

　　“原来的签章我们早已作废，现在借也不行。”刘不由分说。

　　“那厂里就应该让我回来上班，或者把编制挂往人才交流中心。”

　　“学校讲你是擅离岗位。现要按一百五十元钱一个月补交停薪留职费，否则除名，发现你在对方上班也要除名。”刘却这样说。

　　“学校如果说我是擅离岗位，那不是事实。夏振川与我立了君子协定，他不安排我工作，我如何上得了班？你们又不准我去对方上班，我失业在家，如何交得起这笔巨款？”

　　刘焕宇要我拿协议给他看，我很为难，当时只有一份，且在夏振川的手里。我只好在组织部拨通了学校的电话，把情况向夏振川讲了，请他来一趟，可夏又不敢来当面，刘焕宇也不肯与夏通话。

无路可走愤辞职　　允许回岗又推诿
一九九三年三月，我在江西拖拉机厂组织部，被逼得无路可走，愤然提出辞职。刘焕宇说：“你要辞职也可以，但要先去找学校批。”

　　我向组织部女干事小杨要了一张材料用纸，把被逼无奈、不得已提出辞职的情况叙述其中。然后，我到学校找到夏振川签了字，盖了学校的公章，再回到组织部，把辞职报告交给了刘焕宇。

　　刘焕宇把我的报告拿在手上，特意歪声怪调地念了起来，念着念着，似乎觉得心有所戒，便停下来说：“你不用这么写，也用不着写这么多的原因，你只要在上面写上‘我辞职’三个字，我就可以跟你批。”

　　我当然不肯，说：“事情是怎样的就应该怎样写，应当实事求是。”

　　刘焕宇把报告丢给了小杨。可事又凑巧，这时夏振川悠悠惶惶地来到了厂组织部办公室。

　　我当即问他：“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是你说得吧？”

　　夏振川故作镇静地回答：“是我说的”。

　　“那张协议应该还在吧？”我紧接着追问。

　　“找不到了，时间这么久了，那还知道搞到哪里去了呀？”他眨着眼睛，躲躲闪闪地说。

　　“既有君子协议，那你为什么跟厂里讲我是擅离岗位呢？”我理直气壮地质问。

　　“那张协议是约束你的，不是约束我的。”他倒恬不知耻地反过来说。

　　“既然你是这样理解的，那又为什么能够叫着君子协议呢？”我感到有些好笑，便反唇相讥。

　　夏振川一时慌了神，眼直直的，吱吱唔唔，说起话来含混不清。

　　这个时候，身为厂组织部长的刘焕宇，也应该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

　　可是，刘焕宇还是不肯放过，强词夺理地说：“就算是学校跟你有协议，我们厂部也可以不认可。现在就算前几年是你跟学校有协议的，但到去年已由厂里来处理，要不就算150元钱一个月，交一年的停薪留职费。”

　　这时的我，倒并不是拿不出这1800元钱，而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出得很不心甘情愿。

　　“这是没有道理的，我本身就是被迫离岗，是有手续的，如果是我主动要求离岗，或是请假下海做生易，就是借钱也会来交。几年来，你们既不让我回来上班，又不准我借到对方上班，一直失业在家，我没有找组织上给予帮助，就应该算是不错的了，你们为了搞创收，也不该把事情做的这样。”我进行了反驳。

　　“其实你可以去找省农业厅，跟他们要这笔钱，是他们拖着你的调动关系不办。”夏振川插话，显然与刘唤宇早有算计。

　　“这就对了，你可以跟他们调入单位讲啊，他们不是要我们的人吗？”刘焕宇也嘻嘻哈哈地说。

　　“这怎么可能，对方行政主管部门的工作，也有他们的工作程序，不是由我想怎样就怎样的，你们想要他们的钱，那你们就自己去找农业厅要好了。”

　　他们哽住了，这样的歪理，何敢到省府的厅局去要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