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头发的叫床声经常会在夜半响起，每当她发出那种让人毛孔发紧的声音，我就知道又有生意来了。
有一天凌晨，我去卫生间，隔着房门听到了红头发发出叫床声，我没有在意，这种声音已经司空见惯，如果哪一天没有听到这种声音，反而让人不安。
我回到房间里，躺在床上，叫床声依然顽强不息地钻进门缝，接着，声音停息了。我想，红头发应该打完电话了吧。可是没过一分钟，更大的叫床声响了起来，中间还夹杂着一个人的喘息声，床板也开始咯吱咯吱地响起来。
我突然明白了，红头发这次不是虚拟演习，而是实弹射击。
那天早晨，我有了一个罪恶的想法，我想捉奸捉双，我想知道是谁与红头发在一起制造出这么多让人想入非非的声音。我还想干扰一下他们，不能让他们如此顺利地制造快乐，他们的快乐建立在我的痛苦之上。
我当时很小人。
我悄悄地爬起来，潜到红头发的房门口，我听到红头发的叫床声音更加汹涌真切，波浪一样席卷而来，一忽儿高亢，像被狗咬了屁股；一忽儿低沉，像被狗舔了脚趾。我坐在客厅的一台电脑前，播放激越昂扬的音乐《闪电部队在行动》，据说这是德国党卫军第一装甲师的军歌，因为烙上了纳粹的标记，所以几十年来，音乐评论家们一直避讳莫深。然而，从音乐本身来说，这绝对是我所听过的最感情激昂的音乐作品。听着这首音乐，宛如看到钢铁机器排列成整齐的方队，踏着黎明的曙光，义无反顾地开往远方炮火连天的战场……
红头发叫床声停止了。床板的咯吱声也停止了。
另一间卧室里传出一个女子的叫喊：“吃错药了吧，还让不让人睡觉？”
我暗自发笑，然后就悄悄关上电脑，悄悄潜回到自己的房间里，打开房门，故意大声喊道：“是谁这么不讲道德，把人吵起来了。”
我走进卫生间，努力地再次把尿洒在地面上，声音嘹亮，估计红头发和那个与她睡在一张床上的男子都听见了。然后，打开客厅的电脑，开始“工作”。
过了一会儿，胎记出来了，她打着呵欠，揉着眼睛，蓬头垢面，像顶着一头稻草，睡衣的带子也没有系，两个奶子若隐若现，有些下垂，像面粉袋子一样丑陋。她看到我，没有任何惊异，反而向我笑笑，那种笑容掩藏在长长的头发后，像隔着一层窗户纸一样看不真切。她面色红润，烘托得两个胎记闪闪发光，像两块烧红的马蹄铁。
胎记也走进卫生间，虚掩着房门，照样滋出一串嘹亮的声响。一分钟后，胎记出来了，这次系上了睡衣的带子。她坐在我的对面，也打开电脑开始“工作”。我无意中望去，看到了她睡裙下面的粉红色内裤。
胎记用古怪的神情望着我，与我的眼神相撞后，嘴唇扯动一下，又将眼睛移向了面前的电脑屏幕。
我想，红头发的实弹射击，胎记肯定也听到了。红头发的叫床声撩拨得这个女人欲火难禁，像一头发情的母猫。
可惜，我对她不感兴趣。
以后，我才听说，胎记家在农村，很早的时候，结婚又离婚，生过两个孩子，离婚后把孩子都推给了前夫，然后一个人来到城市。
这家声讯台有三个女人。
三个女人一台戏，三个女人之间也没有秘密。流言在女人嘴巴的传播速度，比刘翔跑得还快。
天亮了，阳台上晾晒的衣服从黑暗中浮现出来，这几个女人的胸罩，花花绿绿，色彩张扬；款式各异的内裤们被衣架撑开，显得神情暧昧。那个喊我吃错药的女子也起床了，耷拉着拖鞋，吃啦吃啦地走进卫生间，一张懵懵不懂的脸上神情呆滞，面无表情，估计她没有听到红头发的叫床声。另一个和我睡在一间卧室里的男子也起床了，他心急火燎地来到卫生间，看到房门关着，骂了一句“操”，又很不情愿地回到了卧室里。
胎记在噼噼啪啪地敲打着键盘，不知道和谁聊得正起劲，她脸上的红晕渐渐散去，欲望像退潮一样慢慢消失，她又回复到了那个木讷呆板、谁都能欺负的女人。
红头发的房间里一片寂静。
黎明时分还有人泡在QQ上，这个时侯上网的人，要么是离异后的寂寞少妇，要么就是心怀鬼胎的男子。我用搜索功能找到了一个年龄在45岁以上的女人，还没有说几句话，他就点击了我的“照片”，接着，热情似火。那些火辣辣的赤裸裸的语言让电脑这边的我只能被动应付。她要我的电话，她说她要约我出来吃饭。我故意说：“我害怕被你老公打。”她说：“早就离婚了，老公管不上我。”
离婚的女人很疯狂。
红头发的房间里还是没有动静。
骂我的女人走出了卫生间，那名男子像奔赴火场的消防车一样，一头撞进去，再也不愿意出来。骂我的女人开始刷牙洗脸，洗刷结束后又回到了她的房间里。胎记依旧沉醉在聊天中，边聊天边发出笑声，笑声突然响起，异常刺耳，让坐在对面的我一阵阵抽搐。
红头发终于走出来了，脸上没有丝毫害羞和愧疚。她斜睨着我们，嘴巴高高地噘着，嘴唇上能够拴一头母牛。她对我们打扰了她的好事很不乐意，脚步声很响地走进厨房洗脸，脸盆在地上摔得乒乒响。
又过了几分钟，眼镜出来了，从红头发的房间走出来了，他脸上的肉耷拉下来，可是看到我和胎记的时候，又要挤出笑容。他说：“大家这么早就工作，辛苦了，辛苦了。”
昨天晚上，我看到眼镜很早就回家了，他什么时候又摸了进来？眼镜有老婆，一个枯瘦如柴的老女人，像蚂蚱一样长手长脚，似乎一蹦就会蹦到天花板上。她来过声讯台，她呵斥一声，眼镜就会打摆子。没想到，在这样淫威的女人掌控下，眼镜还敢偷情。
眼镜曾经多次在我的面前吹嘘红头发，他说红头发是我学习的榜样。
在这家声讯台里，声讯员的提成是电话费的30％，也就是说，每个声讯员只要和客户聊天一分钟，就能提成六角钱。而红头发依靠自己花样翻新的叫床声，开发了懵懂少年的性教育，又赚得盆满钵满。声讯员的工资是底薪500元，外加提成，红头发每月收入都在五六千元。
这家声讯台已经经营了十几年，当初，他们依靠在大街上到处张贴广告，吸引那些无聊的男人来打电话，声讯台也不叫声讯台，而叫“心灵热线”，那些广告词写得非常煽情：“当你夜晚孤独的时候，当你寂寞难耐的时候，请您拨打我们的电话，我们陪伴你度过漫漫长夜。”很多男人对这种突然出现的“新生事物”异常好奇，就试着拨通这个电话，没想到就像鸦片一样，一吸食就会上瘾。直到缴纳电话费的时候，面对着高昂的电话费用，才如梦初醒，后悔莫及。后来，有了城管局，有了环卫局，声讯台的广告不能再随便张贴了，他们便与一些报纸、电台、电视台联姻。
很多人相信这些传媒机构，相信传媒机构的公信力，没有想到有些传媒也是婊子，只要给钱什么都愿意干。
报纸登载声讯台的小广告，电视台播放声讯台的小广告，这时候的广告词不再赤裸裸，不再色情与挑逗，它穿上了旗袍，穿上了短裙，它变得温情脉脉：“你在生活中遇到什么难题，你需要心灵的安慰，你需要帮助，请拨打我们的心灵咨询热线。”然而，你的电话拨打过去，才发现这些人并不是心理医生，她们是胎记这样的弱智和红头发这样的荡妇。
而有些电台，因为这些年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下风，效益一直不好，它们更是和声讯台联姻。夜半时分，只要你打开收音机，就能听到心理咨询热线，生活难题解答这样的节目，不同的是，主持人一般是男的，而拨打电话的，一般是心灵受到伤害的女人；相同的是，这个电话也是收费高昂，他们与声讯台穿着连裆裤。
后来，传媒机构受到整顿，野广告不能再出现，声讯台的生意大受影响。
眼镜说，在这座城市里，最多的时候有多达200家的声讯台，而现在只剩下不到10家了。
野广告不能刊登，声讯台只好自己寻求出路。这时候，网络非常流行，网络走进千家万户，它们便依靠网络生存，在网络上开发资源，寻找客户。
每个上网的人，都有一个QQ，QQ便成为了声讯台的猎物。在QQ上寻找猎物的，除了我上面提到过的酒托，现在的声讯员，还有以后我接触到的种种骗子。
所以，上QQ 的人，如果遇到陌生人要求加你，陌生人留言给你，千万小心。
孩子们也上QQ，孩子们没有判断对错的能力，那么，如何防范可恶的声讯员，最好的办法是能够把自己家的电话设置成不能拨打以9开头的电话，因为声讯台都是以9 开头的。
红头发与眼镜“实弹射击”后的第三天，发生了一件轰动性的事件。
那天中午，我正在QQ上和一个寂寞少妇有一句没一句地聊着，铁门打开了，进来了一个老女人，搓衣板一样的身材，包裹在质地良好的裙子里，让人真为那套裙子惋惜。她是眼镜的老婆。
搓衣板瘦骨嶙峋，红头发浑身是肉，怪不得眼镜吃完素菜要吃腥。
搓衣板怒气冲冲，她嘴巴歪斜着，眼睛也歪斜着，显得面目狰狞。她一进来就抓住眼镜的衣领，居高临下地审视着眼镜，像一头威风凛凛的老猫；眼镜举着双手，阻挡在脸前，浑身哆嗦，战战兢兢地仰望着搓衣板，像一只猫爪下的老鼠。
搓衣板追问眼镜那晚去了哪里，眼镜说他在家中睡觉。搓衣板伸出鸡爪一样的手掌，在眼镜的脸上撞击出一连串清脆悦耳的声响，眼镜的眼镜掉落了，他不敢捡拾。搓衣板义正词严地说：“邻居说你一晚都没有回来，还敢骗我！”她一副真理在握的神情。
搓衣板步步紧逼，她完全占有上风，对眼镜具有压倒一切的优势，却又像被强奸了一样满脸委屈，她的眼中溢出了眼泪，她的模样不是梨花带雨，而是“狗尾巴草带雨”。
后来，红头发挺身而出，高大魁梧的红头发像梁山好汉一样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她不愿意看到自己床上的那个人被人如此蹂躏。她大声呵斥着搓衣板，搓衣板拿起桌子上的圆珠笔掷向红头发，红头发也拿起桌子上的记账本掷向搓衣板。战争进一步扩大化，战争进一步升级。
我一看，形势大好，所有人的视线都被这场战争吸引。我偷偷地溜到门边，偷偷地打开房门，偷偷地跑到了楼下。
到了楼下，我看到那扇顶楼的窗户里，不断有东西被扔下来，枕头、袜子、女人的内裤……
我担心眼镜追下楼来，便顺着弯弯曲曲的窄巷，一直跑到了小区外面。然而，这条街道我从来没有来过，我不知道这条道路的名字。声讯台隐身在道路密如蛛网的小区里，就像当初妓女小兰偷换嫖客钞票所设套的那个小区一样。
一辆公交车缓缓地开过来，我连哪一路车也没有看，就跳上公交车。我想，眼镜们现在肯定发现我离开了，他们一定暴跳如雷，一定惊惶万状。
公交车叮叮咚咚地把我拉到了江边，我知道沿着江边就能找到那个黑中介。我走下了车子，刚走上道牙，就听到公交车里传出喊声：“你的钱包？”
我下意识地摸向口袋，发现口袋空空如也，公交车上，一个满头白发的老太太举着我的钱包，摇晃着，满脸都是笑容。
我接过钱包，不知道该如何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只好说：“奶奶好！”
公交车又缓缓地开走了，带走了慈祥的奶奶。我站在道牙上，望着奶奶远去的方向，心中涌起了一阵暖意。
回过头来，看到从身边走过的对对恋人，他们相依相偎，呢喃私语；看到那些身材修长的女孩子，步履轻盈地飘然而过；看到路边葱绿的花树，花树间点缀的鲜艳花朵，我感到生活真美好。
阳光打在我的脸上，温暖留在我的心中，这是初秋的一天，这是我来到南方后最美好的一天。
钱包里装着我仅有的钱，还装着我的身份证，如果丢失了，我就只能一路乞讨着回到报社。更重要的是，我就无法继续暗访黑中介和黑公司，我可能很快就会被这家报社淘汰，回到以前那种没有任何希望的生活中。
我一直很后悔当时没有索要老奶奶的电话，一直无法和她联系。等到我在这家报社站稳脚跟后，我多次来到了这条路上，想找到老奶奶，可惜，我再也没有见到她。
那天下午，我又回到了黑中介。我一路都在想着见到黑中介后怎么说，我想好了托词，就说自己不适合做声讯台这份工作。
我找到上次那个介绍我去声讯台的鼻子尖尖的女孩子，我拿出她开给我的“收款收据”，说想换一份工作。尖尖鼻子什么也没有问，只是说：“你想做什么？”
我很严肃地说：“我是大学生，想做一些技术含量高的工作。”
她更严肃地说：“现在大街上随便找一个人都是大学生，你问问楼下那些发传单的，哪个不是大学生？”
我无言以对。
尖尖鼻子面无表情地从抽斗里拿出一个笔记本，翻了翻，就说：“介绍你去一家医药公司，这家公司是跨国企业，工资很高的。”她在一张纸上填写了我的名字，在纸张的背面写了怎么坐公交车，然后交给我。我看到那张纸上盖着这家黑中介的红印。
黄昏时分，我出现在了这家“跨国医药公司”里，这家公司位于一幢高档写字楼里，写字楼旁边的停车场里，停满了各种高档小轿车。
在南方很多城市里，每幢写字楼的一楼大堂，都有一个楼层公司索引的招牌，如果公司的名字出现在招牌上，这家公司基本上就是正规公司；如果公司的名称没有在招牌上出现，或者招牌出现的名字与公司名字不一样，那么这家公司就有可能是黑公司。求职者如果应聘，第一步先要看公司名字是否出现在大堂招牌上，如果没有，就不要上楼了。高档写字楼里，并不都是“高档”公司，很多黑公司就藏身在这里掩人耳目。
这家“跨国医药公司”的名字没有在一楼大堂的招牌上出现。
其实我早就明白，黑中介只会与黑公司相互勾结。黑中介如果能够介绍到跨国公司的工作，那么母猪就能生出金凤凰。
我乘电梯上到20楼，敲开一间紧紧关闭的房门，一个穿着黑色套裙的女子看过了介绍信后，接待了我。
这间办公室只有十几个平方米，墙角堆满了土黄色的纸箱，纸箱包裹得严严实实，不知道里面是什么。靠墙放着一张长沙发，沙发前是一个茶几。茶几上放着一叠印刷品，封面印着“人胎素”几个字。
女子像个外交家一样和我握手，微微弯下腰，一口一个先生，这种一丝不苟的礼仪让从城中村走出的我很不习惯，很有些受宠若惊，让我想起了“周总理会见基辛格”。
女子把手放在臀后，轻轻向腿脚的方向拂去，然后弯腰坐在了沙发上，这是担心压皱套裙。她的额前是整齐的刘海，披肩长发，脸蛋像屁股一样煞白，头发像猪鬃一样乌黑。她的每个姿势都训练有素，却又让人感觉矫揉造作。
她问：“先生，听过人胎素吗？”
我摇摇头，此前我从来没有听过人胎素。
她介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