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一般只在打麦场才会使用。
从这些农具的使用方法上，可以看到中国农民的劳动会有多么繁重，简直是以人力代替畜力。据说，这些农具发明于西汉，现在，在农村几乎绝迹。扎耱条是一种非常苦的体力活。所需要的工具是撅头、斫刀、两节麻绳。撅头在农村随处可见；斫刀大约有一尺多长，有把手，前面是一拃长的利刃；绳子一般会有两米多长。扎耱条的活动区域在荒无人烟的山沟里。天还没亮的时候，扎耱条的人扛着这些工具进山沟，看到半人高的枣刺（荆条），就挖出来，然后用斫刀砍成条，用绳子扎起来，背在背上，继续走，继续寻找下一个能够做耱条的枣刺。这一天下来，都是在山沟里不停地走，翻山越岭，而枣刺通常又生长在悬崖峭壁，所以这种活路又非常危险。走的路越多，找到的枣刺就会越来越多，背上的耱条也会越来越沉重，行走越发艰难。往往回家的时候，就要到夜深。这一天下来，少说走了四五十里路，而回家的时候，背上的耱条也至少有四五十斤重。
耱条多的时候，扎耱条的人就会将耱条一分为二，用撅头作为担子，担起来，这样行走会方便些。然而，撅头把又是圆的，所以，肩膀又会被压得很疼痛。
由于枣刺生长的特殊性，它的茎秆做了耱条后，第二年，它的根又会发育，重新长出一根枣刺来，所以不存在破坏生态环境。枣刺的果实就是酸枣，酸枣很小，没有成熟的时候是青色的，成熟后是红色的，味道又酸又甜。小时候，我和妹妹经常盼望着父亲回家，回家后就会给我们带来大把酸枣。酸枣是农村孩子的水果。那时候弟弟还没有出生。
西北山沟荒芜，道路崎岖，只有在最偏远的崖顶和沟底，才会有枣刺生长，并且数量稀少。所以，扎耱条的人都是单独行动，担心人多了会空跑。扎耱条也有很多的运气成分，有的人跑了一整天，也没有找到几根。
从我记事起，就看到父亲在扎耱条。一直到我上了小学高年级，农村实行了生产责任制，父亲才停止了扎耱条。这以后，土地分到了每家每户，农民终于能够吃饱饭了。
母亲说过，父亲整整扎了八年耱条。
农村的教育方法很落后，老师教育学生要苦学。所以，农村的孩子上学都比较早，往往天还没亮的时候就要去学校，坐在教室里手捧课本哇啦哇啦地大声朗读。而到了夜晚，还要上晚自习，每人的桌子前放着一盏煤油灯，黑色的油烟将鼻子熏得乌黑，脸色乌青。一直到夜很深的时候，老师才会敲响放学的铃声，孩子们欢天喜地，一哄而散。跑得快的都是男生，跑得慢的都是女生。跑得慢的就一人手中拿着一根木棒或者石头，担心会遇到狼。
那时候，在山中遇到狼是常态。我曾经遇到过，妹妹也曾经遇到过。村里还有好几个孩子都被狼叼走了。
即使我上学很早，放学很晚，但是整天整天难得见到父亲一面。父亲在我还没有起床的时候，就背着撅头进了深山；而在我已经睡着了以后，他才扛着沉重的耱条担子从深山里回来。
几十年过去了，我还能记得当初父亲扎耱条的一些事情。母亲说，每次父亲回来，都会蜷缩着手臂，手指僵硬，凑到煤油灯前说：“我手上有刺，你给我挑挑。”母亲问：“哪里有刺？”父亲说：“满手都是，你看看，看到哪里有，就挑哪里。”母亲拿出纳鞋底的大号针，把那些深入肉中的刺，一个一个挑出来。挑完了刺，父亲才能端起饭碗吃饭。
还有一次，父亲回到家的时候，鼻青脸肿，手臂上都是血。母亲问：“这是咋了？”父亲说，他在砍枣刺的时候，没有看清楚上面有一个马蜂窝，一群马蜂追着他叮咬，他从悬崖上摔了下去。
夏天的时候，父亲每次出去扎耱条，身上都会带着一个盐水瓶子，就是挂吊针后剩下的空瓶。空瓶子里装满水，放在布袋里，布袋里再放两个馒头和蒸熟的红薯，这就是父亲一天的饮食。北方的夏天异常炎热，气候干燥，父亲喝完了盐水瓶子里的水，就只能到处找水喝。有时候，在背阴处找到脸盆大的一洼水，就喜不自禁。西北太干旱了，这一洼水常常能引来很多动物前来。狼、狐狸、兔子……还有各种各样的昆虫：蝎虎、蚂蚱、蜘蛛……水的颜色已经变成了绿色，变成了黄色，父亲将水面上的脏东西拨到一边，用手掬起来，喝几口。
关于父亲扎耱条的所有故事，都来自于母亲的讲述，父亲从来不提自己受过多少苦，他总是说：“过去的都是好年景。”
父亲将耱条背回家后，趁着月光，将耱条放在木墩上，用斧子将耱条歪歪扭扭的根部剁掉，这样，耱条就显得笔直整齐。然后，他用麦秸秆拧成的绳索，将耱条捆扎在一起，每捆四四方方，数量一样。然后，统一藏在窑洞深处。
附近有一个小镇，每逢阴历初五、十五、二十五就有集市。每到这天凌晨，根生伯和万灵伯就会来到我家集中，估摸时间到了，就和父亲一起去赶集。他们一人拉一辆架子车，架子车上装满了耱条。父亲的耱条上铺着麻袋，麻袋上睡着我。我的身下压着书包，书包里放着铅笔和本子。
他们卖耱条，都不会算账，而我会算账。
那时候，家中没有钟表，只能依靠公鸡报晓。家中养了一只来航鸡，很漂亮，它被当作钟表来用。根生伯和万灵伯家都没有养公鸡，所以，他们每次卖耱条的时候，都要在我家集中。我记得有一次，他们来得很早，就在屋子里的脚底抽烟，万灵伯抽旱烟，烟味很浓，根生伯和父亲抽用纸卷成的烟末，我们那里把这种烟叫“大炮烟”。我朦朦胧胧醒来了，听见母亲说：“鸡还没交头遍呢。”根生伯和万灵伯说：“让娃再睡，走的时候再叫娃。”
每次卖耱条的时候，我都会睡一路，那时候我很小，很贪睡。朦胧中听见父亲说：“睡好，要下坡了。”有时候，要上坡，父亲一个人拉不上去架子车，就说把我叫醒，让我下来。根生伯和万灵伯说：“叫娃睡，甭叫娃。”他们帮着父亲把架子车推上坡顶。
卖耱条的那个镇子距离我们家有十几里路，一路都是沟坡。
镇子上卖耱条的人很少，很多的时候只有他们三个人在卖耱条。这是一个重体力活，没有人愿意做。十里八乡的人都来买他们的耱条。那时候还是生产队，不敢过多要价，价格差不多了就卖。这一车耱条，也卖不了多少钱。我记得有一次，父亲卖完耱条回家的时候对母亲说：“今天万灵卖好了，得了30元钱。”这三十元钱让父亲羡慕不已。很多的时候，父亲一次只能收入十几元二十元。就按照20元计算，一月三次赶集，收入60元。而这60元，还有一部分要给生产队上交。
卖了耱条，父亲他们舍不得买饭吃。记得每次到了中午吃饭时间，父亲就走进公社食堂里，向厨师讨要人家一碗热面汤，把带来的冷馒头泡在里面，让我吃。而他们，则吃着带来的冷馍。那些馍，都是红薯面和玉米面做的，很少有麦面馍。
记忆中父亲只给我花过一次钱。有一次，我站在卖西瓜的摊子面前挪不开脚步，口水直流，父亲就给了老板五分钱，老板用刀子切了薄薄的一片递给我，我吃得特别香甜。
父亲是在以后家里生活好了才学会识字算账，那时候，他每天钻进山沟中找耱条，根本没有时间学文化。那时候在集市上，遇到有人买耱条，想买几捆，一捆多少钱，我就马上在书包里拿出铅笔本子，列出算式，进行计算。很多人都羡慕地说：“这娃这么小就会算账。”父亲就骄傲地说：“我娃不但会算账，还识字呢！”
那时候和以后的很多年里，我都是父亲的骄傲。
我记得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第一年，家家粮食都堆满了房屋，父亲和根生伯、万灵伯在家中抽烟聊天。父亲说：“以后再也不扎耱条了。”根生伯说：“真没想到日子还有这一天。”
万灵伯只是抽烟，脸上的每道皱纹里都是笑。
此后，他们再也不扎耱条了。
父亲他们三个人关系一直很好，三个人在一起从来没有吵过架拌过嘴，谁家有事，另外两家都会鼎力帮助。多年的患难岁月，让他们结下了牢不可破的友谊。
根生伯家没有孩子，后来抱养了亲戚家一个女孩，女孩对根生伯夫妇非常孝顺。女孩长大成人后，招了一个来自南山的青年，书面语言叫入赘。这个青年对根生伯一家也很好。
万灵伯家是两个女孩，最后才有了一个男孩。万灵伯家的女儿叫妮子，和我是同班同学，可是学习一直很差，简单的加减乘除都不会，她上到二年级就辍学了。
小时候，我听到父母私下里商量，想把妮子介绍给我，让我们定娃娃亲。我坚决不同意，我觉得这么小就“有媳妇”，是一件很肮脏的事情。那时候，我一心一意要做又红又专的共产主义接班人，要去解放台湾，还要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受苦看受难的人民。我记得那时候村口的土墙上写着这样一副标语：“胸怀祖国，放眼全球。”而我从小就有远大理想，要解放全人类。这样的人，又怎么能“要媳妇”？
而现在，父亲走了，他的两个最好的朋友也走了。
他们三个人都是癌症，都没有活过60岁。我一直在想，这是什么原因？夺走他们生命的罪魁祸首是谁？
根生伯和万灵伯其实很早就发病了，但是他们和父亲一样，一直没有钱看病，也一直舍不得钱看病。那时候，一场感冒就会带走全家一年农作物的收入，更何况这些没来由的病。根生伯是胃癌，万灵伯是食道癌，父亲是骨肉瘤。他们有了病后，就只能等死。
我经常想，是不是当初贫困交加的时候，他们三个人体力透支，而又严重缺乏营养，造成了身体亏空，以后疾病就慢慢发作起来。
这些年，我常常梦见父亲，每次都是在梦中哭醒。我恨我自己没有能力，我恨我自己眼睁睁地看着父亲走了，却无法留住。母亲总是安慰我说：“老天爷要收人，谁也没有办法。我娃甭难受。”
北方农村每天两顿饭，早晨10点左右一次，下午4点左右一次。
吃完早饭后，我一个人来到村外的坟地里。坟地距离村口有几百米，村中老了人，都埋在这里。父亲、根生伯、万灵伯的坟茔都挨在一起，父亲的坟头上有两棵小柏树，那是弟弟从悬崖上移植到这里的。父亲的坟头上荒草萋萋，一岁一荣枯，那是去年才生长的。柏树的枝叶间挂着星星点点的白雪，荒草在寒风中抖动着，看了让人心酸。根生伯和万灵伯的坟头上都插着花圈，根生伯坟头上的花圈更新些，而万灵伯坟头上的花圈则只剩下了骨架。
现在，他们三个老哥们还在一起，互相陪伴着，应该不会孤单了吧。
又开始下雪了，狂风夹着雪粒，打在脸上，异常疼痛。放眼望去，四周只有我一个人。这里非常寂静。天气很冷很冷，我的心也很冷很冷。
我拿出了红塔山，一根一根点燃了，一共点燃了三根，分别插在父亲、根生伯、万灵伯的坟头上。红塔山，那是他们眼中最好的香烟。有一次，村子里来了一位当官的，好像是搞调研，给见到的每个农民发了一根红塔山。根生伯舍不得抽，别在耳朵上，等到发烟的人走远了，他从耳朵上取下香烟，翻来覆去地看着：“啊呀，这就是人家说的红塔山？”
红塔山，也是父亲他们认为的世界上最好的香烟。有一次，万灵伯叼着旱烟锅子说：“什么时候咱也能天天抽上红塔山，那就到共产主义社会了。”
我跪在他们的坟前，任风雪吹打着我，我知道我难得从南方回来一趟，再见到父亲他们的时候，就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我相信，父亲、根生伯、万灵伯能够知道我回来了，能够看到我回来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妹妹和弟弟也来了，也跪在我的身边。他们可能找不到我，知道我肯定来了坟地，就赶过来了。先是妹妹哭了，然后我和弟弟也哭了
，我们在父亲的坟前哭得天昏地暗，哭得几乎昏厥过来。
又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母亲来了，母亲拉起我们说：“回家啊，你爸爸知道你们现在生活好，就放心了。你们都甭伤心。”
我们站起身来，父亲坟前留下三个跪拜的雪坑。
这些年来，我一直在努力，我时刻告诉自己：我和他们不一样，一点也不一样。我的这些同事们绝大多数都来自城市家庭，很多人的家庭都很富裕，他们小时候没有受过像我这样的苦难。他们不用自己努力就有房有车，有属于自己的物质幸福。而我什么都没有，我是拿着200元钱来到城市的，我是为了省一元钱而跟在公交车的后面一路奔跑着去招聘的，我是喝着别人喝剩的矿泉水去找工作的……所以，我必须努力，我必须改变自己的命运，我也只有依靠自己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和家庭的命运。
城市富裕家庭和农村贫穷家庭，中间的差距让人难以想象，简直要以光年计。30年前，当他的父亲穿着崭新的中山装走进机关食堂吃饭的时候，我的父亲背着耱条走在风雪弥漫的山路上；当他吃着零食坐在电视机前观看动画片的时候，我饿着肚子裁剪水泥包装袋给自己制作作业本。20年前，当他的父亲开着私家车奔驰在城市宽敞的马路上的时候，我的父亲手持锄头在责任田里挥汗如雨；当他带着女朋友在公园里卿卿我我的时候，我在煤油灯前刻苦攻读。10年前，当他的父亲站在自己家的别墅阳台上眺望远天的时候，我的父亲因为没有钱交医疗费而不得不回家养病；当他登上飞机去异国留学的时候，我因为债台高筑而不得不来到他生活的城市打工……这三十年来，他们家步步为营，我们家一无所有。这三十年来，他享受到了人世间的一切幸福，而我遭受到了人世间的一切苦难。现在，我要赶上他，要让我的孩子像他的孩子一样，这又谈何容易。
然而，我没有退路，我必须全力以赴，为了我的家庭，为了我的孩子。
也是在这次回家的时候，我听到了弟弟深陷传销窝点的事情。
弟弟在县城蹬三轮车，县城距离家乡几十里山路。有一段时间，经常会有一些穿着西装的男子和穿着套装的女子坐弟弟的单轮车，他们看起来精神焕发，很像有钱人，男子的头发油光可鉴，统一梳向后面，很像官吏；女子的脸抹着脂粉，又香又白。但是，他们的做派却一点不像有钱人。当时，县城已经有了出租车，在县城里跑，不论多远，都是三元钱，三轮车是一元钱。这些西装和套装不坐出租车，而坐三轮车。坐三轮车的时候还要搞价，“五毛行不行？我身上刚好没有几毛钱零钱。”
刚开始，弟弟想，五毛就五毛吧，但是，他们一次次地五毛，弟弟就感到不对劲。而且，他们去的都是郊外的村子。这些人在干什么，弟弟一直不知道。曾经有一次，弟弟问过一个女人，那个女人说他们在搞科研，弟弟心中充满了疑窦：在破村子里能搞成什么科研？
弟弟在县城蹬三轮车的时候，住在一户人家的院子里。那户人家有几间旧窑洞，窑顶已经熏黑了，用报纸裱煳着，报纸又脆又黄，上面印着“批林批孔”和“农业学大寨”的内容。为了省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