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人十个手指的掌握中。那时候，电影只有有限的几种，《苦菜花》、《铁道游击队》、《渡江侦察记》等等，一年难得遇到一次。倒是皮影每年麦收后会准时出现，而皮影来临之日，就是全村农民欢声雷动之时。
父亲说过，皮影有两种，一种是举在手中的，一种是吊在手中的。前一种叫“州葫芦”，后一种叫“吊葫芦”。读音是这样，但是字不是这样写。字到底怎么写，估计现在没有人知道了。
记得有一次，皮影结束后，我们走在回家的路上，母亲爱恋地对父亲说：“戏台子下，只有你最好看。”还有一次，父亲看戏的时候，和几个插队知青站在一起，那几个从城市里来的女知青悄悄地说：“这个大个子真英俊啊。”我问父亲：“什么是英俊？”父亲笑笑没有说话。父亲的那张照片是58岁的时候拍摄的，他58岁的模样，还让我的女朋友如此惊叹。
父亲离开太早了，在我最困难的时候，父亲得了重病，无钱医治，离开了我。在我生活好转起来，想对父亲尽孝的时候，却与父亲生死相隔。
听母亲说，父亲有过多次跳出农门的机会，可是，他自己要么放弃了，要么被人整治了。所以，他就一直当农民。而母亲的这些话，又是从爷爷那里听到的。我很小的时候，爷爷就去世了，印象中的爷爷很高大，却又很精瘦，他饿得肋骨根根凸起，两颊塌陷，他终于在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前去世了，他终于没有能够吃上一顿饱饭。爷爷去世的时候，父亲哭得很伤心。那是我今生见到的父亲唯一的一次哭泣。
那时候父亲和母亲还没有结婚。有一年，父亲赶集的时候，看到公社门口围了很多人，一打听，原来是炼油厂在招工。父亲回去后，就在大队报名了。那时候还没有现在这么多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父亲家庭成分贫农，又老实勤恳，公社也批准了，炼油厂也录取了。就在父亲准备去当工人的时候，堂弟找到了父亲，缠着要让父亲把这个名额让给他。父亲的堂弟上过两天学，脑子比父亲灵光得多，他早就看出了当工人后的优越地位。那时候有口号说：“工人阶级领导一切”，是毛主席说的。那时候毛主席“一句话顶一万句”，毛主席说：“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于是，几百万城市青年就去了农村，把农村搅得鸡飞狗跳，而他们自己也成了“被耽搁的一代”。那时候，从上到下，全凭领导人一句话，领导人说是什么就是什么，别人根本就不能插嘴，一插嘴就成了反革命。农民给地里种什么也要听革委会主任的，而革委会主任都是些白面书生，根本就没有种过地。革委会主任说：“今年平地种包谷，坡地种豌豆”，你如果平地种豌豆，坡地种包谷，你就是反革命，你就是破坏农业生产。村里人曾经说过：“那些年为什么那么穷？一是大锅饭，干瞎干好一个样；一是瞎指挥，没种过地的指挥种地能手。这样的日子能过好，太阳就从西边出来了。”
那时候有一句话是说姑娘择偶的：“一工二干三教员，宁死不嫁庄稼汉。”工人排在第一位，干部第二位，而农民则是最后，人家宁肯上吊也不嫁给你。
那时候，叔叔姑姑们都还小，挣不了工分，挣不了工分，全家就分不到粮食。父亲最后就放弃了，让堂弟去了炼油厂上班。现在，炼油厂不叫炼油厂，叫“中石化”，中石化是中国最有钱的国有企业。父亲的堂弟在中石化退休的时候，工资拿到了好几千。
还有一次，是征兵，那时候叔叔姑姑们都能够下地干活，能够当一个壮劳力使用了，父亲又去应征，顺利过关。第二天就要去公社报道了，父亲前一天下午去生产队告别，队长就说：“站好社会主义农村最后一班岗。”安排父亲在打麦场站岗，查看是否有人偷麦子。那时候的人都非常穷，除过福海妈这样的干部，全村人都吃不饱肚子。每年小麦收割回来，放在打麦场，统一碾场，夜晚，把麦粒堆放成上小下大的矩形，盖上木印，防止偷盗。偷盗盖上了大印的小麦，是要被判刑枪毙的，谁也没有这个胆量，但是社员们有别的办法，一些人走进打麦场的时候，就会穿着比较大的鞋子，在麦粒还没有盖印的时候，他们边干活边把双脚踩在麦粒堆上，这样，鞋子里就会灌上一些麦粒，顺着脚面滑到脚底。然后，他们踩着装着麦粒的布鞋，忍受着硌脚的痛苦，面容上还要装着很平静地走回家去。回到家后，将鞋子里的麦粒倒出来，会有半斤重，而这半斤麦粒，可以蒸两个馒头。
父亲在站岗的时候，看到有人走路的姿势不自然，神色也不自然，父亲知道他们的鞋子里肯定有麦粒，但是父亲没有声张，那时候的社员都穷得叮当响，父亲不忍心当场抓住他们。这几个社员走过去后，突然，福海妈不知道从什么地方闪出来了，福海妈像猛兽一样扑过去，从他们的脚上摘下鞋子，每个鞋子里都有麦粒。
福海妈举着这样的鞋子，像举着一面面胜利的旗帜，她义正词严又歇斯底里地质问父亲：“这是什么？你是怎么站岗的？你这样的人能当解放军吗？让你给社会主义站岗，你能把美帝国主义，把苏联修正主义全部放进来。多亏我抓住了你，不然，你就会颠覆我们社会主义国家。”
这件事情的结果是，父亲不但没有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而成为了农村的专政对象，每逢开会的时候，父亲就会和那几个偷了麦子的人站在台子上，作为反面教材遭受批判。
此后，父亲只能老老实实在家做农民。
那一年，我们这里的军人都去当汽车兵。全大队去了两个人，一个留在了部队里，做汽车教员；一个转业回来了，在一个政府部门开小车。
母亲在房檐下织布，织布机噼啪响着；姨娘们在织布机边纺线，纺车嗡嗡地叫着，这声音曾经非常熟悉，让我仿佛回到了童年。那时候，我夜晚临睡前，总能看到母亲在摇动纺车，母亲的身影被昏暗的煤油灯光照在墙壁上，显得非常高大。母亲右手摇动着纺车，左手抽动着捻子，仿佛在舞蹈一样。经常地，我夜半醒来，还能看到母亲在纺线。而天亮后，我背着书包去上学，母亲扛着锄头去下地。
这是我最后一次看到母亲和姨娘们织布纺线，后来，，我再也没有见过这种温馨而古老的劳动场景。来自南方服装厂的成衣异常便宜，春夏秋冬，款式新颖，合体漂亮，尽管有些衣服可能就是带着各种病菌，从沿海运来的洋垃圾，但是，西北农民并不知道这些，他们只知道这些衣服很便宜，而便宜是他们选择衣服的最重要的标准。
土布衣服，被人们遗忘在历史的深处。
我曾经专门问过母亲土布是如何制作的，母亲这一辈人，是至今还掌握着土布工艺技术的最后一批人。这些年，多少老行当唱着凄凉的挽歌，在无人问津中无奈消失：铁匠、木匠、瓦匠、泥水匠、裱煳匠、箍桶匠、补锅匠、剃头匠、磨刀匠……还有陶工、修钢笔的、货郎担子、弹棉花的、卖爆米花的、流动照相的……
“拉大锯，扯大锯，姥姥家里唱大戏。接姑娘，请女婿，就是不让冬冬去。不让去，也得去，骑着小车赶上去。”这首儿歌名字叫做《拉大锯》，还有一个外表黄色的谜语也是说拉大锯的：“两人对着干，围着一条线，干得满头汗，脱了衣服干。”后来的儿童们，再也听不到这首儿歌了，即使听到了，也会懵懂不知，莫名其妙。
“张打铁，李打铁，打把剪刀送姐姐，姐姐留我歇，我不歇，我要回去打毛铁。”这首儿歌说的是“铁匠”。后来的孩子一定会问，剪刀怎么就能打出来？什么叫做毛铁？
“陶尽门前土，屋上无片瓦，十指不沾泥，鳞鳞居大厦。”阅读到这首古诗的孩子们，不知道描写的是陶工，知道了是陶工，又不会知道陶工是干什么的。
很小的时候，做木匠的伯伯就给我讲过这样一个传说。宋朝的时候，有一个人叫秦少游，他出一个谜语给大诗人苏东坡猜。谜面是：“我有一间房，半间租与转轮王，要是射出一条线，天下邪魔不敢挡。”
苏东坡心中有数，却装猜不着，另作一谜让秦少游猜。谜面是：“我有一张琴，琴弦藏在腹。凭君马上弹，弹尽天下曲。”
苏东坡的妹妹苏小妹马上也说了一个谜面：“我有一只船，一人摇橹一人牵。去时拉纤去，归来摇橹还。”
这三个谜语的谜底都是墨斗。
墨斗是什么？墨斗是木匠使用的一种重要的工具，据说是鲁班发明的。而鲁班生活的年代，远在春秋战国。
此后，我给自己的孩子再说这个谜语的时候，再说谜底是墨斗的时候，孩子会不会问我：“什么是墨斗？”
消逝的老行当，承载着我们这代人太多太多温暖的记忆。消逝的老行当，又会留给我太多太多的感伤。
那时候，我们放学后，总喜欢围在铁匠的身边，看着炉火熊熊，铁锤叮当，看着一片毫无形状的废铁在叮叮当当声中变成铁锨，变成锄头，变成一枚铁钉。还有的时候，村口会有爆米花的叫声响起，我们看着爆米花的老人转动着密封的圆锅，一声闷响，雪白铮亮的爆米花滚落出来，我们欢叫着捡拾落在远处的，几粒爆米花就能够让我们高兴很多天。我们最盼望的还是货郎担子的到来，货郎带来的，不仅有我们平常见不到的针头线脑橡皮筋铅笔刀，还有令我们惊讶不已的外界消息。还有修钢笔的，他总会在校园的梧桐树下摆出一串串钢笔配件，我们一下课就会围着他，叽叽喳喳地问这问那，他的口袋里通常会别着三支以上的钢笔，我们的老师就编了一首顺口溜：“别一个钢笔，中学生；别两个钢笔，大学生；别三个钢笔，要么是修钢笔的，要么就是贼娃子。”
而现在，我们再也找不到他们的踪迹。
如今，机器的批量生产代替了传统工艺的精雕细凿，无论是在喧嚣城市的高楼中，还是在偏远乡村的小路上，都再也听不到抑扬顿挫的叫卖声。那些曾经辉煌的老行当，已经走上没落，我们只能在记忆深处，打捞他们模煳的身影；在发黄的照片中，寻觅他们远去的踪迹；在那些岁月磨砺后的沧桑文字中，想象他们曾经的岁月。
长河落日，古道西风，岁月的风尘淹没了那一段历史。若干年后，人们会不会想到，这个世界上曾有过这样一些职业，他们顽强而卑贱地生活着，生活了很多年，终于倒在了工业文明到来前的暗夜里。
工业文明是历史发展趋势，我无意贬低。但是，老行当的岁月挽歌，总让人惆怅万分。
此后，世间再无老艺人。
纺线织布，现在也行将消逝。
母亲说，从棉花到土布，中间要经过很多过程。
棉花成熟后，会开出一朵朵白色的花，将棉花摘下来的过程叫“拾花”。庄户人为了提高速度，通常会将棉花与花瓣一起摘下来，回到家后再将棉花与花瓣一一分离。拾花的时候，每个人的腰间缠着一个大袋子，通常是用编织袋缝成，上面还有诸如“尿素”、“碳铵”的字样。摘下的棉花塞进编织袋里，远远望去，每个人都像身怀六甲一样臃肿不堪，行动迟缓。小时候唱一首歌叫做《劳动最快乐》，我在拾花收麦的时候，感觉不到任何快乐，只感到痛苦。那些说“劳动快乐”的人都是坐在办公室里闭门造车的书呆子，他们从来就没有经历过真正的劳动。
棉花里有棉籽，要让棉花变成土布，先要“拧花”，将棉籽脱离出来。棉籽很油，小时候曾有几个同学因为太饿了，就偷吃棉籽，结果中毒了。
取出了棉籽的棉花，一坨一坨的，像烂羊毛一样，很难看。接着就要“弹花”。弹花是一个很享受的过程，我曾经见过弹花的人，戴着口罩和袖套，拿着长长的弓，弓弦一下一下击打在棉花上，发出镗镗的颤音。粉尘四溅，棉絮飞舞，弹花人置身其中，自得其乐。
弹过的棉花像云朵一样蓬松洁白。这样的棉花就要搓成捻子，拿来一根高粱杆，筷子一样粗细，但比筷子长些，抓一把棉花，裹住高粱杆，放在案板上，一滚动，就成了一条尺多长的长条，抽出高粱杆，这就是捻子了。
接下来就要用到纺车，纺车由木架、锭子、绳轮和手柄4部分组成。小时候，我记得有一幅著名的国画作品叫《周总理的纺车》，不知道现在还有多少人记得这幅国画。纺车的声音嘤嘤嗡嗡很好听，像夏夜的声音。纺线的时候，左手拿着捻子，右手摇动纺车，捻子一根接一根，纺出的线绵绵不断，粗细均匀。在那时候的农村，纺线是每个女人的必备功课，就像现在的城市女人会涂口红一样。
小时候，如果谁家姑娘纺线好，那就会十里八乡传扬，会成为女孩子的羡慕对象，成为男孩子的追逐对象。那时候，纺线技艺好的姑娘，就像今天的歌星一样。
纺出的线成为圆锥体，叫做“对子”。对子又连成一圈一圈的线团，绵软的线团放在面汤锅里蒸煮，这叫“浆线”，从面汤锅里出来的线很坚韧，这就可以织布了。
织布前还有一个染布的过程，如果不染，就只能织出白颜色的布，这样的布做衣服，只有做孝布，就是“埋人”的时候才能穿出去的衣服，白衣白裤。染布就需要给面汤锅里添加染料，染料可以分为好几种颜色，一般最多的是蓝色和黑色、红色。染料需要购买，我记得那时候的染料都是一小包一小包，外面印着一个手持镰刀怀抱小麦的青年女子，一副“战天斗地”的神情。我不知道，在更遥远的年代，没有“战天斗地”出售，人们依靠什么染布？
因为加了染料，线圈就成为了各种颜色，这样织出来的衣服就是彩色的，女孩子一般穿这样的衣服，我们那里叫“格子布”，花花绿绿的，很好看。而男孩子要么穿蓝色的，要么穿黑色的。我小时候因为经常穿着黑颜色的粗布衣服，被人家叫“黑老汉”。
要把线圈变成布匹，需要用到织布机。织布机是一个很繁复的工具。纺车人人家中会有，而织布机只有那些大户人家才会有。母亲那时候就经常借人家的织布机来织布。织布机很大，比一个成年男子还高，结构也很复杂。织布的人坐在织布机的前面，梭子左右回旋，一忽儿左手，一忽儿在右手，梭子是空心的，里面放着线团，那线团的线头就从梭子的一头的小孔里穿出来，每穿过去一次，就用另外一个没有拿梭子的手把那横着的一个带线的挡板“哗啦”一下往自己的怀里拉一下，梭子左右回旋，挡板前后推挡，脚下还要踩踏着琴键一样的踏板，双手配合，手脚互动，不断地重复着这个单调而很有难度的动作。梭子吐出的是经线，挡板穿过的是纬线，这样经线和纬线交织在一起就能织成布匹了。
织布机纺线机只有女人才会使用，而犁地播种只有男人才能掌握。几千前来，男耕女织的农耕文明就是这样一步步走到了21世纪，走过了几千年。而现在，我们只能望到它苍凉的背影。
犁耧耙耱，纺线织布，碾盘磨盘，皮影风箱，木匠瓦匠……他们贯穿在我们童年生活中，让我们的童年变得古朴而精彩，他们与青山绿水紧密相连，与童话梦幻息息相关，而现在，他们远去了，他们消逝了，从我们的生活中消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