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乱想着的时候，手机响了，号码显示是黄总，一个五零末的成功男人，我一家法律顾问单位的副总。黄总属于人老心不老的那种人，当过兵，人比较爽直，没什么架子，酒量大又爱交友，平时和我也有些私交，碰到什么法律上的问题也习惯找我来咨询。
半年前他认识了一个车模，很快发展成新任小三。有次我去他们公司，法务部的老桂还关上门和我聊起黄总的这份最新战果。
据说这个小模特在圈内小有名气，在什么华夏XX大赛中获过奖，至于地方性的某某时尚小姐、XX宝贝之类的选美比赛的桂冠更摘了一抽屉，我是时尚盲，对这些名头响亮的大赛基本无知，但顶着“华夏”的金色招牌，想来再不济，也比早年同行们用大号字体在名片上标注的“中华律师协会会员”要货真价实。
阅人无数的黄总，这回象动了真情，对小嫩模宠爱有加，几乎有求必应。表现之一就是在公司搞百日大会战的时候，他私自带小三去旅游，临行前对他老婆说要去出差。
在黄总此次出轨事件中，黄太太表现出了相当的剽悍和可怕的理性，临行前，黄太太帮他打点行李，温言软语让他在外注意身体。
黄总和小三抵达那个中部小城的当晚，两人在酒店云雨之时，警察冲进来抓了现行。黄总现在推想，很可能是他太太一路跟踪，尾随而至，伺机报的警。
这事黄总的小三要负部分责任，她说境外游没有新意，闹着要去古镇寻找寂静的人生。当然更怪黄总之前安排节目不懂循序渐进，一上来就给小三吃曼谷参拜四面佛、巴黎游埃菲尔铁塔、阿拉斯加看冰河这样的大餐，害得人家起腻，只想来一碟泡菜开胃。
泡菜当然安逸，但只好盛在小碟子里。小的反面往往是不大气。
小城地处偏远，暂时还没有富有远见的商人来搞旅游开发，当然这也是黄总的小三对这儿芳心独属的原因。小城内山水秀丽民风古朴，为资深驴友叹为观止，论坛里的帖子写得勾引人心。
但是问题也就来了，小城的派出所，思维方式也就远未国际化，还没有保护招商引资环境的概念，更缺少为打造旅游城市而服务的雄心，一接举报就来扫黄，于是黄总和小三在又惊又怒无辜无奈中被拎到了派出所。
为力证嫖娼纯属子虚乌有，黄总坦承了和小三的“恋爱关系”。
嫖娼当然没能认定，但没等黄总庆幸多久，也没等他缓过劲来打算找派出讨个说法，他和小三灰头土脸回来后不久，就接到了法院的应诉通知书，黄太太起诉离婚，要求分全部财产。
黄总立约我见面，彼时他火气正旺，满腹不平。过几日，他又约我，已是如丧考妣的模样，他拿着一份法院刑庭的文书，黄太太提起了刑事自诉，告他重婚罪。
前几天我去了趟法院，刑事民事两个案子的关键证据大同小异，诉状风格如出一辙，应该是同一个律师代理。证据清单挺长，从原告方证据的数量和质量来看，黄太太的离婚筹划要早于黄总和小三的小城浪漫之旅，她的代理律师看来做足了准备功夫，俨然已磨了把快刀，架在黄总脖子上，不怕他不低头认输，净身出户。
这几日黄总一直在外地的项目上，抽不开身，今天将将赶回。
见面地点约在我家附近的一家咖啡厅，我刚点了杯炭烧，黄总就赶到了。
悠扬舒缓的音乐声中，他坐在微凉的沙发上翻阅卷宗，神情凝重。
原告方的主打证据，就是黄总和小三在小城派出所的做的询问笔录，上面还盖了派出所的公章，另有一行龙飞凤舞的字：“与原件核对无异”。
客观而论，黄总算是谨慎的，他把和小三的爱巢筑在百里之外的另一座城市的高档小区里。
他们公司在那儿有个大项目，倒也方便两人相会。但这隐蔽的爱巢在此次风波中也未能幸免，我看过原告方的证人名单，长长的一串。爱巢所在小区的一干有正义感的居民大妈似乎都愿意出庭作证。
黄总经常号称在上世纪的某场自卫反击战中杀敌如麻，但此刻战局危急，他也很难摆出一副身经百战的冷静模样，估计网上不时曝光的花心丈夫重婚入狱的报道，他这几日也多有拜读，无良文人的生花妙笔更让他心乱如麻。
严格说来，黄总和黄太太算老夫少妻，黄总步入商界前在机关里做着不大不小的官，势头良好又刚刚离婚。黄太太则是刚进他们单位的大学生，黄总一番迅猛攻势后，两人喜结良缘。
现如今，黄太太成熟，有气质，市里某部门排名靠前的副职；而黄总秃顶，显老相，某国有集团公司叨陪末座的副总。
黄总这个案子的主审法官姓郑，是个老资格的审判员，和我打过几次交道。那天去他办公室为黄总这事复印材料，他冷不丁地冒问我见过黄总老婆本人没有。我说见过。老郑又问，“她和照片差别大吗？”我知道他说的是卷宗里黄总老婆户口常表上的照片。我说她本人要比照片还要好看点吧。郑法官一脸困惑，摇摇头，说这黄总的太太比他小那么多，长得也挺漂亮啊，他还养什么小三啊，真是，顶多、、、。
下面的话，也许是碍于法官身份，老郑生生咽了下去，没再展开。
黄总已经看完了材料，问我有什么办法没有。
案子本身并不复杂，所谓刑事自诉，也是专为财产分割造势而打的，俗称以刑事压民事，原告方证据不少但是致命的不多，我简明扼要地给黄总说了下这几天盘算好的应诉思路，黄总始终保持同一个姿势，静静地听，偶尔插两句话。
气氛有点压抑，我试着给黄总打了打气，分析了这个案子的乐观方面，他面上的阴云渐退，但看得出来心情还是很糟糕。
这期间，我的手机一直在振动，都是老鲁打来的，还有几条短信。
我和黄总又东拉西扯地说了些别的，但谈话的内容总象ED的患者无法兴奋更不会有高潮。我和黄总说我还另有个事，中午就不留他吃饭了。他说等我办完事后他中午做东，
“不用不用，我一时结束不了，你忙你的。”
他只好做罢。
临分别之际，我看着有点颓然的黄总，心生不忍：“黄总，我有句话想问，你别介意啊”。
“没事没事，不会不会，你问你问。”
“你夫人的私生活方面，你了解吗？”
他怔了一怔，“你是说，她也有……？”
“我只是有点职业病，你也别太往心里去。”
他沉吟半响：“你提醒得有道理，我去查查。”
我便沉默不语，黄总从来都是个一点就醒的人，这个提醒多多少少会刺伤他的自尊心，我就没必要再罗嗦下去。男人都是自信而且自大的，虽然自己在外面如何如何，但是那种骨子里的男人自尊感或言虚荣心，有时会麻痹自已。
老鲁又打了个电话过来，一接通就听他用明显压低了的音量说，“直接来吧，医院的人全到了，条件都开好了。”
我开车上路，离要去的那家医院还有几分钟车程的地方，堵上了。
堵车或许是现代化大都市的标记，差不多一夜之间，西都市这个只是高峰时刻和重点路段塞车的城市，现在已经打破时空界限，让堵车成了城市的一道亮丽风景，芸芸众生也学会了在望不到尽头的车阵长龙中品味人生的从容与淡定。
医院的人这会儿可能已经急不可耐，因为老鲁已经打了几个电话进来，问我到哪了。
第三章
你不给我一个说法，我就给你一个说法——杨佳
一个只懂法律的人，只是一个十足的傻汉而已——戴维&；#8226；保罗&；#8226；布朗（ 美）
老鲁是我所在的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此刻，他正为一起医疗事故纠纷在市里一家医院和院方代表协商。他是这起纠纷患者家属的委托代理人之一，也是我的搭挡。
这案子是我的中学老师苏老师介绍来的，当事人就是他在老家农村的亲侄子。我见过苏老师侄子两口子，看上去都是些还不起价钱的老实人，后来我就和他们谈好，代理费事成之后再交。
当事人的心理有时挺有意思，事前你让他拿代理费，拿个千儿八百的，他可能还觉得心疼，怕这钱打了水漂。如果是全风险代理，就算你说是事成之后对半分，他多半也会答应，这爽快有部分原因是此时所得与所失遥远如海市蜃楼，唤不起他做为“经济人”的计算欲望，部分是因为对有些当事人来说，即便彼时真的五五分账，分剩下的那五成对他而言也他原本可能一无所得要强得多。
这件案子收费标准我定得不高，本不属于风险代理收费的范畴，但我估计他们事先拿这笔钱出来还是有些难度。当然，如果当初接案时，不是坐在苏老师家那间有些昏暗的客厅里，我可能没那么爽快就这样把这件案子接在手上。
我们律所的傅主任有次和闲聊时说过我，他说我在这方面的做法有些不职业。当然，他后面又找补回来，说我重感情，在做人上没问题，做律师，首先就是要做人。
严格来讲，傅主任的话在逻辑上是有些问题的，仿佛律师的职业化与做人互相冲突，又似乎做人是律师职业化的基础。好在我们已经习惯了他的语言风格，傅主任时常发表一些深刻又貌似矛盾的洞见，你很难在这些含义相悖的表述中准确把握他的真实意思表示，让人每每叹服于他的洞若观火与高深莫测。
其实这件案子，承接之初，我就不打算挣钱，交给老鲁办，是因为这类纠纷的处理，他比我更轻车熟路。
医疗纠纷，我非行家里手。之前代理过的那件，结果还算满意，过程很锤炼人，走的诉讼程序，一审二审，多次鉴定，发回重审，一不小心就是三年，我的委托人，那起医疗事故中身亡患者的遗孀，当初第一次来所里找我时还是一健步如飞，蛮有精神的老太太，上个月结案拿赔偿款时再见她，已完全是拄拐蹒跚的暮年老人形象了。
客观而论，那件案子确实锤炼了我，三年中的种种反复确实提升了我在这方面的业务水平，可是我不能总把自己的升华建立在别人的加速老去之上吧，这件案子我要是也办他个三、五、十年的，我以后还怎么面对苏老师啊？
若要快刀斩乱麻，还得请高人出场。
上周，我把老鲁请到办公室小坐，把情况做了大致介绍，讲明这是我中学老师亲戚的案子，我怕拿不下来，想请他老人家亲自出马。只是当事人现在拿不出那么多钱，只交了办案费用。我把和当事人谈好的收费标准给老鲁报了一下，问他行不行。他很干脆地一句，“行”，末了又加了一句“是你老师的案子嘛，收费可以再低点”
其实，我没和他全说实话，连这办案费也是我自己掏的，当时我一激动就接下案子，没当着苏老师的面和他那帮亲戚说清楚，事后想再提办案费的事，就不好开口了。
我知道老鲁处理这种纠纷比较顺手，我怕我加进去，他心里会不乐意，还不如干脆转给他做。我就和老鲁说，案子就给他一个人做，证据材料我初步准备了一下，具体还靠他把关，需要我协助的，我全力以赴，只是事后即使能收到代理费，我也不参与分了。
老鲁想了想，说：“案子嘛是还我们俩一起办，前期你不是已经做了工作了嘛，后面的事我主办就是，代理费么，还是平分。”
我还要再坚持，他大手一挥，“这个不争了，就这么定了，谈案子吧。”
我就把卷宗交给他看。他看得很仔细。后来，他忽然问我今天几号？我机械地答曰，十五号。
老鲁告诉我这家医院现在搞一个很重要的创建活动，过几天有考评组要去医院初审。老鲁说得赶在这个节骨眼上造点声势，才好办事。
“你马上通知当事人来所里办手续吧，得抓紧。”
“好。这你都知道？”我心想我也是这两天往那家医院跑了几趟，才知道有这档子事，老鲁的消息倒灵通。
“知已知彼嘛，这些医院什么大事小事我不知道？” 老鲁脸上忽有了丝狡黠，“就说他们院的院长，哼，也是破事一堆，这个月被小三逼婚了。”
看起来今天我的运气还可以，只在路上堵了不到二十分钟，车流涌动，我把车开到医院对面的停车场停好。从我现在的位置可以看到医院门诊大楼前挂起了一条巨大横幅，“XX医院还我儿子 ”，很是醒目。横幅下站了不少人，少不了几个穿着警服维持秩序的警察。
协商地点约在了医院对面的一家茶楼，我走进包间的时候，一眼就看见坐在沙发上按摩肚子的老鲁，一旁坐着几个神情庄重的陌生人。
老鲁忙着介绍，那个头发稀少，梳成大背头的体态有些发福的中年男子，是这家医院的副院长，姓庄。那个年纪稍长的带着金边眼镜的瘦削男人是医务科长，姓孟。那个留着刘海，一身职业装显得挺年轻的女人，是医院的法律顾问，其实以前我们就见过面，只是没怎么打交道，我知道她现在是本市一家大所的合伙人，在医事案件代理上颇有名气。另外一男一女，都是年轻人，也是他们医院的，姓氏和职务我没记住。
简单的过场话说过，似乎该进入正题了。医务科的孟科长简单地介绍了今天的情况，孟科长一开口就是那种典型的专业出身口吻，说到专业上的事情时语速很快，谈到的医疗术语还常用英语简称，介绍起事情经过来就显得没那么顺畅。
两个月前，患者苏某某（男，五岁）因患乙型肝炎入院治疗，由于患者年幼体弱，病情自然转归，于一周前死亡。患者家属当时对医院的诊治工作表示满意，并对医护人员的努力救治表示了感谢。（孟科长的原话如此）患者死亡后第二天家属即将尸体拉走火化，但是昨天上午九时许，苏某某的父母纠集四、五十多人闯进医院门诊区，在大厅搭设灵堂、摆放花圈，播放哀乐，使得正常的接诊工作被迫中断，患者就医受到极大影响。苏某某的父母苏某、张某某向医院提出了巨额的赔偿请求。（我也是第一次听到这个数字，在心里格登了一下，心想老鲁怎么又加码了，我努力控制了下情绪，没让自己的目光投向老鲁）。
昨天老鲁和我在电话上简单说了下大概的运作，但看起来效果超过我想象，听孟科长这番介绍我才知道，老鲁工作很细，找的都是老弱病残，既能争取到旁观者的同情，又避免了警方的直接干预。他老人家还在大厅里摆出几个展板，贴上很多照片，配上说明文字，搞得图文并茂。
接下来是医院的庄院长发言，凭感觉他应该做了很长时间的党政工作，或者干脆就是曾耍过挺长时间的笔杆子，说话慢斯条理，出口成章，政策水平很高的样子，说话条理性还特别强，一二三四五，说了好几点，大意一是在院方在诊疗过程中恪守规范，并无过错；二是纠纷发生后，医院领导高度重视，院方耐心做好解释工作；三是各级领导对这一医闹事件高度关注，指示有关部门妥善解决，对构成违法犯罪的医闹行为坚决依法处理；四是院方出于人道主义，做了最大限度的让步，决定对患者家属给予一定的补偿；第五点则有点意思，大意是院方绝对相信我们律师做为法律工作者，是顾全大局立场坚定的，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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