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是省纪委一室孙主任和李秘书。借王书记介绍的机会，他大概扫视了一下来的几位同志，个个正襟危坐，表情严肃。王书记随后向来的几位同志说道：这就是我们市委副书记吴勇仓同志。待双方点头致意后，王书记便起身对着他说：“吴书记，省上来的几位同志和你单独谈话，我就不便参加，告辞，”随后就点头关门离去。
王书记离去之后，室内的空气仿佛凝固了一般。从进入会议室那一刻，他就是一头雾水，开什么会？什么内容？特别是王书记走后，他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就在此时，省委组织部赵副部长打破沉默说道：“吴书记，今天我们一行来，主要是关于你的工作问题。”在充分肯定了他多年来的工作之后，话锋一转，然后严肃地说道：“同时，我们也注意到了社会上的一些反映，根据有关规定，暂停你担任市委副书记职务，调省委组织部待定。”相关文件已经送达市委。赵副部长话音刚落，他已由刚才的一头雾水瞬间变为诚惶诚恐，心烦意乱，豆大的汗珠不断地从额头上滑落下来。从来还没有人这样给他谈过话，他假装镇静，当赵副部长征求他的意见时，他略一思索，不紧不慢地说道：“我是全省树立的勤廉双优的优秀典型，你们听到了什么反映？根据什么规定？”赵副部长说道：“吴勇仓同志，你工作的情况省委是了解的。你分管组织工作多年，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应该是非常清楚的，至于听到什么反映，那是省纪委分管的工作，我们也无可奉告。”他转眼一想，我们党对干部问题非常谨慎，一般没有什么大的问题或者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是不会采取这种措施的。他无奈地说道：“服从组织决定，希望省委尽快给我一个公平公正的结论。”
赵副部长接着说道：“我们都是老党员，感谢你理解和支持省委的决定，同时，你放心，我们在干部问题上慎之又慎，一定会给你一个公平公正的结果。如果你还有什么需要向组织说明的，可以直接向省委组织部或者省纪委反映。”省纪委一室孙主任接着说道：“吴勇仓同志，根据工作需要，最近一段时间，不要外出，更不要出境，如果确需外出，需要向省纪委报告。”同时，把刚才在最里面坐的那位李秘书，叫到跟前，说道：“吴勇仓同志，这是给你重新配备了一名秘书，李向阳同志，从现在开始，协助你办理有关联络，交通，和生活工作中的有关问题，希望正确对待，做好配合。”说完，除了李秘书以外，便告辞而去。
人在什么时候最明白？不就是大难临头时、东窗事发后吗？他是如何离开市委，怎样回到家里的，已经记不清楚了。现在他彻底明白了，多年来自己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他倒在沙发上，用拳头不停地打着自己的头，反复地问自己，为什么？为什么会这样？他现在最着急的就是想弄清楚，问题出在了哪里？现在离大师说的七七四十九天仅有十天时间了，他反复回想南山大师给自己说的话，除了洗澡时而损坏了的护身符以外，没有做任何不尊敬佛祖的事情啊，想到佛，他马上想到了自己在任县委书记时，有人为了谋求职位而送给自己的那个金佛像，因为害怕东窗事发已经被自己埋在老家院内的核桃树下，想到这里，他不寒而栗，佛像是为了恭敬的，怎么能随便埋在那种污秽的地方呢？当初为什么就没有想到呢？真是天要灭我啊！
他无力地倒在沙发，头痛欲裂，真是天堂地狱一瞬间，上午自己还在全市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活动动员大会做工作报告，中午还在为自己多年来总结的几个凡是而得意，为自己的精明而庆幸，而转眼之间，就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记得谁说过的一句话，人生，过好了就是一个故事，过不好就是一个事故，正在他即将为自己的人生故事划上完美的句号时，一切就做瞬间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化，那么突然，又是那么骤不及防，莫非自己的人生真的演变成了一场事故吗？
以往，不论在县里，还是在市里，他都是备受关注的几个焦点人物之一。他已习惯了那种媒体记者、工作人员、部门随从、地方政要、警车开道、前呼后拥的那种氛围。似乎只有那样，才能充分体现出他的权威尊严和价值，他喜欢那种时刻被人关注、被人需要、被人追捧的感觉。他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这么安静，这么孤独，这么恐惧。现在，在他身边的就是刚才见过的李秘书，什么秘书，其实就是一个侦探，是来监视自己的。看来，一切比自己想象的还要复杂严重的多！他无力地瘫倒在沙发上，回首往事，当所有的侥幸和一次次地**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他绝望地在心里反复呼喊着，：“完了！完了！这辈子彻底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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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吴勇仓的家位于黄土高原北部黄河边上一个名为吴家山的小山村。解放初期，兵荒马乱的战争岁月虽已结束，无休止的政治运动却才刚开始。加之十年九旱的自然环境，百废待兴，老百姓的生活异常艰辛。沿着吴家山的羊肠小道一直向北，在一个名为马沟咀的山洼里，有一个用篱笆围起来的小院子，院子里有依山而挖的两孔土窑洞，被烟熏火燎而漆黑的窑洞内壁，仿佛向人们诉说着时代的久远与沧桑。窑洞的外壁上，杂草丛生，犹如当代的山顶洞人一般。在窑洞的土炕上，坐着一对唉声叹气的中年夫妻，他们就是吴勇仓的爷爷和奶奶。此时，他们不仅为在朝鲜战场而牺牲的大儿子痛苦，也为在家的一双儿女的婚事发愁。由于家庭贫困，又无一技之长，虽然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却鲜有人提亲。特别是儿子吴根成的婚事，成了父母心中一大心病，虽曾多次托人保媒，但如石沉大海，终归均无下文。
一日中午，正当夫妻俩又为此时发愁时，邻村曾托付说媒的刘婶突然到访。二人喜出望外，急忙吩咐儿子把家里仅有的一只鸡杀掉，让女儿取出为了过年而保留的一点白面，烙饼擀面。原来，就在吴家山的对面，有一姓党的地主人家，也有一儿一女，年龄与吴家兄妹相仿，儿子党世才，从小在山上放羊时，滚下山崖，一只腿略有残疾，但却是一表人才，小学文化，聪明好学，继承父业，自学医术，擅长针灸，且暂露头角。女儿党桂芬端庄秀丽，明理识体，也是小学文化，颇具大家闺秀风范，由于成分不好，使好多欣赏者望而却步。如不嫌弃，可以换亲。即让吴家儿子吴根成和党家女儿党桂芬成亲，党家儿子党世才和吴家女儿吴金凤成亲，彩礼互免，同日成婚，一举两得。吴家父母当然一千个赞成，一万个同意。和党家虽然没有什么来往，但对党家的为人处世深表赞赏。真是柳暗花明，顿时云开雾散，对刘婶感激涕零，好话说了一大堆，让刘婶极力促成。
特别是吴家儿子吴根成，他做梦都没有想到，原来他都不敢正眼看的党桂芬，就要成为自己的媳妇了。高兴地几个夜晚睡不着觉。好像换了一个人似的，不仅讲究卫生了，也勤快了不少，使出浑身本领，把一个原本杂乱无章的家整理的井井有条，清除了杂草，在院子里的空地上也移栽了核桃、柿子等果树，妹妹也不知道从哪里要来一些花草种苗，施肥浇水，整个院子焕然一新，变化最大的还是一家人的精神面貌，一改过去愁眉苦脸为喜气洋洋。不久，在一个春光明媚的春天，山两边的吴党两家，同日为孩子完婚，了却了父母一桩心愿。
婚后，小两口夫妻恩爱，过着清贫而又快乐的日子。吴根成一有空闲，便上山挖药，防风、远志、地骨皮等，大山虽然贫穷，但大自然的馈赠样样不少。成了他们额外收入的唯一来源。婚后的第二年，便生下来儿子吴勇仓。一家人其乐融融，尤其是媳妇党桂芬，上俸下养，内贤外明，备受邻里称赞。一家人把对未来人生的梦想和期盼，都寄托在了儿子吴勇仓身上。即就是在随后的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吃过野菜，吃过树皮，都尽量让儿子少受委屈。衣服虽然破旧，却是干干净净，小脸小手粉红鲜嫩，人见人爱。这党桂芬本是地主家的女儿，不仅人生的漂亮，还是小学文化，干净利落。惹得村里的许多男人垂涎三尺，女人们则是暗生嫉妒。特别是村里几个同龄小伙，不论农闲在家，还是下地劳动，有事没事总喜欢凑到桂芬跟前，搭讪几句。有几个男人总是以桂芬为榜样，数落指责自己的妻子，“你看人家桂芬的儿子，收拾的多干净，谁见了都想抱一抱，亲一口，你看看我们的孩子，脏的像猪一样。”这女人们也不示弱，“这老话说得好，媳妇都是人家的好，孩子都是自己的好，恐怕你是想亲桂芬吧，别拿儿子做借口。儿子是猪，你就是头大公猪。”说完，便在男人腿上拧上一把，疼的男人豪豪大叫，真像猪叫一般。慢慢的，这些女人便把自家男人对桂芬的羡慕，逐步转变为对桂芬的嫉妒甚至恨了。在背地里对桂芬指指点点，什么资产阶级生活作风，伤风败俗，有指着吴勇仓说道：“地主婆的儿子，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
他从小就是被小伙伴们骂着：“地主婆的儿子”长大的，他对这个称谓憎恶至极。当他面对地主婆的母亲时，心中充满了厌恶。一次，他又因为叫他：“地主婆的儿子”和小伙伴们打了起来，他被几个伙伴压在身下，母亲见此情景，急忙过去把压在他身上的小伙伴们一个个用力拉开，摔倒在地，那一刻，他恨透了母亲，为什么自己会是她的儿子？他起身不仅没有感谢母亲，反而用力把母亲推了一把，气氛地吼道：“谁让你多管闲事？你这个地主婆！”桂芬踉跄着后退了几步，惊讶地望着他，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滚了下来。那天，父亲让他跪在地上，笤帚把无情地打在他的屁股上，这是父亲第一次打他，当笤帚把再次要落下来时，母亲用自己的身体挡住了父亲，忍痛地说道：“要打，就打我吧。”
1969年，他已经上了初中，当时正是如火如荼的文革时期。在哪个讲究出身的年代，他虽然不明白成分的真正含义，但他清楚那意味着什么。他的母亲是地主的女儿，这如同大山一样，让他在同学们面前抬不起头。一天，学校红卫兵的头，身着黄军装，腰系武装带，动员同学们要去斗地主。他非常激动，想到这不仅是对他的考验，也是他和地主婆划清界限的好机会。正当大家讨论哪里有地主时，就有同学大声说道：“勇仓他外婆家就是地主。”还没有等头发话，他就脱口而出：“我坚决同意。”说完，便随同红卫兵一起，浩浩荡荡向外婆家走去。其实，他也不知道外公外婆到底做错了什么，更不明白为什么要打到他，当外公、外婆、还有舅舅、妗子（也是姑姑），看见红卫兵进了院子，早已规规矩矩在院子里站成了一排，吓得头都不敢抬。在一阵阵的：“打到地主！”“打到牛鬼蛇神！”的口号声中，外公一家明显的听到了他们最熟悉也最响亮的那个声音。外公不由自主地微微抬头看了一眼，他分明看见了那张不知道吻过多少次的脸，他也看见了外公那惊恐而迷茫的眼神。“看什么看！”随着一声高喊，头便在外公外婆等每个人头上打了一下。接着，头走到他跟前，解下武装带递给他，其目的不言而喻。他清楚，革命考验他的时候到了。他用颤抖的手接过武装带，一边心里默默地念着：“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自己的背叛。”一边在心里嘀咕，先打谁？外公外婆年龄大了，妗子和我一样，都是出身贫农，不能打。看来只有打舅舅了。还有怎么打？打轻了，他们会说我立场不坚定，打重了，怎么下得去手？而且不能迟疑，必须速战速决。否则，他们会看出破绽。他走到舅舅身后，闭上眼睛，高呼一声：“打到地主！”便抡起皮带。。。。就在此时，所有的一幕被急忙赶回家的他的母亲看到了，便不顾一切的冲了过去，用自己的身体挡在哥哥的面前。而落下的皮带金属扣，不偏不倚正好打在了母亲的额头，献血立刻浸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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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从那以后，那个场面就想刀刻一样，留在了他的脑海里，永远无法释怀。一连几个星期，不敢回家，他都以学习太忙为由，让父亲把干粮送到学校里。等他再次回家的时候，已是一个月之后。母亲显然没有把真相告诉父亲，只是说自己上山时不小心跌倒的。她已经不再迁怒于自己的儿子，而他却不能在心里原谅自己。他不敢叫母亲，更不愿面对母亲额头上的那道伤疤。只是看见母亲好像一下子苍老了许多，但还是一如既往地为他准备好上学的干粮，洗净衣服，默默地迎他回家，送他出门。。。。
到了七十年代初期，他已经高中毕业了，单纯而狂热的学生时代已经结束，真正的人生才刚刚开始。那一段时间，是他最迷茫、最低落的时期。一起上学的大队书记的儿子，已经在小学当了民办教师，和自己最要好的同村同学二狗，也借他舅舅的关系，已经在社办企业成了一名合同工。而他，和他的父辈一样，面朝黄土背朝天，把太阳从东山背到西山，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清楚的记得，在高中毕业时的表决心班会上，当他发言谈到自己的理想，说道“我要一颗红心，两种准备，我是革命的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时刻准备着，接受党和人民的挑选”时，班主任老师当场批评道：“什么一颗红心两种准备，现在，城里的学生都要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而我们农村的学生，只有一种选择，就是一颗红心，铁心务农。说什么你是革命的一块砖，我们就是一头牛，在农村广阔而大有作为的土地上默默耕耘。”他常常躺在山坡上，望着天空发呆，难道就这样永远呆在农村，过着和父辈们一样一眼就能望到头的日子吗？他不甘心，为什么偏偏让我住在这个地方，偏偏让我生在这个家里，偏偏遇上这样一个时代，这么多的偏偏集中在一起，压的他痛不欲生又无可奈何。可又能怎么样呢？他常常望着弯弯曲曲的山间小道，幻想着如果有一天，自己能走出大山，去看看外边的世界，他一定要做出一番成就，让那些看不起自己的人刮目相看。在这期间，爷爷奶奶相继去世，妹妹也早已辍学在家。父亲为了供自己上学，去社办煤矿当了一名挖煤工。人生的车轮似乎又转了一个轮回，停在了原地。原来爷爷奶奶为了父亲和姑姑的婚事熬煎，现在父母又为了他和妹妹的前途发愁。
这年秋天，一年一度的征兵工作开始了，这是农村青年改变命运的唯一出路。他很早就报了名，多少次梦想着自己已经成为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身穿四个兜的军干服，手握冲锋枪，脚蹬黑皮鞋，到了部队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先照一张威风凛凛的照片，寄给母亲。但在随后的体检和政审时都没有过关。原来，他从小就患有一种病，一哭一闹或者用力时，大腿根部右侧就会出现一个大包，后来经过医生检查，属于“先天性疝气。”可在那时候，一家人勉强糊口，也不是什么急病，一直没有治疗，拖延至今，体检的医生告诉他，这种病不仅当兵不行，也不能参加重体力劳动。另外，外公家的地主成分，使他在